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appiness Industry: How the Government and Big Business Sold Us Well-Being, by William Davies, Verso Books, 2015.

莎士比亚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讲述了特洛伊战争背景下发生的一个失意的爱情故事，贯穿全剧的核心却是一个哲学论争：万物的价值在其本身，还是为外界所赋予？万物是否具有内在的、绝对的本质？抑或其意义是相对的、可伸缩的，是由它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所决定的？第二幕第二场，特洛伊王子兼主帅赫克托与弟弟特洛伊罗斯便各自主张，互不相让：特洛伊人要不要把劫掠来的希腊美人海伦还回去以终止战争？海伦之于特洛伊人有多大的价值？赫克托主张把海伦送回去，因为她不值得战争这样的代价；一人或一物价值“不能凭着私心的爱憎而决定”，事物“本身必须确有可贵的地方”。年轻的特洛伊罗斯恰好相反，他认为万物的价值是“按照着人们的估计而决定的”；海伦“掀动千百个国王迢迢渡海而来”，足证其价值之高贵，值得保留下来。[1]赫克托和特洛伊罗斯的分歧，莎翁笔下的这场论争，在英国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看来，体现了莎翁时代、伊丽莎白王朝也即16-17世纪的思想新风向：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并非先天的规定性，人类正成为万物意义和价值的赋予者、估价者和解释者。换句话说，赫克托象征传统的内在价值派，特洛伊罗斯代表新兴的价值建构派。[2]宗教改革、新教强调的教徒“自我”意识是建构派兴起的温床，高扬人类情感和欲望并为之骄傲的人文主义情怀是其产物。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长河中，人类意志的主宰地位旋即让位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交易市场。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结束，商品化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在经济学意义上，事物的内在价值终被它的交换价值所替代，[3]交换价值并不以任何个人的喜好或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自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彻底摧毁了西方本质主义思想传统的优势地位，以一元价值中心、二元概念对立为特征的人文观念体系和学术话语格局已经被瓦解，学术成为一个围绕“差异”组成的多元价值产品市场。

市场定义万物，万物价值可进行经济学意义上的计量，这在21世纪的今天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当下“幸福学”和幸福产业的蓬勃发展，可以为此做一个坚实的注脚。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与财富、荣誉、健康或友谊不同之处在于，财富、荣誉、健康或友谊可能仅是通往幸福的道路，人们追求幸福是为幸福本身。幸福是“最高善”，[4]是“最为神圣的事物”，[5]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6]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旨在对人的活动的特殊性质加以说明，他抓住的要害便是幸福为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以及生命实现幸福系道德实践。然而，在今天，幸福已经与形而上学、与目的论分道扬镳，成为当红的商品和产业。根据《新政治家》杂志调查，幸福题材是图书音像出版、心理辅导和制药行业最畅销的产品门类，[7]到2014年，仅在美国，相关产业的产值便高达100亿美元。[8]其次，幸福也是量化分析对象，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显学：幸福学（the Science of Happiness）的主要创立人和倡导者是美国心理学协会前主席马丁·塞利格曼和英国经济学家、参议院议员理查德·莱亚德，该学科有同行评议的专刊《幸福研究学报》（Th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且每年定期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三，幸福是数字化现实：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的神圣性已经被数字分析取代，联合国每年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对于投资商、消费者的决策、对各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前面提到的理查德·莱亚德教授正是该报告的主要撰写人之一。）此外，从世界级精英到使用社交媒体的普通人，每个人对自身幸福指标的关注程度在日益高涨。手机、电脑和各种穿戴式电子设备为客户提供监控自身身体、心理健康的应用服务，帮助他们提升生活质量和状态。2014年的达沃斯论坛，与增进个人幸福和福利有关的分会讨论达到25场，两倍于2008年的数据。

