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英语作家们在题材、体裁、内容和形式上进行革新，针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科学现象进行了创作，探索了当前紧迫的全球化、民族认同、环境灾难及科技伦理等问题，启发读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英国的各类以脱欧事件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兴的多种族文学为全球英语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英国文学

2018年，英国因脱欧事件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分裂与动荡冲突中，作家们纷纷在文学虚构层面上对脱欧事件作出回应。就作品的时间背景和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围绕过去和现在，作品反映该事件已引发的各种连锁反应，包括英国当前的民族认同焦虑、政治混乱、人们对民主的信心下降等问题；对于不久的将来，作品预估该事件在社会、政治、文化方面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多产作家乔纳森·科（Jonathan Coe）的《英格兰中部》是一部从现实主义角度探讨脱欧事件的国情小说，作家通过男主人公，一位政治新闻记者的经历描绘出近年来在英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全景图：从2010年英国联合政府的选举，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英国人对其多元文化空前高涨的自豪感，再到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脱欧以及直至2018年的后续影响。作家追溯了英国分裂的根源，谱写了一曲哀叹英国国运衰退的挽歌。女作家萨拉·莫斯（Sarah Moss）的《幽灵墙》则从女性角度讲述一则英国脱欧寓言，小说描写了一位专横的父亲渴望回到历史上还未吸纳外国元素的“纯正的”英国，一次，他带母女俩参加实地的考古活动，要求她们重现铁器时代的生活，结果这一复古举动由于现代生活与铁器时代生活发生激烈冲突并不成功。小说揭示铁器时代造就的暴力，男性性别压迫的幽灵一直阴魂不散，在现代表现为社会生活中针对女性的话语暴力与排斥，莫斯敏感地捕捉到英国脱欧派的民族主义怀旧情绪的危害性。

（《英格兰中部》，图片源自网络）

不同于后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以后见之明对脱欧事件的文学再现，2018年，英国科幻小说作家以超前的认识通过反乌托邦想象构建了未来“后脱欧”时代的启示录。戴夫·哈金森（Dave Hutchinson）的《黎明时分的欧洲》为其宏伟的系列小说“破碎的欧洲”的收山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想象欧洲将分裂成上千个彼此争端不断的新国家，并由一个令人窒息的保守派“共同体”统治。约翰·兰彻斯特（John Lanchester）的小说《墙》讲述了未来发生的一场气候灾难及其后果：海平面上升，极端气温迫使人们逃离家园，绝望的难民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乘坐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而政客们则煽动民众对难民产生敌视，面对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年轻的男主人公悲壮地守卫着巨大的海堤。著名的严肃文学黑人作家本·奥克里（Ben Okri）也转向了科幻文学写作，其新作《自由艺术家》以多层次的寓言讲述了发生在未来世界的一个恐怖事件：文学被禁止，书籍已消失，人们逐渐停止阅读，政府强制推行一种“后真相”文化，任何表现出明显异见的人都会被剔除。借着科幻文学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作家们放眼未来，担心后脱欧时代的英国青年可能会继承一个被摧毁的世界。以保罗·特伦布雷（Paul Tremblay）的《世界尽头的小屋》为代表的“脱欧哥特小说”（Brexit gothic fiction）则把脱欧事件给英国民众带来的恐惧与不安表现到了极致。

（作家戴夫·哈金森，图片源自网络）

萨姆·拜尔斯（Sam Byers）的《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昂》被称为“后脱欧时代的讽刺作品”（post-Brexit satire），作家想象了英国正式脱欧之后开发公司对科技的掌控与滥用。在小说中，一个英国小镇上的住宅区即将被夷为平地，并由一家跨国科技公司重新设计。面对不愿搬迁的居民，地产公司威胁将公布其全部的个人电子数据，引发了社会危机。在这个不当使用科技导致末世灾难的反乌托邦寓言中，小镇是背信弃义的英国的缩影。同样是通过科幻小说对技术伦理问题进行探索，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ythe）却更为乐观，他在科幻推理小说《我依然梦想》中指出科技有可能被用来填补人类感情生活中的空缺。小说女主人公，一位编码天才，从1997年开始制造人工智能，到2017年该智能进化成了集私人助理、伴侣和知己于一身的机器人。通过女主人公的经历，小说描绘出不断发展的科技行业对世界的影响，并对人类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了反思。

