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七年十月十一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不少热心看家再次“跌破眼镜”，就连莱辛本人也颇感意外。的确，三十多年来不断获得提名，却总是有惊无喜，难免让人产生“期待疲劳”。莱辛调侃说，此番有幸能成为诺奖最高龄的获奖者，大概是因为评委们看她老得随时可能“归西”，再不给就没机会了。

 

　　莱辛从一九五0年发表处女作《青草在歌唱》，到获奖前出版长篇新作《裂缝》，共创作有长篇小说二十余部，短篇小说近百篇，还有散文、诗歌、游记、演讲、自传、评论和戏剧数集，可说是少见的高龄多产。

莱辛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题材广泛，主题丰富，形式多样，涉及到社会、政治、文化、科技、情感、婚姻等诸多论题，为她赢得广泛声誉。作为英国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她荣获过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学奖项，并多次获得布克奖的提名。这次终于成为诺奖的第十一位女得主，可谓是名至实归。

 

　　转眼已是岁末年初，诺贝尔奖的盛大颁奖晚会业已结束，莱辛终因身体病弱未能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两个多月来她的“意外”获奖所引发的兴奋渐已淡去，细细盘点国内大小报刊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对于这位八十八岁的“祖母级”大作家，我们到底该知道些什么呢？

 

 

　　莱辛早年的生活动荡而曲折。她一九一九年生在波斯（今伊朗），父母都是英国人。父亲原是英国银行职员，一战退役后因不堪承受痛苦的战争回忆，携妻移居波斯，在帝国银行工作。莱辛五岁时，父母再次迁居英属殖民地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开垦农场以求致富。虽然父亲的农场和淘金梦均告破灭，母亲一生也历尽苦辛、饱经沧桑，但非洲生活对莱辛的性格形成却起到了重要作用，那里的风土人情也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少女莱辛倔强而叛逆，向与母亲不和。她在《自大莽撞的女儿》一文中回忆说，女儿多丽丝永远是让母亲头疼的、惹是生非的祸根，弟弟哈里才是母亲的最爱。在莱辛那个年代，女孩子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反抗专制，革命的号角从家庭吹响。摆脱父母、寻求独立成为最紧要的任务。莱辛说：“对父母，我们要在各个方面，每时每刻加以抵抗，不是因为他们是反动的（这简直不用说），而是因[1]为他们要替我们决定生活。来自旧世纪的暴君父亲已被打倒，但是他们被母亲所取代，她们是感情的暴君。我认识的所有女孩都和她们的母亲不和。我们要与她们斗争：她们是榨取我们生活的吸血鬼。”十四岁的莱辛就已经意识到，为了不重蹈母亲那辈人的覆辙，仅有口号和意志是不够的。于是在地狱般的学校里饱受煎熬之后，莱辛毅然离家，前往首都索尔兹伯里寻求独立去了。她先后做过保姆、接线生和速记员，十九岁时嫁给了大她十岁的弗兰克·威兹德姆。然而四年之后，这位已经生下一双儿女的叛逆新女性，又因担心丧失自我、成为“怨妇”，再次选择离开了家庭。莱辛后来回忆说，“整整一代女人，一旦生了孩子，自己的生命就仿佛停止了似的。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变得神经质，因为她们的现实生活和学校教育的理想反差太大了。”

 

　　莱辛的离异多少受到了当时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她不甘落后时代大潮，积极投身左翼运动，加入左派读书俱乐部。莱辛和她的同志们都热切地相信二次大战结束后，全世界都将自愿地选择共产主义，国家将渐次消亡，全人类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那时将没有贫困、没有痛苦、没有不公正，一切的丑恶都将消失。热血女青年多丽丝在运动中结识了来自德国的流亡共产党员戈特弗里德·莱辛，很快成为他的妻子，并以她接踵而至的儿子彼得令父母瞠目结舌。他们实在无法理解她当时离开弗兰克的理由是为了寻求独立、摆脱家庭束缚。

 

　　莱辛的第二次婚姻也只维持了四年。一九四九年，而立之年的莱辛去国离乡，携幼子彼得移居伦敦。行囊中的《青草在歌唱》帮她叩开了英国文坛的大门，随后发表的短篇小说集《这是老酋长的家乡》和《故事五篇》，也多是来自非洲的新鲜故事，并带有自传色彩。《野草在歌唱》以非洲农庄中一位黑人男仆杀死白人女主人的案件为主线，不仅向英国读者展现了种族隔离下的生活现状，更为重要地是细致刻画了普通白人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在婚姻中的压抑心理。尤为可贵的是，莱辛的非洲故事一反以吉卜林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并没有以征服者的眼光把非洲大陆当作白人猎奇的对象，而是冷静客观地描写了非洲黑人的现实，对他们的品格和生活表现出真诚和敬意。