幸福一词走下哲学书架，从伦理学范畴转化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意味着什么？当今世界，主流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政府和商家均在力推个人幸福最大化，而人类的幸福一度由神来定义、由哲学家来思考，现在变成由市场来仲裁，进而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变迁史可否解读为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这些问题，伦敦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威廉·戴维斯以其新作《幸福产业：政府和商家如何向我们销售福利》[9]做出了深刻的解答。通过梳理幸福产业背后相应的政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理论发展史，戴维斯博士揭示了一个与我们的乐观想象截然不同的文化现实：幸福学和幸福产业盛行的表象下是超级资本主义的隐性扩张；幸福理念的市场化，揭示学术与资本合力合谋构成逐利共同体以及对社会的控制和支配。

以塞利格曼《真实的幸福》为代表的积极心理学风靡全球10余年，仰赖的是一句令人们怦然心动的口号：是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美好人生提供指引的时候了。大到联合国人类发展署、欧美各国的就业指导和福利政策，小到社交媒体上阅读量惊人的“心灵鸡汤”段子，无不受其引领的幸福理论潮的影响。威廉·戴维斯从社会史和跨学科学术史视角对如日中天的幸福学和幸福产业加以分析批判，尚属学界首部相关成果。这本书恐怕会令很多人扫兴，但也令人深思。

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到快乐测量仪

幸福从不可数名词变为可数名词，从伦理学理想转化为如今的经济学现实和社会管理学目标，——《幸福产业》一书认为，这一观念史上的重大变迁，关键的推动者是三个人，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德国心理物理学家费希纳和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

边沁（Jeremy Bentham）作为自由主义奠基者名垂西方哲学史，但他并非抽象思想家。毋宁说，他是技术专家，是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批评家和改革家，是一位把科学主义引入体制设计的创新者。边沁的伟大梦想是建立一种完善的法律体系、一种高效的政府管理制度，让法律照看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为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澄清英国法律中普遍的不准确与紊乱之处，而19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给他提供了方法论。其一，边沁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法则，主张政治学和法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可验证的经验性数据基础上；政治和法律领域必须摆脱形而上学式的推理，采取“基于证据的决策”。其二，边沁认为，自然科学之所以进步，一条重要经验是它避免了语言的无意义使用和表意混乱；自然科学的语言指意明确，所指对象总是具体、明确的、有形可感的事物，那么，政治和法律语言也理当如此。抽象名词如善、责任、存在、正义等等，一直主导着哲学话语，貌似有意义，实则并无实指对象，对于建立合乎理性的政治和法律形式只会发生阻碍作用。要将法律条文去神秘化，去除其中不可实证的逻辑虚构，第一步就必须将政治和法律建立在意义确定牢固并且可以指导实践的原则基石上。边沁为英国政治和法律制度找到的原则基石，就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基础原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10]善就是最大地增加幸福的总量,引起最少的痛楚；恶则反之。边沁认为，自然将人置于乐和苦两大主宰之下，由此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将会做什么。这里的“幸福”本身虽然并非有形的客观现象，但它根植于真实存在的实体，具有坚实的生理学基础。

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以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为价值基础，以科学主义为实践路径：人的行为都趋利避害，所以任何正确的行动和政治方针都必须做到产生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且将痛苦缩减到最少。边沁对政治学和法学投去科学的、怀疑的眼光，其结果便是成功地将政治和法律的共同价值观——“正义”——置换为“幸福”。正义过于抽象，而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把它作为政治实践和社会管理的目标，结果是不可见的。幸福则不同，只要将其简化为生理学和心理感受意义上的快乐和痛苦，结果是可见且有据可查的。由此，在边沁的设想中，国家政体职能变成通过奖惩机制推进社会幸福。政府掌握暴力机器，负责惩罚；奖励则交给社会，最终将落实到自由竞争的市场。

