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来自域外的文学文本要迁移、旅行到其他的民族时，除了表面上的语言、情节等能借助翻译得到准确传达外，语言背后所具有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和观念体系，大多难以进行表层的直接迁移，而需要借助本土观念体系的深层碰撞，最终以文化误读的方式得以曲折呈现。也就是说，文学文本在异域的迁移及经典化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外国文学经典才能得到“二度确认”，才能成为一种“本土化”的经典。一般来说，我们考察一个文学文本在异域的经典化过程，需要考察的不仅有源语文本、译语文本等内部因素，也还需要考察外部因素及中介因素等环节。

年5月30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名著《百年孤独》中文版正式发布，成为这部当代世界文学经典的首个得到授权的中文版版本。此时，距离作品在阿根廷的首发已经过去四十四年，距离第一个中文版本的出现已将近三十年。三十年来，在中国没有哪一部外国名著可以像《百年孤独》一样影响中国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作家，也没有哪一部译著会像《百年孤独》一样，拥有那么多不合法的版本。2011年，马尔克斯打破自己死后一百五十年内将不授权中国的誓言，以及《百年孤独》第一个得到正式授权的中文版的面世，成了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直至目前，据称百万美元的版权费和短期突破百万册的销售量，成了中国文坛无人能敌的“神话”。 

本文将以《百年孤独》的经典“本土化”为例，探讨一本外国名著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以及成为“畅销书”的过程，以期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和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本土化”等问题进行一些深层思考。

经典的诞生及其冲击波

1967年，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独居一室创作《百年孤独》时，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已蔚然成风，逐渐演变成世界现象。 

彼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已经发表小说集《首领们》（1959），此后他又推出两部长篇《英雄时刻》（1963）和《绿房子》（1966），奠定了他在西班牙语世界重要作家的地位。1967 年，卡洛斯·富恩特斯出版了一部重要的长篇《换皮》，引起西班牙读者的兴趣。这批作家的领军人物——正在国外流浪的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还不曾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谋面。科塔萨尔的小说集《爆炸》《游戏的结局》和《我们无比热爱格琳达》等作品已使他成了极有影响的作家，尤其是他在196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跳房子》，更是成了文学爆炸初期的一块基石，而且比《百年孤独》还早了四年。巴尔加斯·略萨、富恩特斯、科塔萨尔、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乌拉圭）、胡亚奥·卢萨（巴西）、何塞·利马（古巴）、阿道尔夫·卡萨莱斯（阿根廷）、奥古斯托·巴斯特斯（巴拉圭）、何塞·多诺索（智利）、格尔利摩·因方特（古巴）、曼纽伊尔·普伊格（阿根廷）、女作家路易莎·瓦兰斯伊拉（阿根廷）、伊莎贝尔·阿连德（智利）等等，都创作出了描写拉丁美洲的先锋作品，唤起人们对进入现代几个世纪，而殖民幽灵却依然不散的拉美大陆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的现实。 

    1967年，闪烁着加西亚·马尔克斯早期文学创作灵感，同时也体现着他与以上拉美作家相互呼应的《百年孤独》在阿根廷面世了。小说出版之匆忙，连马尔克斯请画家朋友文森特·卢霍设计的封面都没能赶上。据依兰·斯塔文斯回忆，阿根廷杂志《第一版》在当年6月号的封面上刊发了《百年孤独》出版的消息，并称其为“美洲的一部伟大小说”（而不是“拉丁美洲的一部伟大小说”）。著名批评家马蒂尼斯亲自操刀，最早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在小说的最后一页，印着“1967年5月30日第一次印刷”的字样。数日之后，小说出现在城内的书店和各个报亭里。在小说出版的第三天清晨，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在圣达菲大道旁吃早饭时，无意瞥见了路过身旁一位买菜购物的家庭主妇，她手里除了蔬菜，还拿着一本《百年孤独》。当时，出版社并没有进行任何宣传，这部小说的顿时成功不仅令马尔克斯本人，更令许多人感到震惊。 