 

　　我国一九五六年翻译出版的《高原牛的家》（《译文》二月号，董秋斯译）和《渴望》（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解步武译），都选自《故事五篇》。《野草在歌唱》（（王蕾译））也于同年出版。若想到彼时莱辛在英国文坛刚刚扬名，我国的译介可谓相当及时，这大概和莱辛的左翼进步背景不无关系，无疑也是受到了当时苏联批评界的影响。这三部小说都是以非洲生活为背景，《渴望》的主人公还是一位期盼城市新生活的黑人青年。译者们都程度不同地引用了前苏联批评家维·弗拉季米洛娃的评论，称莱辛“抗议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是一位“不屈不挠追求理想的艺术家”。

 

　　莱辛的非洲故事不仅有异域风情的瑰丽壮美，如《草原日出》；也有种族关系的曲折幽微，如《高原牛的家》；更有以非洲为背景的成长故事，本期《世界文学》中所选的《放逐的滋味》就是描写少女情窦初开的精致之作。

 

　　这个短篇就像一幕电影，很多场景令人难忘。先是母亲五彩斑斓的蔬菜园子，那里有“高高的、白白的芦苇秆子将园地围作了一圈。肥美的田土，有着巧克力的深褐色，上面撒着点点的翡翠绿。宛若水泡浮在田土上的，是白色的花椰菜，若说像珠宝琳琅的，那就数圆滚滚的紫茄子，一树一树的红番茄了。沿着篱笆的内墙排开的是柠檬树、木瓜树、香蕉树，远望去，树上金黄的果实，就像是绣在绿底子上的各式花样。”

 

　　接着是盛夏非洲的太阳，明晃晃的照着。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情思萌动，爱上了从小长大的伙伴威廉，一粒红石榴成了她梦想的象征。她每日“都会去石榴树那里，躺在底下，守望着小枝上那粒黄果子慢慢地成熟。……石榴果在不断地生长。现在，它带有青铜色的黄壳上，开始显出了几道淡淡的锈痕。壳依然很薄，很软，里头的籽粒胀大了，将壳撑了起来。整粒果实看起来圆鼓鼓的，有一道一道的突起，像是胀满了奶水的乳房。枝条和果实相连的地方，是曾经护着骨朵的花托，边上的萼片依然是青绿的。不久萼片开始干硬起来，缩成了铁灰色的棘刺。”

 

　　最后是小女孩终于等来威廉的心碎场景。面对那粒成熟的石榴，威廉毫不在意，甚至粗鲁地挥棒击碎了它，“石榴果向天上飞了出去，在半空中爆开了，绯红的籽粒，发酵的汁水，黑色的蚂蚁，射溅得四处都是。石榴壳裂成了两半，落在了我的脚下，壳里空空的，洁白的内皮里染了淡红的汁水。”

 

　　这一幕可谓动人心魄，莱辛用景物烘托人物心理的技术可谓炉火纯青。但更妙的还在结尾一段：回到家中，小女孩抢在威廉前面，用满不在乎的轻快语调告诉妈妈，“那不是什么好果子，还招了一群的蚂蚁。要早些时候摘下来就好了。”一个梦想破灭的伤感故事就这么戛然而止，不留一丝滥情的空间。这大概就是英国小说特有的内敛和克制。

 

　　《放飞》讲的是一位老外公不舍外孙女长大离家的故事。莱辛把老人的两次流泪，还有结尾时外孙女的泪水，都写得波澜不惊，却细腻感人。

 

　　莱辛来自非洲的“歌唱”让她一鸣惊人，十年后出版的《金色笔记》则将她带入另一场运动的漩涡。

 

 

　　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发表于一九六二年，正值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兴起。小说因其对女性独立意识及困境的真实描述而成为女权主义的必读书，与西蒙·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和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齐名。莱辛无可选择地成为六十年代自由女性的代表，就连诺贝尔委员会也称她为“女性经验的史诗性作者。”

 

