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还是上世纪初的事儿，当北部郊区的前辈们提议要让一个可怜的学生接受教育，没有人会料到，这个幸运的男孩正是我，你的后代。
然而，一个半世纪里，喀尔巴阡盆地内诸事变迁。强势力进入北部农村后，先辈的家园只成了一张棕色的明信片。亚索瓦里路上的普雷蒙特雷修士们在首都的郊区戈多洛建了一所新学校，现在的基金也是由他们管理。我父亲在波多格拉夫电影院演奏钢琴，过去，钢琴师总是出现在无声电影中。
至于我，我降生在德意志谷和狼原 之间的一幢房子里，母亲的家族在这片上帝庇佑之地拥有一片桃园，离首都的繁荣之景仅数百米之遥。
随后，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为什么不呢！），把我们都从这儿炸飞吧。母亲就是那时发现亚索瓦里路上的普雷蒙特雷修道院的。彼时，我才十岁，读小学一年级，也就顺理成章地去了戈多洛的学校。
普雷蒙特雷学校建在野禽园的旧址上，位于火车站和玛利亚贝斯涅 的圣坛之间。学校背后绵延着一片松树林，其间长着密密麻麻的槐树。还有一条小径，我们想象着应该是同往北郊的。
这片荒野之处，渺无人迹。学校的学生或是乘着灰色的国家铁路，或是绿色的地方铁路抵达此地，从天桥上走向铁轨的另一侧，神父们早已在那儿候着。谁都没有见过这个村子 的面貌。也许，戈多洛并不存在。
神父们连周末或节假日都不能走出学校。两个毕业生悄悄溜出学校的那次是他们仅有的一次露面。显然，他们是要去追学生回来。在当时，鞭笞和夹手指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酷刑。
节假日时，低年级的学生们——用院长的话来说，一群小家伙们——在野禽园身后的森林里玩“数字大战” 。
只有一个人需要往基金里交钱：我弟弟该交钱了。当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是“可怜的佩斯孩子”，被红十字会运到了比利时。
后来，在1948年初，一辆专列又把我们从遥远的异乡运了回来。我的故事就从这儿开始。
故事的开始，我们没有走上天桥，也没有神父在车站等我们。我们沿着铁轨向南走去，离开了火车站，接着又经过了被熏得焦黑的，破落的国王大厅。他们就是在这儿欢迎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告诉我们。那是茜茜，还有约瑟夫•弗兰茨。
而我们仨，根本没人来接我们。过了许久，一根道口的栏杆挡住了去路，我们需要穿过去。道口栏杆挡住了卡车和大板车，它的右后方，是与铁道平行的博德曼尼茨基路。我们往前走，现在已经站在了铁轨的另一边。我记得，我们满头大汗，身上扛着鼓鼓囊囊的纸板箱，里面全是在比利时时用的物品。
我们停住脚步，已经能看见路的尽头了。我们就住在这儿！母亲屏住呼吸打开了一扇院子门。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看着对方，小弟弟哭起来。
小路和铁轨之间是花园。我跑进花园深处，正巧一辆货车轰隆隆地驶过。随后看见了房子，这里以前是一处狩猎季才会有人造访的建筑。入口处的两侧，暖房的两面墙上整齐地挂满了鹿角和其他战利品。这是一所优雅、敞亮的大房子，但那时的我只注意到客厅没铺地板。
“上学才五分钟的路！”妈妈说。
就像那些乡下的男孩们一样，我们成了好心的神父收留的走读生，也因为住校生能在阅读报纸中消磨他们的十节课，我们对他们既羡慕又憎恶。
不过九月还早着呢，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探索这个新世界，我们的新生活。
母亲很早便出门，晚上才回家。我早已习惯在车站里等她，帮她把购物袋扛回家。
阿尔维格没有商店。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在花园里种上了，禽舍里养着鸡鸭，多层笼子里还养着兔子。母亲请了一个很好的人，每天早晨过来。她解释说，他是苏联人，是一名战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困在此地。他的名字一点都不像苏联人，她告诉我们，就叫他尤日大叔好了。
