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阅读了不少国内外文学评论，尤其是有关亚/华裔文学的论文和专著。我发现不论是亚裔文学研究界，还是其他英美文学的评论，大都从文化研究和理论的角度阐释和解读文学文本。作为圈内人士，我非常理解这种现象，并且乐于响应。文化研究和五花八门的理论给我带来了新的视角和观感，有时觉得豁然开朗起来，有时觉得看问题的层次更丰富、更透彻，这很过瘾。同时，这是我的职业所需，从文化和理论的角度写论文、出书、申请项目，这样不会有“饭碗危机”。不过，我也经常觉得迷惑和遗憾，在一大堆论文和批评专著中，各种理论和主义叫得响当当的，作家们好像成了端菜上桌的侍者，批评家们在热烈地讨论和研究各道菜的吃法，而文学这道菜本身的滋味似乎被遗忘了。

 

　　我丝毫不希望读者们误以为我要轻视文化研究和理论，相反，这些研究非常必要。以亚裔文学为例，它首先是少数族裔文学，表述的是亚裔人的族裔经验，而不同的亚裔群体有着各自独特的经历和特点。强调亚裔文学的 “族裔性”和“泛族裔性”是很自然的。[①]国内读者比较熟悉华裔的经历和历史，而对华裔以外族群的经历比较陌生，本辑除了华裔作家张岚的中篇小说《饥渴》以外，还选取了几篇能说明日裔、韩裔和越南裔典型经历的短篇小说。

 

　　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美国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被集中关进了十个地处荒漠、自然环境恶劣、拥挤不堪的安置营（或集中营）里，总人数高达十一万两千。[②]这一时期以来的日裔文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有关这一段惨痛经历的日记、回忆录、诗歌和小说，如森敏雄的《加州横滨》、莫妮卡·曾根《二代女儿》和约翰·冈田的《不-不仔》。山本久惠的《笹川原小姐的传奇》是重现这一段历史的著名短篇，经常入选美国大学亚裔文学课的必读书目。这篇小说详尽描写了安置营中拥挤不堪、没有隐私的生活：供大家分批用餐的公共食堂；不设分隔间的公共浴室；由于天气异常炎热，而每家都只能挤睡在一个小房间里，所以家家户户晚上只能开着门睡觉。小说不仅记述了气质高贵、体态优雅的芭蕾舞演员笹川原小姐的个人悲剧，也反映了战争造成美国日裔社区瓦解、家庭分裂的整体社会悲剧。

 

　　越南船民的经历也是最具有族裔性的典型例子。一九七五年西贡(今胡志明市)陷落后，美国军队紧急撤离，大量原来支持南部旧政府的越南人坐难民船撤离到海上，少数人被美国军舰搭救，多数人则漂流数日甚至数月到达东南亚、香港和澳大利亚等地，其中很多人辗转移民美国。[③]这些难民乘坐着破烂狭小的渔船，船上人数众多，缺粮少水，难民们在万般困顿中只能完全听从大自然的摆布。这种悲惨的命运，在黎南的短篇小说《船》里有非常真实的描述。该小说以自然主义风格再现了越南船民在海上漂流的经历：二百多人挤上了一条只能容下十五人的渔船，巨浪、海盗、饥渴和疾病随时都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经过十三天恐惧、孤独和绝望的煎熬，最后上岸时近半数的人没能活下来而被抛尸海中！

 