1967年6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旅为他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就在这一年，著名诗人聂鲁达来到巴塞罗那，见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诗歌集《世界之角》中，聂鲁达借诗歌称赞了科塔萨尔、瓦列霍、略萨、鲁尔福、奥蒂洛、巴斯托斯、富恩特斯等其他作家，而诗歌《加西亚·马尔克斯》使马尔克斯成了这群作家中唯一得到这种特别礼遇的一位。在当时拉美最具世界影响力的聂鲁达眼里，《百年孤独》已是“继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之后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百年孤独》在美国的迁移。在1968年10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利奥尼尔·特里林在接受采访时对这部作品的态度还有些轻慢，认为它更多地引起了读者的“人类学兴趣”。这种态度在当时有文化的读者中并不少见，尽管当时已有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拉美文学作品英译本，但是对特里林这样的读者来说，拉丁美洲可还是原始与落后的代名词。1970年，局面发生了大扭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在纽约引起轰动。1970年3月3日，约翰·列昂纳德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这大概是英文版《百年孤独》最重要的书评。文章中，列昂纳德称：“一个黑暗的永恒的人物站在中央，半是史学家，半是巫师，其声音或是天使般的，或是疯子般的，将把你从可控的现实推入梦境，之后把你紧紧地锁在传奇和神话里。” 

列昂纳德的书评虽是《百年孤独》在美国迁移过程中一个重大的事件，但六十年代的美国的社会气候更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原因。六十年代末，“垮掉一代”的革命达到高潮。人们不仅认为左右美国数个世纪的刻板教育体系需要改变，且对种族问题更为关注，并常以游行、罢工和占领大楼的形式表示对争取黑人权利的支持。文坛重量级人物如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等，纷纷倡导以新角度看世界，并表现出对哥伦布之前和东方宗教的强烈兴趣。对很多人来说，拉丁美洲文学仿佛是一片新大陆，这个大陆展现了另一个现实，一个被知识精英和政治家所忽视的现实。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告诉了美国读者，位于美洲南部、说着西班牙语的国家是如何与世界同行。“马孔多”被看作是微缩的拉丁美洲：地方自治不能违抗国家，反教会倾向，党派政治，跨国资本的出现，失败的革命，历史对纯真的嘲讽，等等。而英文本与西语版的封面设计也大不相同，这些英文版封面不是大绿大黄就是五花八门的鹦鹉、妓女和将军。这种设计既符合欧美读者的口味，又体现了文学爆炸的主题，更重要的是为小说赢得了市场。 

应该说，拉美的“文学爆炸”不仅是一个文学和美学现象，也是一次商业上的成功。它从西语世界的文学之都巴塞罗那开始蔓延，以其对高商业价值图书的猎取、出版、发行为手段，以令人耳目一新、激发灵感的思想感染如饥似渴的广大读者，并将这种影响辐射到广袤的拉丁美洲世界、北美以及世界各地。七十年代伊始，《百年孤独》打开了美国市场，经由美国，“文学爆炸”的冲击波更强有力地扩展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而《百年孤独》也历史性地成了这场“文学爆炸”最耀眼的果实。 

1978年，中国最早开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世界文学》复刊。1982年，正当杂志筹备和组织翻译《百年孤独》之际，传来了马尔克斯获得该年度诺贝尔奖的消息。于是，《百年孤独》的选译恰逢其时地出现在了《世界文学》1982年第6期上。这个选译，也成了《百年孤独》的第一个中文版本。从此，《百年孤独》开始了它在中国的“奇幻”之旅。 

《百年孤独》的“本土化”进程 

前文所言，1982年12月，《世界文学》第6期率先发表了《百年孤独》中的六章。《百年孤独》全书共二十章（原书各章并不编号，译介时按原书次序进行了编号），《世界文学》所选六章分别是：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十章、第十二章和第二十章，并将未选译的部分以内容提要的形式串联起来，使其前后贯通，给人以一个完整的印象。这六章由沈国正、黄锦炎、陈泉三人共同译出。关于作品所引起的轰动，何榕在“前言”中介绍道：“《百年孤独》自问世迄今，已被译成三十二种文字，总发行量逾一千万册。”《世界文学》在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界素来享有很高的声望，而长篇选译又是《世界文学》的重点栏目，在这个栏目推出的作家作品都经过杂志的反复推敲与论证，并会加上详尽的说明与评介。时逢马尔克斯10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新一届得主，《世界文学》不仅大大地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兴奋与阅读期待，也成为《百年孤独》迁移中国的第一个推手。 