　　然而莱辛本人却十分警惕对她作品的简单归类，更不喜欢“女权”这顶桂冠，她一再表示《金色笔记》既不是“妇女解放的号角”，也不是“两性战争的有力武器”。就是在接受诺贝尔网站主编的采访时，她也暗示称她为“女性经验的史诗性作者”并不准确。

 

　　莱辛说，“《金色笔记》并没有马上变成‘妇女运动的圣经’。这是后来一个又一个国家对这本书的描述。当时英国和美国的评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尖酸、苛刻、充满敌意。”甚至有评论家认为这本书糟透了，也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小说那有趣的结构。

 

　　对于莱辛而言，《金色笔记》所揭示的深刻庞杂的主题远远超越了女性经验的表述，在《金色笔记》的再版序言里，她也明确表示此书的主题是关于“崩溃”的，“就是说当人们精神崩溃时，这也是一个自我医治，一个内在自我释放矛盾，消除分裂的过程……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中心主题。”笼统地讲，《金色笔记》探讨的是个人、集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在分崩离析的社会中如何保持精神的健全与人格的完整、如何理解个人本质与生存意义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关于一个名叫安娜的女作家如何克服写作障碍，战胜精神崩溃，从心理分裂走向心灵整合的故事。

 

　　《金色笔记》体现了莱辛独具匠心的主题与结构的契合。小说以安娜创作的小说《自由女性》为主线，约占全书五分之一，中间分别穿插着她的黑、红、黄、蓝四本笔记。黑色笔记讲述她早年在非洲的生活和她的畅销小说出版后的情况；红色笔记主要记录她的政治活动以及对此产生的困惑和幻灭；黄色笔记是她创作中的新小说《违禁的爱情》；蓝色笔记则是她日常私人生活的真实记录。四本笔记最后合为一本“金色笔记”，记录了安娜从分裂回归完整的精神重生过程。分述的笔记象征着安娜分裂的内心世界，合四为一的金色笔记又代表着她走向整合的精神状态，小说的内容与形式在此便达到高度的统一。莱辛在再版序言中也说，“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此书的结构自己做评，是一种无言的表述，通过结构方式来说话。”

 

　　莱辛在其自传第二卷《走在阴影下》中，也详细交代了《金色笔记》的写作背景是因为“我确实处于十字路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仿佛置身于熔炉之中，准备被重新铸造。我对此一清二楚。首先，我认定，从现在起，我的感情生活与以往将全然不同。其次是政治上的原因。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共产主义在瓦解。我的周围，人们的思想在变化，精神在崩溃。……我需要一个框架，需要一种形式。这个框架，这种形式应该可以表述‘极端的划分’，及其崩溃。”

 

　　虽然莱辛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写实性的，甚至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但它们并不像奥斯丁或狄更斯那样的传统写实，平铺直叙，而是写实与实验兼容并蓄，这也是战后英国小说的一大特色。还在写作《暴力的儿女们》五部曲（1952-1969）时，莱辛就已开始尝试实验，她在第四部《被陆地包围》中放弃全知叙述，在结尾处还使用了日记的片段。在第五部《四门城》中，则完全用预言、神话和科幻替代了写实叙述。最广为称道的便是她在《金色笔记》中所采取的结构形式创新，使其成为写实与实验完美结合的典范。

 

 

　　写于六十年代的《金色笔记》是莱辛承前启后的作品，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她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作品也多是以文明的解体、社会的崩溃乃至地球的毁灭为题材。但有趣的是她的表现形式却有了突出的变化，转而以科幻和预言为主，如创作于一九七一年的“心理空间”小说《堕入地狱简况》，一九七九—一九八三年的“外层空间”五部曲《南船座的老人星：档案》，一九九九年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和二00七年的《裂缝》等。

 

　　但是正如莱辛的写实作品不乏形式创新，她的科幻预言小说也充满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莱辛曾说，“最好的科幻预言小说都是社会小说”。这是英国文学的又一伟大传统，是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传统。《南船座的老人星》虽然发生在虚构的外层空间，但是来自显贵第三区的女王艾尔-伊丝下嫁给第四区国王本-阿塔，并对落后的第四区进行改革的故事（见第二部《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却明显地影射着现实中的殖民行为或大国霸行。

 