　　有一些亚裔文学作品反映了亚裔共同的命运。在这一方面，山本久惠一九五〇年创作的《威尔郡巴士》体现了“泛亚裔性”意识的萌芽，比七十年代兴起的泛亚裔运动还早二十年。小说很简短，却发人深省。二战结束后，年轻的日裔女性埃丝特刚从阿肯色州安置营回到洛杉矶，她的丈夫在二战中为美国效力，受了伤回到洛杉矶的医院疗养。在坐巴士去医院看望丈夫的途中，一对华人老夫妇上车了，他们捧着两束菊花，显然是去给在二战中为国捐躯的儿子扫墓献花的。这时车上的一位白人乘客大肆嘲讽华人，临下车时还说让所有“斜吊着眼”的东方人滚回他们原来的地方去。起初埃丝特觉得那位白人乘客侮辱的是华人，暗自庆幸自己是日裔，她希望同车的乘客不要把自己误当成华人。随即她想起二战期间西海岸日裔被关押安置营时，有些亚裔为了不被误抓去安置营，而在衣服上别一个纽扣说明自己是韩裔或是华裔。她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为自己先前事不关己、漠然处之的态度愧疚不已，觉得自己犯了“不作为”之罪。身兼《洛杉矶论坛》专栏作家的山本久惠目光锐利，她穿透历史，预见未来，深刻地指出如果美国的亚裔不联合起来，那么他们不可能改变受歧视的共同命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天使岛移民站、珍珠港事件似乎都已经成为往事，然而，种族主义却像从历史的乱坟中复活的幽灵一样，它变幻着模样，伺机吸食人血！六七十年代的泛亚裔运动并没有完全根除针对亚裔的歧视和偏见，一个族裔遭遇歧视并殃及其他亚裔的惨状在不同的年代都有所发生。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七岁的华裔美国工业绘图师陈果仁在底特律被白人汽车工殴打致死。七八十年代底特律汽车业受日本汽车业冲击，很多白人工人因此失业，这些人非常仇恨日裔美国人，而他们却把黄皮肤、黑头发的陈果仁当成了日裔。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四岁的华裔美国人鲁明海  在北卡罗来纳州被一对白人兄弟在台球厅打死。他们的另一个兄弟在越战中丧生，他们要报复，却把鲁明海当成了越南人。一九九二年洛杉矶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骚乱，起因是白人警察将黑人青年罗德尼·金殴打致死。而时隔十三天后，一位韩裔女店主误以为黑人女孩娜塔莎·哈林丝要偷店里的东西，开枪将她打死，这也引发了骚乱者对韩裔和其他亚裔开办的商店进行大肆抢劫。如果《威尔郡巴士》中的埃丝特犯了“不作为”之罪，那么在六七十年代的泛亚裔运动以及陈果仁和鲁明海事件之后爆发的大规模亚裔抗议运动正是亚裔联合起来推动争取亚裔的权益、团结一致反对种族歧视的具体行动。

 

　　类似的事件虽然推动了泛亚裔运动，但也在亚裔心中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创伤，使他们对种族主义更加恐惧。在《威尔郡巴士》发表后五十一年，韩裔作家李栋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黄》。在题名短篇中，男主人公丹尼·金很担心地认为，对美国的亚裔来说，“出生的具体地点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中国佬也可以说是越南佬，也可以是日本佬，东方佬。”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他深深地为自己的“黄种人”面孔和身份所困扰。在他的大学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美国发生的针对任何亚裔的歧视和言论都会让他觉得矛头指向的就是他自己。沉重的心理负担，让他如坐针毡，把一切不顺意都用种族歧视来理解。这种草木皆兵的心态，让他失去了生活的快乐。但是，如果读者对美国亚裔历史的背景有所了解，就能理解他的忧惧并非自寻烦扰，而是真切而实在的。在种族主义的阴影下，美国的亚裔的确是人人自危的！

由此可见，族裔性或泛族裔性正是亚裔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之所在。很多亚裔作家也以为本民族代言为己任，就像菲律宾裔作家卡洛斯·布洛桑所说：“要用文字表达在美国、夏威夷、阿拉斯加的十万无声的菲律宾人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要把在国内、国外的所有菲律宾人的愿望、抱负和当代历史联系起来并付诸文字。”[④]

 

