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奖，这种二十世纪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学作品评选机制，作为一种文学制度（the literary institution），对于文学书籍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著名的文学奖，如诺贝尔文学奖（创办于1901年）、龚古尔文学奖（创办于1903年）、普利策小说奖（创办于1917年），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不仅为世界文学史提供了相当可观的优秀作品，更以其评选过程的公开化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大众。二战以后，各主要西方国家都加强了自身的文化建设，为了鼓励文学创作和大众阅读，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单语种文学奖和国家奖纷纷创办。1950年，美国创办了自己的国家图书奖（小说奖成为其中的重头戏），1968年，英国创办了布克奖，1976年，西班牙创办了塞万提斯奖……这些年轻的奖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基本上也都成为了各语种文学优秀作品的风向标。其他一些广受大众欢迎的文学奖，诸如更重视读者角度的科斯塔文学奖、专门颁发给女性文学的橘子奖（2013年更名为“妇女文学奖”）以及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学奖等等，在书籍大量发行的今天，也都凭借其良好的的口碑和多年的声誉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文学奖已经成为连结作品和公众的一种有效媒介。对于获奖者来说，文学奖所包含的是肯定性的价值判断。对于市场来说，文学奖所必然包含的公共参与性，如读者和新闻媒体的计入，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作品的社会化，因而必然会对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建构产生相当的作用。考察作为一种文学机制或制度的文学奖，尤其是西方成熟的文学奖对于文学作品传播的影响，对于提高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选取了近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和英国的曼布克奖（由曼集团赞助冠名）为观察对象，讨论文学奖对于书籍销售的拉动作用。选择这两个文学奖为个案，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影响力。诺贝尔文学奖自不必说，曼布克奖作为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英语世界的文学大奖，在推动英语文学的发展和挖掘新作家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成功之道，很值得其他国家的文学奖主办者学习。 

诺贝尔文学奖效应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迄今已经有112年的历史。1895年11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临死前留下遗嘱，捐出全部财产三千一百万瑞典克朗（折合到今天大约为十六亿三千万瑞典克朗），用来设立一个奖金，授予“一年来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为了更好地贯彻诺贝尔的遗愿，主持评定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采取了严格的评审程序。每年的评审工作从前一年九月份开始，先由各国文学院院士、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的文学史和语文教授、历年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各国作家协会主席推荐一个名单，当年的二月至四月进行初选，选出一个长达二百人的初选名单，至四月底再选出一个十五人的复选名单，至五月底再选出一个五人的短名单。六月到八月，院士们集中阅读入选的五位候选人作品，九月进行讨论，十月投票并宣布获奖者，十二月十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授奖仪式。 

文学奖采取终身评委制，每年由文学院选出五名院士组成诺贝尔委员会，任期三年，连选得连任。历届评委们谨遵诺贝尔的教导，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挑选那些“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虽然免不了有遗珠之憾，但在“推动文学的发展”和“促进优秀文学家为全世界接受”方面，百年诺奖功不可没，它的权威性也得到了全世界各国读者的认可。 

进入到21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布都会在全球各地引发一股阅读风潮，在中国内地尤其如此。一到十月的颁奖季，伴随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布，媒体报道、书店码堆、出版社抢版权，读者抢购买等各种“喧闹”现象时有发生。某个呼声较高的作家，哪怕没有获奖，只要他的大名在博彩公司的赔率上占据先锋，他的作品也会受到出版商的青睐。2013年的博彩名单上，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赔率最高，虽然他的作品在没有提名之前已有超过百万的发行量，但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单子上排第二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也极大的促进了他的新书发行。 

最近十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选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十位值得名垂青史的作家。他们分别是：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2013），中国作家莫言（2012），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罗马尼亚裔作家赫塔·米勒（2009），勒克莱齐奥（2008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2007），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2006），英国作家哈罗德•品特（2005），奥地利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2004），南非作家约·马·库切（2003）。这十位作家中，略萨在中国内地的知名度最高，赫塔·米勒的知名度最低。从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的销售情况来看，略萨、帕慕克和库切的作品销售状况稳定，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销售状况相对较差。但总的说来，这些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获奖后受到媒体和出版界的热捧，作品在奖项的拉动下热卖。 

以2013年的新科得主爱丽丝·门罗为例。10月10日， 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加拿大小说家艾丽斯·门罗，以表彰她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的杰出成就。门罗是是诺奖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13位女作家，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加拿大籍作家。获奖前，门罗的大名在英语世界并不陌生，但在中国，她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者的圈子内，市面上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逃离》（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社）在售。此书曾在2004年获得过加拿大最高文学奖项之一的吉勒文学奖，2009即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译出，但此书从出版到门罗获奖，整整卖了四年，也只买了三万册（按照出版商的说法，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销量了）。但是，随着门罗的获奖和媒体的密集宣传，《逃离》马上变得炙手可热。从门罗获奖后，“公司版权部、市场部、发行部电话就持续响个不停，两个小时内就接到二十万册的订单，公司因此作出了加印四十万册的决定。”新经典文化外国文学方面的负责人说[①]。当晚，《逃离》旧版销售一空。 

