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刻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使命，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论界的一件盛事。我们的马列文艺论著研究，要紧紧抓住这一新的历史契机和思想起点，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当代形态化。《讲话》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我看来，倡导“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当代形态化”，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民族性、当代性、人民性特征。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键就在于推动实现“两个融合”，建构“两大体系”：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信仰是一个民族之为民族的根本特征。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巨目标行进的途中，这一现实迫切需要我们积极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包括儒家文学思想精华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互通”、“互补”、“互融”，在当代文论和价值体系构建中大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和传统文化精华，拆除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精华之间的文化意识形态阻隔，打通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的对话途径，从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并致力于建构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以及能改善和加强中共执政地位与执政能力的新道统、新政统、新文统。这一新道统、新政统、新文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这一新的思想文化形态，需着力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首先解决文化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要摆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消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误解，尤其是不要动不动就把传统文化拉出来为现实的失误做替罪羊。同时，必须分清“复兴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复古”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复兴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文化复古，不是“奇观”式地复制、照搬传统文化景观，更不是所谓的封建文化“复辟”，而主要是在“张扬文化精神”、“引起民族感情”、“赢得文化认同”的“形而上”层面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智慧灵活、大气磅礴地加以文化创新。 

第二，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在于做好顶层文化设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是从国家文化意志、最高决策层面对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做的最好诠释与说明。这些论述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它昭示我们：在顶层文化设计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已被视为国家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建设特别是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所展示出的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第三，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明确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传统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在历史的延续中积淀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没有历史积淀就谈不上传统，没有发展演变也就没有传统。在当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呈现和资源价值利用具有非整体性特点，其中既有具普适性的精华成分，又有属糟粕性的东西；既有合时宜的，也有不合时宜的。因此，对于传统文化，要汲取和挖掘哪方面的内容，必须做到目标明确、心中有数。判定是否属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在于看它是否经历过长期的实践验证，是否即使历经过各种历史磨难而仍能很快恢复并继续为人们所遵从、被家庭所提倡、为社会所公认。 

第四，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本在于抓好优秀传统文化的通识教育。我们知道，智力教育中如果缺乏伦理道德和人文情怀培育、教化、养成方面的维度，就会导致诚信和责任意识缺失，影响社会道德风气。为此，选择对于不良世道人心和社会风俗具有针砭、疗治作用的传统文化典籍，以适合于大众阅读的读本、范本刊行于世，尽早在学校课堂特别是中小学课堂开展传统文化通识教育，使全社会尽早恢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成为现今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责任。我们期望，通过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终提出能够应对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的、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下文艺文化现实融合，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与价值体系 

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还要着力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下文艺、文化现实的融合互渗，以建构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相符合、融会当代中国经验的“大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反思当前我国的文论研究，原先的那套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新的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文论与现实相脱节，文论面对变迁中的文艺实践、文化现实而“失语”、“失声”的情况仍十分严峻。可以说，当前我国的文论发展，不仅需要更换话语方式以克服与现实相疏离的缺陷，更需要面对来自生态环境、电子媒介、消费主义、全球化等带来的巨大冲击。如何适应在文艺形态、文艺实践、文化现实等方面的重要变迁，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论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成为当前我国文论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界的当务之急。对此，应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坚持“两个基本导向”，把握好“三个基本方面”。 

坚持“两个基本导向”是指：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包括文论研究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就我国文论而言，因其对象——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文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因此，文论研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既要加强对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的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等文艺创作规律的理论总结，更要加强对各种文艺创作的理论引导，促进文艺创作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既不断满足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和审美需求，也要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第二，要坚持问题意识导向。问题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召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推动理论创新；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动学术进步。我国当代文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是指面对中国当代的文艺发展状况、文化思潮和社会文化现实进行提问的意识，是对当代中国的文艺、文化现象和发展经验进行批评实践时应该具有的分析和理论提炼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要使当代文论介入当代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的话语实践之中，介入当代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图像阅读、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文化现象之中，推动文论研究从形而上诉求转向现实优先的形而下关切，从思想游戏转向实践精神，从概念拼图转向问题意识，从理论世界转向生活世界，从学科构建走向问题意识重塑。 

把握好“三个基本方面”是指：第一，体现民族性。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构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使当代文论体现出特色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强调文论的民族性特征，不是要排斥世界优秀文化、文论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我国文论更加符合当代中国的文艺、文化现实。因为，只有解决好民族性问题，才能有更强的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只有把中国实践总结好，才能有更强的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第二，体现原创性。当代文论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的文论，也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当代文论体系的构建，要以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中国实际为起点，以我们当前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特别是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有关文艺、文化问题的分析研究，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文论的着力点、着重点。第三，体现系统性。当代文论要特别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价值体系建设，体现出文论的系统性。在解读中国文化实践、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然而，当前我国文论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此，我们要善于从文艺创作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文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马克思主义文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置身于新的历史处境和时代格局，我们要积极推动实现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当代形态化，继续为深化中国当代马列文论研究、开辟当代马列文论研究新境界献计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