　　然而，亚裔文学能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决不是仅靠着抖弄族裔性。如果将亚裔作家过于符号化、脸谱化，反而会忽略文学的普世价值。其实亚裔文学同样也表现了普遍的人性。山本久惠在《威尔郡巴士》中描写了所有亚裔都可能遭遇的歧视以及他们微妙复杂的心理，但揭示种族歧视却不是她最重要的目的。她曾说：“我想我写作（除了感到有话非说不可以外），还想强调某些基本的真理；在一代过渡到一代中这些真理似乎丢失了，因此我们好像注定要一次次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读者看书时感到高兴，那很好。如果他学到了一点东西，对我则是额外的奖励。”[⑤]联想到二战时不同民族遭到监禁的经历——在德国，犹太人被关集中营；在南非，德国人被关集中营；在美国，日裔被关集中营——就会发现，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方有着相类似的命运，这背后深层的原因并不能仅局限于族裔历史，却是人类的种族偏见。这种偏见将个体事件扩大，进而将整个族群视为敌人，进行监禁甚至惨绝人寰的屠杀。我不禁想起美国的一个犹太人纪念馆。在大家参观完有关大屠杀的展品时，人们发现纪念馆的出口是两扇门，一扇门上赫然写着“偏见”，而另一扇门上写着“没有偏见”。自然，很多人都想从“没有偏见”那扇门走出纪念馆，然而他们发现那扇门是关着的。没有人能免除偏见！亚裔文学与其他文学一样，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歧视和偏见。

 

　　黎南的题名短篇《船》虽然描写的是越南船民的族裔经历，然而坐船、乘车却是人类自古以来迁徙或旅行的方式。这些现代难民与十七世纪从英国坐“五月花”抵达美洲新大陆的清教徒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除了前者装备更差、死难人数更多，他们在海洋中的经历以及对新生活的向往是很相似的。该短篇小说集的首篇故事《爱、荣誉、怜悯、骄傲、同情与牺牲》关注的就是作为一个越南裔作家，他应该如何写作的问题。在美国爱荷华作家班时，黎南听说一位尼日利亚裔的哈佛毕业生在出版自己的新书时，特意在封面上放上他自己穿着尼日利亚传统服装的照片。他也很纠结自己是不是也要做一个忠实于族裔身份的越南裔作家，甚至想象自己带着越南式斗笠、站在水田中照相的情景。[⑥] 不过，他最终决定，要像威廉·福克纳一样，关注普遍的人性和普遍的情感：爱、荣誉、怜悯、骄傲、同情与牺牲。

 

　　是的，亚裔文学同样反映人类普遍的情感，阅读亚裔文学和阅读其他文学一样，尝尽人间百味。如果读者们只把亚裔文学当成民族志，当成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文本实践的话，那就忽略了文学味道和美感，忽略了文学对人生的启迪。

 

　　二〇〇〇年普利策奖获得者裘帕·拉希莉善于描写印度裔中产阶级移民的生活。同样，在她的作品中可以读到色样齐全的印度食物、穿着莎丽具有异国风情的印度妇女以及印度的宗教、音乐和民俗。然而，让读者更受启发的是她的作品反映人类的普遍问题：恋爱、婚姻、失恋、背叛，以及普遍的情感：爱、孤独、怜悯、同情等等。

 

　　她的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中最后一个故事《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讲述的是一个孟加拉裔穷学生移民美国的经历。一九六九年他从英国来到波士顿，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馆工作。他初来乍到，只能租房子住。房东是一位一百零三岁的美国老太太。老太太骄傲、矜持、保守，算得上是最后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淑女。她寡居在冷清的家中，虽然有不安全感，但极力保持独立。在孟加拉社区和大家庭生活中长大的青年懂得尊敬和迁就老人，总能以老太太能接受的方式体贴她、关怀她。于是，两个在不同世纪长大、年龄和文化都天差地别的陌生人逐渐熟稔，成为朋友。与此同时，他的家人给他安排了一位孟加拉新娘。对他来说，这位新娘只不过是一位不相识的陌生人，却要与他共度一生。读者虽然也担心他的婚姻会不幸福，但也相信他善良、有爱心，一定会善待自己的妻子。果然，他理解妻子初到异地的艰难，同情她的孤独和无助。当他带着她去看望房东老太太时，两人第一次交换会心的微笑。从此刻开始，他和妻子之间的陌生感消失了，他们的感情日益深笃，而异国他乡的美国也变成了他们最后的家园。裘帕·拉希莉善于捕捉生活中毫不起眼的细节，来揭示人物曼妙的情感、复杂的心理，以及她对人性的理解。她的描写似乎波澜不惊，然而就在某个无声无息的瞬间，情节往往急转直下，令人惊奇。她用平实的语言和平淡的情节在不知不觉中操纵读者，让读者对作品中人物面对的问题和经历的情感感同身受。