一场关于门罗作品的中文版权之争也随之展开。2013年10月18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记者张英采写的文章《短篇之罪？——爱丽丝·门罗中国遇冷记》，对门罗的版权之争做了详细的报道。报道首先提到的是在国内外国文学出版界颇有口碑的浙江文艺出版社。该社曾在2009年购买过门罗的作品《公开的秘密》，并打算把此书放到该社名牌丛书“经典印象”第六辑里。当初购买版权的时候，门罗还没有拿国际布克奖，据浙江文艺副总编辑曹洁说，便宜到也就两千美金的预付款。但是，因为译者的耽搁，出版社的粗心，此书迟迟未出，硬是把版权拖到了期。2013年10月，在门罗获奖后，此书版权划归给了译林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因为丧失了绝好的市场机会而后悔莫及。但是，如果门罗没有获奖，他们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漫不经心呢？按照发行能力超强的新经典文化的数据，名家名译的《逃离》四年尚且只有三万册的发行量，谁敢保证这本没获过什么奖的《公开的秘密》能有很好的市场表现呢？对于出版商来说，丢掉这两千美金恐怕比印出来积压在库房里损失更大吧。说到底，还是因为一个“利”字当头，趁着获奖赚一票的心态作祟。 

同样是在2009年初，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专家的建议下购买了门罗六本书的版权：《快乐影子舞》、《恨、友谊、追求、爱、婚姻》《太多的欢乐》《少女和女人的生活》《善良女子的爱》《爱的进程》，其中一位译者张小意早早就把稿件交给了出版社。但是一晃四年，门罗的书还是没有出版。“当时我们社里考虑到爱丽丝·门罗不是国际知名的大牌、热门作家，一本本出版对图书宣传推广不利，打算六本书一起出版，三个翻译者的交稿时间都不一样，就拖了。”主持这个项目的编辑蒋卫国对《南方周末》（2013年10月18日）记者解释说，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出版社总编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可能他们还是怕市场风险。”结果是，江苏人民把已经准备下厂的六本门罗终被迫让与了译林出版社，七卷本的门罗（包括此前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一本）经过译林出版社加班加点的工作，在门罗获奖后不到一个月内，套装上市，与广大读者见面。七本小说集同时推出，如果不是诺奖带来的巨大的市场效益，怎么可能又怎么有必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出来？曾经在八十年代出版过“诺贝尔文学奖译丛”的老出版人刘硕良表示，“出版的时机很重要”。为何？因为这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信息四处泛滥，热点消纵即逝。趁着门罗获奖后作品片段、励志故事、经典语录被网友热烈转发的热闹劲儿，赶紧把书出了，这是传统的外国文学出版社也不得不面临的市场压力。 

一个外国的文学奖，真的能对图书市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以至于所有的出版社都不惜放下身段抢版权赶出版吗？！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致力于提供图书行业咨询、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他们从1998年开始就研发了“中文图书市场零售数据连续跟踪监测系统”，截止至2013年3月已涵盖两千多家图书销售单位。开卷以此系统为基础发布畅销书排行榜，并通过自己的数据对每个月的图书销售进行比对和分析。2013年11月22日，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究咨询部的一份报告[②]称： 

　  2012年，莫言的获奖使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读者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2013年的新晋获奖者也比以往外国获奖作家获得更多的关注。果不其然，艾丽丝·门罗在中国内地目前唯一的一本图书《逃离》在经历了多年不温不火的市场表现之后，10月的销量也出现了直线上升，并进入到虚构类图书的Top10。从更早的历史数据来看，很多欧美作者的作品在获奖前也都表现一般，而在获奖后热卖，成为随后一段时间的畅销作品。其中格拉斯(1999年)的《铁皮鼓》在其获奖当年12月位居虚构图书排行榜的第十名，库切(2003年)的《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耻》在当年11月位居虚构图书排行榜的第十五名，帕慕克(2006年)的《我的名字叫红》在当年12月位于虚构图书排行榜的第二名，多丽斯·莱辛(2007年)的《金色笔记》在获奖当年的11月排名也飙升到虚构类图书的第二十三名。 

出版商并不傻，在商业和文化之间，巨大的市场压力或许让他们更倾向于商业。赚钱是王道，有历史的数据作为支持，门罗的加印和版权大战也就不足为奇了。纵观近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无疑不在重复着这样的戏码。年年一个作家，年年一通大战。不为别的，只因诺奖的魔力太大，押中一本即意味着更多的利润。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奖，中国内地的“诺贝尔情结”全面爆发。无论是媒体还是读者，全都被卷入到一种虚假的文化潮流中， 

