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于美国时间2019年10月14日辞世，终年八十九岁。斯人已逝，但对他的评价却莫衷一是。一方面，在文学理论史中，布鲁姆被称为“美国解构主义”或“耶鲁学派”批评家，是把解构理论成功应用到文学批评领域的中介者；同时，因为写出了《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等著作，他又被批评为鼓吹文学“美学价值”，不断向公众兜售“西方经典”和“审美价值”的保守派批评家。此类评价是对布鲁姆不同理论和批评阶段的总结，总体上对应着浪漫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面向大众的经典阅读”或曰“理论之后”批评等三阶段的划分，因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另一方面，布鲁姆又受到热烈赞扬，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且“在理论编年史上甚至在现代学术史上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个例”。那么，布鲁姆是如何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独一无二”的呢？其文学理论又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呢？本文以为，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回到布鲁姆的犹太背景中，因为作为西方文化中的另一个重要源头，犹太文化传统不仅贯穿布鲁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始终，使之具备了独特的品性，而且更为他解决美国文学、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失落以及重建人的主体性提供了有效的范式。

哈罗德·布鲁姆《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图片来自豆瓣）

一

       布鲁姆对犹太文化资源的利用，最早见于他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而非始于 “影响-误读”四部曲中的《喀巴拉与批评》（1975）或更晚近的《J之书》（1990）。在其第一部著作《雪莱的神话创造》（1959）中，布鲁姆开篇就引入犹太存在主义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我-你”（I-Thou）、“我-它”（I-It）两个原初词来阐释雪莱的诗歌。

       布鲁姆认为，布伯的“关系论”恰切地阐明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想象和感知方式。布伯在其名著《我与你》中指出，代表世间万物的代词“我”“你”“它”都处于关系之中，人对待世界万物的态度或与世界的关联方式可归结为“我-你”和“我-它”两种根本关系。在“我-你”关系之中，双方互为对象，无主客体之分，两者的互动是双向的，因而是种紧密、对等、开放、自由的关系。“我-它”关系则以“我”为主，“它”只是被经验到的客体和对象，或是具有属性的可利用之物，所以是单向的、被利用的关系。“我-你”关系也具有深厚的宗教根源，当人们把上帝当作一个对象、客体，试图用理性加以描述和考察时，上帝就成了外在于“我”的“它”；而在犹太教中，上帝是无限的，人只有将其作为“你”时，才能在不断的神人交汇的瞬间通往世界的本源。布鲁姆发现了布伯的原初词与浪漫主义诗歌中的想象、感知方式的亲缘关系：“与‘你’的关系是直接的。在我与你之间没有观念体系、成见和幻想。这里我们有一种想象力的感知模式，它直接跳过柯勒律治的第一性想象，进入其第二性想象，它也与布莱克的‘四重幻想’类似。因此，布伯进一步宣称‘最初是关系’，并进而发现在‘原始’民族的语言中，‘我-你’这个原初词支配着‘我-它’，一点都不令人奇怪。我们祖先的世界，或当代未开化人的世界，不是经验的世界，而是一个关系的世界。”

       布伯的“我-你”“我-它”也与神话思维紧密相关。人类学学者亨利·法兰克福夫妇（Henri Frankfort and Mrs. H. A. Frankfort）区分了古代初民与现代人的思维特点，认为原始先民相信万物有灵，其思维特点是以人感物、物我合一，他们与世界连接的方式是“我-你”的关系，因而也是一种诗意的关系，“现代人与古代人对待周围世界的态度具有本质区别，对有科学思维的现代人来说，现象世界基本上是‘它’；而对古代人或原初先民而言，世界是‘你’”，因此真正的神话“保留了一个‘你’的启示’……神话是诗歌的一种形式，但它超越了诗歌，只因它传扬真理”（Shelley’s：3）。也就是说，神话创造的思维模式区别于近代以来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它通过具体事物感知永恒的真理。