边沁对幸福的简化和量化基本上还只是理论设想，德国哲学家兼科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创立的心理物理学则用数学方法论证了边沁理论的可行性。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立足于对现代哲学基本问题——身心问题——做出的回答。就立场而言，费希纳与笛卡尔一路，属于身心二元论者，但他又比较特殊：其一，前人总是试图在身心之间分辨出第一性，故而终将因为侧重不同或者坠入唯心主义，或者陷入经验主义；而费希纳相信身心是两个平行和谐共存的领域，两者之间存在有序的联系；其二，此前的哲学家如康德认为心智和人类理解问题属于哲学原理问题，在科学知识之外；费希纳则首次将心智纳入科学考察的范畴，并将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应用于对人类身心世界的解释。费希纳的研究成果被称作费希纳定律，其公式为S=KlgR，其中S是感觉强度，R是刺激强度，K是常数。简单来说，这个定律说明了人的一切感觉，包括视觉、听觉、肤觉（含痛、痒、触、温度）、味觉、嗅觉、电击觉等，不是与对应物理量的强度成正比，而是与对应物理量的强度的常用对数成正比。费希纳定律即表明心理量和物理量之间关系的定律。

费希纳的发现，证实身体与心理、物质与精神领域之间是一种数学关系。千年的哲学争论，似乎一夜之间被一个公式解决了。这一事件，无论是对人类个体、社会还是心理学科都具有深远影响。就个人而言，由于个人的一切感觉可以客观计算，那么，论及外部世界对个人精神世界造成的影响也好，讨论个人自发的情感和行为的意义也罢，他自己怎么说就不算数了，解释权转由相关技术专家所掌握。心理研究的主权从哲学家转入科学家手里，学术图景便为之一变：哲学是理论假设当家，而科学意味着数据化和标准化以及应用前景。一方面，人的心理机制如同机械结构，受控于逃避痛苦寻求欢乐的本能；另一方面，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左右人类心理的物质力量，如金钱奖励、社会声望、肉体惩罚、美的诱惑；费希纳定律的应用价值，在于它可以针对个人的幸福计算决定相应的物理刺激量，以实现边沁的“最大幸福”理想。

至此，快乐/痛苦二元模式的幸福学，拥有了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和费希纳的科学论证、实践指导。它的第三个帮手是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杰文斯在快乐/痛苦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经济理论，为今天的幸福学和幸福产品在资本市场和权力市场上大行其道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物品或商品的价值来自哪里？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必要劳动时间，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卡尔·马克思，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劳动价值论一直在经济学中居于支配地位。然而，杰文斯对此不以为然。他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根据边际效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并非实体，也不是商品的内在客观属性，而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与评价。价值形成的前提，一是效用，一是物品稀缺性。因为人对物品的欲望会随欲望的不断满足而递减，如果供给无限则欲望可能减至零甚至产生负效用，即达到饱和甚至厌恶的状态，所以，物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物品的价值随供给增加，随供给减少甚至消失，因此，价值其实是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欲望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消费者的内心需求是商品的价值基础和价格决定因素。物品只有在对满足人的欲望来说是稀少的时候，才可能成为人们福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而引起人的评价，表现为价值。也就是说，在杰文斯这里，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消费者的快乐/痛苦主观感受与市场之间的互动，重点是作为享乐主义者的消费者为满足欲望的计算。把握住消费者为满足自我欲望、达到最大幸福（快乐最多、痛苦最少）的计算，也就等于把握住了商品价值机制，把握住了市场经济的规律。

边沁开创“最大幸福原则”，把幸福从伦理学问题简化为快乐/痛苦计算引入政治学和法学理论，费希纳为快乐/痛苦提供心理物理学计算公式，杰文斯把消费者的快乐/痛苦定义为价值唯一来源和经济发展动力，三者构成一个完美的学说体系。当代幸福学和幸福产业在此学术背景上应运而生。其表象就是，幸福不仅摆在百货公司、名品店、药店和心理咨询业的货架上，写在联合国的年度统计报告上、心理学和经济学教材上，幸福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运行遵循的游戏规则，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功绩。政府宣传和引导国民走向幸福，商家售卖幸福，专家调查分析幸福，人们忧虑或享受着幸福。没有人讨论幸福是什么，但似乎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