【莫言·天津北方网讯·2012年10月14日20:56】　据淘宝网数据显示，从11日晚上8点至12日早上8点，网友在这12小时里疯狂下单2600笔，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分列前三位。在淘宝里莫言的相关搜索指数，12小时猛涨了26倍。而男性以及35岁至49岁的年龄段是搜索莫言的主流人群。在莫言的所有作品中，长篇小说《蛙》最受青睐。记者调查发现，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后，截至12日早晨，淘宝网部分商户与莫言相关的书籍全部售罄，并马不停蹄开打“预售”牌。 

从社会各界的反映来看，对于莫言的获奖，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赞美。媒体的全面介入，不仅让莫言本人不堪其扰，甚至波及到了他老家的村子。莫言本人赴斯德哥尔摩接受奖金穿什么衣服带什么人，也都成为媒体和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莫言的书，除了作家出版社的《莫言文集》（2012年10月，套装20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在原来套装11册的《莫言文集》的基础上紧急加印，冠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作品系列”的名头再次出版（2012年11月，套装16册）。“莫言成为仅次于儿童作家杨红樱的年度最具市场价值作家”、“2011年莫言图书对整体市场的码洋贡献率为0.01%，2012年则达到0.47%”[③]。 

这些耀眼的数据，直接把莫言推向了中国作家财富排行榜的前三甲。 

2012年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儿童文学大王郑渊洁从2011年的“探花”地位上升至“状元”宝座，以260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傲视群雄；因为“诺奖效应”，莫言后发制人，以2150万元的全年版税收入高居第二；来自成都的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以2000万元位居第三。郭敬明由于转型，“首富”地位旁落他人，名次由去年的冠军下滑至第四位……和郑渊洁同为57岁的莫言后发制人，自今年10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莫言的热度持久不退。他的书一时间被抢购一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他此次以2150万元的版税收入成为富豪榜“榜眼”，而此前几年，莫言从未进入中国作家富豪榜前三位，这也再次证明了诺奖效应的“魔力”。[④] 

这种“魔力”，或大或小、或重或轻，笼罩在每年十月授奖季节的上空。莱辛、品特、略萨之类的老作家在中国有一定的知名度、有一定的译介，获奖让他们的旧作品热卖，未引进的作品引进（价码大增）；库切、勒克莱奇奥、帕慕克这样的作家，题材和手法新颖，业内有识之士早已圈定过一两本，获奖后的知名度得到进一步读者的进一步的任何，作品系列慢慢地也就做成了长销书；赫塔·米勒、耶利内克这样的作家，在国内知名度不高，译介少，甫一得奖，出版商和读者全部抓瞎，只能求助于专业人士，紧急赶工。特朗斯特罗姆这样的诗人，获奖后诗集的发行量不能和小说比，但跟自己比，绝对还是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下面是几则有说服力的报道： 

【库切·2003年10月4日《成都商报》】本报讯（记者彭志强）南非小说家库切刚刚因获得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而名震全球，其作品立即在中国出版界引发图书版权争夺大战。昨日记者从多方获悉，南京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等国内10多家出版社昨日纷纷抛出橄榄枝，托关系寻找库切作品南非方面的代理机构，准备轰炸式地推出这位作家的作品……　昨日，南京译林出版社张社长告诉记者，由于库切获奖之前在中国影响很小，因此该社去年推出的库切作品《耻》在国内市场反响一般，但随着库切前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昨日各地新华书店及发行商都纷纷给该社打来电话，要求再版中文版《耻》。 

【帕慕克·《中华读书报》】2012年8月15日04版】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随着《天真的感伤的小说家》本月上市，土耳其大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全部作品已在中国内地出齐。 这是自2006年《我的名字叫红》出版以来，六年来译入的第十一部帕慕克作品汉译本。帕先生的其他名作，如小说《雪》和《纯真博物馆》、随笔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回忆》皆在其中。所谓全部作品，指他的所有小说和成书随笔集，不包括1992年的一个电影剧本和2010年的一个土文选集。 就单一的外国在世作家而言，其作品引进历时之短，品种之全，影响之大，实为中国出版业稀见。十一本书均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世纪文景的编辑王玲告诉读书报，帕慕克汉译作品的总发行量已逾76万册。《我的名字叫红》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六年来连续印刷了26次，发行高达39万册。其次是2007年出版的《伊斯坦布尔》，同样不断加印至今。 

    【耶利内克·人民网·2004年10月10日】 据《纽约时报》10月8日报道，在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之后，原本在绝大多数国家名声不彰的耶利内克知名度直线上升，24小时之内，在亚马逊网络书店的排行榜上，她的作品销量已经有了惊人的增长，这再次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点石成金”的魔力。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可在“亚马逊”购买到的4部耶利内克的作品订购量全部跃入了前70位。她最著名的作品，曾被改编为电影并夺得戛纳电影节大奖的《钢琴教师》的定购量从遥远的第1163804位一跃上升到第9位，其他几部作品《爱欲》、《情人们》、《美好时光》的销量也得到了神奇的提升 

