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左)向来宾介绍阿摩司·奥兹(右)

 

 

 

 

　　2007年9月4日，当代以色列著名作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教授、诺奖提名者阿摩司·奥兹应我院国际合作局和外文所邀请在二楼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以色列：在爱于黑暗之间”的演讲。外文所陈众议所长主持了这次演讲。

   

　　奥兹首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他和夫人访华表示衷心感谢。说在过去的几天里，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他深受感动，难以忘怀。中国读者对奥兹的作品以及以色列文学所给予的凡响，所表现出的兴趣，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奥兹介绍，大约有70部多希伯来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大约有40部希伯来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希伯来文，相信书籍之间的对话乃是中国文学和以色列文学、中华民族和以色列民族的最好对话方式。

 

　　奥兹从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三个最重要因素谈起：首先，在过去的两千年间，犹太人没有家园，奥兹说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确实难以想象，尽管在中国大家也经历过艰难时世，遭遇外侮、反叛、内战、革命、战争和文革，经历过艰辛、苦难与饥谨，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人民永远居住在自己的家园，没有流亡异乡。即使有人移居海外，但是中国就是中国，这一事实无法改变。而犹太人的经历非常独特，他们在过去的二千年里，流亡世界各地，到过136个国家。犹太人的最切身体验就是没有家园。

 

　　自从以色列王国在公元71年遭罗马帝国毁灭后，犹太人流亡到136个国家，讲述一百多个国家的语言。在欧洲，许多犹太人讲意第绪语，带有浓重的德文口音；在中东，许多犹太人讲拉迪诺语，带有浓重的西班牙文口音；犹太人从来没有自己的语言进行日常生活对话。因此，没有口头交流语言就成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第二个因素。

 

　　第三方面，奥兹认为，即使到了1948年以色列再次建国，犹太人仍然没有信心永远拥有这个国家，以色列仍然面临着威胁，狂热主义者仍然要毁灭以色列。这三方面因素成为现代犹太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现代希伯来文学中也得到深入的反应。

   

　　奥兹谈到，许多人对犹太人感到好奇，许多中国人问他，为什么犹太人会取得如此的成功？有众多成功的商人、企业家、科学家、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答案非常简单，并非因为犹太人有杰出的基因，犹太人的基因并不比中国人的基因强。关键在于，犹太人热爱书。自古以来便有一句著名的犹太谚语：如果你想在一个冬天躲雨，就造个茅屋；要是你想在许多冬天里躲雨，就造一所石屋。要是你想为子孙后代铭记在心的话，就建造一座石墙环绕的城市；要是你想流芳千古，就写一本书。犹太人是书的民族，他们是学者。尽管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书对他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读者读书仍然比任何国家都多，以色列图书的平均销售与发行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但是以色列人读书与其他国家的人不同，他们读书并非为了愉悦。他们读书是为了与作家斗气，不同意作家的见解。

   

　　奥兹还说，犹太民族喜欢争论，喜欢不一致，喜欢持有异议，在犹太传统中充满了争论，许多书中也充满了争论。这种争论在其他文化传统中难以接受，甚至难以理解。但在犹太传统中具有普遍性，犹太传统的基础便是怀疑与争论。即使在以色列的小学里，老师们也鼓励孩子们去争论。即使孩子的见解与老师的不同，但老师还是鼓励他们直抒己见。争论与怀疑是犹太文化的精髓，这也是理解当今以色列和以色列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色列的作家和老百姓都不断地和以色列的总理和政府进行争论。但即使你和政府争论，你也不会被送到监狱。若是你跟政府争论，总理很可能会邀请你到他的官邸里喝杯茶，甚至吃饭。前些天，奥兹和夫人被邀请到总理奥尔默特官邸吃饭。总理知道许多人不同意他自己的观点，他们很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很尊重其他人的见解，但他会对你的主张视而不见，所以不要指望作家会对政客有多大的影响。

   

　　奥兹回顾了希伯来文学的特点。120多年前，犹太人开始回到以色列土地上，当时犹太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面临无法承受的压力，遭受迫害，歧视，屠杀，驱逐。在世界各地不受欢迎。他们只能回到两千年前即已离开的地中海家园。犹太人之所以遭到歧视，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宗教原因，也有对犹太人的偏见所致，比如认为犹太人聪明，但是与当地社会格格不入。犹太人在敌意加剧的情况下，回到了以色列土地，并在那里定居。与此同时，他们在那里也创造了一种文学，即反映以色列人回归以色列列土地这一思想的文学。

   

　　希伯来语是犹太人非常古老的语言，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创造了希伯来语《圣经》，即《旧约》，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犹太人流亡世界各地后，只把希伯来语当成仪式语言，用于祈祷，用于宗教事务的对话与交流，但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失去了活力。

