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顺从的人》法文版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于2017年2月7日患脑神经变性逝世，享年77岁。《费加罗报》《解放报》和《影视综艺》等法国媒体按他2016年秋发表的新著《不顺从的人》称他为一个“不顺从的人文主义者”，终生关注人的“独立自主”，不为“善”与“恶”的概念所拘，勇于摆脱窠臼，自由思索，不断探求文学相异性的路途。
茨维坦·托多洛夫曾以法国新文论弄潮儿的身份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西方文坛崭露头角。他跟罗兰·巴特和钱拉·热奈特一道大论是弘，形成“结构主义分析”深层理论的“三位一体”，显赫一时。孰料，罗兰·巴特仙逝后，他突然于2007年发表《文学的危殆》，自相违背，给亲身参与的“新文论”贴上“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主义”三段式标签，为结构主义在法国科研与教育界的专制敲响丧钟。对此，评论界所执各殊，卫道的雅克-彼埃尔·阿迈特斥责他身为符号学“非同小可的人物”、《诗学》丛刊上显赫的辩护士，居然“揭竿起义”，充当起“出殡哭丧妇”的角色，行为荒诞，是“言可非之事以为说”。
如今，托多洛夫已去，报界为斯人唱挽歌，认定他是个融入“自由社会”且有所创见的典范。他本为斯拉夫血统的保加利亚人，投入西方怀抱，成功转型为拉丁秀士，其幻术当属奥维德的稀奇变形神话。与他的同胞或曰先辈伊凡·伐佐夫、波特夫和瓦普察洛夫相映照，托多洛夫显然更倾向于在当代选取“适者生存”的法则，择良木而栖，以酬弘愿。
托多洛夫1939年生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少年时代他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后又接触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的小说，对法国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他同时也读了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卡夫卡的作品，拓展视野。1956年，托多洛夫进入索非亚大学，以文学为志向，相信这一途径能够“帮助一个人认识世界，丰富生活”。他向往西方的自由，在他眼中，巴黎是一个“自由交流的天地，无与伦比，充分体现法兰西特征，令人憧憬”。
1963年，托多洛夫如愿抵达巴黎求学，于1967年进入巴黎国家科研中心，取得法国国籍，后当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艺术与语言中心主任，跟钱拉·热奈特共同创办《诗学》杂志，跻身六角国的文化精英界。他涉猎历史研究，加入列维·斯特劳斯的哲理与人类学阵营，陆续发表了40余部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宣扬个体自治的理念，既反对专制极权的意识形态，又不赞成极端自由主义，尤其警惕革命乌托邦的诱惑。作品主要有引进20世纪初俄罗斯形式主义流派的《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选》《历史的伦理》《面对绝境，集中营里的精神生活》《普通生活，人的社会性考量》《恶名善诱》《艺术与生活，伦勃朗状况》和《民主的隐秘之敌》，尤其是《结构主义诗论》《散文诗学》《批评之批评》《象征主义与阐述》《对话本体论》和《奇幻文学》；后一部文论分析了对卡佐特、波托基、雅利耶·德·里拉唐、纳荷华和莫泊桑奇幻的感知，颇有新意，较早在法国文苑赢得了不小的学术声誉。他的学术著作迄今已被译成25种文字，在世界范围传播。
托多洛夫曾数度抽闲返回故国“旅游”，1981年发表《保加利亚游记》，对至今“还在受苦受难”的同胞流露怜悯，哀叹：“我在法国受了33年的陶冶，精神面貌全非，令他们对我的人格格外陌生。各自的生活使然， 我只得佯作不见”。这位在西方发迹的贵人还乡，乍陷始料不及的逆境，难免显出一副窘态。抑或，此翁保有些许“斯拉夫情结”，故不完全像一般所称，变成一个在价值观上“归顺西方”的人。他毕竟还“合而不同”，甚至敢抒己见。
更为明显的是，他忤逆当年法国主导潮流，公开抨击1999年北约干涉南斯拉夫，悍然发动科索沃战争的侵略行径。对此，托多洛夫跟雷吉斯·德伯雷一样，不怕被气焰嚣张的贝尔纳-亨利·雷维之流孤立，鼓起勇气质疑北约进行的是一场“人道战争”。托多洛夫声称：“这是一个可怕的字眼。更引起我反感的，是它竟出自瓦茨拉夫·哈维尔这一位反极权主义猛士之笔。他奢谈‘道德战争’和‘人道炸弹’，岂非奇谈怪论！即使存在正义战争，炸弹总是残忍的。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强调制止一场种族大屠杀的战争是正当的。但我们今天知道，这并非科索沃的情况。不应该再相信，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酿成悲剧。应该干预，但不能自认为有权支配全世界的命运。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权国度’，尽管我们对这个辞令不敢恭维。以行善名义干涉，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19世纪的殖民征服也正是打着维护人权幌子干下的勾当。”
托多洛夫进一步指出：“北约在南斯拉夫发动的战争，向我揭示一种新迹象：民主国家也可能出现近似极权国家的其他偏离举动……我对民主的一些演化更抱怀疑态度。原则上，民主并非一种拯救理论，不能允诺地上天堂的降临。民主制无意引导一国臣民走向完善，也可能傲慢过激，尤其在得势之时”。他具体举例说：“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恶果至今还在影响着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西方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战争几乎自此不断，从南斯拉夫到乌克兰，从阿富汗到叙利亚，从马里到科特迪瓦。法国和联合王国两个老殖民帝国运动其中。在法国，新保守主义主张被左右两翼一同接受。”