【莱辛·《都市快报》·2007年11月17日】去年帕慕克中签，让买了中文版权的世纪文景赚翻了。多丽丝·莱辛的第一赢家，是译林出版社。尽管有那么多家出版社出过她的书，不幸的是，除了译林的《金色笔记》，其他书版权都过期了，不能加印，最多清仓卖卖库存。南京大学出版社也是意外的赢家，他们在多丽丝·莱辛获奖前“低价”买了两本，翻译太费时，正准备直接采用繁体字译本，赶在热潮上出来。译林动作很快，多丽丝·莱辛一获奖，《金色笔记》就换了装帧，加了个腰封，赫然标着“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代表作”。不同于帕慕克，多丽丝·莱辛恐怕很难畅销，和耶利内克一样，她的小说并不通俗，很先锋。《金色笔记》和《野草在歌唱》当年印了五六千册，都还有库存。 

相比于媒体的喧嚣，开卷的数据或许更有说服力。根据开卷的报告，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战争》（译林出版社，1994年初版），在2008年获奖之前一直销售平淡，获奖后，销量出现大幅度攀升，仅2009年一年的销售数量，即为前面销售数年的总和。略萨的作品《城市与狗》《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公羊的节日》，对比2009年和2010年其获奖后的销售数据，其上升分别为30%到50%。对于诗人来说，这个数字上升的比例更大，特朗斯特罗姆（2010年得主），其诗集获奖后至今的销量，超过了2001年到2010年的销量总和，虽然就其销售数量的绝对值而言，与小说的销量仍有很大差距。 

同样是作家，同样是媒体的连续报道，同样是读者关注，十位获奖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销售也有所不同。在稳步推进作品入市方面，略萨作品的出版是一个好的案例。2010年，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获奖。鉴于中国西班牙语界的持续努力，略萨在中国的作品一直是长销书，并没有引起疯抢版权的现象。略萨获奖之时，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系列”的三本：《城市与狗》《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公羊的节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联手上海九久读书人公司出版了他的三本小说《绿房子》《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胡莉娅姨妈和作家》。六本书都在2009年末出版，等到略萨获奖后，市面上有充足的供应，出版社只是加印而已。这样的“美满”结局，一方面得益于略萨作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干将在中国积累的知名度，一方面也在于出版社的眼光。按作家的重要性买作品，而不是按获奖来“抢“作品，应该是一个沉稳的出版人应该秉承的原则。 

相反，2009年获得者赫拉·米勒的作品出版，至今依然令人诟病。2009年10月8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四天之内，著名的版权代理人蔡鸿君便收到了二十四家大陆出版社或文化公司的邀约，磨铁图书、万榕书业、新经典等民营出版机构也纷纷出手，在版权归属尘埃落定前，数字一度涨至三十二家。最终，凭借强大的集团背景，凤凰联动与译林联合取得了赫塔·米勒作品的中文版权（译林后退出）。凤凰联动次年一月份拿下了书的版权，马上组织译者进行翻译，仅仅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一套书（10本）的翻译出版。有同行指出，虽然翻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短短几个月，不够时间将译文“冷一冷”，其翻译质量令人生疑。其中一本合译作品，译名不一致、赶工等译作常出现的老毛病仍在。从出版方的角度来看，趁着获奖的热度赶紧赚一票是不二选择，凤凰联动为米勒的十四部部作品版权付出了十几万欧元的费用。出版社想要盈利，必须赶工。[⑤] 赶工的结果是网上书店常年的半价销售，堂堂的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混迹于励志和大众畅销书中，享受买300送100的折上折，对于出版商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显然，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内地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度未免有些狂热，“诺贝尔效应”也表现得更为明显。自1923年泰戈尔访华以来，国人的“诺贝尔情结”，至今挥之不去。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短篇小说集，销量一度达到了10万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从1982年延续到了九十年代末，共出版88册，文学青年几乎人手一套。这种状况在进入21世纪后更加浓烈，甚至到了一种“势利”的地步，2008年勒克莱奇奥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经有《诉讼笔录》（上海译文，1998）、《战争》（译林出版社，1994）和《乌拉尼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等作品在中国出版，他本人也在2007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来中国访问，但关注的人寥寥。次年他获奖后来中国，与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作品热卖，人也因为诺奖得主的光环备受媒体的追捧。 

应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国文学阅读方面，中国国内已经形成相当大的一部分粉丝群。对于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出版商和一般读者都有兴趣拿来翻一翻，看一看。对于出版者来说，如何摆脱掉急功近利的心态，扎扎实实放出眼光来买版权，以负责任的态度组织翻译，应该是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对于普通的读者大众来说，跟风阅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书买回去并没有读，而是摆在书架上当摆设。 

