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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两刊联动∣怪诞与讽刺的寓言故事——乔治•桑德斯短篇小说的后现代特色

很多《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的作者都是《世界文学》的读者，是《世界文学》译介的文学佳作激发了TA们的研究热情，而TA们的文章论证了阅读的益趣，又为《世界文学》带去更多读者。这读写往来之间流动的文气，西方学者称之为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生产性关系，为了让这无形的“关系”变得可见可触、更富生产性，我们和“世界文学”公号将以评论加作品的形式不定期推出“两刊联动”专栏，专栏首秀属于乔治•桑德斯。

桑德斯说，文学作品就像一个黑匣子，作者想往里面放什么都行，重要的是，在进出黑匣子之间，读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他的黑匣子里出来后，江志全老师写下了《怪诞与讽刺的寓言故事——乔治•桑德斯短篇小说的后现代特色》，意犹未尽的我们则从“世界文学”搬来了《内战乐园每况愈下（外一篇）》（卢肖慧译），请大家尽情体验进出黑匣子的变化????

怪诞与讽刺的寓言故事

——乔治·桑德斯短篇小说的后现代特色

江志全，博士，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比较文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山东比较文学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跨文化传播等，曾任韩国国立庆尚大学交换教授。

内容提要 短篇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上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名家辈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刊载短篇小说的杂志和文学期刊逐渐萎缩。进入新世纪，随着互联网和电脑技术的发展，短篇小说开始复兴。文坛上出现一批短篇小说新秀，其中乔治·桑德斯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他的小说风格简洁有力，幽默讽刺，冷静的语言和意象直达事物的本质。他对美国社会面临的政治、暴力、死亡、贫困、阶级、性别、金钱和技术对人的异化等问题均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其小说对美国当代社会各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映和批判。

关键词 乔治·桑德斯短篇小说后现代特色讽刺寓言批判

回顾美国文学历史，短篇小说在美国有独特的文学地位和贡献，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早在十九世纪短篇小说就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彼时短篇小说名家辈出：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以及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作品都显示出特殊的美国性格。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是美国短篇小说的黄金时代，图书市场需求旺盛，创作繁荣，而且影响巨大，许多著名作家（如菲兹杰拉德与海明威）皆是以短篇小说起家而取得很高的文学成就。此后，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雷蒙德·卡佛（Ramond Carver，1938—1988）、安·贝蒂（Ann Beattie，1947— ）等对美国短篇小说传统均有继承和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传统文学杂志停刊和规模缩减，单篇短篇小说的发行渠道逐渐萎缩，但许多商业性杂志仍然持续刊登优秀短篇小说，如《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哈泼斯》《花花公子》等杂志，这些刊物不仅对短篇小说的延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进入新世纪，随着互联网和电脑技术的发展，美国短篇小说正在经历一场复苏，小说出版和阅读量逐年攀升。近几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优秀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互联网颠覆了传统出版行业的多个领域，电子版本的便于传播十分便捷地满足并进一步创造了文学消费需求。快速度的现代生活节奏，让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多地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电子书阅读器上阅读文学作品，篇幅较短的作品非常适合于电子阅读。“短篇小说以简洁见长，可以一口气读完，可以无限次下载，而且在屏幕上阅读也很方便。”作家安柏·德蒙特（Amber Dermont，1970— ）认为美国短篇小说的又一个黄金期即将到来，因为短篇小说非常适合数字时代的读者，他们“希望理解作品，并且希望这种理解比较深入，然后放下它，继续读别的东西”。

