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德意志精神的象征：歌德或荷尔德林？

在荷尔德林之前，歌德被视为德意志精神的化身，其地位之崇高，几乎无人能够撼动与替代。但20世纪自荷尔德林复兴以来，歌德与荷尔德林，究竟谁能够代表德意志精神，成了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

20世纪初，最先引发荷尔德林复兴的哲学家狄尔泰，几乎将歌德与荷尔德林比肩而立，艳称后者“是歌德以来最深刻的德国抒情诗人”。迄至上世纪30年代，德国学者鲍姆勒在他的《希腊与日耳曼》一文中已骎骎乎将荷尔德林抬高到歌德之上，他说：“对于所有时代来说，歌德就是他自己。而我们崇拜荷尔德林，他是我们命运的化身。他的道路就是德意志精神的命运之路。他经过希腊找到了返回日耳曼的道路。”更有甚焉者，则是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 “转向”之后，荷尔德林成为其思考的中心之一，他试图通过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来发挥自己的思想。荷尔德林也因此被海德格尔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谓其为“诗人中的诗人”。在所讨论的德国诗人中，海德格尔几乎很少提及歌德，显然在他的心目中，荷尔德林要高于歌德。海德格尔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乃在于他把人类的历史或西方的历史看作是“存在的历史”，而在这一历史中，就超越和克服西方形而上学而言，荷尔德林比任何人都走得更远，即使尼采和里尔克都瞠乎其后，歌德则更无论矣。

近代以来，形而上学已弥漫欧洲，其最尖锐的表现，即技术统治了全球，西方文化处于危机之中。海德格尔认为，德国人的使命是“扶大厦之将倾”，拯救西方于危难之中，而正是荷尔德林指出了一条拯救并走向未来的道路。因此，荷尔德林不仅是“诗人中的诗人”，亦是德国人中的德国人。在1943年荷尔德林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演说中，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塑造了“德国人历史本质的未来”。

海德格尔当然是从他自己的思想视角作此评价的，但此一评价“虽不中亦不远矣”。 确实，在荷尔德林的诗歌中，诗人不断地谈及德意志和德意志人的使命，这不仅体现在诸如《致德意志人》（An die Deutschen）、《德意志人的歌唱》(Gesang des Deutschen)、《耳曼尼亚》（Germanien）、《德意志之歌》(Deutscher Gesang)等直接标明“德意志”和“德意志人”的诗歌中，而且也体现在《面包与酒》（Brot und Wein）、《归乡》（Heimkkunft）、《莱茵河》（Der Rhein）、《多瑙河源头》（Am Quelle der Donau）诗中。在这方面，歌德的作品和言谈固然经常涉及德意志与德意志人的民族性格和气质的问题，其中不乏褒贬，但我们在他那里却很少看到像荷尔德林那样的诗歌。

如果我们对歌德与荷尔德林稍作对比，就会发现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和生活命运可谓大相径庭。在荷尔德林所处的时代，做一个诗人是十分艰难的，要想“鬻文为生”，生活几乎难以为继，像歌德那样，既从事文学写作，又在宫廷为官，过着优渥生活的诗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与享尽无上荣宠，声名满天下的歌德相比，荷尔德林则是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在诗歌创作上也不断受挫。歌德长荷尔德林20多岁，文学创作达60年之久，荷尔德林则只有短短的十多年，就陷入了精神分裂。他的那些被后人美称为“德国诗歌中最宝贵财富”的后期诗歌，则大多尘封箱底，不为人知。对于荷尔德林，歌德一直以晚辈视之，他承认荷尔德林的诗才，却对其甚为得意的“索福克勒斯翻译”，不敢恭维，极尽嘲笑，以为“译笔不通”，幼稚至极。

在文学创作上，荷尔德林虽然与其同时代的众多诗人一样，对歌德敬仰有加，但他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没有追慕歌德，而是更多受到克洛卜史托克诗风的影响。他甚至也抱有与诺瓦利斯、弗·施莱格尔、蒂克等人一样的野心，想在诗歌上超越歌德。两人之间，歌德兴趣广泛，博学多方，在诗歌、戏剧、小说，甚至自然科学上，都有卓越的建树。而荷尔德林则兴趣单一和“专精”，多在哲学和诗歌上深入开掘。他的诗歌，尤其是后期诗歌，与歌德的诗风大异其趣，就其诗歌的张力和思想的深邃而言，荷尔德林显然逾歌德而上之。

尽管歌德与荷尔德林二人，在性格、气质和诗风上颇不相同，但他们在思想上也有颇多暗合和相似之处。这种暗合和相似，在根本上乃是他们对德意志精神的共同塑造。“德意志精神”在本质上表现为“浪漫精神”。

伽达默尔认为，德国有一个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贯穿于这个传统的就是“浪漫精神”。“浪漫精神”不同于“启蒙精神”，在接受“启蒙”的思想与价值的同时，德国哲人和诗人亦对其进行了批评和纠正，提出了“更高启蒙”的要求，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德意志精神气质，即“浪漫精神”。正如狄尔泰所言，正是在18世纪末产生的浪漫精神塑造了“德意志民族全部的心灵生活”。此“浪漫精神”，在外延和内涵上，要比作为文学流派的“浪漫主义”丰富得多。