曼布克文学奖效应 

伦敦时间2013年10月15日晚，布克奖评委会做出决定，把本年度的获奖作品颁发给了新西兰八零后女作家埃莉诺·卡顿的的长篇小说《发光体》(The Luminaries，2013年8月1日，格兰塔出版社)。卡顿出生于1985年，六岁随家人从加拿大回到了新西兰，一直生活克莱斯特彻市。她曾在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又在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读完了创意写作的硕士学位，2008年发表处女作《彩排》，写的是中学老师的师生恋，引起关注。《发光体》是她的第二本小说，厚达832页，历史题材，背景是1866年新西兰霍基蒂卡市的采金区。小说的结构独特，第一部分四百页，就是十二个不同的人在回忆新西兰历史上的同一天：1866年1月27日，也就是故事开始的那一天。这种拼贴式的历史表达，创新的写法，对于一名年仅28岁的女作家来说（迄今为止进入布克奖短名单最为年轻的作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获奖，有多少人会有眼光关注到她的这本大部头作品？ 

但是，曼布克奖改编了这一切。《发光体》参与了今年的布克奖评选，从长名单一路杀到短名单，每时每刻都受到媒体的关注。评委会主席、作家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acFarlane）表扬说，这可是一本“令人眼花缭乱的作品，发光而又浩瀚”，并提醒读者，千万不要因该书的厚度而却步，《发光体》“结构之紧密堪比太阳系仪”。名作家的权威评判加上媒体的报道，一时令这本新人的大部头在市场上脱销，以至于英国《卫报》的记者不得不感慨，直呼曼布克奖是个 “Career-changing Prize”。 

曼布克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魔力，来源于它在文化和商业上所做到的双赢局面。曼布克奖（2002年，英仕曼集团拿下了冠名权）创办于1968年，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英语世界的第一大文学奖。在文化上，曼布克奖一贯坚持自己的高标准，强调选拔的权威性、导向性和公正性。与诺贝尔文学奖和龚古尔文学奖不同，曼布克奖实行流动评委制，评审由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士担当（一般有五人），分别为书评家、学者、小说家、文学编辑、文化名人等。五位评审每年必须阅读被推荐的一百多部作品，从中选出二十多本初入围名单，再从这份名单中选出六本进入决赛，最后从这六部作品中选出一位获胜者。层层的选拔加上严格的把关，曼布克奖的获奖小说如今已经成为“最好看的英文小说”的代名词。在没有更可靠的依据来判断作品质量的前提下，曼布克奖也为非英语世界的出版商挑选作品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商业上，曼布克奖在推动了文学的商业化，使文学的市场潜力得到充分开发方面值得称道。曼布克奖每年颁发一次，奖励给年度最佳的小说作品。截止到2013年为止，曼布克奖的奖金已经涨到了五万英镑(按目前汇率折合人民币约为四十八万元)，进入短名单的入围者亦可获得一千英镑的奖金以及一本经过特殊设计包装的该年入围著作。所以，每年的曼布克奖一经公布，不仅获奖作品销售飙升，就连入围作品的销售也一路攀升。在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方面，曼布克奖也做足了功夫。曼布克奖的授奖范围几乎涵盖了除美国之外几乎所有的英语国家，并逐渐衍生出布克国际奖、俄语布克奖（由布克奖基金会1991年创办）等一系列有国际影响力的奖项。除此之外，曼布克奖还带动了相关文化市场的开拓，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其中就有中国观众熟悉的《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少年Pi的奇幻漂流》《云图》等热门电影。从文化效益上说，曼布克奖成功地营造了一种大奖文化。它鼓励无边界创作，使许多思想自由，文体新颖的作品纷纷出现，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文坛格局，对当代英语小说的影响毋庸置疑。 

这是最近十年来的获奖作品列表： 

从这个近十年来获奖作品列表来看，曼布克奖在挑选年度的最佳作品方面，显示出它“一切以作品说话”的原则。一个作家，不管你多年轻（如八零后的卡顿），无论你多年老（如出生于1942年的雅克布森），无论你写过几本（如以“都铎王朝三部曲“连续获奖的曼特尔），无论你写什么题材（如大胆出格的《美丽线条》），无论你是不是新人（如以处女作获奖的《白老虎》和《弗农小上帝》），只要是评委们觉得这本小说有“新”意，都可以不拘一格地给他或她奖项。 