（作家乔治·桑德斯，图片源自网络）

随着短篇小说的复苏，一些专注于短篇小说的作家也受到了关注，有的还成为媒体采访的焦点，其中风头正盛的就是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1958— ），他的短篇小说集《十二月十日》（Tenth of December，2013）由兰登书屋出版后好评如潮。长篇小说《林肯在中阴界》（Lincoln in the Bardo，2017）获曼布克奖，再次引起各方关注。他被媒体称为“天才怪诞作家”“最杰出的英语短篇小说家”，是美国文学评论界最为关注的新锐作家。桑德斯深受海明威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的影响，用笔惜墨如金且轻描淡写，当然还有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1944— ）和卡佛等美国传统短篇小说名家的影响。他的表达风格融合了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1931—1989）的抒情有趣，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的愤怒机智以及马克·吐温的常识幽默，因此也被视为后现代作家。从文体上看，短篇小说的审美特性与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美国当代短篇小说理论家查尔斯·E.梅伊（Charles E. May，1941— ）认为，短篇小说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自然文体。短篇小说所传达的现实常常是一种日常生活之外的生活，理性现实主义范畴无法对它进行解读。在短篇小说中，读者容易接近的往往是具有高度浓缩性的超现实和寓言化的世界，人们感受到的是快乐和有序的日常世界被打破之后的焦虑、孤独和恐惧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短篇小说是一种让我们在人生痛苦时刻直面现实本质的特殊文体，与中长篇小说相比，能够实现对当前现实世界的寓言化揭示是短篇小说的优势。桑德斯的短篇小说就属于这种美国式的寓言故事：冷静，平实，不动声色，把生活本质直接呈现给人看。作品以大量思维跳跃的内心独白推进叙事，类似于乔伊斯的“意识流”，但却毫不拖沓，没有虚假的抒情泡沫。相反，桑德斯式的内心独白风格极为简洁和暴烈，抓住独特意象直接揭示故事的主旨。对此，桑德斯以“浓缩”来总结他的小说构造方式，他解释说：“创造一个看起来再眼熟不过的世界，‘浓缩’可谓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桑德斯着意于围绕特定意象来结构小说，这种意象来自日常生活的提炼，以此展现美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逻辑、无处不在的暴力死亡、贫富分化和科技异化等光怪陆离的后现代景观。本文将从上述四个方面论述其短篇小说的后现代特性。

（《十二月十日》，图片源自网络）

一、后现代政治的权力修辞

桑德斯的短篇小说与美国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及快餐文化相类似；精简，故事多以单一背景为主，主角不多且情节简单；语言干净利落而富有意味，不容杂芜和放纵，能够对现实做出快速反应。2001年的“9·11”事件震惊美国，之后全美笼罩着某种狂热的“复仇”情绪，美国政府迅速调整全球政策，将“反恐”和打击恐怖主义作为重要目标，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战争。然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耗费惊人，却摧毁了当地社会，搅乱了地缘政治，使两个地区变为恐怖主义新的策源地和温床。恐怖主义并非仅仅是外部敌对力量的威胁，减少恐怖主义需要深入的沟通与非暴力合作，西方世界迷信的暴力难以解决问题，持续多年的“反恐”战争并没给美国带来真正的安全，相反，不仅来自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威胁日增，就连美国的心腹大患——“基地组织”也没有被彻底铲除。