 

　　同样是六十年代来到美国，这一对孟加拉裔移民夫妻是幸运的，而张岚的中篇小说《饥渴》中华人移民宋天的故事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悲剧。本应该是梦想飘忽、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宋天却胸怀当小提琴家的梦想，去国离家，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台湾，然后孑然一身来到纽约。他在一个音乐学院谋到教职，并在中餐馆认识了妻子敏，这一对孤独的青年男女在陌生的国度安了家，生了女儿。他们也曾有新婚燕尔的幸福，也曾深深相爱，但好景不长。由于语言文化的隔阂以及种族歧视，天没能获得音乐学院的终身教职。被学校解聘后，他不得不去中餐馆打工养家。生活艰难并没有让他放弃梦想，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大女儿肯下功夫，但天赋不足，小女儿虽有禀赋，但性格叛逆，忍受不了父亲的严厉管束，最终离家出走，而宋天也含恨离世。

 

　　裘帕·拉希莉的故事娓娓道来、平淡沉稳，张岚的故事波澜起伏，一如宋天的小提琴曲锐利、激荡，不给人以休憩的机会。她通过一个平常小家庭里的小人物淋淋漓漓地演绎着人世间的爱与恨、欢乐与痛苦、惊喜与惶恐、希望和绝望，再把这些矛盾的情感拉扯到极致，几乎就要在读者面前崩断。在这个故事中，曾经相爱的夫妻逐渐沦为冷战的对手，在沉默中互相伤害、互相折磨，至死都没能彼此谅解；父亲与女儿之间的爱演变成白热化的争吵和激烈的心理较量，即使以女儿的出走和父亲的死亡告终也不能和解。斯人已去并不意味着故事的结束，妻子敏的鬼魂依然出没于那个矛盾重重的家，依然在回忆发生在屋里的一切，依然在讲述在那个没有月亮的漆黑夜晚，天左手小心翼翼地托着他的小提琴包裹，而右边的身子泡在海里，在星光下带着希望竭力向桑娅号游去！

 

　　或许，这个望女成凤的故事能让人自然而然联想到《虎妈战歌》中的母女关系，甚至通过比较还能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教育论文：《虎妈和狼爸：论<虎妈战歌>和<饥渴>中的华裔教育观》。但合上书页，在我眼前挥之不去的是这些悲苦的灵魂。他们相爱，然而他们更孤独；爱与孤独，同样永恒。人世间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是因爱而来的伤害啊。而黑沉沉的夜里冒着生命危险偷渡的宋天并不只是华裔才有的故事，对多少追求理想的人来说，暗黑夜里点点的星光，那悠远微弱的光芒就如同探照灯一样，照亮了前方不可知的旅途。

 

　　亚裔文学里除了族裔故事和历史，也有人世的爱与恨，有生存的迷惘和成功的喜悦，有人性的弱点和光辉。我想我们在把亚裔文学当成民族志、用理论阐释文本之前，应该首先把这些作品当成文学作品来读。作为人，我们应该认识那些坚强或脆弱的心灵，以及命运的坎坷。我们还应该想到那些长相穿着各异、语言文化各不相同的作者，真该感谢他们那洞察人世的眼和悲天悯人的心。

 

二〇一二年三月于安宁庄清上园

 

                                                        责任编辑：秦 岚

本文原载《世界文学》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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