2018年英国科幻小说突破通俗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以娱乐为目标向读者提供模式化情节的局限性，一改科幻文学以未来世界为书写对象的传统，转而以严肃文学通常遵循的政治关怀、社会关怀、人文关怀为指向探讨具有时效性的问题，在表达形式上与现实主义文学贴近，为辨析理解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科技现象开拓了新的方式。

2018年，与科幻小说同样具有现实意义的还有文学经典改写作品。帕特·巴克（Pat Barker）和娜塔莉·海恩斯（Natalie Haynes）针对女性在荷马史诗中的边缘地位进行了改写，把女性作为叙事者及叙事中心，从而为特洛伊战争中沉默的女性发声。巴克的《女孩们的沉默》被誉为“女性主义的《伊利亚特》”，叙述者为希腊联军首领阿伽门农的女奴。海恩斯的作品《一千艘船》从数位女性的视角重述了特洛伊战争的过程。两位女作家一反荷马史诗对男性英雄人物的颂扬，聚焦于战争暴力给女性带来的痛苦，以此影射当前世界上一些地区战争中女性被迫充当性奴的问题。

（作家帕特·巴克及其小说《女孩们的沉默》，图片源自网络）

文学与通俗文化结合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概念。2018年，尼克·德拉索（Nick Drnaso）的《莎宾娜》成为首部入围曼布克文学奖的漫画小说，德拉索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失踪的阴谋和人们对该事件的反应，他对日常生活仪式的怪诞描绘让读者印象深刻。这不是漫画小说第一次获得重要的文学奖的认可。2012年，乔夫·温特哈特（Joff Winterhart）的《巴格诺德夏日》曾入围科斯塔图书奖小说类。曼布克奖等重要奖项对通俗文学的认可，意味着从文学形式上对文学的重新定义。

二、加拿大文学

2018年是“旧加拿大文学（CanLit）转向新加拿大文学的过渡阶段”。本年度有关“加拿大文学”的性质在各类媒体上被广为讨论。一些评论家对加拿大文学的政治、等级制度和权力体系进行猛烈批评，鉴于黑人、移民、原住民、女性等边缘群体的文学力量在加拿大文学资源分配上处于劣势，评论家们呼吁教育机构、出版机构、评论界等改变传统文学观，支持边缘群体文学，构建更加多元化和多种族的新加拿大文学。

2018年，加拿大黑人文学及其研究蓬勃发展。黑人文学的崛起促成有关研究持续成为学术增长点，文学评论家唐娜·贝利·纳斯（Donna Bailey Nurse）于2006年主编的文学选集标志着加拿大黑人文学的成熟，该书收录了多达二十九位加拿大黑人作家的作品选文。2018年，加拿大黑人文学的先驱之一乔治·艾略特·克拉克（George Elliott Clarke）选编了最早出版的黑人作家诗集或小说，旨在发掘这些开创性作品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意义。

（《华盛顿•布莱克》，图片源自网络）

在首部以黑色大西洋为背景探讨加拿大黑人离散文学的专著中，作者从加拿大黑人文学的世界性、流动性上将其与美国黑人文学区别开来，并且指出加拿大的黑人写作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跨国网络中产生的。2018年，黑人女作家艾斯·伊多格彦（Esi Edugyan）在《华盛顿·布莱克》中发扬这一加拿大黑人写作传统，于跨国关系框架下书写加拿大黑人历史。这部跨历史小说、奇幻文学题材的作品为作者赢得了高度的国际声誉。小说以十九世纪巴巴多斯一个种植园为场景，从华盛顿·布莱克、别名沃什（Wash）的十一岁小黑奴的视角，描述了其从奴隶到自由人的人生以及他在全球各地的冒险经历。《华盛顿·布莱克》揭示了奴隶制的残酷，探索了白人如何将其暴力行为正常化，而黑人作为暴行的受害者又如何保持自己的人性。著名黑人女作家、诗人迪翁·布兰德（Dionne Brand）的小说《理论》反映了当代加拿大黑人试图创造新的个性化身份的努力，该小说的女主人公、叙述者是一名黑人女博士生，她雄心勃勃地计划撰写一部关于艺术、文化、种族、性别、阶级和政治的博士论文，试图通过学术、爱情和家庭找到一个自我认同的立足点。