哈罗德·布鲁姆《J之书》（图片来自豆瓣）

       就这样，布鲁姆将布伯哲学、神话思维与犹太人的思维关联起来，指出三者都能够克服希腊式思维中科学的、理性的、批判性的缺陷。在布鲁姆看来，希腊人在历史演进中逐渐摆脱了神话，发展出了哲学，世界万物成为被认识的对象，成为被经验的、被利用的“它”；而犹太人虽然同样超越了原始社会的众多神话，但却形成了关于上帝的唯一神话，他们的“上帝是神话思维的最终形态。所有神话关系在永恒之你中达到顶点，犹太人完全超越了所有自然宗教而进入了只有永恒之你的意志的神话启示之中” （Shelley’s：4）。因此，“我—你”关系在犹太教神话中保留了下来，同时也在诗歌中延续了下来，“变成了一种诗歌或诗歌传统”（Shelley’s：4）。

       而在布鲁姆眼中，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也就成为体现“我-你”关系和犹太神话思维的典范。譬如，雪莱的诗歌就蕴含着丰富的神话创造的感知模式（mythopoeic perception），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神话创造的诗歌。这种诗歌可以细分为三个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次类型：第一类是神话诗歌，即把西方既有的神话融入到诗歌之中，诗人按照自己的想象重新讲述神话，但并不改变神话的本义，《阿波罗赞歌》《潘神赞歌》都属于此类。第二类是具有原始思维的神话创造诗歌。诗人在诗歌中把自然事物视为亲密无间的“你”，而非作为经验对象的“它”，诗人对这种关系的想象就是神话， 《致黑夜》便是此类诗歌的典型。第三类以第二种为基础，但“我-你”的关系仅限于犹太人与上帝关系的想象，布莱克、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创造神话冲动或神话神学模式就反映了这种关系。

       早期的布鲁姆将布伯、神话、犹太思维与浪漫主义诗歌勾连起来，其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反驳“新批评”而提出一种新的文学观，并改变“新批评”带给美国思想文化界的新古典主义的、基督教式的、保守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对此，美国文学理论史家兰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曾评论：“自1959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以来，哈罗德·布鲁姆就积极建立了一种修正主义诗学，以对抗他在耶鲁大学的杰出老师们的新批评立场。”按照布伯的关系论和法兰克福的神话学说，布鲁姆认为新批评的诗歌是僵死的“它”，然而诗歌无论如何不能自外于作者、读者或世界，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客观对象，最好的诗歌总是关系性的，在神话的时空和思维方式中产生丰富的意义。此外，布鲁姆利用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反驳了新批评宣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艾略特和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维姆萨特（W. K. Wimsatt）等人都是保守的基督徒，深受充满理性色彩的新古典主义影响，而布鲁姆是来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的犹太人，对新批评“噩梦般的英国国教-天主教”意识形态极为厌恶，因为新批评把文本与历史、作者或读者隔绝开来，自成一体，就成为犹太人所极力反对的“偶像”。欧芝克（Cynthia Ozick）曾这样评价新批评理论家：“他们不允许任何传统被附加到文本上。一个作家的历史、心理、甚至他的观点都被认为与作品和作品的语言无关……文本成了偶像。人性被排除在外。”伊格尔顿也有类似的感受：“新批评其实是在把诗变为崇拜偶像。如果说I. A. 理查兹已将作品‘非物质化’，使之仅仅成为开向诗人心灵的一扇透明窗户，那么，美国批评家们却过分将其重新物质化了……这可颇有反讽意味。因为这种诗所抗议的那个社会秩序恰恰充满了这样的‘物化’。”由此可鉴，布鲁姆早年不遗余力地重新阐释和恢复浪漫主义诗歌，早已怀有为人文主义和犹太文化张目的企图。

哈罗德·布鲁姆《喀巴拉与批评》（图片来自豆瓣）

二

       布鲁姆早期对犹太文化传统的利用，经过了布伯犹太存在主义神学的中介，没有直接触及犹太文化传统，还是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然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影响—误读”理论阶段，情况发生了很大转变。此时，布鲁姆坦然承认犹太文化的作用，并自觉把犹太人的传统观、语言观、喀巴拉的解经方法用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建构，形成了在本质上迥异于德里达和德曼的解构观且又具有“犹太特性”的文学理论。