在文学史中，歌德与席勒被并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但文学史的视角常常会使我们局促于狭义的认识，而忽视了更深更广的方面。歌德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对“浪漫”的那句评价：“古典是健康的，而浪漫是病态的”。长期以来，我们却习焉不察，误解甚深。实际上，歌德是在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的意义上，来揄扬古典，批评浪漫的。在他看来，一切主观的东西都是不健康的，而浪漫恰恰体现了这种主观性。然而，我们看到，他并不是对德国“浪漫精神”的批评。因为，德国“浪漫精神”在本质上，恰恰追求的“综合”（Synthese）和“和解”（Versöhnung），它与古典文学的精神旨趣，根本上是一致的。故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德国古典文学与德国浪漫主义可能有风格上的差异，但从思想史的意义上，二者都共属于“浪漫精神”。

在这方面，可以说，歌德与荷尔德林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德意志精神的基本内核，即“浪漫精神”。所谓“浪漫精神”，当然是博大精深，限于篇幅，不可能在此作深入阐发。但我们不难于其中看到，“万物一如”的思想乃是德意志“浪漫精神”的一个基本元素，而恰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歌德与荷尔德林精神上的内在连接点。

德国“浪漫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旨趣，就是它对“理性”和主体自由的批评，试图克服近代以来的人与自然的分裂，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一旨趣，在歌德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歌德并不截然反对“理性”，但他对将一切都置于理性的法庭之前来审判，却是不能苟同和不满的。在《威廉·麦斯特》中，他写道：“用理性来除我们生存的总数，没有一次除尽，总剩下一个奇异的小数。”理性以逻辑和清晰性，通过知识（科学）将生命和丰富的自然简化了，使人脱离了活泼泼的生命，如《浮士德》中对皓首穷经、与世隔绝的老年浮士德的描写。歌德曾写过一首诗《自然》，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大自然，我们被她包围和吞噬——既无法摆脱她，又不能深入其内。······她把我们纳入她的循环舞蹈。······一切人在她的中间，她也在所有人中。”

歌德关于“理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所表达的思想，与荷尔德林甚为契合。同样，荷尔德林亦认为，“理性”是“冷冰冰的”，剥夺了一切活生生的东西，正是“理性”将人与自然分裂开来。在小说《许佩里翁》中，荷尔德林写道：“我在你们那里变得真正理性起来，学会把我彻底地与我周围相区别，现在孤立于美的世界，被这般抛出自然的花园，我曾经在那里生长、盛开，而今枯萎在正午的烈日下。”荷尔德林诗的全部旨趣，就在于重建人与自然统一：“与生命万有合一，在至乐的忘己中回归自然宇宙，这是思想和欢乐的巅峰，它是神圣的峰顶，永恒的安息地。”

在看待自然，以及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上，歌德与荷尔德林都强调了“诗”的重要性。“诗”成为他们看待和认识万事万物一种基本方式。荷尔德林认为，诗是一切的源头，甚至科学也应建立在“诗”的基础上，“只有诗将超越其他一切科学和艺术而永恒存在”。作为自然研究者，歌德反对近代以来将自然数学化的方式，而主张以诗性的直观来把握自然，从而理解自然的变化、整体性和统一性。

无论歌德还是荷尔德林，都充分表达了“万物一如”的思想。歌德不仅强调万物的“变化”、对立和差异，同时也强调了差异中的统一，和统一中的对立。在歌德看来，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例如，《个体与全体》、《无常中的永续》、《二裂叶银杏》等诗歌都表达了歌德的这一思想。歌德总是从自然的整体中，去解释个体的存在：“为了置身于无限之中，个体情愿消逝无踪。”同样，“万物一如”也是荷尔德林的基本思想，如其诗句所言：“万物皆亲密”。在荷尔德林看来，一切都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的，天地间没有任何独立无依的东西，所谓“天、地、人、神共属一体”，即此之谓。处于整体关联之中，即处于“亲缘性”（Innigkeit）之中，而这种“亲缘性”就是人的一种“诗意的”存在。荷尔德林否认有一个纯粹自己设定自己的“自我”（das Ich），每一个人都必然处于一个更大的关联之中，并从此“更大关联”的亲缘整体性中获得其意义。

歌德与荷尔德林在思想上，其实有诸多相似之处，将两人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排出座次，辩论他们孰高孰低，实在是不明智之举。歌德逝世后，谢林曾将歌德视为“德国精神和心灵的一座丰碑”，这句话，我们同样也可以移用到荷尔德林身上。不过在今天，我们也确实看到，就思想史意义而言，歌德的许多作品除《浮士德》等以外，已不太为人所阅读了，而荷尔德林的作品却大放异彩，尤为思想家们所极力推重，其思想之价值，似乎超过了歌德。但我们依然不能否认，歌德与荷尔德林共同代表了德意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