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〇〇二年《海边的卡夫卡》问世以来，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时隔七年于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版了足够长的长篇《1Q84》。日文原作长达一〇五〇页，分BOOK1、BOOK2两册。最初十天左右就行销一百万册，甚至出现抢购和脱销现象。据《每日新闻》报道，至九月十七日已印行十八次，两册合售二百二十三万册。就连作家本人也为之困惑：“我的固定读者，长篇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人之间。若是这个程度，我会有一种自己传递的信息被相应接受的‘手感’。而若多达五十万、一百万，那么根本弄不清是怎样的人在读和他们有怎样的感想。”这是村上怀有的Question（疑问）。但不管村上怀有怎样的Question，《1Q84》仍在热销和热读之中。而热读中的读者怀有的Question自然更多。不妨说，《1Q84》将整个日本卷回了“1Q84年”之中。东京大学教授沼野充义还特别提醒读者小心读完《1Q84》后进入200Q年的世界。或许，确如《1Q84》BOOK1中所说，1Q84的“Q是Question mark的Q”。那么，下面就看一下《1Q84》有怎样的Question以及人们是怎样看待《1Q84》这部Question作品本身的。

 

 

    依文本分析方法，完全可以将文本和创作文本的作家分开考量。但如果作家本人对文本有发言，仍不失为一条进入文本的捷径。也许村上对《1Q84》之Question早有预感的关系，出版前后他至少在五次访谈中不同程度地谈及这部新作。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接受采访时，他说这部长篇已经连续写两年多了。每天两点到四点之间起床，起床后写四五个小时。那期间只外出旅行了不到二十天。“天天坐在桌前写四五个小时，那是相当让人吃不消的”（参阅《Monkey Business》2009 Spring Vol.5）。

 

    关于创作起因，村上在小说出版后不久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说了两点，一是英国作家奥威尔六十年前出版的《一九八四》，一是一九九五年三月造成三千八百人死伤的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很早以前我就想以G.奥威尔的‘未来小说’为基础将不久的过去写成小说。另一个就是奥姆真理教事件。”村上曾采访六十多名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写了纪实文学《地下世界》，又采访八名奥姆信徒写了《在约定的场所》（或译《应许之地》。在法院旁听审判期间，他觉得主犯林泰男也是奥姆真理教的受害者，“因接受洗脑犯了杀人罪”。听得林泰男被判处死刑，他心情很沉重：“并非犯罪型人格的普普通通的人因为种种流程而犯了重罪。觉察时已经成了不知何时被剥夺性命的死囚——我设身处地想象这种仿佛一个人留在月球背面的恐怖，几年来持续思考这一状况的含义。这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①其实，这不仅仅是故事的出发点，以此为背景的邪教团体也是故事发展的驱动力和中心点。无独有偶，一九八四年正是奥姆真理教开始活动的年份。

 

    理所当然，村上谈的最多的是小说的主题。早在一年半以前接受采访时他即有所涉及：“我认为当今最可怕的，就是由特定的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那样的东西。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奥姆真理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此外也有各种各样的围栏或囚笼。一旦进去，弄不好就出不来了”。②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七日他又在《每日新闻》明确指出：“个人与体制的对立、相克，对于我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体制不能没有，但体制在很多方面将人变为非人。在沙林毒气事件中或死或伤的人也是奥姆这一体制伤害个人的结果。同时，案犯们也在奥姆这一体制中被扼杀。我认为这种双重扼杀结构非常可怕。我不得不经常考虑的是：自己在何种程度是自由的。”概而言之，《1Q84》的主题是体制与自由即外部体制与个体灵魂自由之间的关系。这是这部长篇本身的灵魂所在。而物语的职责也在这里。村上认为物语必须是对抗体制及其造成的“精神囚笼”的一种武器。而小说家的使命就是打磨这种武器，即写出好的物语——“好的物语会加深和拓展人的心灵。有了这样的心灵，人就不情愿进入狭窄场所了”。③

 