为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当时美国政府认为只要实行美式民主，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小布什随后推出了一个大中东计划，就是要在中东推广美式民主。在该计划推动下，中东国家相继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但却并没有化解冲突，反西方的行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伊拉克战争的第二年，桑德斯在《纽约客》上发表了极具政治讽刺性的短篇《亚当斯》（“Adams”，2004）。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我”的邻居亚当斯是个变态的恋童癖，“他居然只穿着内裤跑到我家厨房里，而且面朝孩子们的房间站着！我上去一拳打在他的后脑勺上，他一下子就躺下了”。从此“我”把邻居当成恶棍四处宣扬，并患上了暴力强迫症，“不由自主”地跑到邻居家，痛打亚当斯。混战中，我放火烧了邻居家后仓皇逃走。保护家庭和孩子的出发点和行为本来是正义的，但是随着叙述的展开，原本黑白分明的故事边界逐渐模糊。主人公的行为正义超出了界限，邻居亚当斯从施虐者逐渐变成了受害者。让主人公始终不解的是，像亚当斯这样一个“恶棍”，殴打妻子虐待孩子，但他的妻儿却始终不离不弃，处处护着他。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当斯的口头禅“我就是那样的人”（让人联想起伊拉克战争前萨达姆的某些表现），桑德斯运用后现代字母拼写技巧来进行隐喻，如果把亚当斯（Adams）名字里面的字母重新排列一下，就成了“萨达姆”（Sadam）。美国社会政治具有两面性，对内部诉诸于程序民主，注重发动舆论进行公众情绪渲染，以“国家处于极度紧急状态”，将敌对方描绘为“极度危险的超级恐怖敌人”，以此唤起并维持对反恐战争合法性的信仰，达到特定政治诉求；对外具有封闭性，怀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强权主义特性，拒绝与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平等沟通，小布什认为美国之所以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是“因为美国的自由和机遇之灯塔在世界上最明亮，最耀眼”，内外政治行为逻辑的不同加剧了美国同非西方国家的差异。尽管隔绝和冷漠是文明冲突和地区冲突的重要根源，也是滋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温床，但美国政治却迷信通过以暴制暴来治理恐怖主义，使世界陷入持续冲突与对抗的困境。这篇小说不仅具有政治讽刺性，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性，受到威胁后，亚当斯曾经试图当面解释，但主人公拒绝跟他进行任何接触，通过自我幻想把偏执的想法和极端的举动合理化，其实，持这种行为逻辑的人在美国政治现实中也随处可见，他们大都自以为是，以个人价值观为绝对真理，桑德斯对这类人物的言行逻辑刻画入木三分。

（《纽约客》杂志封面，图片源自网络）

美国号称“自由民主社会”，但在自由的背面却潜藏着非理性的暴力基因，而且往往在民主形式的掩盖下，出其不意地爆发出极大的破坏力。桑德斯关注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常常围绕暴力展开叙述，暴露那些隐匿在人性幽暗角落里的劣根性，如偏执、谎言、虚伪等。小说《红色蝴蝶结》（“The Red Bow”，2003）中，叙事者的孩子——一个小姑娘被流浪狗咬死了，“我”和马特叔叔发现狗有疯病，决定发起公投大会清除流浪狗，但一些人表示抗议。最终公投的结果是“处理掉”染病的猫和狗，随后在全镇展开了一场捕杀猫狗的大行动。马特叔叔是行动中最积极的人，他几天几夜潜伏在车上监视反对派的代表神父，出资印刷传单，充满激情地演说，严厉执行屠狗令……似乎是大公无私地献身于公众事业的模范，但小说又轻描淡写地暗示了他内心的秘密：年轻时不如意，现在又处在失业的极度压抑中……在清理行动中，马特叔叔成为主角，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屠狗行动不可避免地失控了，许多人因为自家健康的狗被屠杀而深陷痛苦，也有人用武力反抗屠狗队，结果暴力轮番升级，违背了初衷。桑德斯力图向人们展示民主形式掩盖下的暴力冲动和暴力的非人性化逻辑。从情节折射出民主社会的困局这一角度来看，小说显得颇为沉重。当然，小说的内涵远不止暴力问题，还提出了所谓的正义暴力的合理性界限问题，正义暴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和“以直报怨”，谁更合理。作家暴露人的内心黑暗，同时又饱含怜悯，受害者（小姑娘）妈妈在公投大会上说出的话发人深省：“杀死所有狗，所有猫，杀死所有老鼠，所有鸟，所有鱼，谁如果反对就宰了他。”受害情绪不仅是受害者的应激反应，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人类狂热的非理性复仇文化。非理性复仇主义实际上也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它不管对象是不是真正的敌人，有没有实际的反抗能力，惟以流血、杀灭为目的而达到仇恨之非理性宣泄。它是一种反人道主义，最终滑入暴力循环的泥潭。虽然小说属于寓言体，但却极有现实针对性，是美国社会在后恐怖主义时期的种种过激反应的写照。马特叔叔深谙民主社会的运行规则，他利用人们的恐慌情绪而进行言行煽动，在美国社会各个领域都不乏这类人，他们下意识地渴望这种恐怖状态一直延续下去，否则就又会回到“没有工作抬不起头”的状态，而不是“红光满面”地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世界上永远有人热衷于散播恐怖（fearmongering），问题是如何来面对这些被夸大了的恐怖。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还往往会占据主流，挟持民意，从美国当年的“麦卡锡主义”到现在的“新保守主义”走的都是这条路线，但他们取得成功的缘由却值得深思。