有一个孩子迅速和我们建立起友好关系。住在我们隔壁的佩佳只有他的苏联名字。他是个光头小男孩，穿着黑色的灯笼裤。春去秋来，孩子们就在村子里晃悠。再过去一栋房子里，住着波兰人。至于他们是否真的住在那儿，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佩佳也只是唤我们为“佩斯人”。
这些房子的前脸是院子，朝着小街，孩子们则在房子身后，花园的深处玩耍。另外，我们的房子边站着一棵老栗子树，树边就是围墙。货运火车缓缓地通过，这条线路连接着伊肖赛格和戈多洛。我们从老栗子树的树枝间清楚地看见火车工人们把煤铲进炉膛中烧出的烟。
不过，花园的魅力并不止于此。也许正如大人们不窝在家里，是因为对火车兴趣浓厚一样，在这儿，孩子们也是自由自在地过着日子。
佩佳会把波兰小姑娘带到围墙这边的我们家门口，在柔软如丝的草地中调情。“我是大人了！”佩佳自豪地说。孩子们都是在村子里搜罗到关于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的。
住在街尾的苏联人的屋后，是一片耕地，再过去便是一道深似大峡谷的鸿沟。那是阿卡斯托 之谷，据尤日大叔回忆，1849年伊肖赛格之战后，叛徒们是在这儿被施以绞刑的。 他描述那场战争的样子，就仿佛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也许，在苏联，他们会绞死战败者。那我们这儿呢？这我们可不知道，关于伊肖赛格究竟谁是战败者，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无论如何，这个阿卡斯托谷都是个刺激的地方。在谷底最深处，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世界。例如，也许会碰上一条巨大的黑蛇，或是一条毒蛇。狐狸也是从这儿进村的。总之，阿尔维格的人都对阿卡斯托之谷怀着几分畏惧之心。
尤日大叔把我们的山羊牵到一个丑陋的老女人那儿去交配。只有阿尔维格这儿有公山羊。可怜的麦基要逃跑，可这女人像个巫婆似的一把抓住了它的背。
她还养着一只大黑狗。只要不对它喊，它是绝不会朝进门的人挪动半步的。“它腿疼！”女人大叫着，狗甩着它的肉鼻子一步一瘸地走开了。
这些都发生在道口栏杆的附近。显然，那老女人是负责控制栏杆的，她仅凭手力就能完成这项操作。
去瓦尔克就从这儿出发。从这里穿过道口，便会看到普雷蒙特雷学校的松树林，转角处是木材厂，每晚挤完牛奶后，我们都会来这儿取奶。至今我还是没弄明白，一个木材厂究竟是怎么弄到发泡的新鲜牛奶的。可那些牛奶太可口了。我们在家把它煮沸，到早上就成了有一个手指厚度的黄色奶酪了。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牛奶。
人们都昵称保洁阿姨为班布斯卡，她有一个哥哥，名叫“小鲍拉日” 。尤若夫•阿提拉 为她创作了连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摇篮曲》。据说有一次，三个毕业生去问班布斯卡，他们不停地追问，但她起先什么也没想起来。
“哦，那个浑身酸臭的年轻人嘛？”最后她终于回忆起来。不过，也可能她说的是“没洗澡的”或者直接就是“臭烘烘的”。这是诗人在野禽园里留下的印象。
2
村子里从来都不缺名人。就像住在我们街上的拾荒者皮辛格大叔说起的尊贵的迪欧什夫人。“阿黛尔卡，”他悄声而恭敬地说着：“从巴黎来，她把珠宝首饰交给我保管。她知道我靠得住。”
“多高贵的夫人啊！”老人叹着气。他又说：“谁都知道她叫蕾达。”
母亲年轻时收集了许多奥蒂 的诗歌，现在早就卖光了。诗人要是生活在身边就好了！但对住在我们街上的拾荒者皮辛格大叔来说，从蕾达那儿得到什么都无所谓。
我最喜欢的诗人是乔克纳伊 ，我从学校的课本里学了他的诗歌《莉拉》。不过，我还收集了一些其他的韵律诗，比如公共场所墙上的打油诗，还有火车站里肮脏的便池边旁贴着这样的告示：“小便入洞，切勿旁漏！”
那些年发生的事都成了过眼云烟，但这两行写在便池边的字深深地刻在了我对戈多洛的记忆中。
