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的时候，我很喜欢看英国小说，总是偏向于文笔揶揄讽刺辛辣的那一类，有人说这是英伦幽默的特有风格。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和格罗史密斯的《小人物日记》。这些小说颇有一些惹人发笑的本领，凭着那么一股辛辣揶揄的描述，让人忍不住对里面的某些人和事情发笑起来。《傲慢与偏见》里的班纳特太太是那么愚蠢不堪、行为粗俗而功利，成天大呼小叫、毫不羞耻地谈论着钓金龟婿的必要性，可是当她面对潜在的金龟婿时，行为又从来都没有得体过，总会得罪了她最应该讨好的人；《艰难时世》里的葛雷硬先生，孜孜地经营着自己的产业，还毫无保留的信奉庞德贝不知廉耻的满口胡言和自我吹嘘；没有人比《小人物日记》里生活在伦敦郊区的普特尔先生更加局促而捉襟见肘的了，他古板而势利，丑态百出……。作者们毫不留情的展现了这些蠢人们傻乎乎的举动，如同眼前亲见栩栩如生，我们忍不住笑了。

 

　　可是我们为什么发笑呢？“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昆德拉常常引用这句犹太格言来表达人类令人悲哀的有限性。上帝之所以会发笑，是因为他无所不知，熟悉人类的一切烦恼，甚至还知道答案，在他眼里，人类大概是傻乎乎的。然而我们的思考者却并不清楚自己的处境，他只好捧着头颅、揉着太阳穴、踱着方步甚至闷声吼叫着苦苦思索着他的问题，依据自己的经验做出了无法预料结果的种种选择。看着我们的思考者在那里犯傻，上帝笑了，也许还撇了撇嘴，这是至高无上的智者的笑。这一笑显示出他的气度非凡与高出一等。这是一种批评。

 

　　读者和小说里人物的关系，与上帝和我们的思考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某种相似性。我们捧着一部小说，看着角色在他们的世界里思考、选择，我们隔着距离看着，总能看到一些处世十分不恰当、行为过于滑稽不得体的人物，他们总是特别会引得我们撇撇嘴、笑起来。我们笑了，以此评价了傻乎乎的角色，觉得自己看得很清楚，似乎有一种高出一等的优越感。当然，书中也一定会有我们很认同的一些人，他们明智得体、风度翩翩，比如达西尽管傲慢却是理想的绅士代表，伊丽莎白更是聪明直率……。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说“对于我们认可的人物，喜欢的人，绝对不会产生批评他的想法，我们不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区分开来，只有我们不喜欢的才会激发排斥感和批评的欲望。这是因为，我们需要肯定自己对自我的感觉，肯定我们自己，是对的。”

 

　　英国的约翰逊博士曾经不无挖苦的总结过这种批评的风气，他说“批评是人们以极小的代价就能显得气度非凡、威风凛凛的一门学科。天赋不足而又因懒散而无知的人可以用批评家之名满足他的虚荣心”。我们看书时，看到“傻人”做出的蠢行时，笑起来。我们的笑声否定了他们，通过评价别人的不得体又或是道德低下，批判者呈现了自我的正确和得体，我们感受到自己是聪明的、美丽的、优雅的、正确的……便可威风凛凛起来。这正应了王国维的话“夫能笑人者，必其实力强于被笑者也，故笑者实吾人一种势力之发表。”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论人性》中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笑是一种“突然的荣誉感”，而且是“一种虚矫自负的荣誉。把他人的弱点引为自己逞能争胜的依据。”他在《利维坦》中继续了这一论题，感叹道“好耻笑他人实在是胆怯的症状，为什么要强使自己感觉良好？”和霍布斯一样相信性恶论的波德莱尔，在《论笑的本质》一文中阐述了这种笑声的性质，他认为笑是邪恶的，人堕落了，才意识到自己的优越，于是会忘乎所以的笑起来。

 