乘着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奖的绝佳时机，国内在1984年的8月和9月先后出现了《百年孤独》的两个译本，一个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8月份推出，黄锦炎、沈国正、陈泉等据西班牙语版译出；另一个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9月份推出，由高长荣参照英、俄译本译出。不过，这两个版本并不是全译本，主要是在性描写上进行了较大删节。至1993 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健恒的译本。作为老一辈翻译家，高长荣的译本“译文忠实，优美，富于情味”，而吴健恒的译本与前两个译本相比，则被视为一个“全译本”，出版时编辑曾说明该译本“未做任何删节，因此可视为一个全译本。通过它，读者可窥见这部名著的全貌”。 

在获得正式版权授权之前，《百年孤独》总共出现过十几个不同的译本，但较为重要并得到公认的就只是以上这三个译本。而三个译本中，黄锦炎等人的译本是后来重版最多的译本。其他诸多译本从翻译到出版都较为粗糙。

《百年孤独》在获得话语权力经典化的同时，人们也通过市场接受状况的数据描述来强化其在中国语境中的经典地位。除了《世界文学》在选译《百年孤独》的“前言”中对国外发行的数据有所介绍，于凤川在2007年6月1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又推出了《百年孤独》在国外销售的最新数字统计：“《百年孤独》自1967年5月在阿根廷出版以来，销量已达三千万册，仅今年（即2007年）3月推出的《百年孤独》四十周年纪念版就售出了一百万册。”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百年孤独》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另外，各国文学评论界所发表的高度评价或赞扬《百年孤独》的文章和言论，也时常见诸各类报刊和著作中。 

    而在1999年的中国，《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专刊组织了一次读者调查活动，评选“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调查结果显示，鲁迅的《阿Q正传》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分别列为百部入选作品的第一位和第二位，投票人数过半。《百年孤独》对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可见一斑。正如李洁非所言：“当时，可以说《百年孤独》几乎出现在每一个中国作家的书桌上，而在大大小小的文学聚会上发言者们口中屡屡会念叨着‘马尔克斯’这四个字，他确实给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带来了巨大震动和启示。”时过十三年，在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完成的国情调研项目“中外畅销书的传播与研究”问卷调查中，《百年孤独》仍居文学作品之首，在一百二十五份大中学生问卷中，有六十七人认为《百年孤独》是最喜欢的文学作品，占被调查人数的半数以上。 

国内和国外的种种数据和资料表明，《百年孤独》显然是在西语界和其他国家的文坛上被人们广泛阅读，并受到文学批评家大加赞誉和推荐的作品，其经典价值和畅销价值都是不容置疑的。而这样的价值认定，反过来又必然会对人们的接受心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其中，中国文学创作界对《百年孤独》的推崇与接收可以说是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泛称的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大景观，其规模与影响程度，恐怕只有五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之于中国作家的影响可比。（关于此问题，下文还有专门的论述）

在确立《百年孤独》的经典地位中，中国现有的学术制度与建立经典的规范秩序也起到了强化作用。学术制度与建立经典的规范秩序，促使和培养了人们对经典的敏感，而对经典的敏感与推崇反过来促使人们用制度手段去推动作为经典的《百年孤独》的阅读与接受。

在中国的大学（甚至是中学），为辅助教学和培养学生的学术与人文修养，都会开列“必读书目”与“参考书目”，而进入“必读书目”序列的都是中外经典著作，这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通行的大学教育规范性标准。《百年孤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便被许多大学纳入“必读”之列。从这一事实来看，学术的制度化和建立经典的规范秩序的确对《百年孤独》的中国接受与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这个中国的特定时代语境中，《百年孤独》在意识形态、审美观念与功利价值等方面完成了对中国的“迁移”，成功实现了经典的“本土化”过程。 

经典“本土化”的深层原因 

应运而来的经典     

《百年孤独》诞生于六十年代，传播于七十年代，当它来到中国的门槛上，正值中国新时代的开端，可谓是一部应运而来的经典。

从社会层面来看，八十年代中后期思想界的“文化热”也显然与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文学的冲击有关，《百年孤独》引发了我们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中对本土文化的反思与忧思，当时“文化热”中的各种议题，归根到底到可归结于此。当然，文学的发展道路不一定适用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它更为复杂，也需要更为审慎的辨别，但是，毋庸置疑，从文学领域到文化领域，《百年孤独》和拉美文学的影响已深化到了社会文化和思想层面。