皮辛格夫人也是个拾荒者，他们家还有个跟我同年的姑娘。那年夏天，我自信心大增，跑去花园深处偷看姑娘们的裙底。这时，一个看上去受过良好教育的小丫头脸红了，她，潘卡给了我一记耳光。我们谁都没说话，她没说，我也没有。这事儿到此为止。有些姑娘，像我们说的，自我放纵。我们跟亲热的姑娘一起，在花园里等着火车。
现在，我也听见了发动机的轰鸣声，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风带来了特别的香味。布达、肖什海基的土地坚硬如岩石或瓦陶一般。而这儿，阿尔维格滚烫的沙地炙烤着我的脚掌。沙地的气息和味道完全不同，夏日沙地的热度根本无法想象。
我们要把兔子带去市场时，才会进村。我熟悉去火车站的路，但去市场需要穿过公园。塔楼那会儿还是苏联人的兵营，至少就我们所知是这样的。因为除了学生，士兵也不允许进村。
这个村子的建制很奇特。村中间杵着个有碍观瞻的塔楼。它也从来就不是什么大广场。我们阿尔维格的孩子们除了节日期间，几乎不进村。
我的兔子是和比利时花栗鼠的混血种，体型奇大无比，连马见了它都躲避三分。我们不想给它做绝育术，也不想吃了它，所以决定把它带到市场上，找个新主人。
这是一只完美的动物，动作迅捷。我拎着空篮子回家时，眼眶湿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塔楼写着西里尔字母的条幅那儿转悠。我们经常去捉一些野兔。我们用绳圈捕兔，那些被困在两棵小树之间的兔子对树木的损伤不小。一次，一只大型动物把我们的圈套完全扯断了。“是只狗！”尤日大叔说。“可能是狼群。”这是我们的判断。
围墙下面，与铁轨平行着潺潺流淌的拉科什，拉科什溪，它的源头应该就在附近，但显然它迷路了。因为它首先流经佩采尔，接着才转向北方。是布达佩斯这个大城市吸引了它。小溪本应迂回于丘陵之间，可一旦它上了路，就不好转向了。最后，它成了一条平凡的水沟，汇入多瑙河，朝新佩斯的方向流去。
它还在阿尔维格静静地流淌，为这儿的游泳池和一个接一个的垂钓场注入溪水。母亲严厉禁止我们下泳池。“你们不许把该死的厄运带回家！”母亲说。
我们偷偷地走上去伊肖赛格的路。那儿池子里的水是棕绿色的，但是保健医生证明，这水符合健康标准。我们壮胆往下跳，为自己用狗刨式游完了泳池的全长感到骄傲。
不过，我们也并不只有去玩水时才走通往伊肖赛格的路。很多时候也为了姑娘。正是十岁的年龄，戈多洛的姑娘们个个都像只皮包骨头的小青蛙似的。我们偷窥的是那些吉普赛姑娘，尽管她们根本不搭理我们。
是这样的！那年夏天，布达佩斯要举办一场叫做“世界青年大会”的活动。德慕斯别墅里住着一个叫贝茨的大男孩，他抱怨一个戈多洛人都没有收到活动方的邀请。戈多洛的孩子们都在准备去上学！乐队演唱，贝茨为我们跳舞。歌曲的开头，他们唱到：“这是最美的家园，最美的祖国……高喊口号，保卫和平，万众一心，奋起抗争”。这种舞蹈叫“火车舞” ，后来戈多洛年轻人没事儿就跳这舞蹈。
对此贝茨却想出了一个恶作剧的方式：他买了一包过滤嘴香烟，分给吉普赛小孩们。作为交换，他们脱了自己的裤子，整齐地站在围墙上，向去参加“世界青年大会”的世界青年们展示自己身后的风光。
青年们在火车站空等了一场，组织者们用鲜花装饰的特别专列根本没有靠站。它高鸣着汽笛呼啸而过。“呜呼——呜呼——呜呼呼——”贝茨酸溜溜地学着火车的汽笛声。
我们家又来了一个新人。战争结束后的那些年里，有些人四处流浪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他们是在寻找？那是一定的，新来的人叫索默吉瓦里•伊莉大娘。她找错地方了。
母亲说，她是个女管家，以后可以帮我们做饭，也可以陪我们玩。但这个伊莉大娘既不懂管家的事务，也不愿意跟我们玩儿。后来发现，她整天唱歌，幻想着她的秘密情人，一个叫做布茨•久利的面包师。而久利后来从了政，就没有太多机会来我们家见大娘了。
我们从井里提水涮洗，用水壶烧水。伊莉大娘每天都在浴室里洗澡，我们便跑去偷看她：那幅景象太刺激了，简直比看吉普赛姑娘还刺激。
后来，她跟其他女人起了口角，伊莉大娘称对方的母亲是反动分子，对方则讥讽大娘成了个“激进主义者”。简直乱了套！报纸上写着：两派工人党合并了！
她母亲因为在政府工作时用法语和德语写信，被炒了鱿鱼，她再也不用上佩斯了。这就是一山不容二虎。伊莉大娘啜泣着拖着她的两只大箱子走过整条街，来到我们家。
3.