　　陆建德先生在《于嬉笑诙谐之处》里引用了一个例子来展现笑声的恶势力。古希腊的阿里斯多芬制作过一出著名的针对当时社会名流的喜剧《云》，里面顺便也让苏格拉底出了镜，在那一幕里，这位哲人坐在悬在半空的篮子里做着荒诞不经的清辩，而他门下那些古怪的生徒们则或撅着屁股研究天文，或苦思其他的问题。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这笑声抹黑了苏格拉底的名声和他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这种笑声，像《巨人传》里常有的恶作剧引发的大笑一样，摧毁了原本的观念和秩序，令观众在心理上占了苏格拉底的优势。

 

　　尽管阿里斯多芬与苏格拉底交情不薄，似乎无意诬蔑这位哲人，但他的喜剧作品，却不可更改的定下了苏格拉底厄运的肇始（苏格拉底自己如是说）。这个例子，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塑造笑柄的人。作品出世，便有自己的命运，读者的解读，依循他们人性的规律。正如马丁·瓦尔泽所言“读者，每个读者，面对他读到（看到）的东西，都必须穿越模棱两可的地带去决定，他想理解什么，想怎样理解。”我们不能光苛责观者的笑声，也要看看将人物栩栩如生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作者。他的手法，于这恶意笑声地发出，至关重要。

 

　　在有些小说中也有那么一类人物，虽然行为荒唐可笑、道德败坏，却并不能让我们发笑，反而会引发读者无限的泪水与同情。比如同样是英国作家的乔治·奥威尔写的《巴黎伦敦落魄记》里很多行为可笑、道德低下的小人物——无望的乞丐，无德的侍者，满口大话的俄国难民。读者看到他们的行为，刚要蹙眉撇嘴、发笑起来，奥威尔就会马上迎面补上一段理由，替这些人物的‘愚蠢’行为找到逻辑的支撑，于是读者觉察到了他们的处境，不由得心生凄凄之情，笑不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很多人物也是如此。看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都会同意，谁可能比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更低下、更愚蠢呢？这个一生都粗鲁暴虐、放荡不羁的人，做出的决定和选择，没有一样不是无知而愚蠢可笑的，最后还冒了杀父的罪名即将被流放。读者看着，却不会撇嘴笑起来，反而要替他难过。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关于此人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们，他的理由和逻辑以及他的思索、他的良心和无奈。我们知道他一生的轨迹，最后选择了同情而非发笑。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比较一下作家们呈现人物的手法，有的作家展现了矛盾的人物，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历史来由和行为动机，任由读者选择想要怎样去理解他。而有的作家，只描绘了一个切面，比如我们看到的扁平的、可笑的班纳特太太，不可理解的迂腐难当的普特尔先生。作者没有引导我们去全面地看看他们的处境，去想一想，他们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是因为什么。马丁·瓦尔泽说“一个作者强调某事的时候，同时应该反驳他所强调的。他应该象对待他想强调的东西那样，对所有他能想到的与之相反的东西进行彻底的阐述。如果他能用自我反驳的严肃说服我们，而且即便这样还能留下一些他想强调的东西，这种态度比单一的强调更令人信服。”

 

　　《阁楼上的疯女人》是一部女权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著作，这本书用象征的手法告诉我们，如《简·爱》里被囚禁在阁楼里的伯莎之流，也有她的故事，她的疯狂恶毒和放火的欲望，并非是一个可笑可厌的蠢人的非理智选择，她自有她的理由。

 

　　提出否定辩证法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名言，这句话甚至被镶嵌在镜框里装饰在很多高雅家庭的墙壁上——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就不会有正确的人生”。如果用他的逻辑来解释，那些引人发笑的人物，无疑都有着错误的人生，我们才会笑他们错误的选择和他们傻乎乎的人生。然而，这样的评价，以及其背后的势利和自矜高明，颇有其残忍的一面。我不由得想起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每人都有他的怪兽》：“……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巨大的怪兽……弯着腰向前走……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一无所知……”。在我们看小说时，被别人的行为举止惹得笑起来的时候，即便作者没有出来为他辩护解释，我们是否也可以替那被笑的人想一想：背负着他自己的怪兽，他的行为也许有充足的理由。

 

文章来源：信息时报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庄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