加拿大的“原住民之声”文学奖成立于2017年，旨在支持和培养原住民作家。2018年，原住民作家在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等重要的文学奖中显示出实力。原住民作家约书亚·怀特海德（Joshua Whitehead）的小说《约翰尼·苹果籽》讲述一个年轻的原住民男子离开保留地来到大城市谋生的经历。原住民作家切丽·迪玛琳（Cherie Dimaline）的《骨髓窃贼》和沃布格西格·赖斯（Waubgeshig Rice）的《冰霜之月》想象在灾难来临之际，原住民成了加拿大人争取生存机会的关键。早期白人定居者在作品中把原住民刻画为“低等”群体，当代原住民文学则致力于取得自我文学表征的权力。

（作家沃布格西格·赖斯，图片源自网络）

2018年，代表文学新声音的族裔作家佳作频出。犹太裔女作家塔玛拉·费丝·伯杰（Tamara Faith Berger）的小说《所罗门女王》从一个加拿大犹太少年的视角讲述了从加拿大迁居以色列的生活，以及他的父母收养了一名埃塞俄比亚犹太女孩后发生的故事。伯格通过从族裔角度观照加拿大历史、巴以冲突，探索了犹太认同的复杂性及其自我赋权的性质。斯里兰卡裔女作家莎伦·巴拉（Sharon Bala）的处女作《船民》记述了一群来自斯里兰卡的难民抵达加拿大西海岸后寻求庇护和新生活的故事，唤起了人们对政府不人道的难民政策的关切。著述颇丰的黎巴嫩裔作家拉维·哈格（Rawi Hage）的《贝鲁特地狱之火协会》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黎巴嫩内战期间满目疮痍的贝鲁特为背景，主人公十六岁的巴甫洛夫（Pavlov）继承父亲的工作，加入“地狱之火协会”，专门火化无人认领的、因宗教或性取向被视为异类而被放逐的人的尸体，并为死者安排秘密葬礼。作家巧妙地将悲喜剧，残酷的现实与超现实的荒谬结合在一起，探讨了战争的本质及其影响。作为黎巴嫩内战的幸存者，作家的创作是为了悼念其“朋友、家人和亲近的人及整个中东地区”。族裔作家关注社会边缘人，他们从族群角度出发的自我文学表征是新旧加拿大文学相互区别的一个重要表现。

（作家拉维•哈格，图片源自网络）

地方文学是构成加拿大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来源。2018年，纽芬兰女作家艾玛·霍珀（Emma Hooper）的小说《我们的乡愁之歌》讲述了居住在一度繁荣的纽芬兰渔村里的一家渔民的遭遇。在小渔村附近的渔业资源枯竭后，他们不得不像其他村民一样背井离乡去别处谋生。霍珀审视了纽芬兰渔业的消亡，把有关大海的民间故事和渔民的家族史交织在一起，构成独特的地方体验。

2018年，加拿大作家在历史题材小说中把集体责任感与人类生存之道结合起来，老作家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的《战争之光》和青年女作家娜塔莉·莫里尔（Natalie Morrill）的处女作《幽灵看守者》均以两次大战为背景，《战争之光》中，在主人公纳撒尼尔·威廉姆斯的少年时期，他的父母相继失踪了。纳撒尼尔成年后，通过采访和查阅档案，把一个个回忆的碎片拼接起来，发现父母实际上是间谍，从而发掘出了被战争湮没的、被遗忘的历史。《幽灵看守者》的主人公、犹太人约瑟夫·托巴克回顾了自己在人生关键时刻的经历，描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阴影下个体承受的压力，以及亲友经历的大屠杀。