十分明显，托多洛夫将矛头直指弗朗索瓦·勒维尔、贝纳尔·库什奈和贝纳尔-亨利·雷维一伙“人权斗士”倡导、在法国舆论界占据上风的“人道干预”论，反对法国冲在美国前面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托多洛夫的同行，意大利符号学大师翁贝托·艾柯生前曾告诫欧洲知识分子，让他们在意识到“自己已无济于事时，最好保持沉默”。然而，托多洛夫并不认可艾柯研究出的语言规范“符号”，不那么甘于寂寞。他不但发表《文学的危殆》，在文论战线“起义”，而且对他自己和妻子南茜·哈斯顿一同自愿融入的法国社会制度不乏微词。菲利普·杜鲁在《解放报》上撰文，称他是“一个总想说‘不’，要对潜在危险发出警示的当代人文主义者”。在这方面，《廉洁》杂志发表专论，述及逝者生前最后10年对“法国民主”论题的深刻思考。托多洛夫说道：“今天在法国，议会服务于政府和共和国总统。立法与行政之间既无分离，也不平衡。政治干预，法官服从政府决定，威胁到了司法独立（预审法官被取消）。一出影响大的社会事件，就炒作公众情绪，要求修正法律，向强硬方向变动。这类由一种权力蚕食其他一切的现象，终归还算传统，近年来又增加了一切政治权力都屈从于经济势力的危险”。他尖锐批评新自由主义，提出“极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今天影响着广大民众，其信徒建立起强效网络则更为可怕。这一意识形态与传统的自由主义形成对立，严重妨碍自由企业，如同在向着古拉格迈步。人们将之约简为经济需要，被看成自足个体。公共的、甚至社会的财产都被当作不切实际的空想。在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着极端自由的搏斗。现时极右翼也正是如此这般反对移民和穆斯林。无限制的经济自由要求全面的自由表达，尤其是肆意排外。当然，自由是宝贵的价值，但在掌权人手里就变成了压迫的渊薮。狐狸自由进出鸡舍，意味着母鸡的死亡。多数剥削或歧视少数，绝没有什么光彩”。
他接着联系法国当前社会实际，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人们感到，政治阶级的成员均系在宫廷培养，留在同一些圈子和派别中，不论在哪个党里，皆沆瀣一气，只是不能跟国民对话。黎民百姓听不懂他们晦涩的辞令，全盘唾弃。种族内婚繁衍，这类令人难以置信的木头语言继续流传下去，民粹偏离必将日益严重”。托多洛夫针砭法国当今社会的弊病，将其根源归咎于制度。他强调：“视极权主义为邪恶帝国，并不意味着民主就是善的王国。民主披上良善外衣，祸患则潜伏其中”。因为，如果视民主为“善”，那么善的诱惑是危险的，托多洛夫从而提出要“抵制善的诱惑”：“诚实地说，民主本身会发生偏离，导致悲剧”。
他坦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柏林墙倒塌后，实施新的进攻型政策。他们所声称的目标是“促进重大的民主价值和人权”。但具体可见的惟一结局，却是这些国家强化了自己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如此行事，他们危险地接近了耻辱的极权主义功利实践。“反人类的滔天罪恶都是以道德和人道的名义犯下的”。托多洛夫批评美国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在1945年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重申“不道德的深重罪孽总打着道德的幌子，故而是邪恶的道德。人们跟与吾等有共同世界观者讲道德，而和他人则不然。我赞同德勒兹和拉康给邪恶下的定义，即生活在没有他者境界的人属于反常”。他断言，使用暴力强行施善的意志，乃是极权主义祸患的源泉。正如俄罗斯作家、极权主义受害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在其二战小说《生存与命运》中所云：“黎明时分，老幼丧生，血流遍地”。由此，他主张关心个人福祉，对把“为了人类”工具化深恶痛绝。
基于这一原则，他觉得法国避而不谈自己昔日的殖民主义历史十分不正常，向报界坦率表示：“我无意给法国的殖民主义历史描绘一个单色图像。可是，许多文献流露出对当年‘土著’的一种极度蔑视。然而，法国的殖民冒险并不只涉及一代人，而是绵延了150年，在人们的心态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对之保持沉默，似乎是民族意识上的一个空白，应该将之列进中学的必修课程。”这里，托多洛夫对法国社会的敏感问题直言不讳，表露他性情耿直。
说到性情，托多洛夫是一个为人谦和的君子。2000年，女记者卡特琳那·鲍特万在对他的专访辑录里写道：“托多洛夫是一个思想温和的智者，具有惊人的毅力。清廉自持，非同一般”。他的同僚、现任《书林》杂志主编奥列维·波斯泰尔-维奈回忆：“他乐意到编辑部，每两周来开一次编辑会议，不引人注目地找个位置坐下，参加辩论时从不提高声调，丝毫没有过激情绪”。
托多洛夫一生为人朴实无华，虽受种种非难，但总靠自身的语言才华和勤奋写作，在瓦斧雷鸣的时代，登上了法国学术研究的顶峰，却仿效罗曼·嘉里的谦卑，坚持不懈地寻求人与人的相逢对话，消除偏见。“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留下这般清泠泠的文学潮音，让友人追怀。他的女儿在巴黎向法新社宣布，今年3月1日，弗拉玛里翁书局将要出版故人的遗作《艺术家的成就》（Le Triomphe de l’artiste），《世界报》称之为“文学的尾声”，不免令读者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