       布鲁姆延续了浪漫主义诗歌研究时期“文学是关系性”的观点。在《误读之图》的开篇，他断言：“没有文本，只有文本之间的关系。”但在书中他实际上是将文学间的关系转化为“父子”的代际关系。对犹太人而言，父子关系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父与子之间的爱与恨、忠诚与背叛、继承与决裂都是在犹太经典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圣经》和《塔木德》中，表示“代际”关系的希伯来词“dor”共出现了几十次，“这两部作品酷爱讲述从遥远过去到遥远未来的代际之链。很多说的是链条上最为基本的联系：父与子”。此外，父与子的关系也可以扩展为拉比与弟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晚餐桌上，在犹太会堂里，长辈要向晚辈传授经文和生活的奥秘，在代代传承中形成了犹太文化传统，《先贤名言录》（Pirke Aboth）开篇即描述了犹太文化的传承过程：“《托拉》，摩西受自西奈，传之于约书亚，约书亚传众长老，众长老传众先知，众先知传之于大议会众成员。”

       布鲁姆受犹太人代际关系的启发衍生出两个重要观点：其一，犹太传统的前承后继并不总是顺利的，《塔木德》中后辈拉比经常会反驳先贤的观点，传统其实是在冲突之中延续下去。布鲁姆由此提出，诗歌的本质是后辈对前辈影响的焦虑，文学影响并非父子之间的友善传递，而是为争夺创造力的你死我活的心理战争，逆子惟有象征性地杀死自己的父亲，才能获得自己的原创性和重生，“诗歌只有竞争才能在一个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也一样过度拥挤的诗歌国度里存活下来。任何诗歌的首要问题是为自己开拓空间，它必须迫使先前的诗歌离开才能为自己清理出空间”。新人对前辈的创造性解读或误读成为文学不可摆脱的宿命，是“任性的灵魂发动的、反抗丰富传统的战争”。其二，文字和书写在犹太传统延续中意义重大，犹太人通过阐释《圣经》和《塔木德》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被称为“圣书的子民”。哈特曼说：“犹太人是圣书的子民，他们的思维方式依赖文本……他们不仅怀有信仰，也坚守语言。” 因此，诗歌父子之间的心理较量，落实到纸面上时就成为语言和修辞的竞争。换句话说，诗歌就是以新的言词来替代前人的言词，用新意象替换前人的意象，“语言转义或心理防御是与前辈联系在一起时想象力使用的‘自然’语言”，诗人如果想成为大诗人，必然要“以转义或心理防御即误读开始写作，或者我们应当说转义即误读”（Map：69）。

       此外，在《喀巴拉与批评》中，布鲁姆提及十六世纪晚期喀巴拉大师以撒·卢里亚（Issac Luria）的宇宙创造论为诗歌创造提供了蓝本。在喀巴拉经典《佐哈尔》（又称《光辉之书》）的基础上，卢里亚重新解释了上帝的创世和世界的产生过程：上帝首先收缩自身，聚集为一点，为宇宙的诞生创造条件，这一过程被称为“神光隐退”（zimzum)；随后，神光在虚空中向下漫射和旋转，形成各种容器（kelim）等待更多上帝的本质注入其中。容器由不同材质的神光构成，尤其是后七个材质较粗糙，因无法承受神光的持续流入而破裂，这一阶段被称为“容器的破裂”（shevirat ha-kelim）；最后，容器内的神光返回源头，但碎片内仍保留了一些神光，被低层世界中的邪恶力量围困，原初之人亚当和犹太民族被创造出来帮助神光返回上帝，此即宇宙的“修复”（tikkun）。这一创世神话为布鲁姆提供了诗歌发生的机制，他认为创世神话的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诗人创作时“限制”“修辞替换”“再现”这三个阶段。或者说，诗歌产生于一个源头，诗人摆脱影响获得原创性的途径就是通过替换前辈的修辞，在不断修正前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个性，但这一创新不能脱离传统，而是在传统之内的修正。