相比较《百年孤独》的艺术价值而言，对新时期的文学现代性想象来说，更主要的还是它所代表的某种可资借鉴的文学现代性途径才使得其迅速被经典化的。拉丁美洲与新时期的中国面临着同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困惑，这种源语文本产生的具体语境与异域接受语境的契合使得新时期中国作家的接受更加容易，而拉美文学将“拿来”的欧美文学经验与本土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所取得的惊人的成果无疑为处于“影响的焦虑”中的新时期中国文坛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文学发展模式。

回顾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历史，《百年孤独》获奖与其传播正值中国文学迅速发展、激烈变动的年代：一方面，对现代派的讨论以及对“拟现代派”创作的不满，使一批年轻而有抱负的作家急需某种创作方式来超越模仿或照搬西方文学的现状；另一方面，日后成为“寻根派”的作家并非现代派的反对者，相反，他们从未掩饰过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兴趣，在“寻找自我”、重新面对本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从“西方”转向“本土”成为一种必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寻根”是对盲目追随西方现代派的反拨，也顺应了世界各民族文学向本民族文化传统回归的趋势。而这种顺应，正好体现在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倾倒上。 

八十年代，也是中国文学在文学观念上发生巨变的时期。《百年孤独》的传入，对中国文学的文学观嬗变发生了重大影响。比如“性格中心论”的坍塌，小说以特征代性格，主题的消解，马尔克斯小说中的现实感、历史感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关注，等等，都使中国作家感到亲切和容易把握。相比之下，西方小说重视个人命运，人物内心的非理性化，以及偏重文学形式技巧的特点，中国作家总是会感到与此隔膜和难以把握。 

中国文学重视西方文学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但是并没有产生一个成功的具有西方现代派特征的作家。这从反面也印证了中国作家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距离感，同时恐怕也是中国作家青睐拉美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接受心态上看，中国和拉美国家都有过相近的近代史，西方大国不时地为难我们，使我们充满屈辱，直至今日，中国仍然是处于经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八十年代，中国刚刚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而拉美许多国家也依然充满动乱、暴力和毒品。而马尔克斯的获奖和成功，也许能够使中国作家感到些许宽慰，因为经济上落后并不妨碍文学上的成功，而当中国作家面对拉美文学时，内心也许会更加坦荡踏实。 

而从历史文化语境和现实文化语境来看，《百年孤独》的出现与中国文学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首先，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主题内容上多涉及家族和历史，创作手法上呈现出变形、夸张、象征和神秘等特征，这恰与中国丰厚而深远的史传、志异、传奇式的文学传统相应， 而且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复杂多样，也为《百年孤独》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所以，无论是扎西达娃、马原笔下的西藏，还是“寻根派”所展现的姿态各异的地域风情与文化景观，我们都不难从中发现：现实与神话、真实与魔幻其实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距离，它们或许就是身边活生生的现实抑或历史记忆。 

    除了以上原因，《百年孤独》在中国大受欢迎当然与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奖直接相关。自现代文学发端，“诺贝尔情结”就一直困扰着中国文坛，语言翻译和文化原因使中国作家对汉语写作能够获此殊荣失去热情，也许同为第三世界的拉美作家获奖也给了中国作家以极大的震撼与鼓励。 

总之，从历史语境与文学文化语境两个方面可见，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的出现，于世界言是另类而独特的，于中国言则是久旱逢甘霖般的亲切与及时，所以，《百年孤独》在中国引发了持久而强烈的冲击波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而许多中国作家将马尔克斯视为知音、引路人，或者说是偶像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作家与作家的对接