以连续两次获奖的希拉里·曼特尔为例。曼特尔酷爱历史小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不知写过多少大部头的作品。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书《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厚达一千多页，几乎没有人去买。2000年后，她开始构思她的“都铎王朝三部曲”，以新的历史眼光重新评价克伦威尔这个当时名重一时的权臣。她的故事曲折，写法生动，对人物的描绘尤其到位，发表后就受到读书界的好评。2009年，第一部作品《狼厅》（厚达650页）获得了当年的曼布克奖，作品从获奖前的销售量的3.6万本，获奖后一跃高达60万本[⑥]。2012年，曼特尔完成了“都铎三部曲”的第二部《提堂》，当年，希拉里·曼特尔凭《提堂》再次夺奖。在五年之内把一个重要的文学大奖两次颁发给同一三部曲的两部作品，这在曼布克奖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恐怕在世界文学奖的颁发历史上也是个孤例。此前，人们谈到当前英国文学，总是马丁·艾米斯、伊恩·麦克尤恩和朱利安·巴恩斯并称，曼特尔的获奖，让当代作家的排名顺序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三剑客”的阵营和提法大概也要换一换名称了。借助曼布克奖，曼特尔的两本书都冲击了当年的图书销售Top10。 

借助于曼布克奖的效应，获奖作品一般都会成为长销书。 

布克奖是一架巨大的市场发动机，获奖甚至入围作品的销量往往获得较前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增长。据报道，英国水石连锁书店去年曾受《卫报》委托做过一次调查。从2003年10月16日到2004年10月16日，调查者对历届布克奖获奖图书在全英所有书店及网络书店的销量进行了统计。调查显示，历届获奖图书在统计期内销量前3名依次为：《少年Pi的奇幻漂流》（2002年，扬·马特尔著，25.8万册）、《弗农小上帝》（2003年，DBC·皮埃尔著，90，555册）和《盲眼刺客》（2000年，24,518册）；销得最差的则分别是：《需要负责的事情》（1969年，0册）、《奥斯卡与露辛达》（1988年，13册）和《热与尘》（1975年，13册）。[⑦] 

这仅仅是布克奖获奖作品一年在英国书店的统计数据。统计结果表明，不同的作品会有不同的市场认可度，虽然曼布克奖不能绝对得带来市场的热销，但写得好的故事一定会因为得奖而受到读者的青睐。上世纪九十年代，布克奖一度以曲高和寡受到批评。新华网的一篇文章[⑧]说，“20世纪90年代初的几位得主，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最后的命令》，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以及金斯利·艾米斯的《老恶棍》在得奖后的一年内，分别只卖出了451册、246册和174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曼布克奖组委会一度更重视商业效果和百姓的关注度。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几本叫座的获奖作品，在评选上或多或少地贴近了大众读者的口味。但是，如果放在一个更长久的时间段里来观察所谓的不够畅销的作品，人们会发现它们一直都在卖，虽然卖得不够好，但也是没有绝版的长销书。非英语语种的译介，也使得曼布克奖作品的长销有了足够的保证。 

曼布克奖，除了在推动文学作品的市场化方面令人赞叹，它最值得人称道的地方还在于它对青年作家的提携和挖掘。一些青年作家，借助曼布克奖这个平台，从评论家的视野里走向大众的阅读，曼布克奖可谓是功不可没基兰·德赛和阿兰达蒂·罗伊（1997年得主，获奖作品《微物之神》）获得曼布克奖时年仅36岁，拉什迪（1981年得主，获奖作品《午夜的孩子》）获奖时33岁，奈保尔（1971得主，获奖作品《自由国度》）获奖时39岁，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利（1991年得主，获奖作品为《饥饿之路》）获奖时年仅32岁……曼布克奖对他们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当年的青年作家，如今早已是誉满全球，除了拉什迪因为宗教和政治原因之外，其余的获奖作品大都有了中文译本。获奖者的作品，在全球的发行量也不下百万册。 

甚至还有作家会凭借布克奖一炮走红，以处女作小说获得曼布克奖，从此创业生涯走向坦途。2008年，时年33岁的印度作家阿迪加以处女作小说《白老虎》获得布克奖，2003年，名不见经传的澳大利亚作家DBC·皮埃尔（时年44岁）凭借其黑色喜剧风格的小说处女作《弗农小上帝》获得布克奖。2002年，斯里兰卡裔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时年39岁）凭借其第二本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获得布克奖，2013年，28岁的新西兰作家埃莉诺·卡顿凭借其第二本小说《发光体》获得布克奖……这都说明，曼布克奖的评委更重视新鲜的血液。据华龙网的一篇文章统计（2013年11月3日），布克奖获得者平均年龄仅为49岁，而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平均年龄64.47岁，布克奖对中青年作家创作的推动作用可见一斑。从这个意义上说，说曼布克奖是个“Career-changing Prize”并不为过。 

近十年来，中国的出版人对布克奖的关注度也大大增加。激烈的图书市场竞争，让在国外市场获得口碑和市场认可度的作品成为他们引进当代小说作品的重要依据。对国内的出版社来说，公认的选书原则无非是以下几条：一是看国外亚马逊的排名数据，二是看是否获奖，三是参考开卷对于同类图书销售的历史数据。纵观近十年来的布克奖获奖作品在中国的翻译，除了2004年的获奖作品《美丽线条》因为涉及同性恋问题而未能出版，2011之前的作品全部都有了中译本。2012年希拉里·曼特尔的作品《提堂》也花落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在翻译出版中。2013年卡顿的那本长篇大作，恐怕也不会有人漏掉。 