    那么《1Q84》作为物语到底写的如何呢？作者感到“十分满意”，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正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综合小说”。对写作艺术本身也怀有充分的自信：“每一部作品我都开发出了自己特有的新的语言系统。这次用第三人称写，也是因为我想用这部大长篇尝试新的表现方法。作为结果，我感到世界扩大了，很高兴”。他介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将语言定义为两种，一种是同任何人都能交流的逻辑性“客观语言”，一种是不能传达的“私人语言”。而小说家就是要双脚踏入私人语言领域，从中提取信息来制作物语。但我有时还意识到，只有将私人语言同客观语言加以巧妙交流，小说的语言才能具有更强的力量，物语才能变成立体的④。也就是说，在《1Q84》中，村上一如既往地将语言或文体视为第一要素并且刻意创新。

 

    顺便提一下。他在《1Q84》即将出版前有一段表述颇具特色：“将现实用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小说是‘大大的谎言’。不能忘记这一点。写小说时，我必须尽可能高明地说谎。‘用虚假的砖块砌就真实的墙壁’，这就是我的工作。”⑤

 

 

    日本媒体对《1Q84》的报道表现出几乎从未有过的兴致和热情。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三十日仅仅四十天时间里，日本六种全国性主要报纸（读卖、朝日、每日、产经、日经、东京）报道（包括书评）就达一百三十四次，用连篇累牍以至过热来形容决不为过。相当于国家电视台的NHK也于七月十四日在收视率极高的“聚焦现代”节目里以“物语的力量”为题予以专题报道和评说。

 

    报纸总体上对《1Q84》持肯定态度。称赞这部作品是“集迄今代表作要素之大成的长篇”，是“追究奥威尔《一九八四》式思想管制的恐怖和本源恶的现实批判小说”。小说主题在于对善恶定义及其界线的重新审视和表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围绕善恶的单义性价值观彻底抵抗的姿态”，探讨“善恶界线崩毁后世界上的幸福的绝对性”。⑥无庸置疑，恶的典型体现是暴力和黑暗。《读卖新闻》二〇〇九年六月七日发表书评指出：“无论物理性的还是象征性的，暴力都要在人这一存在的内部开凿‘空白’。对于力图以消极（negative）力量填埋空白、将其变为无底虚无的蠢蠢欲动的巨大的黑暗，小说能做什么呢——村上春树始终在追问这一点。”六月九日《每日新闻》刊发的书评同样提及“黑暗”，言《1Q84》有作家“十几年来持续逼视‘宗教的黑暗’而形成的思索深度的投影”。恶也罢暴力也罢，村上首先是针对日本社会的，是对当下日本社会问题的发言。“不难看出作者争取将现代呼吸融入物语的努力。家庭暴力、曾经震惊一世的过激派的‘暴走’、邪教团体莫名其妙的恐怖感、畅销书的人工操作模式等等——同作为作品背景的一九八四年是否相符另当别论，但作家直面当今社会病理性现象的视线的确无所不在”。⑦《读卖新闻》（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则认为作品中贯穿着“失却的十年”即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的“精神史”，描绘了日本现代社会和人的“深层心理”。

 

    各大报纸此外一个大体公认之点是：《1Q84》是一部扑朔迷离的充满疑团的小说——过去的谜总是被新的更有吸引力的谜所替代。人的灵魂之谜是没有穷尽的。（《日本经济新闻》六月十四日）而其最大的谜是“小人儿”（Little people）。一句话，《1Q84》是充满Question的作品。这就是村上文学。

 