应该说，在《百年孤独》的中国迁移中，中国作家始终是一支热情而忠实的啦啦队。他们以文学创作者的敏感度和深厚的美学修养，聚焦于《百年孤独》，钟情于《百年孤独》。而他们的这种热情，在客观上也感染和引领了中国的整个读书界，为《百年孤独》长久的畅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中国作家，每个人都能讲出自己与《百年孤独》之间的渊源，而中国文坛如今炙手可热的许多作家，都有着令人们津津乐道的例子。难怪坊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位网友在整理一些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小说开头时，再一次戏仿了马尔克斯的句式：“多少年之后，当中国作家写下自己小说开头的时候，将会回想起第一次看到《百年孤独》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就说说这《百年孤独》的开头：“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个曾被称为多年来最好的小说开头，其将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融为一体的叙述模式，震撼了许多新时期的中国作家，也引来了不少的模仿，例如莫言中篇小说《红高粱》的开篇就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百年孤独》这个开头；李锐《旧址》的第一句话也有较为明显的模仿痕迹，他这样写道：“事后有人想起来，那年公历10 月24 日，旧历九月廿四那天恰好是霜降。”李锐自己在论述《旧址》时也曾说：“大家都知道，十几年前正是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传到中国来的时候。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正风靡中国内地。这部小说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可谓巨大深远……两相对照，一眼就可看出我的那一句话是仿照马尔克斯的，这并非我一个人的刻意模仿，这是当时的流行腔。”王安忆的《小鲍庄》中那七七四十九天的大雨，那侄儿和大姑不安份的情欲，明显是受到《百年孤独》的启迪。韩少功《爸爸爸》虚构了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荆楚蛮荒之地，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鸡头寨，人与自然存在交互感应的关系，鸡公岭成了鸡精吃尽了谷子，丙崽娘弄死一只蜘蛛遭到了报应，蛇见了妇女会动情……魔幻的因素随处可见。对一些西藏作家而言，西藏独特的历史，奇异的地貌，神秘的宗教习俗以及特有的伦理文化等，都很适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写西藏的作品，如何能传达其形态神韵呢？生活在西藏的藏汉族作家们苦恼了若干年，终于，他们从《百年孤独》以及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中悟到了一点什么。马原在其西藏题材小说中，似乎在拼凑着几个支离破碎的神秘故事：观看天葬、探寻野人、顿珠与顿目的传奇、两个年轻画家与西藏女人的爱情……不可言说的神秘与某种暧昧给小说增添了一层魔幻色彩。扎西达娃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作品中，用不断旋转的车轮、记事的皮绳扣、供奉于洞中的活佛等一幅幅富有原始色彩与魔幻魅力的藏民生活图画，将神话与现实，宗教与民俗揉合在一起，描绘出藏民族遥远而神秘的生存世界以及似真似幻颇具魔幻的生活场景。当然，这些魔幻的因素只是表层，只是最初步的接受，它在多大程度上与小说表现的现实相契合，还有待于学术上的深入探讨。 

作家莫言说，自己读到这本书时是1984年底，当时他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生，从同学口中听说这本书后，当即奔往王府井书店买了下来。翻开书页，莫言立刻感觉马尔克斯不同寻常的气势：“小说也能这样写！”同时，他开始感觉遗憾：“早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我也可以写中国的《百年孤独》。”两年后，莫言发表了《红高梁》，这个生于山东高密的作家有了一个称号：中国的马尔克斯。在谈及自己1985年的创作时，他明确表示自己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响，并将马尔克斯视为自己写作资源的“两座灼热的高炉”之一；郑万隆认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运用一种荒诞的手法去反映现实，使现实变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充满了神话、梦和幻想，时间观念也是相对性的、循环往复的，而它的艺术危机感正是存在于它的魔幻之中”；贾平凹在1986年谈及拉美文学成为热点时则指出：“我特别喜欢拉美文学。喜欢那个马尔克斯……我首先震惊的是拉美作家在玩熟了欧洲的那些现代派的东西后，又回到他们的拉美，创造了他们伟大的艺术。这给我们多么大的启迪呀！” 

莫言关于高密东北乡自己祖辈生活秘史的讲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万隆表现大兴安岭的“异乡异闻”系列，都可看作是这种影响的产物。对于马尔克斯，莫言说他既爱又恨。爱是因为马尔克斯让他发现了自己，因为个人经验与乡村记忆也能化为写作财富；恨是因为马尔克斯让他走入了模仿的怪圈，甚至很难自拔。他甚至说：“成为中国的马尔克斯是很耻辱的，我一直在抗争，直到写完《生死疲劳》，我才有了分庭抗礼的能力。” 

