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邀请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铃木贞美教授，在外文所举办了题为“明治时期日本启蒙思想中的‘自由·平等’” 学术讲演会，继而在北京、上海举行了多场重要的学术讲演。

 

　　铃木贞美教授长期推动着一项基础性、前沿性的“概念编成史”研究。

 

　　此次关乎“自由·平等”的讲演，毋宁说正是一次实证式的具体演示。以铃木贞美教授自己的话来说，“概念编成史”研究的目的乃探究适于国际化时代的学问方式。或者说，“概念编成史”研究着力反省的是如下两个制度，19世纪中叶传至东亚的民族国家（同一法律下诸民族诸地域诸阶层构成的国民组织——日本称之为“国民国家”）制度及随之建立的学问制度。

 

　　铃木贞美教授曾细致探究了“文学”概念的演变或重构过程，指出魯迅曾在《门外文谈》(1935)中说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一词正是来自日本的舶来品——日本人对于英语literature一词的翻译。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学”意味着“文章博学”，魯迅却在留学日本期间发现，在日本“文学”指称的乃是诗歌、小说、戏曲之类基于文字记述的语言艺术。铃木贞美还指出，19世纪中叶最初是在香港，英语的“literature”已与中文的“文学”互为译词。就是说，在这种概念的重构中香港又是先于日本的。当时，“文学”的英语意义是高雅的著述“polite literature”，这与儒学中的“文学”意指大致对称。应当说，最初大学文学系意义上的“文学”亦是此等含义。铃木贞美特别强调，应了解概念的变化过程，否则将无法避免误读现象的发生。总之，“概念史研究”在任何领域都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作为此次社科院外文所讲演的关注对象，铃木贞美在分析“自由·平等”的概念时，有意设定了一个便于操作的前提或平台——他所观察、分析的是特定时期特定代表性文化人物在接受西方“自由·平等”概念时发生的特殊情况或差异性。他以近代日本文化名人福泽谕吉、西周、加藤弘之为中心，考察、论证了他们对于西方“自由·平等”概念的特殊的接受过程或方式，强调在那种概念的重编或重构过程中，原有文化底蕴（或感受器）发生着特殊的作用。简而言之，任何欧美思想的接受都会以传统思想的某些要素为感受器媒介。铃木贞美强调，自己展现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辨明概念之接受过程的研究方法，而并非单单局限于“自由·平等”的概念解读。他所演示的乃是“概念编成史”研究方法在辨明概念之重组过程中的有效性。结论在于，在接受“自由”观念时，福泽谕吉依据的是一般的儒学或天道思想，西周依据的首先是朱子学，加藤弘之依据的则是阳明学。

 

　　此外，尤值一提的尚有铃木贞美考察此类问题时的文化立场，他在关注文化概念的意义重构时，其实一直带有某种相对性的批判目光，他要在寻找此等概念历史性重编理由的同时，探询或反省造成日本近代历史错误的文化基因，比如说他在探究“生命本位”的概念时，就深刻反省了“大正生命主义”催生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形态核心。同样，他在分析“自由·平等”概念时，亦以富于说服力的实证，揭示了福泽谕吉“自由·平等”理念中发生的龃龉，一面力倡“天不造人上之人也不造人下之人”，一面鼓动日本应“谢绝亚细亚的东方恶友”而选择“脱亚入欧”的道路。铃木贞美批判说，其昭然若揭的“蔑视中国”竟与帝国主义的论调如出一辙。

 

　　外文所此次举办的铃木贞美学术讲演会取得了良好的学术效果。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魏大海

摄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李联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