或许有人问，这一现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吗？威廉·戴维斯认为有。

幸福观念以快乐/痛苦模式科学化、标准化，这赋予负责测量技术的心理学以极大特权。它加速一个观念在全社会推广：个人言语不可信，他所说的很可能并非他所想的，他所想的也许并非真正对他有益，有关个人生活的真相和真理掌握在幸福专家们手里。时至今日，这一观念基本上已成为社会共识，其逻辑结果就是社会必将产生一个以测量、规训和管理个人心理的专家集团，不管他们服务于政治权力还是服务于资本，他们将真正把握政治权威。20世纪-21世纪，充斥于世界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种选举战、营销战、信息战和被操弄的民意，验证了这一趋势。

价值观建立在消费者的快乐/痛苦体验上，这意味着经济学、心理学可以与资本合谋操纵社会实体，控制社会秩序。欲望可以借心理专家之手加以策划、制造和诱导，人们的心理需求和心理感受可以合理化，也可以通过解释、调节、规训发生改变。简而言之，幸福类商品之所以值得向往，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向往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制造出来。将杰文斯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加以比较，不难发现，杰文斯重新定义了资本主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剥削关系，阐述三者之间的阶级矛盾，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解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揭示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体制下弱势阶级和群体政治经济地位固化的必然性。然而，在杰文斯这里，商品仅仅是制造心理感受的道具，是任何提供快乐、消除痛苦的东西；市场是一台庞大的读心机器，价格（金钱）是刻度和指针，阶级差别消弭，消费者作为精于计算的经济个体无一例外在机器面前暴露自己内心的隐秘欲望；资本主义是心理体验舞台，是数字所表达的梦想、欲望和情绪。比较一下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11]和各国经济发展报告，显而易见，杰文斯们营销的幸福比马克思所说的幸福易得多了。

更多即更好

幸福易得，幸福时代区分于先前时代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威廉·戴维斯在《幸福产业》一书中用一句话概述：更多即更好，更多替代更好成为欲求目标。戴维斯认为，这一社会现状与20世纪60年代席卷世界的青年政治运动存在因果联系。

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运动一方面针对50年代以后欧美爆发的现实社会问题而起，青年们发起形形色色的政治抗议和民权斗争，如反（越）战、要求种族平权、性别平权（女权运动）和同性恋权利等，是以自觉的激进搅扰滞后麻木的社会格局，以街头革命的形式承担一代人的政治职责和道德义务。另一方面，它也是代际之间的权力冲突和话语冲突，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凭借反社会、反主流文化的手段所主导的文化领导权争夺战。

战争兴起有两个前提，一是50年代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扩张，使居于主流及领导地位的“优质”文化与“劣质”文化之间的冲突激化，而文化趣味的冲突随着辩论语言的泛政治化上升为政治和权利冲突。在反抗者看来，坚持某种文化更优越，并把这种文化强加于整个国家，这是否定个人自由，是专制极权。战争的第二个前提是反抗者作为“婴儿潮”一代数量巨大，且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后现代理论武器装备，声音洪亮。[12]青年一代最根本的质疑在于：判定某种主张和价值观念正确不正确、某种行为正常不正常、某种文化是高雅还是粗俗、某种结果是公正还是不公正等等，属于谁的权利？

欧美现代社会普遍采用代议制民主政体结构，同时存在一种共同意识：精英分子群体是对代议制民主的有益修正，精英分子的存在必然可以将整个社会带向最好的方向。然而，二战后，潮流变了，“精英主义”（elitism）一词的负面意义急剧上升。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运动，精英一词普遍用于反对和批判，或者反对少数人的统治，反对为少数人供应的知识；或者用来反对特权阶级和阶级差别。[13]也就是说，青年们重返校园的时候，他们的抗议得到了回应，社会观念和文化格局已然发生改观：旧式人文权威成了偏见和狭隘的代名词；各种价值观之间不存在更真或更善，只有一致之处或差异。