    《百年孤独》一定程度上也直接影响了新时期“寻根文学”思潮的产生，拉美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刺激了中国作家对自身传统的反省，激发起他们的“寻根”热情，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做了较为深刻的探讨。正如评论家李洁非所说：“‘寻根文学’这种意念的生成，与不久前马尔克斯因《百年孤独》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显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一事件，提供了一个‘第三世界’文学文本打破西方文学垄断地位的榜样，亦即以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绪、民族的技巧来创作民族的艺术作品这样一种榜样；实际上，还从来没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像马尔克斯这样在中国作家中引起过如此广泛、持久的关注。”那时候，中国的作家们刚刚从文革中惊醒，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所引领的伤痕文学潮流已经渐入尾声。而世界文学，早已跃入后现代。 

其后，马尔克斯的影子可以说曾经在无数中国作家的小说中徘徊着——马原的《虚构》、韩少功的《雷祸》、刘恒的《虚证》、苏童的《1934 年的逃亡》、陈忠实的《白鹿原》，直至余华发表于2005年的小说《兄弟》，等等。几乎所有论者在研究先锋小说时间变化时, 都绕不开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垂范意义。考察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式：“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正是支撑叙述活动的两个重要母题句式。在洪峰的《和平年代》、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余华的《难逃劫数》等文本中, 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句式的出现。而女作家林白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塔巴老人》、《沙漏街的卜语》以及活跃于九十年代的晚生代作家对这一句式的沿用，则更能说明其“覆盖”的深度与广度。应当说，“循环式时间”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文学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范畴。被公认为现实主义作家的陈忠实，就曾在创作其名作《白鹿原》之前有意阅读了包括《百年孤独》在内的几部外国文学名著。《白鹿原》开头的第一句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一相似于《百年孤独》开头的句式在判定“东方后现代”文本时就很有意义，只不过，此时的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除《白鹿原》外，莫言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丰乳肥臀》和后来的《檀香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也都以魔幻的手法，完成对于文化、家族以及历史的叩问。当然，在这一道路上，莫言无疑是持续时间最长，而且至今仍持有“现代神话”写作情结的作家。他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了感觉化、荒诞化的开掘，使其作品在搜孤、猎奇的同时，始终保有鲜活的气质以及强烈的阅读魅力。应该说，正是他的这一特质终于在2012年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 

    应该说，《百年孤独》对中国文坛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新时期中国文坛的许多创作都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新时期中国作家对《百年孤独》的接受也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形式技巧，还是内容题材，甚至于观念思想，我们都能从他们的创作中寻找出这种影响的痕迹。时至今日，已没有哪位作家标榜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旗帜，但这一写作意义上的文化精灵却并未离我们远去。当然，也有评论家指出了中国作家对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误读，比如对魔幻的过分强调和对现实的忽略。也许，如何像马尔克斯一样将魔幻根植于社会的现实和生活的现实，这是中国作家们应该继续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也许正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反复阅读经典的契机。 

版权话题与新一轮“畅销” 

《百年孤独》在中国的持续畅销，与其版权的话题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轰动，多个版本之争，九十年代因未获版权而从图书市场消失，到马尔克斯放言一百五十年不给中国版权的事件，到前前后后十多年近百个出版机构为取得版权的苦苦相求与大量投入，再到2010年2月12日北京时代新经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花天价获得正式授权，到锁定三十四岁的年轻译者范晔“挑战大师”，一直到2011年5月30日首个得到正式授权的中文版在北京大学隆重推出……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任何一件，几乎都可以是吸引眼球的新闻。继八十年代延续数年的畅销之后，《百年孤独》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初，又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掀起了新一轮的畅销旋风。据称，新版五十万册很快告罄，不到半年就突破百万，其势头远远超过1984年的首次出版，当时上海北京两家译本总印数不超过十万。一年之中，《百年孤独》又屡屡占据各大畅销书榜单之首。如此的销售成绩，恐怕也只有《百年孤独》在中国可以做到。      