八月的花园里，苹果树上已经缀上了果实。母亲的表亲帕比来到我们家，把苹果用筐子运到佩斯去。他坐的是火车，因为他说，城铁上不让运。苏联人尤日大叔没有来摘苹果，而帕比自从从西方回来后，就没工作过。
白天的日照时间很长，阳光炙烤着他的背，他在树下弯腰弓背时，汗珠从背上滚落。听母亲说，他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被召回国的，当时只有十六岁。但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谁也没有把帕比找回来。他说，他认为，回国能够救他的母亲，那时她被要求在衣服上别上黄色六角形。但他并没有救回吉兹婆婆，而自己的身体也毁了。辗转经历了几家医院后，他终于回了国，可国内还有拘留营在等着他。
这是个坚强的男人，他脾气温和，也不酗酒。他来到我们家，我们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亲人了。我爱他：每当工作结束后，他会在阴凉的露台上教我下棋。母亲在家的时候，别的人也会来我们家。比如，爱喝酒的主教就一直在追求她。我估摸着，应该次数不会太多，因为这是个佩斯的主教——就是他把我们带去比利时的，他还不喜欢动物。他“汪汪”叫着，把母亲的狗奇尼赶到屋外，同时还不停地打开手里的一把大黑伞吓唬它。
我也许不应该说，我们根本不看好他。又一次，他还带着其他人来我们家，都是些把毛茸茸的腿藏在袍子底下的神父，另外还有一个主教。他们拜访过后，便继续向前进发。据他们说，佩斯正在驱赶神父们。
噩耗在戈多洛迅速散播开了，他们在用铁叉子搜索鱼塘底。我们再也不能去玩水了，以免遭人唾弃。
可我们喜欢那些池塘！喜欢那儿的稻草堆和在池塘中优哉游哉的野鸭，喜欢在沙地中被烤得滚烫的岩石，也喜欢草丛中悉悉索索的昆虫。对别人来说，也许大海更令人心驰神往，而于我，若耳畔想起了湖水拍岸的声响，我便会联想到池塘诱人的气息。
可现在，这些人就是拿着鱼叉的神父！
母亲的同班同学穆拉迪•莉莉天天给我们带来从马德里的广播中听来的消息。自从伊莉大娘走后，我们再也没见过布茨•久利。自此，我们只能从马德里的广播中得知匈牙利的演出情况了。
我们等着女艺术家也能来一次戈多洛。莉莉仍然巧妙地施展她的手腕，从家里搜集第一手资料。
“她穿的是什么！”母亲喊道：“看看她，打扮得像个吉普赛女人，要不就是某个党派的书记。”
就是这样。不过，我们年轻、漂亮的母亲还有一个正儿八经的追求者：银行家泰莫西，这是个有点秃顶的男人，自从银行被收归国有后，他就住在戈多洛了。我们和他一起在露台上喝着下午茶，就坐在那些鹿角下。
直到一个美丽的日子，泰莫西没有再出现。
“他迟到了。”我判断道。
“他不来了。”母亲回答。
“明天呢？”
“明天也不来了。”母亲擤擤鼻子。
我们就是这样知道了这个银行家自杀的消息。他死了，上吊自杀的。在锅炉房里！阿尔维格的人都在传。相对于真相来说，人们对这样的细节更感兴趣。
* * *
我有了一个新朋友。提比家从很远的地方搬来，而且他父亲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尽管这令人难以置信。我起先也不敢去他家。那时，在一个家庭里，父亲并不是必要元素。母亲在家庭中有绝对话语权，多数男人要不上了前线，要不就身体有病。