    或许出于解谜或解Question的需要，代表性纯文学杂志《文学界》在二〇〇九年八月号出了《1Q84》特集。邀请加藤典洋、清水良典、沼野充义和藤井省三四位知名学者参与解读。而看法的分歧也在此表现出来。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加藤典洋——他是几乎无条件赞赏村上的少数学者之一—认为《1Q84》是同当下其他日本小说家不在一个档次甚至两相隔绝的杰作。理由之一是这部作品“不是隐喻性质而是换喻性质的”，有“文学深度”。而东京大学教授沼野充义则认为并无深度：“村上春树作为作家几乎堪称天才的技艺越是炉火纯青，越是总在周边地带测量不止，而没有大胆闯入本应探索的‘深度’之中。”并且指出，村上恐怕不是用《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古典小说形式介入“有深度的问题”，而是用物语的力量通过“将一个问题置换为另一形式”、通过“其移动的质和方向性”来“物语式暗示”答案。同是东大教授的藤井省三提起鲁迅“阿Q”的影响，认为将《1Q84》中的“两个月亮”同《狂人日记》开头的“月光”联系起来考虑“饶有兴味”，以及《1Q84》中的主人公“‘青豆’和‘天吾’，以其名字的特异性而言，未尝不可以说是反‘阿Q’形象”的（“‘阿Q’形象一般没有名字，孤立于家族之外，将原有的共同体成员之劣根性集于一身而使得读者失笑、苦笑”）等等。

 

    相比之下，二〇〇九年七月三十日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如何读村上春树〈1Q84〉》（河出书房新社编）中的不同看法则鲜明犀利得多。三十六位学者或批评家为此书专门撰文或接受了访谈。宗教学者岛田裕巳借用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五日村上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中所说的“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以《这是站在“鸡蛋”一边的小说吗》为题对《1Q84》提出尖锐的批评：“村上在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写《地下世界》的阶段，在后记中通过个性化‘奥姆论’对麻原彰晃或麻原性质的东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但经过十几年之后，他好像不再或已不能单纯地批判邪教团体（cult）的教主了。莫如说，作为《1Q84》整体气氛，对邪教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共感’。村上这个人到底是这一边的人还是那一边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变得暧昧起来了。”村上以高墙和鸡蛋为喻表明自己作为文学家不站在政治强者一边而站在弱者一边，“然而他在小说中所写的似乎背叛了这一点。他在《1Q84》中描写的是善与恶的不能简单分开”。文章作者最后表明了非同一般的担忧：“不错，现实社会中有高墙，有被高墙隔离的人。写东西的人不应站在隔离者一边，而应站在被隔离者一边。以村上式说法，即应站在容易破碎的鸡蛋一边。话虽这么说，但不能诱导人们对社会的憎恶情绪膨胀开来，使之朝一举摧毁社会的恐怖（terro）方向发展。”

 

    媒体学者武田彻态度虽然相对温和，但也还是异曲同工地指出了村上这种自我矛盾性：“尽管以宗教作为重要主题（motif），而内容却未深入”；尽管村上认为作家的职责是创立同原教旨主义和某种神话性相抗衡的物语，而“《1Q84》这部物语恐怕尚未具备足以同原教主义相抗衡的力量”。结果，“使得这部本来可以成为宏大社会浪漫曲的长篇归于社会性（以至艺术性）稀薄的个人境地”。至于何以如此，文章没有深究，留下了一个Question。

 

 

    《1Q84》中有“中国元素”或者说出现了中国。主要有两处。一处是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满洲”。小说男主人公的父亲和同乡的伙伴们一起加入“满蒙开拓团”去了“满洲”。“在尿水没等落地便冻硬的地方，一边开荒种地一边拿枪追赶马贼和狼群”。后来赶在苏军开来之前逃离“满洲”撤回日本。女作家赤坂真理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朝日新闻》撰文，文中说这是村上作品中时隐时现的“中国影子”的一个“结果”。同时指出：“战后的日本之所以神速振兴，经济发展那么快，一个原因就是已经在满洲国进行了实验。”

 

    另一处比较敏感，但回避是不负责任也不应该的。作为小说出场人物之一的文化人类学者戎野是这样向小说男主人公天吾介绍当年的大学同事即现在的教主（Leader）深田保的：

 

 

    据藤井省三和岛田裕巳考证，在信奉毛泽东思想、支持“文化大革命”和在类似“公社”（commune）那样的组织中进行农业生产自给自足、不承认私有财产这点上，深田保的原型应是早稻田大学教授新岛淳良。村上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五年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期间，正同新岛淳良作为“文革派”教授活跃于讲台继而辞职那一期间相重合，“村上会有清楚的记忆”。⑧多少与此相关，音乐评论家平井玄在同样收录在《如何阅读村上春树〈1Q84〉》中的文章里探讨了“村上春树与二十世纪新左翼”之间的关系，认为“村上春树被二十世纪新左翼体验浸润的程度意外之深”。