此外，2018年，有关性骚扰话题的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女作家萨拉·亨斯特拉（Sarah Henstra）的作品《红色文字》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权运动和第三波女权主义的诞生为背景，描写了来自加拿大的女学生凯伦·胡尔斯在一所美国高校的经历，在这部校园小说中，亨斯特拉对校园强奸问题进行了大胆探讨。近年来席卷全球的反性骚扰、女性维权运动在加拿大学术界也掀起波澜，2015年加拿大一所大学创意写作课教职人员的性丑闻引发了国民关注，《红色文字》填补了文学在相关讨论中的空白。

（作家萨拉•亨斯特拉及其小说《红色文字》，图片源自网络）

2018年，在有关加拿大文学的大讨论中，把原住民文学、黑人文学、有色人种文学等纳入加拿大民族文学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加拿大文学打破了它只包含一种类型的作家、讲述某个老套故事的观念。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加拿大民族文学终于被包括各种各样加拿大作家的文学替换。”在加拿大民族认同话语转型的过程中，文学创作成为这些作家们跨文化协商的方式，由此作家们参与了“加拿大性”民族认同概念的重塑。

三、澳大利亚文学

近年来，澳大利亚加速积累民族文学资源，同加拿大一样，澳大利亚也把原住民文学、族裔文学、地方文学等作为其重要的民族文学资源。此外，澳大利亚以通俗文学作品为突破口，积极向全球推广其作家和作品，参与国际文学竞争。

澳大利亚政府实施培育新一代原住民作家的项目，支持他们发声，一度被边缘化的原住民文学越来越受关注。2018年，原住民女作家梅丽莎·卢卡申科（Melissa Lucashenko）的《过多唇舌》脱颖而出，小说以新南威尔士州北部一个乡村小镇为背景，讲述生活在这里的一个原住民家庭几代人的故事，探讨了原住民家庭的贫困和失序、失业、吸毒、暴力等社会问题。小说中，萨尔特兄弟的父亲即将离世，而房地产商人吉姆•巴克利却图谋其土地。通过曝光萨尔特家的秘密，作家挖掘出原住民代际创伤的根源：殖民掠夺、种族屠杀、“被偷走的一代”的政策等。卢卡申科指出，“澳大利亚是一个种族主义严重的国家，这就是我写这个话题的原因”，她在表现白人定居者在窃取土地时与拥有土地的原住民发生冲突的同时，也表现了原住民的民族韧性和创造力。以卢卡申科为代表的原住民文学拒绝白人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通过自我形象塑造进行自我赋权。

（作家梅丽莎•卢卡申科，图片源自网络）

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力量的壮大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鉴于原住民文学的特点，评论者认为不能仅从书面印刷作品的传统意义上理解文学，而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它，文学应包括口头、视觉、音乐和表演形式的表达等。在澳大利亚，不只是文学形式需要重新定义，还有澳大利亚作家的身份问题。2018年，库尔德裔伊朗难民贝鲁兹·布坎尼（Behrouz Boochani）成为获得澳大利亚政府文学奖的首位非澳大利亚籍作家，引发了对何为“澳大利亚作家”这一尖锐问题的大讨论。这场文学干预政治的典型案例促使澳大利亚文学变得更为开放，容纳更多的异质声音。

2018年，斯里兰卡裔作家米歇尔·德·克雷瑟（Michelle de Kretser）的成就也得到了澳大利亚重要文学奖的认可，族裔文学被纳入主流文化，族裔作家获得了更多出版、评介资源。意大利裔女作家恩扎·甘道夫（Enza Gandolfo）的《桥》就是一部成功之作。作品取材于澳大利亚近代史上发生的一起最严重的工业事故。1970年10月的一天，墨尔本市在建工程西门大桥（Westgate）倒塌，造成三十五名工人死亡。小说第一个故事再现历史上大桥倒塌时的悲剧场面，在事故中二十二岁的意大利移民安东内洛导致其两个密友丧生。第二个故事讲述年轻姑娘乔在2009年一场车祸中致使其最好的朋友身亡。作家把两个故事编织在一起，书写了包括移民在内的澳大利亚民族集体创伤的记忆，探讨创伤和道德罪责等话题。