    的确，《百年孤独》的版权问题是其中国迁移中无法绕开的话题。1967 年5 月30 日，《百年孤独》率先在阿根廷正式出版，当年，法国、意大利、美国、德国获得《百年孤独》的版权。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英国、日本等十六个国家也相继取得了版权。而中国直到2010 年2 月12 日才正式取得《百年孤独》的版权。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已滋养中国读者多年的中译本都是盗版。这部名著自1982 年出现中译本以来，通过各种方式出版的各种版本不计其数。1990 年，马尔克斯与其代理人卡门·巴尔塞伊丝女士访问中国。中国书店里随处可见各种版本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书，这给作家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愤怒的马尔克斯放出狠话，说“有生之年不会将自己作品的任何版权授予中国的任何一家出版社……发誓死后一百五十年都不授权中国出版我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这无疑给了当时中国的出版者以重重的一击。 

可马尔克斯的狠话并没能阻止盗版《百年孤独》在中国的发行。三年之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百年孤独》全本未删减版。如果以1992 年中国正式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为分水岭，那么此前的中文版《百年孤独》还可以说是不知者不为罪；而在1992 年之后出版的版本（如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健恒译本）就只能算是明知故犯了。之后，各种盗版层出不穷：台海出版社宋鸿远译本（2000），远方出版社以及内蒙古大学出版社译本（2001），西苑出版社潘立民译本（2003），人民日报出版社仝彦芳等译本（2004），吉林大学出版社译本（2004），中国戏剧社李文军译本（2005），漓江出版社出版内含《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集》（2006），等等。 

     随着中国出版机构版权意识的逐渐增强，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之后近二十年间，曾有一百多家中国出版机构向马尔克斯本人、其代理人卡门女士、哥伦比亚驻华使馆，甚至墨西哥驻华使馆（因为马尔克斯旅居墨西哥）提出版权申请，但都未得到任何回复。1998年，《世界文学》的副主编林一安到达巴塞罗那，来到马尔克斯的版权代理公司，和卡门·巴尔塞伊丝女士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他带着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委托，但是无功而返。同样无功而返的还有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版权小组。马尔克斯似乎真的打算把他的誓言坚持下去。更何况在当时，《百年孤独》的中文版权费已经高达二十五万美元，对于中国的出版社来说，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高，让大多数出版机构望而却步。直到2008 年，北京时代新经典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陈明俊给马尔克斯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这才打动了他，表示“可以接洽商谈相关事宜”。2008年，卡门专门委派工作人员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对中国图书市场、出版机构进行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考察。2009年，卡门再次委派工作人员来京与新经典的版权团队、负责马尔克斯项目的编辑团队、行销团队进行洽谈。2010年春节前夕，新经典收到了卡门发来的授权通知，称马尔克斯愿将《百年孤独》交给该公司推出中文版，但条件十分苛刻，马尔克斯坚持要新经典在获得中文版权的同时，需要完成“对未经权利人授权擅自出版马尔克斯作品的出版机构进行打击”的附带要求。据称，这笔意味着为过去二十七年间所有未经授权的版本出版“埋单”的版权费高达百万美元。 

当然，这个版权授权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百年孤独》在拉丁美洲就曾遭遇猖狂的盗版，马尔克斯曾在一怒之下从哥伦比亚撤走四十万本书，在拉美出版界引起了一场大震动。所以，1990年尚未加入《伯尔尼公约》的中国人被马尔克斯的一怒吓懵了。 

围绕《百年孤独》的版权问题，还有一场官司引人关注。2010 年5 月，南海出版公司经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转让，获得《百年孤独》的专有出版权。2010 年8 月9 日，南海出版公司在当当网上发现中国戏剧出版社未经授权出版《百年孤独》图书，并进行证据保全。而被告中国戏剧出版社认为，2010 年5 月以后涉嫌侵权的《百年孤独》销量已经很少，没有再版行为，对目前南海出版公司的权益影响非常小。涉嫌侵权的《百年孤独》虽然是名著但不属于畅销书，在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前就已经有多种中文版本出版发行，一直以来市场上销售的各类版本非常多，还有大量网站免费提供在线阅读和下载，因此图书销量有限，发行人能获得的收益很少。经过双方的举证以及辩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国戏剧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发行图书《百年孤独》，判决中国戏剧出版社赔偿南海出版公司经济损失八万元。因本案涉及外国名著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在社会上备受关注。 