二、死亡映照下的荒诞生存

桑德斯擅长表达直觉感性体会到的内在经验，不关注外部现实的精细呈现，而是努力捕捉人内心的神秘世界，因此死亡与幽灵经常出没于作品，成为桑德斯小说的一个重要表现方式。后现代社会将死亡大规模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制度化地遮蔽死亡成为后现代社会的典型症候，死亡被技术手段有意修饰为轻飘飘的、非本质性的进程，由此消弭了死亡带来的痛感和伦理反思。桑德斯奇幻的死亡与幽灵描写试图将人类被遮蔽的荒诞性揭示出来。因为曾有过与死神近距离接触的经验，生死关头让他觉得“世界美好到了极致”，桑德斯认识到生命“无常”，开始修习藏传佛教，佛教的慈悲精神及对生命尽头的关怀，尤其是藏传佛教宁玛派有关死后灵魂续存状态与转世的思想给桑德斯的奇幻写作以新的灵感，他对死亡的态度更为坦荡，视其为生命的中转站和催化剂。然而，在面对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宇宙本体的浩瀚无尽时，人本主义是有局限的，万物众生都有存在的缘由和意义，桑德斯在小说中不断安排有关幽灵出没的戏剧化情节，以此来探讨生命更深的内里。

短篇小说《连线通讯》（“COMMCOMM”，2005）是一个死亡与爱的奇幻幽灵故事，故事场景设置在偏远小镇上，荒芜衰败的空军基地即将关闭，所有人面临失业，叙事者“我”的双亲惨遭杀害，每天跟父母的幽灵相伴，但他们却浑然不觉，不断重复被害时的情景：“我只要回来得晚了，父母就会边跑边喊：‘你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到最后只能抱头痛哭。每逢下雨，他们就会跑上屋顶，对着天空祈祷。”无可奈何的黑色幽默给小说增添了凄惨而悲情的基调。黑色幽默并非与现实相脱离，相反，它紧密地与生活真实一致，桑德斯曾指出：“幽默常常发生在我们被告知真相之时，比我们习惯的更快更直接，而喜剧就是真相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地方被揭开。”普通人生活的残酷由日常叙事展现，其他人物也都各有不幸：基地安全处的吉夫发现儿子是妻子瞒着自己跟好友偷情生的；基地长官里穆尼的妻子长期瘫痪在床；办事员安珀怀着双胞胎，她的丈夫每天晚上都跑到酒吧喝个烂醉……小说描写了一场凄惨的谋杀，但结局突然发生转折，悲剧升华为爱与拯救的奇幻剧，父母的鬼魂“目睹”了对“我”的谋杀而疯狂，即将消失，吉夫的鬼魂赶来拯救了他们，“我”的幽灵则将真相告知了他的妻子。最后灵魂们洞悉了一切，宽恕了一切，在上帝的爱中飞升：“雪从我们的身边飘过，海鸥在我们的身边掠过。无数小镇在我们的脚下蜿蜒，我们听得到他们的祈祷、抱怨还有失散后的呼喊。”小说整体显现出较为浓重的黑色氛围，叙事语调低沉而悲伤，但并没有愤怒和仇恨，将美国繁华表象下的社会问题揭示出来，尤其是普通美国人面临的生活困境：战争、贫困、婚姻以及健康、失业、家庭暴力等。超现实的幽灵拯救给悲伤的叙事增添了温情，平衡了故事色调。超现实形象虽是幻想的产物，但这些另一个世界里的灵魂们却鲜活而生动，对现实的揭示更具有深刻性，对桑德斯来说，超自然的幽灵还是承载潜意识能量和写作灵感的载体：“写到某一个阶段时，一个或是一组新的鬼魂就会自动出现。当你沉浸在书的世界当中时，你的潜意识要比意识走得远得多。”这种写作手法也是《林肯在中阴界》的重要特点，鬼魂幽灵成为小说建构的核心，众多处于“中阴界”的鬼魂们从坟墓中升起，他们围绕着哀悼爱子的林肯，喧哗骚动、愤怒困惑且悲伤，在洞悉了林肯面对家国巨变时内心复杂的情感后，使他忘掉伤痛，更加坚强地重新投入拯救国家的行动。