（《桥》，图片源自网络）

2018年，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作品受到关注，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资深作家蒂姆·温顿（Tim Winton）的《牧羊人的小屋》讲述了十六岁男孩贾克斯·克拉克顿逃离父亲意外死亡的现场后，穿越西澳大利亚沙漠的历程，温顿运用方言描绘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地方风物。塔斯马尼亚女作家卡伦·维格斯（Karen Viggers）的第四部小说《果园主的女儿》讲述了发生在塔斯马尼亚小镇上的故事。十七岁女孩米琪和哥哥在一场火灾中失去了父母，兄妹俩一起来小镇生活，米琪被哥哥监禁；年轻的莱昂为躲避酒鬼父亲来小镇担任公园管理员，在履行制止伐木的职责中与伐木工发生冲突；小说探讨了家庭暴力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另一位塔斯马尼亚女作家克里西·尼恩（Krissy Kneen）的《越冬》是一部哥特小说，涉及塔斯马尼亚特有生物物种的灭绝以及余波未去的塔斯马尼亚殖民历史。小说主人公、博士生杰西卡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最南端进行科学研究，在追查其失踪男友下落的过程中，她遇到了与自己有着同样遭际的一群女人，她们以为自己的伴侣已经被森林带走变成了怪物。这些地方文学作品在书写本土性的同时将其与人类生存的普遍问题联系起来，对两者进行了深刻思考。

澳大利亚作家积极参与全球文学流通，近年来，汉娜·肯特（Hannah Kent）、莉安·莫里亚蒂（Liane Moriarty）、格雷姆·西姆森（Graeme Simsion）、希瑟·莫里斯（Heather Morris）、安吉拉·迈耶（Angela Meyer）、简·哈珀（Jane Harper）等后起之秀的作品均在全球文学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家的作品均为通俗的类型小说。2018年，简·哈珀的处女作《干涸》在二十九个国家发行，好评如潮。该小说通过两起相隔二十年左右的犯罪案件的侦破，反映了一个澳大利亚乡村在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期间的社区生活。莉安·莫里亚蒂的新作《九位完全陌生的人》以澳大利亚一个偏远的疗养中心为故事发生地，九位来自不同行业的陌生人聚集在这里，期待通过康复项目重振自我，获得新生，疗养中心成为当代澳大利亚社会的一个缩影。希瑟·莫里斯的处女作《奥斯维辛的文身师》荣登亚马逊畅销书榜首。莫里斯的作品基于其对现实生活中大屠杀幸存者路德维希·索科洛夫的采访，是一部历史小说，讲述了犹太人、斯洛伐克文身师拉里·索科洛夫与一位同在集中营的犹太女孩经历的爱情磨难。安吉拉·迈耶的处女作《超能幽灵》是一部跨体裁作品，假想在2024年，一个澳大利亚青年生活在拥有先进技术的反乌托邦社会里，缺乏个人自由，他穿越时空回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苏格兰，侵入了一位苏格兰年轻女性的思想，并把自己的记忆和欲望灌输给了她，一步步压迫她，见证她在其影响下精神崩溃的过程。小说批判了十九世纪男权社会中的权力滥用以及性别压迫问题。

（《奥斯维辛的文身师》，图片源自网络）

2018年，英语作家们在题材、体裁、内容和形式上进行革新，针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科学现象进行创作，探索了当前紧迫的全球化、民族认同、环境灾难及科技伦理等问题，启发读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英国的各类以脱欧事件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兴的多种族文学为全球英语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结 语

2018年，随着文学与政治、科技形成共生关系，再加上文学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英语世界传统的文学观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具有包容性，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新兴文学力量兴起，以其创新为英语文学增添新的内容。作家们响应时代对文学的召唤，贴近当下。在人类世、后现代、后民族、后工业、后技术、后人类、后真相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多以“后”字开头的名称从不同方面指向当前世界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之时，无论是基于现实、书写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技术等领域出现危机的英语文学，还是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上述危机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的英语科幻文学，都提供了去理解这些特征的不同方式。文学想象力既是人们了解现实、探索真相的最佳指南，也是社会、文化变革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