哈罗德·布鲁姆《容器的破裂》（图片来自豆瓣）

       正是在这里，布鲁姆与德里达的解构产生了联系。他赞同德里达解构哲学中的否定性思维。在德里达看来，文本中都潜存着“差异”的散漫力量，在符号体系之外并不存在超越性的所指，语言和文本的意义因差别而存在，但差别不是自我封闭的东西，而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功能，正所谓“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据此，布鲁姆认为诗歌不是封闭的，它自身不存在意义，其意义存在于不同诗歌的相互关注之中，“诗歌不过是一些词，这些词指涉其他一些词，这其他的词又指向另外一些词，如此类推，直至那个无比稠密的世界。任何一首诗都是与其他诗歌互涉的”。在布鲁姆这里，诗歌某种程度上成为德里达反模仿论的“自由嬉戏”。

       但另一方面，布鲁姆又不愿接受解构哲学的虚无主义倾向。诗歌是诗人的一种积极行动，目的在于拆解词语或诗歌本身的意义，在词语的替换中，在诗歌与诗歌的相互指涉之中找到其中隐藏的意义。布鲁姆肯定意义和主体在诗歌中作用，从而与德里达产生了重大分歧。他指出，“如果使口头传统的权威屈从于书写的同仁，屈从于德里达和福柯那样的人”，认为“语言本身可以写诗”，便是种错误，因为那些观点“实际上是人在写作，是人在思考”（Map：70）。因此，布鲁姆的理论被沃罗斯基（Shira Wolosky）称为“积极的解构”，而非德曼式的“消极的解构”，因为所指并非在比喻链条之外的能指的对象，“表征发生在在比喻链条的能指之间，它们在一个正在连续的表达过程中相互指涉”。因此，布鲁姆与解构理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其理论彰显的还是人文主义价值，他试图重新定义人的主体性，而“高卢人近期的所有解释方式都使诗歌和批评失去了人性”。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国多元主义文化兴起，关注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等边缘群体的文学批评家采用了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概念、方法分析文本，并呼吁修正以白人、男性、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导的西方经典构成，让更多边缘群体作家作品进入经典行列。1994年，布鲁姆推出了《西方正典：时代之书和流派》一书，为当代美国人重新划定了经典作家作品，引发了一场“守护经典”与“打开经典”的文化战争，并由此从激进的“解构主义批评家”变身为保守的、精英主义经典守护者。然而，如果审慎考察布鲁姆经典观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他的文学立场背后其实有一套犹太文化的逻辑，是其“犹太性”文学观的又一体现。

       布鲁姆对经典的看法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误读之图》中，他试图回答“什么是经典？”“经典是怎么形成的？”这两个问题。按照库提乌斯（Curtius）的考证，经典在古希腊时期特指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家的作品，在罗马帝国时期则意指一流的文学公民，而到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则获得了“分类”的意思。现代意义上的世俗文学经典形成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法国在十七世纪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经典，而英国现代经典则始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与一般文学史叙述不同，布鲁姆认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始于十八世纪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革命，扩张到欧洲大陆直至俄国、亚洲、非洲，并绵延两个世纪之久成为近二百年来文学的主导形式。因而当代的文学经典应当具有他认为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布鲁姆由此在《西方正典》中概括出文学的经典性标准，如陌生性和原创性的审美品格，“这些作家及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所在，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