 

    关于海峡两岸对于《1Q84》的反应，一般性报道和介绍性文字诚然不少，而有深度的评论，由于大陆尚未出版中译本而台湾刚出版不久，眼下还很难见到。除笔者以外的，在出版物中只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号《书城》杂志中找到一篇署名默二的文章，题为《回望：从一九八五年的村上春树到〈1Q84〉》。文章认为村上写作的出发点，很明显是将“物语”作为社会的解毒剂。不过相对说来，较见深意的是文章结尾一段话：

 

 

    台湾繁体字中文版村上作品主要译者赖明珠女士日前接受了《南都周刊》采访，笔者得以读了她发过来日期为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的电子稿。对于“《1Q84》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这一提问，赖明珠女士的回答是“达到成熟阶段的集大成作品。……人物角色更多，涵盖年龄层由出生到死亡，写作手法包含写实和超现实，从个人的内心感情，到大时代中整个社会的脉动，从宽广的角度切入，加上细腻的描述，不但点出人类根源的善恶本性，男女真情私欲的自然流露，同时反映出历史潮流时代趋势，和社会体制的病根所在。结合推理小说、历史小说、爱情小说的特色，是一部可以从多方面解读和欣赏的综合小说。”

 

    至于笔者对《1Q84》的看法，已在接受《时代周报》、《新京报》和《南风窗》等若干报刊采访或应约撰文中谈得不算很少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关于创作起因和主题。除前面村上自己谈的两点即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姆真理教事件，我以为还有一点，那就是村上一九六八年上大学后参加的由反对“安保”（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引发的震撼整个日本的学潮。这在《挪威的森林》有所提及。虽然着墨不多，却是他四十年来始终思考的一场亲历事件。他思考最多的似乎是：用听起来慷慨激昂的空洞的体制性话语发言的人站住脚了，而用个体性或私人性话语表达真实感受或事实真相的人则受到压制，甚至死于非命。这不能不促使他开始考虑外部体制同个体自由的关系，而这是《1Q84》的一个重要主题。总的说来，可以认为《1Q84》是作者在世界语境下对当今日本社会问题的一个总结性认识，以及通过邪教等诸多日本社会问题对于世界现状以至人类走向的担忧和思考。

 

    二、关于艺术创新。尽管村上本人宣称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开发“新的语言系统”，但我认为，就风格或文体而言，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尤其同中期的《奇鸟行状录》和后期的《海边的卡夫卡》相比，感觉不出明显区别。不仅如此，有的出场人物语气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如《1Q84》中的邪教头目深田保同《海边的卡夫卡》中的琼尼·沃克、《1Q84》中的牛河与《奇鸟行状录》中的牛河的口吻几乎如出一辙。情节也有相仿甚至复制之处，如深田保和琼尼·沃克最后都主动要求对方杀死自己，死前都就人生、社会以至哲学命题高谈阔论。当然不同也是有的，最明显的不同之处主要是人称变了，采用了第三人称，因此有了更多的视角和机动性。

 

    三、关于善与恶。村上借助教主深田保之口及众多出场人物的言行设计，表明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恶，也没有绝对的善，善恶的换位仅在一瞬之间，重要的是善恶之间保持平衡。一言以蔽之，任何善恶都是相对的。这未尝不意味他以前同恶、同暴力对决的坚定立场在此变得暧昧起来。应该说，善与恶有两种，一种是《1Q84》中所说的相对的善与恶，另一种是绝对的善与恶。例如奥斯威辛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就是绝对的恶。不承认和牢记这种绝对恶的存在，人类社会也就没有正义可言，人类行动的理由和前进的方向势必失去根据和旗帜。至于村上在《1Q84》中何以对善与恶做出如此表达，这恐怕又是一个Q，一个Question。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