结 语   

世界上大大小小数千个文学奖，通过各种各样的选拔机制，与读者的购买与阅读行为形成了一种互动，共同筛选着当代的“经典”。这其中，有出版商的商业行为，有读者的阅读行为，也有文学评论圈的引导行为。文学奖，与教育、文学批评、学术圈、文学刊物、作家协会、文学节、图书推广等等文学活动的外部要素，共同形成了一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那种“文学场”，这个“文学场”或许可以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品味和基本的文学价值观。 

世界各国的文学奖，通过各自的评选机制，对于筛选单一语种的优秀作品、引导读者大众阅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重要的文学奖，一般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基金会管理2）市场化运作 3）吸收民间资本 4）出售冠名权 5）每年一次 6）除了专门的文学奖，还有图书奖下辖的文学艺术类奖 7）出于文化扩张的需要，某些文学奖近年来有跨国的倾向，如布克奖，科斯塔文学奖、橘子奖、BBC短篇小说奖。除此之外，在评选流程上，各主要文学奖推崇的是层层选拔制度，评选过程一直不排斥大众参与，媒体也予以积极报道。对于进入短名单的作品，有的奖项也予以奖金鼓励。这些制度上的设计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作品的权威性和社会参与度，间接拉动了获奖作品的销售。 

还是以曼布克奖为例。过去的45年间，英语文学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英国、爱尔兰、英联邦国家为一极，美国为一极。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家往来于地球各地，成为“无国界作家”，与之相应的则是文学奖颁发的尴尬。据2013年9月16日英国《卫报》报道，2014年曼布克文学奖有望对美国作者开放，其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谋求国际化的意图表现得亦甚为明显。无独有偶，2014年，英语世界的写作者还会迎来一个新的重磅文学奖：弗里欧文学奖（The Folio Prize）。这个文学奖对全球所有的英语写作者开放，奖金为四万英镑，其标榜的宗旨是：展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小说，无论形式，无论风格，要让尽可能多的读者关注到它。据说，弗里欧文学奖的推出是不满布克奖越来越倾向于流行小说而不是文学小说。该奖被看作是由媒体资助的曼布克奖的最有力的对手。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弗里欧文学奖是“一个被金钱日益左右的世界非常需要的一个文学奖”。 

与英语世界文学奖的扩张相反，中国国内的文学奖却一直呈现出“衰落”的迹象。著名的茅盾文学奖四年一次，基本由中国作协主导，公众的参与程度不高。获奖作品注重宏大叙事，动辄是长达几百万字的长篇大作。姑且不论四年一次漫长的评选能否反映中国文学创作的现实，但是产生的作品，如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炜的的小说《你在高原》，能不能为普通读者所接受就是一个问题。2013年，官方热捧的《大秦帝国》亦是如此。以至于《收获》的编辑叶开为了强调个人话语，忍不住玩了个“老虎文学奖”。在他看来，茅盾文学奖喜欢宏大叙事，对那些在人心、社会关系等方面有精妙叙事的南方作家就有“偏见”，像马原这样的作家，就被“宏大叙事”这张大网漏掉了。有些人为了冲击茅奖，还专门“搞大”。有些小说在篇幅上不断加长，或者在小说背景时间拉大，动辄一个世纪、几个家族。[⑨]试想，曾经的《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历史的天空》这些新时期以来获奖的主旋律作品，都曾借助过影视剧热卖。可是，今天，又有多少青年读者还会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样的作品呢？ 

创办于1986年的鲁迅文学奖同样如此。三年评选一次。其基本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面，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鼓励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坚持少而精、宁缺毋滥的原则，评选出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优秀作品。”    

相比于西方的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在体裁门类上有可取之处，比如设立了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等等，现在还有翻译文学奖，但在评选机制和社会参与度方面，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与茅盾文学奖一样，鲁迅文学奖也是更重视文学为意识形态服务。 

创办于2003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大概是国内相对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文学奖，包括年度杰出作家、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文学评论家和年度潜力新人六个奖项。为中国首个由大众传媒设立、及有公正人员参与评选全过程的年度文学奖项，是目前大陆奖金最高的纯文学大奖。其中，年度杰出成就奖个人得主为十万元人民币。该奖由《南方读书报》发起，迄今历史太短，其公信力、权威性以及获奖者作品对市场的拉动作用还有待观察。但是，该奖毕竟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探索，在引导公众阅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得不说，相对于西方的成熟的市场化的文学奖评奖机制以及众多文学节、创意写作班的配合机制，中国在文学艺术的体制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其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外国图书占据中国图书市场，中国读者的“诺贝尔情结”久之不去，中国文学图书处于严重的“入超”地位。这种状况和所谓的大国经济、文明古国的地位完全不相称。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文学奖，通过文化市场上的现象来考察和追溯西方主要文学奖的运作机制，学习对方有益的经验，或许能改善这种一边倒的状况，更好地为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服务。 