哈罗德·布鲁姆《误读之图》（图片来自豆瓣）

       布鲁姆提出，原创性、陌生性等文学特性来源于与传统的对抗，因而又与犹太人深厚的传统和历史意识纠缠在了一起。在《诗歌与压抑》（1976）中，他指出，经典的原意是“标尺”和“范例”，在英语世界常用来指教会法典、世俗法律，一种规范、标准，或一种赋格曲、印刷字号，后来才引申为一系列具有权威性的神圣或世俗的文本。但布鲁姆特别指出，经典与经典化或经典生成的历史密不可分，“成典或经典化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意指经典在诗歌传统中形成的过程，因为它与音乐和标准的概念有关……尤其是在诗歌中，过去就像未来一样，总是一种力量，事实上，不管诗人想做什么，诗歌中未来的力量是把诗歌带回到过去”。潜在的文学经典生成的过程是僭越、超越前辈的过程，文学作品只有体现出苏珊·韩德尔曼（Susan Handelman）所说的“弑杀摩西”的个人意识和反抗传统的英雄气概，才具备封圣入典的资格，因此“浪漫主义传统意识到自己的迟来感，因此浪漫主义文学心理必然是一种迟来心理。从柯勒律治到华兹华斯，侵犯神圣或恶魔领地的僭越罗曼司是现代文学的中心形式”（Map: 35）。布鲁姆因此表明了自己选择经典的标准：“弥尔顿如他之前的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他之后的华兹华斯等人一样，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从于己。这是检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西》：20）与传统对抗、竞争是一种崇高的美学姿态，“经典的陌生性并不依赖大胆创新带来的冲击而存在，但是，任何一部要与传统做必胜的竞赛并加入经典的作品首先应该具有原创魅力”（《西》：5），审美与竞争在经典之中完成了统一。

       布鲁姆坚持融合浪漫主义与犹太文化特性的经典观，站到了“打开经典”“经典修正”和社会性、政治性批评的对立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伊莲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的《她们自己的文学》，桑德拉·基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和《诺顿女性文学选读》，以及《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希斯美国文学选集》等秉持政治性标准，试图把被长期被忽略的女性、少数族裔作家收入文学史和大学必读书目中。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性、历史性批评粉墨登场，主张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待文学，并赋予文学研究更重要的社会价值。布鲁姆对此极不赞同，他反复说：“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西》：12），“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渗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西》：20），“如果你坚持认为某种美学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在文学经典形成中就有相当的作用。上述信念存在与憎恨学派的所有六个分支：女性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拉康派、解构主义者、符号学派。当然，此美学和彼美学各不相同，这是坚信文学研究应公开为社会变革效命的人所持的美学观”（《西》：416）。

       布鲁姆逆社会潮流而动，他的批评立场看似保守甚至反动。但是，他对社会变革并非无动于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指责当时的里根政府造就了“一种自恋的文化”；在《影响的解剖》（2011）中批评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令美国处于破产和崩溃的边缘；在《记忆永随》（2019）中批评欧洲和特朗普政府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策略。由此可见，他并非政治上的保守派而是自由派。对于这一矛盾，本文认为，布鲁姆的文化保守主义其实还是遵从了犹太文化逻辑，他不是不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是更愿意从喀巴拉的立场来思考这些问题。按照喀巴拉的理论，人的救赎要依靠人的完善，依靠对自我的内心之光的认识和体悟，“在这种冥想中，历史的污迹被洗净了，因为喀巴拉信徒寻求回到原初和谐整体，回到遭受撒旦第一次欺骗之前的世界，他们必定要把历史进程与世界的演化同一......因为沿着精神进程回到存在最终的基点本身可能被认为是救赎……这种向像宇宙演化始发点的回归，作为喀巴拉的中心目的，不必总是在沉默和孤单的冥想中，这种冥想与外部事件没有也不能有联系”。社会的改良依靠个人境界和精神层次的提升，而文学经典和文学批评就承担了这个功能。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解剖》（图片来自豆瓣）

       布鲁姆一生都在与新批评、解构主义、文化研究等批评流派论争，但源自犹太文化的思维方式却基本上是稳固的。这一思维方式与浪漫主义结合使他成为当下独一无二的理论家，他对人文主义价值的一贯坚守，也为我们理解文学批评的变迁带来了启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哈罗德·布鲁姆与犹太释经传统关系研究”（14CWW001）和山东省社科“当代美国文论中的犹太传统资源研究”（19CWZJ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1期专题栏目“纪念哈罗德·布鲁姆”，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