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经典文学作品的形成和诠释之路，探究经典批评论著的主旨和影响，追踪经典批评家的思想发展，是理论组研讨的三个核心议题。

 

　　天津师范大学曾艳兵教授对“经典”概念的形成、演变进行梳理，着重讨论了两种意义上的西方经典——被译介到中国的西方经典作品和在中国被经典化的西方文学作品——的形成之路，思考了古代经典是否能以及如何能成为现代经典的问题。河南大学李伟昉教授以哥特小说传统的构建为个案，说明了“经典”是一个与“通俗”互动的概念，经典文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然而，经典文学的“开放性”是否就意味其边界的消失？山东师范大学姜智芹副教授针对这个问题作出她的回答。她指出，经典文学作品的诠释仍有一定的限度，发挥限定作用的就是“本文意图”和“历史语境”。

 

　　“经典”当然也要涵括批评理论的经典，而论及后现代语境下的批评理论经典，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解构主义。北京语言大学郭军教授在分组讨论中发表了自己对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一种读解，她认为，该著从解构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当下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颇具启迪意义的新的界说。中南大学张跃军教授则切入杰弗里·哈特曼对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的解构性审视，从中引出了解构批评对浪漫主义诗歌的重新定位这一富有启迪意义的看法。此外，山东师范大学刘蓓副教授在生态批评方面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陈庆勋副教授题为《艾略特与文化的多元互渗》的发言，武汉大学张箭飞副教授就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的文本音乐性的评介，以及苏州大学博士生黄芝对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评述，也都引发了在座学者对批评理论经典的热烈讨论。

 

　　在古典文学组的讨论中，外文所陈中梅研究员论证了《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作战英勇却疏于探察意识，而只是到了《奥德赛》里，他们的探察意识和探察技巧才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一认识的进步反映了希腊人敢于和善于探察的时代本质。北京大学韩敏中教授对美国帕里斯教授晚年发表的《重读<米德尔马契>》一文对自己早年观点的否定提出了质疑，她认为，帕里斯仅仅仰仗一个心理学模型而回避了乔治·爱略特几十年所接受的各种思想影响，这样所作出的阐释必然不可能是公正、正当的。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对《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研究史的梳理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吴晓都副研究员、湘潭大学的张铁夫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汪剑钊教授对普希金的经典意义、他的世界性和普世性，对他的审美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等重要论题所做的精细的论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俄罗斯文学研究中与经典对话的努力。

 

　　北京大学毛亮博士以亨利·詹姆斯的《阿斯本文稿》和《地毯中的隐秘图案》为例，对文学和文学阅读模式所具有的社会和伦理意义做了颇具启发性的探讨；首都师范大学吴康茹副教授对左拉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所做的评析，四川外国语学院张旭春教授和西南大学罗益民教授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华兹华斯创作的重新阐释，也都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

 

　　当代文学两个组的讨论当然更多围绕着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以及如何建构当代经典这一类话题。山东师范大学于冬云教授探讨了海明威及其作品与美国的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消费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之所以成为经典，则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厦门大学周郁蓓副教授对奥普拉读书俱乐部这一富有美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作了别开生面的分析。奥普拉通过其个人魅力推荐文学作品，形成了数十万之众的读书群体，这一方面说明人们对优秀文学作品热情未消，然而主流人文学者的缺失也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孙宏教授细述了薇拉·凯瑟及其作品在历史潮流中的几起几伏。他认为，虽然不同的理论都可从凯瑟作品中找到用武之地，但凯瑟作品本身的开放性和多义性仍是它日后成为经典的基础。

 

　　厦门大学夏光武副教授、武汉大学赵红英副教授、天津理工大学徐颖果教授等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华裔文学何以在异域大受欢迎的原因，他们指出，我们也应对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经典化”现象给予关注，并保持清醒的认识，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

 

　　在另一个组的讨论中，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宁一中教授以《康拉德的经典性》为例，探讨了康拉德作品的创新性、时空性和阐述包容性；华中师范大学的杨建副教授则阐发了乔伊斯关于经典的定义和他具有叛逆性的经典意识——具有挑战性、独创性、深奥性、争议性、不朽性和完美性等本质属性的作品方可跻身于经典。中南大学的何云波教授提出：文学的意义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赋予的，因此探讨文学经典如何成为经典具有重要意义。他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探讨了红色经典的形成、解构与重构。西南交通大学的王长才副教授则以罗伯－格里耶的经典化过程为由，提出经典是否也有等级，经典的打造是否有文学之外的因素等问题。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更偏重于对经典文本本身的解读。浙江大学许志强副教授对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第21章中玛格丽特的飞翔这一情节做了专门的探讨，认为它显示了布对果戈理《维》的魔幻技法的继承和发展，展现了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的奇妙转换和刻意将两个世界做模糊化的处理。浙江师范大学王卫新博士则着重讨论了约翰·福尔斯的小说《收藏家》中科学对艺术的禁锢以及艺术的抗争。发言中还有一些是对诗歌、戏剧和文化论争的辨析和评价。如北京师范大学的章燕教授探讨了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诗歌中的象征性因素；清华大学的童燕萍教授从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两种文化”论争入手，分析评价了利维斯对斯诺“两种文化”观的回应与批判。

 

　　将国外经典文学介绍到中国来也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建构翻译的学术规范，如何运用本民族语言生动传神地传达出异质文化中的隐喻性和丰富内涵，却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袁宪军教授、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邓亚雄教授等，都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