　　被誉为“预言史诗”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虽然以虚构的艾弗里克王国（喻指非洲）为背景，讲述几千年后新冰河世纪的故事，但莱辛在她首次与读者的网络见面会上说，她并没有把小说看作是非现实的。故事开始是以很严重的干旱为背景的，但非洲人民就不会把它当作虚构。莱辛早年在津巴布韦就曾饱受干旱之苦。女人们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步行四五英里去一个井里打水，用一个桶装回来做饭，根本就没有洗漱用水，这就是可怕的干旱，就是她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描述的事实。可怕的贫困和人们的痛苦挣扎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她的新作《裂缝》虽然虚构了一个创世时期如伊甸园般的海边部落，最初生活着完全是女性的克拉夫特人。但在后期的社会发展中，女人与男人如何共生共存，性别差异如何影响生活的每个方面，依然表现出莱辛一贯的现实关注。

 

 

　　莱辛是个极为勤奋的作家，几乎年年都有新作问世，创作风格和手法也在不断变化。莱辛还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有道德担当的作家。她关注国计民生，富有政治热情，早在五十年代就对原子弹核问题表示忧虑，还曾专门访问巴勒斯坦，支持抵抗运动，她甚至还关心因为电视的普及而影响孩子的阅读能力这样的小问题。在对她的禁令解除后，她曾四次重返津巴布韦，著书撰文，十分关注非洲的干旱、内战、艾滋病和政治腐败等问题。就连她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词，都是以津巴布韦人民渴望读书为背景的。她的杂文集，像《小小的个人的声音》，《我们自己选择的囚笼》等都值得一读。

 

　　莱辛的写作风格时常招致非议，有批评家认为她的语言平白拖沓，缺乏色彩。连她的好朋友库切也说她不是一个文体家。莱辛承认自己写作速度快，像劳伦斯一样，重灵感而轻雕琢，因为她就喜欢第一稿的新鲜感和生命力。但是笔者认为，莱辛其实是个讲故事的好手，尤其是她的一些中短篇，从景物描写到心理刻画，从情节铺垫到气氛烘托，从悬念设置到叙事构造，都十分精彩。就连她的受奖词都是一篇动人的故事。那个怀着身孕的黑人女孩，她的腿边有两个孩子正扯着她的裙裾，饥渴地等水喝，但她却伏在印度商铺的柜台上，沉浸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中。即便拉扯着孩子，扛着水罐跋涉在沙尘中，来自俄国的安娜的故事也让她心怀憧憬：“有个男人出现，把我带走，把我和孩子们都带走，他会爱我，照料我的。”

 

　　这就是文学的伟大力量，就是莱辛在受奖词中一再强调的伟大传统：讲故事的人生生不息，阅读文学的人代代相传。没有书的房子里走不出作家。而“那个姑娘和那些已经三天没吃东西却仍在谈书籍和教育的妇女们有可能决定我们的未来”。

 

　　我国虽然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介绍莱辛，但直到九十年代才开始大规模的译介。一九九八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莱辛的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译林出版社于一九九九年重译《野草在歌唱》，次年出版《金色笔记》，在得知莱辛获奖之后，又赶印出《玛拉和丹恩历险记》。这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曾出版她的晚年力作《又来了，爱情》（2001），浙江文艺也出版了短篇集《另外那个女人》（2003）。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对于莱辛的译介已不算少，似乎影响并不突出，国内的学术研究也相对滞后、狭窄。虽然八十年代初《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就刊登过两篇评介文章。但对于这样一位视野宽宏、思想丰富的高产作家，我国二十多年来的百余篇论文中，百分之八十左右都是围绕《金色笔记》或女性主义来讨论的；近四十篇硕、博士论文中，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以《金色笔记》为题，低水平重复十分惊人。对于她的科幻小说（除了《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和《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和短篇小说（除了《第十九号房》和《草原日出》），则几乎没有涉及。

 

　　上面提到最早译介莱辛的《译文》杂志就是《世界文学》的前身。长期以来，《世界文学》一直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名家名作，引导国内的外国文学阅读和研究。早在十年前它就介绍过莱辛的短篇小说《唯一例外的女人》（一九九七年二期），二000年五期还选登了她的《酒》。本期不仅选译了她的自传，她的代表性杂文，她的诺贝尔受奖词，还专门挑选了莱辛颇具特色的三个短篇。莱辛虽以描写两性关系见长（国内出版的小说集也全部是这个题材），但她的非洲故事，心理小说和政治短篇也十分出色。这三个细腻动人的故事会为我们了解莱辛打开新的窗口，更深刻地去理解莱辛：一位超越了女性经验的伟大叙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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