可以说，因为《百年孤独》在中国文学界、图书界的特殊地位，八九十年代它曾经畅销，而因为它的畅销，其版权问题就格外引人关注，而围绕版权的各种新闻和故事，如今又反过来促使人们对作品本身再度关注。应该说，《百年孤独》在2011年之后进入新一轮的畅销有各种原因促成，而围绕版权的各种话题的确为新版的销售吸引了无数的目光。而天价的版权费在中国虽前无古人，但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维护中国出版界的国际形象，这一举动依然赢得了人们的喝彩。事实证明，即使有之前成千上万的老版本，新版的《百年孤独》依然是畅销书。因为，真正的经典一定会不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新读者，它的持续畅销也是必然的了。

    距离《百年孤独》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现已经近三十年，它的最初售价是1.6元，如今，新版的售价是39.5元，价格如同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八十年代文学热潮的褪去，《百年孤独》已不复当年的风光，但是以它为代表的拉美文学已完成了对中国文学的养料输送，它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在今天的年轻学生中，它依然被奉为经典，这在物质主义、娱乐主义、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和文学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下，《百年孤独》的再度畅销不啻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考察《百年孤独》在中国完成“本土化”并成为畅销书的过程，除了经典文本的文学审美价值，我们还可以透过其两段畅销期发现中国对其接受的深层次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纠葛，看到一个外国文学文本如何在异域被接受与经典化，看到译入语的文化权力、文学观念和读者旨趣等多种因素是如何产生合力，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外国文学文本在接受过程中的误读与变形现象。而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作为中介因素的译者、出版者、接受者（读者）其实也都集体参与了这个外国文学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一位优秀的译者、一家严谨的出版社、一个慧眼识珠的读者群，是这部经典作品能够在中国得到完美呈现的重要保证。而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主要是中国作家们）并不是被动因素，它不是单纯作出反应的环节，而是一股创造历史的力量，离开他们的阅读和再创造活动，无论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如何强力推行，文学经典终究是无法树立并流行起来的。而《百年孤独》在中国新时期的迅速经典化，最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其将西方文学现代性与本土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现代性要求自主的诉求，并提供给了一条现实的且似乎完全可以通达的道路。只有充分了解并深入分析这些复杂的因素与机制，我们才能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文学及其影响、接受关系有切实的理解和创造性的解读，并且找到包括《百年孤独》在内的异质文学在中国传播、接受的奥秘，积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有益经验，使其真正进入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 

重要参考资料： 

1.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高长荣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 

2.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吴健恒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3.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黄锦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4. 朱景冬：《当代拉美小说概观》，《外国文学报道》，1983年第5期； 

5. 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评介》，《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 

6. 林旸：《马盖斯及其新作<家长的没落>》，《外国文学动态》1979年第8期； 

7.陈众议：《保守的经典 经典的保守——再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 

8.林一安：《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世界文学》1982年第6期； 

9.曾利君：《论<百年孤独>的中国化阐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3月（第35卷第2期） 

10.段若川：《安第斯山上的神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11.朱景冬：《加西亚·马尔克斯》，长春出版社，1995年； 

12.陈众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八十和四十》，《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23日； 

13.马小朝：《论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及艺术价值》，《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14.林一安：《<百年孤独>与魔幻小说》，《新京报》2004年10月4日； 

15.黄俊祥：《简论<百年孤独>的跨文化风骨》，《国外文学》2002年第1期； 

16.李陀：《要重视拉美文学的发展模式》，《世界文学》1987年第2期； 

17.李欧梵：《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 南美和东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 

            《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 

18.刘蜀郑 唐兵：《论中国新时期文学对<百年孤独>的接受》，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19.李洁非：《寻根文学：更新的开始》(1984-1985)，见孔范今、施战军编 

            《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上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20.高莽：《新时期<世界文学>杂志散记》，《世界文学》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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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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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见孔范今、施战军编 

           《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上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25.加西亚·马尔克斯：《诺贝尔奖的幽灵：马尔克斯散文精选》，朱景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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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安赫尔·拉马：《拉美小说作家的十个问题》，陈光孚编《拉丁美洲当代文学 

            论评》，漓江出版社，1988年； 

29.张立群：《历史的会通: <百年孤独>与中国当代小说》，《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