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上午，开幕式在厦门大学化学报告厅内举行。厦门大学副校长李建发首先致开幕辞，对前来参加大会的学者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强调指出，外国文学经典既是人生的滋养，也是了解异域文化的重要手段。而当下人心浮躁，各种浅俗的趣味代替了深刻严肃的思考，“经典”常被视为与“现代性”对立被否弃，所以这次会议的召开有着特别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则代表主办方回答了“为什么要和经典对话”的问题。他认为，经典就是起码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诉求，是各民族基本价值观和审美方式的反映，在网络虚拟性破坏了经典标准的今天，作为民族团结的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的文化经典传承变得尤为重要，而传承的根本方式就是不断地研究经典，不断与经典对话。

外文所党委书记张国宝感谢厦门大学对这一大会所做的精心安排。他表示，《外国文学评论》作为一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承担着介绍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重要任务。他鼓励与会专家学者研究外国经典著作，更好地促进中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院长杨信彰在对来自全国各兄弟院校同仁表示热烈欢迎的同时，对学院情况做了介绍。

 

　　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在致辞中强调了经典不仅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作品，也是无数学者参与其中的成果。他认为研究经典时应该回到经典所处的语境，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只有不断探索，才会有新的发现，经典也才会保持永久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是经典的创造者。

 

　　简短的开幕式后所有与会代表一起合影留念。

 

　　接着是大会主题发言。虽然发言者的发言涉及到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经典作品，也从不同角度思考了经典与文化、经典与阐释、经典意义何在等问题，但参会者可以从这些发言中捕捉到一份共同心声，那就是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在对待经典问题上的文化自觉，而这也是首先发言的《外国文学评论》主编盛宁的中心议题。他在题为“外国文学研究应强调‘经典’意识”的发言中提出，在现如今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文学典律的概念日趋淡漠的形势下，我们这些高校教师和文学研究学者应向自己发问：我们该向学生和广大读者教些什么？美国人文教育的滑坡、文学教育碎片化的现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召开“与经典对话”这样一次会议，就是试图重振外国文学研究中的“经典意识”，这种经典意识应成为我们的一种文化自觉。只有具备这样的文化自觉，才能开创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局面，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文学者的职责。

 

　　浙江大学张德明教授挑选了荷马史诗的三个后续文本来探讨经典的重写问题。他指出，经典的文化意义正在于它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全球语境中，经典的普世性使其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从荷马史诗的三个后续文本可以看出，后人对于经典的不断重读和阐释，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体验，也创造了新的精神财富。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经典后续文本，就是从新的文化立场出发，通过对古代经典的改写，借助其话语权和传播力量而建构自己的经典地位。

 

　　北京大学谷裕副教授以歌德为题，探讨了文学经典作为民族集体意识象征的意义。她指出，歌德及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虽然掺有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取向，但歌德著作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德意志小邦分裂的局限，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对超越时空的人生根本问题的追问。而且，与所有的经典一样，歌德的作品不仅具有整合民族精神和认同的功能，也能在各种异质文化中产生共鸣。因此，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不仅能为我们提供文化记忆，也以这种文化记忆为平台，为后来者提供了交流的根基，使“与经典对话”成为可能。

 

　　南京大学江宁康教授在发言中重申了文学审美的必要性。他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并不等于文化虚无主义，所以追求文化多元并不应该否定经典文学的存在。经典文学作品所蕴涵的思想深度和批判锋芒是其他文化媒介所难以逾越的，其中，经典作品的文学审美特征则尤其应成为文学批评的重点。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冯寿农教授以福楼拜的名作《包法利夫人》为例，回顾了这部作品150年来的接受史和作家福楼拜的研究史，指出文学作品和作家之所以成为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是因为它们/他们有着“经典性”，这经典性包括作品内容上的普世性、批判性和形式上的审美性，也包括作家对所处时代和本人局限的超越。

 

　　外文所陆建德研究员也从《诺桑觉寺》和《赎罪》这些具体文本入手，探讨了对经典之间、经典作家之间不断对话和不断改写的过程。简·奥斯丁的《诺桑觉寺》就是对18世纪末流行的哥特小说的正面回应，而英国当代小说家麦克尤恩的《赎罪》则通过戏仿，又是对奥斯丁的自觉的超越。

 

　　六位代表的主题发言围绕着不同语种经典的产生、形成、重构和阐释，呼唤起强烈的对话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天时间里，与会代表在这种意识的感召下，就各自的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对“经典”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