提比家搬过来时，是苏联人替他们整理的仓库。我们找到了一些制服、毡皮帽和夹克。我们爬到房子上的阁楼里，把两个人偶打扮起来，其中一个是斯大林元首，另一个是斯大林的亲信瓦西列夫斯基主席。就像电影中的一样。
我们没在这个仓库里找到手枪，不过那时候，如果谁不在裤子里别一把枪，那就算不上男子汉。如果有人识货，就会发现这是件正经的武器。瓦西列夫斯基的嘴里就差根香烟了。后来，提比的父母烧了这些制服，他父亲说：“可别惹什么乱子。”
自行车留下了。如果我们没别的事儿干，就会骑自行车去附近的普雷蒙特雷学校去。我们也会去圣坛附近，在大教堂门前锁上自行车，一头闯进我们所说的“山里”。我们在山上找到了密斯卡神父之泉，它从上面往下滴答水珠。我们觉得奇怪的是，一口泉眼居然能够悬在山上，可事实就是这样的。这儿生活着一个强盗，他紧盯着山谷深处蜿蜒曲折的国道。这应该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从位于两块大石头中间的泉眼处正好能看见小巴格旅馆。一旦有客人进了旅馆，他只消不紧不慢地去那儿抢劫便可。
我们还会去公园消磨时间，或是在村子里闲逛。我们也去看电影，不过，那时候荧幕上总是没完没了得放着苏联电影。我们学会了士兵的口号，在路上大喊大叫着唱歌。“麦浪似海，我们健壮的臂膀在清晨的田野中愉快地收割！”
戈多洛的电影院不播放西方电影。我们只能日复一日地看着唯一的一部法国片。女主角是玛丽娜•沃拉迪扮演的一个巴黎姑娘，后来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黄脸婆，受尽排挤。提比和我坐在这个迷你影院里泪眼婆娑。我发誓，有朝一日等我回到比利时，我要娶这个姑娘。巴黎也行。
开学的日子近了，一辆大篷卡车停在普雷蒙特雷学校门前。清晨天边微亮时，武装人员从车里下来，他们在铁路上忙活起来，这些都是贝茨说的。他们把修士们一个接一个地推上卡车，还有人从卡车上掉下来两次。
可怜的索伯德卡•梅达尔德连路都走不动了。这个以天使般的耐心帮助我们的院长先生究竟怎样了？这个可怜人的视力不行，不过，他仍然每日让修士引领着，在院子里踢足球，照他的话说，是跟小家伙儿们一起比赛。这就是他的原话，我至今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
消息传来，这些神父被带到了大教堂的圣坛跟前。村子里开始把必需品集合起来。我和提比骑着自行车吧土豆、洋葱和足有两公斤重的硕大的黑面包送去。这些东西会在外面的国道上被没收，不过我们从林子里绕过去，朝伊丽莎白女王行宫的方向过去。武装人员是不知道这条路的。
后来，他们还派了一批看守驻扎在教堂外，我们便再也没见过这些穿着白袍子的神父——我们的老师们了。
家里也发生了大变化。开学之初，母亲开始在家里留宿学生。州主教的两个儿子——莱海尔和雷蒙德住在没有暖气和地板的客厅里。开学时，我们四人一起去上学。不知道现在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是唱圣歌还是苏联的国歌“解放人民”呢？
4.