但是，崇尚开放多元主义的新时代来临，权威的需求并没有消失：如果公认的价值层级体系不复存在，连善和恶都容许多种阐述，被认为是个人或文化差异的体现，那么如何做出合法的、不偏不倚的公共决策？如果原有的语言本身在运动洗礼中被政治化，从哪里找寻一种新的、承担社会共同认知和目标的政治语言？如果宏大话语失效，精英个体不足以为社会代言，因为代表本身即是带有偏见的政治行动，那么，如何表征当下的世界和社会？

在新时代的召唤下，可以用科学方法测量和计算的幸福出现于人们的视野，被用来打造新的共同语言。这种新语言有若干优势。最重要的一点，它避开了不同的宗教、文化、伦理系统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以测量数据为准，把科学计算作为平息争论的解决方案。快乐/痛苦模式的幸福，免除了优/劣、善/恶等属性的衡量，更多即更好。

由于新语言背后依靠的是生理、心理和经济等方面的测量科学、追踪技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文化景观有别于传统人文景观。最显著的一点，掌握新语言的幸福学专家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权威或知识权威，他们号称保持意识形态中立，同时对旧式专业主义知识分子背负的道德包袱漠然视之。旧式知识分子信奉各种人文主义理念，如“公共利益”“正义”“真理”，新型专家的权威则恰恰植根于不受道德和社会关怀干扰、不与任何集团发生共情的能力。在街头运动的年代过去以后，专注于测量、比较和诊断且不动感情的科学家成为多元集团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获得了渴望逃离政治斗争、文化战争的人们的信任。

幸福的原点

然而，由新的共同语言——幸福——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果真可能免于意识形态纷争和文化冲突的困扰吗？当然不。正如伊格尔顿说，保持意识形态中立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幸福学的意识形态，是把成本/收益核算、快乐/痛苦权衡推广应用到所有人类行为上。今天，我们习惯从理性的经济人角度思考和讨论交友、结婚、养育子女、慈善活动等社会活动或伦理活动，本能地把个人心理收益最大化作为决策依据，不能不说是拜此种意识形态所赐。幸福学和幸福产业将个人主观感受的价值提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为个人营造一种幸福自决的错觉，这恰恰使其心甘情愿投身于幸福专家与权力、与资本主导的社会控制模式中，成为同谋。

你幸福吗？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栏目曾派出记者在多个城市以此问题进行街头采访。美国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每天都提醒用户记录当日的幸福表情。凭直觉表达感受的人们，大多不会去分辨自己的幸福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还是边沁式幸福，也不会去思考自己与当下时兴的幸福学、幸福产业之间的关系。但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幸福产业》的作者威廉·戴维斯不仅思考了上述问题，而且提出了另一个疑问：幸福学和幸福产业扎根于功利主义哲学，可如果边沁错了怎么办？

边沁提出“自然将人置于乐和苦两大主宰之下”、主张快乐和痛苦作为实体可测量的时候，他是将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看待。换言之，他把对人和社会的研究简化到单纯的生物学和化学研究。在生物学意义上，人和其他动物是相似的。人类有快乐和痛苦，野兽也有快乐和痛苦；如果人类的幸福可以观测和计量，野兽也可以。所以，科学化、量化出来的幸福数据，实则是把人类“物化”的结果。

归根结底，幸福是一定社会前提下的社会实践。伊格尔顿在《人生的意义》中说：“如果幸福是一种心态，那么，可以认为，它取决于一个人的物质环境……幸福是一种体制性的状态：它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你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创造力。”[14] 从这个角度来说，威廉·戴维斯对幸福产业的批评有双重意义：引领我们思考当下的社会境况和政治环境，促请我们回到追寻幸福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