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 1926-1949》
作者：沈弘编译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济南府一个桥洞下的难民避难所。
中国富人的孩子们：上海某位著名政客的全家在上海跑马场。
碧云霞小姐所扮演的角色。
2014年年初，学者沈弘编译出版的三卷本《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之晚清部分受到学界关注。近日，该系列的续篇《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沈弘编译了1926至1949年间，英国《伦敦新闻画报》中与中国有关的图文报道，选编的近3000幅珍贵照片不仅记录了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民国社会生活细节的呈现是国内相关著作所匮乏的，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民国。
编译渊源
翻看《伦敦新闻画报》时就像伯希和翻阅经卷
沈弘是杭州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遍访芝加哥、伦敦等地图书馆，搜集了大量难得一见的珍贵图文资料，并整理编译了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记录。近十多年，沈弘编译、撰写了不少文章，比如《偷窥同治皇帝的婚礼》《七个微笑一个皱眉：战乱里的中国人》《你所知不多的圆明园老照片》等。
历史学者雷颐回忆，20多年前沈弘还在北京大学教书，他去沈弘在育新花园的家中拜访，对沈弘电脑中的大量珍贵照片印象深刻。不过，那时对历史研究还不太重视，沈弘联系了几家出版社，很多珍贵收藏未能出版。这几年出版的著作有《晚清映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老照片中的大清王府》等。
聊到自己与老照片的渊源，沈弘说：“我原来是在北京大学英语系教英国文学、英国诗歌，当时开了一门西文目录学。1990年左右，北大图书馆准备举行90周年馆庆，他们想请我整理一批书，于是我花了大概半年时间把北大图书馆馆藏的一批新闻善本书浏览了一遍，写了一个评估报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有很多外国人写中国的书里面，有大量的老照片和其他的图片。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对这个感兴趣。”
到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沈弘辅导一个本科生做科研，题目是《美国传教士与京师大学堂》。在查找资料过程中，沈弘就找到了大量的跟京师大学堂有关的外国人记录的资料和照片，大概有两万张老照片，但有些已经损坏。这几次经历，让沈弘与老照片结缘。2003年，他受英国学术院和王宽诚基金会资助赴英国访学，在图书馆的书库顶楼里发现了整整一堵墙的数百卷《伦敦新闻画报》。随后半年时间里，他将这些资料拍照，并着手翻译。
回想起当时在图书馆的昏暗顶楼里翻看《伦敦新闻画报》的情景，沈弘觉得是在屏息静气地观看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一场场大戏。“那个场景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它使我联想到了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王道士的昏暗密室里翻阅经卷的情景。当时伯希和的心情应该跟我是一样的。”
沈弘透露，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英国人攻打广州的时候，珠江上游的炮台是英文名字标记的。但是我找了国内有关鸦片战争的书，里面都没有这些细节的东西，所以就暂时耽搁下来了”。200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曾出版《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选取了《伦敦新闻画报》中的400多幅图片，沈弘发现书中存有一些错误。前几年，时代华文书局的编辑找到他，建议重新整理翻译这些资料。
史料价值
看到西方对中国认知的变化
英国的《伦敦新闻画报》创始于1842年，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像记录为内容主体的新闻周刊。它早期以版画、石印画、新闻素描为主，随着技术的发展渐渐以摄影照片取代版画。在两次世界大战报道中，摄影照片是新闻报道的高潮时期。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它的读者群开始减少，20世纪70年被迫从周刊改为月刊，接着又先后改为双月刊和半年刊，直到2003年休刊。
沈弘表示，《伦敦新闻画报》创刊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它从一开始就对中国有连续性的图片和文字报道。通过翻阅会发现，西方人眼中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早期对中国社会的误读到后期的逐步客观呈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该刊物已经开始向中国派驻记者，发回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等历史事件的现场直击报道。在编译过程中，沈弘坚持保留外文直译过来的原貌，他觉得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也体现了那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为此出版社删减了部分内容。
历史学者马勇很推崇这套书，他说：“西方人的视角跟中国人不太一样，他面对的读者群也不一样，他有他的判断。通过沈弘这几套书，你可以看到西方人看中国的脉络，早期是把中国人看成怪兽形象，像前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西方人看中国是野蛮之邦，而且形象也都怪怪的，中国的皇帝画得也不对，等到了国民政府时期，西方人和中国其实已经处在一个大致相当的对等状态了。我们今天回望，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距离真的很近了，北平的外国学者比今天的中国的外国学者还要多。”
另一方面，马勇觉得这套书还提示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是多视角看待中国的，包括欧洲、苏联、美国等对中国的进程看法不一样。即使是同在英国，不同的人看到中国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这样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中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世界，融合在一起。”这几年，西方摄影师拍摄中国社会的图书出版比较热，马勇觉得是有技术方面的原因的，普及照相技术和自由拍摄在中国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照一次相要从乡下走到县城里面”。
生活细节和民俗部分颇为珍贵
这部四卷本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收录了近3000张珍贵照片和100万文字报道，除了记录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社会事件、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外，对民国社会的百姓生活、民风民俗的记录是在国内资料中不多见的。
比如《在灵隐寺念经的和尚》这张照片旁，当时的英国特派记者这样写道：“这些和尚一边念经，一边还在喝茶，他们跪垫前面的桌子上可以看到摆着茶杯，这座寺庙的柱子是用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红松制作的，这还是已故总统袁世凯的礼物。”与之类似的还包括《蒙古人的札木节》《中国陶器的颜色》《魅力的酥油花》等。
在梁启超研究专家解玺璋看来，《伦敦新闻画报》应该属于一个社会政治类的刊物，在文化方面介绍量不是很大，但是照片中的一些生活细节让人感兴趣。“我在书里边看到一个照片是一个很时尚的年轻女性，她的头发也很时髦，可是下面是一个小脚。我们印象里小脚肯定都是老年人或者说比较保守的妇女。可是在20年代，比较时尚的青年女性也是小脚。从晚清梁启超开始就反对裹小脚，到20年代已经有四五十年反缠足的经历了。这就说明一件事情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刀切的，它是逐渐变化的。”
解玺璋认为，书中的一些史料也补充了我们史料当中的一些缺陷。他说：“我们的史料文字的东西比较多，图像的东西就比较少。那时候中国人也没有那么多的拍摄设备，包括中国的记者。比如有些戏剧方面的照片，不管四大名旦或者四大须生，我们看过的舞台现场的照片很少，他们当年拍一个戏装照都要到照相馆去照。那时候的娱乐记者并不具有拍摄设备，在现场拍张照片可能很难，这里面的资料就弥补了这个不足。我们戏剧研究的人可能没有关注过外国人在剧场里拍摄的照片，其实也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