内容提要 伊恩·班克斯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苏格兰跨界作家，兼具主流小说作家和科幻小说作家的双重身份。在主流小说中，他通过暴力惊悚情节的描写以及人物双重身份的设置，对道德、人性以及个人身份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探讨；在科幻小说“文明”系列中则通过对外星种族的战争叙事表达了自己的道德和政治诉求。他还在小说中进行多文体跨界创作，尝试打破各文体之间的传统界限。作为苏格兰文学的一部分，班克斯的小说具有明显的苏格兰元素，但又突破其限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关键词 伊恩·班克斯  跨界  主流小说  科幻小说  文体  

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可以说是最具创造力、最富实验性和想象力的当代苏格兰作家之一。自1984年凭借其处女座《捕蜂器》（The Wasp Factory）一举成名以来，班克斯先后出版了近三十部小说和两本故事集，并多次入围各大文学奖项，在2008年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以来最伟大的五十位英国作家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在小说《采石场》（The Quarry, 2013）即将问世之际，年仅五十九岁的班克斯罹患癌症，于2013年6月溘然长逝，一颗文学之星黯然陨落。 

班克斯是一位典型的跨界作家，他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一直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主流小说家伊恩•班克斯，又是科幻小说家伊恩•M•班克斯。班克斯早年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在中学时期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他尤其偏爱科幻题材，决心在三十岁之前出版他的第一部科幻作品。但在几次无果的尝试之后，他放弃了以科幻小说作为突破口的想法，转而创作主流小说，以期获得更多的出版机会。《捕蜂器》就是妥协之下的产物。虽然这部小说从完稿到发表历时四年之久，但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且以一种令人不安和震惊的方式闯入了当代英国主流小说界，引起了批评家的广泛关注。 

小说讲述了十六岁的弗兰克因为父亲的专制和幼年时生殖器受损，导致心理扭曲，成长为一个崇拜图腾、虐杀动物、暗害同伴的残暴少年。令读者意想不到的是，故事在结尾处突然反转，原先的“少年”弗兰克竟是“少女”弗兰西斯，她的父亲只不过拿她在做一个实验而已。书中几乎无处不在的暴力和时常令人作呕的情节让批评者们斥其为“垃圾”、“笑话”，《爱尔兰时报》指责其为“史无前例的低俗堕落”，《每日快报》则警告胆小的读者“千万别碰《捕蜂器》”。[①] 另一方面，赞誉者则认为这部作品凝结了力量和创新，令人手不释卷。《独立报》将其列为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佳小说之一。然而，无论评论家的观点如何相左，毫无疑问的是，这部小说已经成为文学界一部不容忽视的作品。 

《捕蜂器》之后，班克斯又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主流小说，它们大多沿袭了《捕蜂器》的主题与特点，用惊悚怪诞的情节讲述死亡与成长，其中最为成功的是《乌鸦公路》（The Crow Road，1992）和《同谋》（Complicity，1993）。与《捕蜂器》一样，《乌鸦公路》也是一部成长小说。年轻的普伦蒂斯·迈克赫恩可以说是诸事不顺：学业不佳，与父亲疏远，虽有爱人却只是单恋。机缘巧合之下，普伦蒂斯发现了失踪八年的叔叔留下的小说《乌鸦公路》的手稿，并被其内容所吸引，决心解开谜团。在此过程中，他对家人、爱情以及周遭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捕蜂器》中弥漫的哥特式恐怖不同，《乌鸦公路》充满了愉悦的温情与诙谐的黑色幽默。班克斯擅长的嵌套叙事和时空变换等手法在本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同谋》则重启了班克斯在《捕蜂器》中的恐怖死亡与寻找自我的双重结构模式。一方面，记者卡梅伦·考利发现自己卷入了一桩精心策划的暴力连环杀人案，被害者恰好与他多年前在一篇社论中声讨的大财阀和右翼政客的名单一模一样。于是，考利受到警方的怀疑，但最终洗刷了清白。另一方面，考利抽烟、酗酒、吸毒、偷情，打游戏，过着放荡颓废的生活，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他重新忆起失落的少年时光，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一连串事件中的责任。与故事的双重叙事结构对应的是双重叙事人称：从考利的视角进行叙述时，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而在描述谋杀过程时，则采用第二人称“你”，让读者有“同谋”之感。 

班克斯的小说有许多特点，但暴力显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标签。而且他一反大多数作家侧重描写暴力受害者的传统，几乎完全着力于对施暴者内心、尤其是施暴场景的详细描述，这也是班克斯屡遭批评家诟病的重要原因。一些评论家认为，班克斯这种“恐怖录像片”式的描写其实是模仿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和低俗恐怖小说，纯粹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有炒作之嫌。也有一些评论家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对暴力场景的描写恰恰是班克斯作品的力量所在，从本质上看，暴力实际上反映的是对人类与魔鬼、人性与兽性关系的深刻探讨。班克斯本人就此问题回答采访者时说：“他们是施暴者，他们选择恶意伤人，这使得他们不同于常人，值得去研究……了解这些选择暴力伤害他人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同这些人打交道，而且作为整个社会，最终改变或预防这些人。”[②]  