附1：近十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名单及其在中国的出版情况 

2013 爱丽丝·门罗（1931—），加拿大作家，获奖理由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逃离》，南海出版公司，2009 

*《快乐影子舞》《恨、友谊、追求、爱、婚姻》《太多的欢乐》《少女和女人的生活》《公开的秘密》《一个善良女子的爱》《爱的进程》，译林出版社，2013年10月 

2012 莫言（1955—），中国作家，获奖理由“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 

 *《莫言文集》（套装20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 

 *《莫言文集》（套装16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隶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作品系列”。 

2011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31—），瑞典诗人，获奖理由为：“通过凝炼、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 

2010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秘鲁作家。获奖理由为“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 

* (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系列) 《城市与狗》《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公羊的节日》，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8月。2009年末，人民文学出版社联手上海九久读书人公司开始引进出版略萨的作品，至今已推出了《绿房子》、《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胡莉娅姨妈和作家》三本著作。 

2009，赫塔·米勒（1953—），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获奖理由为“她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直率描绘了被放逐者的景观”。 

*《赫塔·米勒作品集》（套装10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联动，2010年9月。(至今在半价销售) 

2008 勒克莱齐奥（1940— ），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获奖理由为“新起点、诗歌冒险和感官迷幻类文学的作家，是在现代文明之外对于人性的探索者”。 

2009年12月8日，勒克莱奇奥访华。据悉，本次共有11部勒克莱齐奥作品的中文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其中既包括荣获2007年度“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名作《乌拉尼亚》，也包括《饥饿间奏曲》、《沙漠》、《墨西哥之梦》、《奥尼恰》、《燃烧的心》、《巨人》、《飙车》、《寻金者》、《看不见的大陆》、《流浪的星星》等重要作品。迄今，已有《乌拉尼亚》、《飙车》和《饥饿间奏曲》3部作品面世，其余8本也将在明年陆续推出。 

2007，多丽丝•莱辛（1919— ），英国女作家，获奖理由为“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她的史诗性的女性经历”。 

 *版权比较分散。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精典文库”收录了，译林、新经典都有。 

*译林版的《野草在歌唱》，花城版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译文版的《又来了，爱情》。译林版的《金色笔记》。 

*新经典：《幸存者回忆录》《黑暗前的夏天》《我的父亲母亲》 

*南京大学出版社：《裂缝》《非洲的笑声》《第五个孩子》《浮世畸零人》《风暴的余波》《抟日记 : 非洲故事二集》《三四五区间的联姻》《玛莎·奎斯特》《壅域之中》等 

作家出版社：《好人恐怖分子》 

2006 奥尔罕·帕慕克（1952—），土耳其作家，获奖理由为“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哈罗德•品特（1930—），英国剧作家，被评论界誉为萧伯纳之后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获奖理由为“揭示了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心动魄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 

2004，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1943—），奥地利女作家，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人。获奖理由为“小说和剧本中表现出了音乐动感，用超凡的语言显示了社会的荒谬及其使人屈服的奇异力量”。 

2003 约·马·库切（1940—），南非作家（现为澳大利亚作家），获奖理由为“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 

*浙江文艺出版社包揽了除《耻》之外所有的库切作品。 

附2：近十年曼布克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以及在中国的出版情况 

2013《发光体》（The Luminaries）埃莉诺·卡顿（Eleanor Catton） 

2012《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 

2011《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12年7月，郭国良译 

2010《芬克勒问题》（The Finkler Question）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英国） 

     *中译本，上海译本出版社，2013年，周小进译 

2009《狼厅》（Wolf Hall），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 

    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0月，刘国枝等译 

2008《白老虎》（Aravind Adiga） 阿拉温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印度） 

     *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路旦俊、仲文明译 

2007《聚会》（The Gathering）安妮•恩赖特（Anne Enright）（爱尔兰） 

    * 中译本，作家出版社，2008年11月，夏欣茁译 

2006《失落》（The Inheritance of Loss） 基兰•德赛(Kiran Desai) （印度） 

    * 中译本，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韩丽枫译；《继承失落的人》，2013年10月，南海出版公司，韩丽枫译。 

2005《海》（The Sea） 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爱尔兰） 

    *中译本，作家出版社，2007年，王睿/夏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王睿译 

2004《美丽线条》（The Line of Beauty），阿兰·霍灵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英国) 

2003《弗农小上帝》 （Vernon God Little ）D.B.C. 皮埃尔（D.B.C. Pierre）（澳大利亚） 

    * 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6年9月，叶华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