   

　　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年，本-耶胡达创作了一部希伯来文字典，创造了几千个现代希伯来语词汇，把一种古老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复活。当时许多犹太人从欧洲和东方来到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相遇，要进行交流，就必须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来做生意，来谈话，进行买卖。此时，希伯来语作为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交流的语言，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了生命。但是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像创立希伯来语的本-耶胡达，教授希伯来语，给希伯来语词根加入前缀和后缀，创立新词。

   

　　此后，年轻一代人成了说希伯来语的人，语言本身突飞猛进。希伯来语实际上完全反映了当代生活的需要，而且还从欧洲国家的语言里借用了很多语言。到现在已经有700万人或800万人说希伯来语。伴随着语言发展这一态势，希伯来语文学的发展也极其迅速。

   

　　首先，有一大批文学大师从欧洲来到以色列，如阿格农、比阿里克、布伦纳、车尔尼霍夫斯基，他们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但是却带来了欧洲人的意识，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深厚的欧洲文学根基。即使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作家，也把中东意识带到了以色列。因此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文学其实受到了多种文学传统的影响，能够海纳百川，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容纳其中。当然，以色列文学表现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以色列作家也试图在创作中寻找解决冲突的途径。百分之九十的以色列作家都是反政府的，总是和政府不一致。但以色列政府不会把这些作家和诗人送进监狱。顶多就是给他们扣上许多帽子，前政府就曾经称奥兹为“以色列的叛徒”，“阿拉伯人爱好者”。许多以色列作家均被视为“阿拉伯人爱好者”。

   

　　奥兹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是一个悲剧。是正确者与正确者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正确者与错误者之间的冲突。这片土地是犹太人祖先居住过的土地，也是巴勒斯坦人世世代代在那里生存的土地。犹太人离开了那里就无处可去，巴勒斯坦人离开那里也无家可归，这是两个民族所拥有的唯一一片土地。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要巴勒斯坦在那里建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要进行一种历史的妥协，一种痛苦的妥协。在奥兹的词汇表里，妥协与生活是同义词，只要生活，就必须有妥协。不仅在民族之间需要有妥协，在个人之间也许要有妥协。

   

　　奥兹说，许多以色列小说家和诗人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间一直都主张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是受难者。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过去都是欧洲的受难者。欧洲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镇压等手段伤害、羞辱、压迫阿拉伯人；也是同一个欧洲，欺压和迫害犹太人，尤其是在大屠杀期间，欧洲人屠杀了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所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就是两个受难者之间的冲突。两个同受到同一压迫者压迫的受难者应该团结起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却不是这样。两个同属于一个父亲的孩子相互之间没有爱，相互报以仇视，可以用这种比喻来形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把巴勒斯坦人当成欧洲纳粹的翻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不认为犹太人是来自欧洲的难民，而是将其视为欧洲殖民主义的另一个缩影，是曾经迫害过他们的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一个象征。

   

　　奥兹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争端由来已久，主要争端由土地引起。既不是宗教冲突，也不是文化冲突，而是一种国土争端。以色列和阿拉伯民族中的狂热主义者想把土地争端变成文化争端和文明争端。很难说这片土地究竟属于谁，哪个国家能够真正拥有这片土地。妥协的方式就是要把这片土地一分为二，一部分归以色列人所有，一部分归巴勒斯坦人所有。

   

　　正是因为以色列是个大熔炉，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家，因而在文学上表现出一种多样性。有的作家写耶路撒冷文学，有的作家写特拉维夫文学，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相距只有70公里，但这两所城市非常不同，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样不同，气氛不同，传统不同，历史不同。特拉维夫是一座新型城市，其历史不足百年，非常后现代，非常西方化，非常经历充沛等；耶路撒冷比较传统，由许多沉重的石头建造而成，比较内向，比较含蓄，比较神秘。这种区别造就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两种文学，此外还有基布兹文学，乡土文学，以及其他多种文学。

   

　　此外，奥兹还提到犹太文化传统中具有很强的幽默感，包括自嘲，开自己的玩笑。奥兹认为幽默感是一方良药，是消灭狂热主义的最好的办法。幽默感是一种文化财富。因为采取幽默的方式看待自身，就是在用别人的视角看待自身，嘲笑自己也是在用别人的方式看待自己。用别人的视角看待世界，乃文学伟大秘诀之所在。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学均教给我们如何不同视角、眼光、立场来看待世界。比如一条街，我们从不同的窗口会看到不同的风景。这也是任何一种文学，以色列文学，中国文学，以及其他各种文学妙处之所在。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钟志清

摄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李联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