人物角色的双重性也是班克斯小说的主要特点之一。在《捕蜂器》中，弗兰克有着亦男亦女的双重性别；在《桥》（The Bridge, 1986）中，约翰·奥尔陷于现实与虚幻的双重人生；在《爱斯佩达尔街》（Espedair Street, 1987）中，蜚声国际的摇滚明星丹尼尔·威尔却假称自己是个教堂看门人，过着纸醉金迷与平凡朴实的双重生活；在《运河旅梦》（Canal Dreams, 1989）中，女主人公小野田久子兼具了大提琴手和杀手的双重身份。对双重性的偏爱和表达与作者的苏格兰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地理上，苏格兰有高地和低地之分；在语言上，有苏格兰语、盖尔语和英语的差别；在宗教上，则有新教与天主教的派别斗争；在政治上，又有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对抗。这些既统一又独立的因素促成了苏格兰人性格中强烈的矛盾、分裂和二元双重特性。这种特性还体现在小说中身处现代都市的人物对苏格兰历史的探寻上——只有深入地感知和理解历史，才能定位自我身份，找到完整的自己。在《乌鸦公路》中，普伦蒂斯在父亲的引导下，感受到了如二十五亿年来屹立不倒的岩石般古老的苏格兰。在《爱斯佩达尔街》中，威尔则选择逃离到高地地区去寻找历史，寻找另一个自我。 

获得主流小说界认可的班克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幻梦想，他在1987年出版了第一部科幻小说《菲尼基启示录》（Consider Phlebas），由此开启了太空歌剧——“文明”系列（Culture Novels）的序曲，向读者展现他的跨界创作才华。与描写当代现实社会的主流小说不同，科幻小说具有几乎不受现实社会拘束的特点，这无疑解放了班克斯的想象力，赋予他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而主流文学的创作经历则帮助他在科幻小说的人物刻画，叙事结构以及主题深度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系列小说的陆续出版，班克斯多次获得英国科幻协会奖等奖项，并在2005年凭借《代数学家》（The Algebraist, 2004）获得雨果奖提名，奠定了自己在国际科幻小说界的地位。 

在共计十本的“文明”系列中，班克斯以惊人的缜密思维构建了一个名为“文明”的星际乌托邦社会，并以“文明”与“伊狄兰”两个种族之间漫长的战争为背景展开了宏伟的太空叙事。“文明”可以说是理想社会的典范：人人平等，社会稳定，物质充裕，几乎可以满足社会成员的一切需求，包括免受疾病的困扰和死亡的恐惧。班克斯之所以创造出这样一个完美的乌托邦社会，一方面是对当时流行的反乌托邦科幻小说的一个有意识的反拨，另一方面也是借此表达自己的道德和政治诉求。在谈到选择太空歌剧而非当时流行的赛伯朋克（Cyberpunk）作为创作形式时，班克斯说：“英国的东西[科幻小说]大多有点儿悲观色彩，美国的又过于右翼化”，[③] 而“太空歌剧能体现出道德高点，我希望能为左派夺回它。”[④] 在班克斯看来，“文明”是“人类在克服所有蠢行之后所能到达的乐土”，它赞美人的智慧、同情心、宽容和至公无私，反对贪婪、排外心理和自私自利。他把“文明”设计为一个拥有超级武器的共产社会，借此否定对自由市场以及利己主义的崇拜。作为一名自觉的苏格兰左翼作家，他实际上也是借着“文明”这一乌托邦社会来指责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认为正是这群人将利己主义从罪恶吹捧为美德，将贪婪置于万事之首，最终导致了目前的经济困境。[⑤]  

班克斯不仅在主流小说和科幻小说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在多种文体之间的跨界也游刃有余。他经常在一部小说中实验性地混用多种文体，并且尝试打破各文体之间的传统界限。英国学者汤姆•奈恩（Thom Nairn）认为，“班克斯作品的杂糅特点反映出他在各种文体之间的挥洒自如，混合了不同的创作技巧。”[⑥] 在《捕蜂器》中，班克斯成功地将哥特小说特有的暴力和恐怖植入了一部成长小说，同时将通常只存在于假想空间中的哥特情节置于苏格兰一个真实的家庭生活中，颠覆了读者对哥特小说的传统认知。在《如履玻璃》（Walking on Glass, 1985）和《桥》（The Bridge, 1986）中，班克斯则通过多线叙述的手法将传统的社会风俗小说与科幻小说糅合在一起，探讨真实与虚幻的关系。《桥》甚至一度被视为一部科幻小说，对此，班克斯说：“它曾被当作一本科幻小说，尽管它不是作为科幻小说出版的。显然，他脱离现实的程度已经介于科幻小说的边缘。小说中有一两处科幻部分。”[⑦] 最为典型的多文体跨界小说当属《乌鸦公路》。班克斯在这部小说中吸纳了恐怖小说、侦破小说、爱情小说和奇幻小说中的一些流行元素，使其突破了传统主流小说的限制，在探讨严肃主题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 

班克斯的主流小说大多以苏格兰为背景，或者以苏格兰人为主要人物，而他本人又是苏格兰独立的坚定倡导者和支持者，因此将他的小说归类为苏格兰小说并不为过。但与许多其他苏格兰当代主流作家相比，他的作品在书写苏格兰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时往往民族特性不那么鲜明和强烈，苏格兰和苏格兰人在他的笔下更像是后工业时代整个人类社会的缩影。班克斯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拒绝将自己的作品简单划归为苏格兰小说。他说，“我对苏格兰文学所知不多，因此我不敢轻易地说‘是的，我是这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我是英语文学的一部分。相比之下，《第二十二条军规》、《恐惧拉斯维加斯》、《铁皮鼓》和卡夫卡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苏格兰文学，除了《兰纳克》之外。” [⑧] 班克斯曾在自己唯一的一部纪实作品《无水酒精：寻找那完美的一口酒》（Raw Spirit：In Search of the Perfect Dram, 2003）的结尾处，总结了苏格兰威士忌的特点——“能够接受和混合外来的独到风味，从而让自身和其它风味都得到提升”，[⑨] 而恰恰是原始的苏格兰口感与外来风味混合而成的佳酿，才让他念念不忘。显然，他对威士忌的这番见解也道出了自己作品的风格与特色。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苏格兰小说研究”（13BWW04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