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车槿山教授来我所演讲记
演讲会场(一)
演讲会场(二)
2008年10月28日下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理论室之邀,北京大学车槿山教授来到我所就“文本理论”问题做了一场题为“从‘作品’到‘文本’的学术演讲。前来参加讲座的有社科院外文所和文学所理论室的广大师生,以及部分来自北京大学师生。大家济济一堂,饶有兴趣地聆听了车教授的讲座,并就“文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对话。
讲座由外文所理论室主任周启超研究院主持。首先,他简短地介绍了车槿山教授的研究领域:车教授是国内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法国文论专家,尤其对罗兰·巴特的研究有着相当精湛的造诣。然后,他扼要地回顾了“文本理论”本身的历史和发展以及在我国的研究状态。
接下来,车教授开始了自己的演讲。首先,他谈了之所以选择“从‘作品’到‘文本”’作为自己演讲主题的理由,他指出这个主题是实际上出自罗兰·巴特一篇文章的标题。然而在当下,“文本理论”早已不是一个什么时髦的话题。“文本”也并不是罗兰.巴特专有的话题,在不同的时期,在许多不同国别的理论家那里都有着形形色色的论述。不仅结构主义时期谈文本,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也都探讨文本;不仅文学理论关注文本,而且艺术理论、文化理论也研究它。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呢?巴特的“文本理论”与其它“文本理论”有什么相似与差异呢?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深入到巴特当时的语境及其对他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做追本溯源式的梳理。
沿着这个思路,车教授大致介绍了罗兰·巴特一生学术和创作的历程。他把它划分阶段:第一阶段,指巴特早期的作家梦阶段。那时的巴特梦想成为纪德那样的名因此他对萨特、马克思、布莱希特很感兴趣,尤其是对戏剧情有独钟。这个时期代表作有《文字的零度》、《神话集》。在《文字的零度》中他开始提出“写作”这个概念,并认为应该用“写作”来取代“文学”的概念。在《神话集》中,他关注形形色色的“社会话语”,并创立了一套倾听“社会话语”的独特方法。第二阶段,指巴特的“语言学转向”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系统地研习索绪尔的语言和符号理论,摇身一变成为了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这时期的代表作有《符号学原理》、《时装体系》。第三阶段,“文本性”阶段。这时期他从克里斯蒂娃、德里达、拉康、索莱尔斯等人的理论那里汲取了灵感。主要代表作有《S/Z》、《符号帝国》。第四阶段,道德探索阶段。这个时期他迷恋于尼采,关注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代表作有《文本的愉悦》、《罗兰·巴特自述》。
综观巴特的思想发展历程,车教授总结了他的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巴特的善变和多变,即他总是不断地追求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另外一个特点是他的理论原创性不够,总是从别人的思想那里汲取灵感,再以他作家的气质将这些思想通俗化,为普通读者所了解。
在对巴特一生的思想历程做了一番梳理之后,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巴特的“文本理论”主要集中于他在其第三阶段的探索。集中反映巴特“文本理论”思想的当属他于1971年发表的《从作品到文本》一文。在该文中他指出了作品与文本的深刻差异。他从方法、文类、符号、阅读、快感等七个层面详尽比较了这两个概念:比如在方法层面,作品是一个实体,一个可见的实体。而文本则只能在生产中被感知。在文类层面,以往对作品文类进行的种种分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文本则不只限于文学,还包括其它各种艺术以及文化。在符号层面,作品限于所指,而文本则是能指,是一种纯粹的能指游戏。在阅读层面,作品是一种文化消费,而文本是一种游戏、劳动和生产。在快感层面,作品带给读者的只是一种愉悦,而文本带给读者的则是一种快乐和极乐。因此,传统的“作品理论”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本质主义,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文本理论”则打破了这种等级制,开放了文学文本的空间。
事实上,“文本”这个概念是从结构主义开始出现的,是结构主义的产物。然而后结构主义也研究文本。不过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文本的理解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以巴特的“文本理论”为个案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的相似和差异。
讲座结束之后,在座的学者和学生就巴特的“文本理论”问题向车教授提问。其中颇具典型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郭宏安老师谈到了在巴特思想存在着“先锋”与“保守”两种不同的姿态,并请教车教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车教授回答到,综观巴特的一生,先锋的姿态应该是最主要的方面,这主要反映在他在理论上不断超越,反映在他对先锋派艺术和新小说的支持。然而不可否认巴特在后期确实出现了某种思想上保守倾向,他甚至以享乐主义者自居来淡化他思想的这一倾向,然而享乐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悲观主义者。很难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这种保守,然而我们不应该把这种“保守”理解为倒退。事实上,很多思想家在晚期都会出现思想上不同程度的保守。接下来,吴晓都老师请车教授谈谈巴特“文本理论”的局限性问题。车教授说,巴特“文本理论”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他的理论主张隐匿作者,呼吁读者发挥更多的能动性,并认为这种作者的隐退可以使得对作品理解的增殖。然而这种理论终究是矫枉过的,因为它付出了“作者之死”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似乎福柯对作者的理解更容易让人接受,他认为作者在文本中的位置是一种功能性的位置,他始终应该在文本中占有自己的一个维度。
文章来源:社科院外文所 周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