住校生们再也没回到他们的宿舍。那栋楼成了一所人民中学。学校里的人都是阿索德 郊区的农村男孩儿。以前的学生一个都没留下，现在只有走读生，都是戈多洛人。另外配有一两个人民教师。
革命失败 以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少有人还秉持着继续革命的意愿。事实上，有个名叫索姆亚伊的青年人组织了一个讽刺剧小组，激情澎湃地高喊着：“举起匕首，拿起砍刀，烧了这座修士们的房子！”稍后，人民中学就在这所修士们办的学校里安了家。
村里还留着以前的一些寄宿生，他们的父母都去了西方。索姆亚伊的行为颇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架势。“你们不会哭泣么？”索姆亚伊鄙夷地问。“他们走了！是我们把他们逼走的！”
而很快，他又成了孤家寡人。玛利亚圣母会成了先进团体，大部分新来的老师也都是崇尚和平之人。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年我能安然无恙，都是因为他们。
对于年轻的古吉•博尔茨老师，我是万分感激的。他让我们描述《托尔蒂诗歌十二首》 的内容，还公开朗诵了我的家庭作业。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我的第一个成就。
他给我们讲了阿尔维格的先辈们的故事，有诗人希克•山多尔，在瓦尔科路的房子里写小说的奥特里克。内梅特•拉斯洛则正好住在我们那条街的街角。 现在，波德曼尼茨基路上的这座房子，已经被贝茨家的人更名到罗纳伊•戴佐名下了。
事实上，希克•山多尔以前是个神父，奥特里克家是地主阶级，内梅特•拉斯洛则娶了戴慕斯•艾拉为妻，众所周知，她是个旅馆老板的女儿，也就是说她生来就是剥削阶级。不过还别说，尤若夫•阿提拉的老熟人“小鲍拉日”一家，也没人是典型的工人干部啊。
从他们身上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格尔盖伊老师教我们唱歌。自从他告诉我们“祖国匈牙利”才是正确的说法，而不是“歌唱伟大的苏维埃祖国”后，我们便成天在嗓子里哼唱着运动歌曲。
“苏维埃祖国”的说法在野禽园的教师中引发了一系列严肃的分歧。谁都不反对说“祖国匈牙利”，但也有人认为应该说“亲爱的祖国”。最终，各方一致决定使用“你，我的祖国”这一表达方式。那时，国内还不能使用“匈牙利”这一说法，更别说“亲爱的”了。
可笑吧？我现在才看清楚，这些野禽园的教师们是多么可贵的爱国主义者。包伊斯•葛麦希老师来自战俘营。走路一瘸一拐，可他声如洪钟，威震全楼。
“摘下来，孩子！”他发现我的领口还别着从比利时带回来的英文名签时，厉声喝道：“你是什么？猴子？！”
我至今对这些犀利的言语难以忘怀。包伊斯有妻儿家小。我们尊敬他，也惊叹于这个残疾的战争英雄居然还能从苏联战场上回来。
厄特沃什•卡尔奇大叔不是我的老师。我们知道他是个击剑冠军，所以孩子们都敬重他。弗里茨大叔是个音乐家，可他们俩都把这个美丽新世界拒之门外。
不过，我们年级有一个体操老师，叫基什霍夫•尤若夫。我们保存着一张他的相片，他是个留着一头深色头发的年轻人。我们叫他大叔，可他也许还不到三十岁呢。他话不多，很安静，但脾气很倔，固执得很。他记得我们的名字，记得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谁去找他，他都会耐心地听我们说话。
那张水平一般的照片上，托特•彼得和一群七年级的足球队员们在一起。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成家的人。他坐在椅子上，身边围着十一个孩子。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来自戈多洛和周边各区。我现在才发现，这十一个孩子谁都没有笑。
那时候，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崇拜的都不是名人，而是——是吗？有那么不可置信吗？——而是功败垂成之人。他曾经是个跳高运动员，得过青年赛的冠军。受伤后就不能继续运动员生涯了。他就是我们的榜样、导师，更替代了父亲的角色。
那年秋天爆发了一次运动——工人抗战准备运动。尽管这人竭力置身事外，可对于体育，他的这种抗拒的个性就不会显露。我们一起跑步、跳高、踢球，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每一场比赛的得分。
当时是伦敦奥运会期间，我们寸步不离地守在收音机前听直播。我们学会了应以何种情绪唱国歌。总之，就是很专注地守着收音机。是的，就是这样。跟着他，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忠诚和爱国。
* * *
母亲又要上布达佩斯。他在火车东站附近一家橡胶厂的保洁部工作。我们正为元首斯大林的生日做着准备，以三个声部合唱“欢愉的人民在歌唱”。
我们写下标语“妇女生育人人有责，女孩生育光宗耀祖”，还到处宣传。一个七年级的女生表示，她在斯大林元首生日那天也将临盆！
我们这儿已经开始苏联化：“夜幕降临在莫斯科！”我们这样唱道，根本没想到，黑夜也会降临在别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母亲宣布我们要搬回布达，两辆敞篷卡车出现在院子里。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仿佛一得知此消息，我们便已策马扬鞭奔驰在国道上了。
野禽园，阿尔维格，道口的栏杆，皮辛格大叔的房子。学生宿舍和修道院，普雷蒙特雷学校……
我再一次失去了些什么。我的戈多洛生活结束了。
作者简介：1935年出生于布达佩斯，曾获尤若夫•阿提拉文学奖，是法兰西作家协会及国际匈牙利语言学会成员。1956年匈牙利抵抗苏维埃独裁政权统治的革命失败后，作家流亡法国，并在法国展开了职业作家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