（《林肯在中阴界》，图片源自网络）

三、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

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之而来的破产、失业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阶级、金钱和工作的新状态，桑德斯小说有关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被金钱奴役的境况引起了关注。洛杉矶的落魄生活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至今让他在使用信用卡时仍然小心翼翼。他谈到自己当门卫的过去时说：“我告诉自己，你还年轻，你很健康，但好像生活充满讽刺。在公寓看门是一份工作，但每天都会遭受几个人的轻慢侮辱，在某种程度上，仅仅因为你是一个看门人。为了钱，你必须奉承你的老板，如果你不奉承他，就要巴结另一个。”贫困在本质上是制度的产物，社会不公平制度造成了一部分人的贫困，贫困不仅对人的肉体进行严酷挤压，而且对个体心灵造成了痛苦。在美国，金钱代表身份地位，任何人在贫困面前都无法保持尊严，自由平等更无从谈起。桑德斯说：“它（贫困）让我感到有点儿愤世嫉俗，或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世界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每天将人的身体和心灵推向深渊。所有这一切，给了我一种道德立场，最终演变成一定的行文风格和主题。”桑德斯有多篇小说都表现贫困给人造成的痛苦，揭示发达资本主义的金钱社会对人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怎样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塞普林卡女孩日记》的插图，图片源自网络）

短篇《塞普林卡女孩日记》（“The Semplica-Girl Diaries”，2012）以一个四十岁中年男人的日记形式展开叙述，日记写了他与妻子的隔阂，他不佳的健康状况和他简陋的房子以及生活困扰。穷人和富人在物质上的巨大差别给他带来精神压抑和痛苦。这位并不富裕的父亲内心不断挣扎自责，竭力通过日记中的内心独白摆脱因无法给家庭提供丰厚物质而滋生的耻辱感。“塞普林卡女孩”的意象含义深刻，这一创意来自桑德斯的一场梦境。“塞普林卡女孩”是那些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女孩，她们怀着“美国梦”自愿申请赴美，为富人装饰修剪过的草坪。她们被一根细线穿过脑袋，穿成一串，作为装饰挂起来，身上的白袍飘飘，如同仙女。每一个富裕家庭都有这样的“塞普林卡女孩”做草坪装饰品。这一意象将小说从现实主义推入了幻想的超现实主义，凸显了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的“国际秩序”和“权力结构”给第三世界人民带来的困惑和压迫。发达国家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将第三世界国家置于产业链的低端，从第三世界获取廉价资源，控制着超额利润，加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这些来自贫困国家的“塞普林卡女孩”成为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牺牲品，被物化为商品。而处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美国人也被物质和消费主义所控制，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崇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占有的越多幸福指数就越高。鲍德里亚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活动中人的奴性处境，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因为受到“物的包围”，而成为一种官能性的人，不仅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也演变成消费的关系。拥有一串“塞普林卡女孩”就是主人公获得身份感的方式，他和整个家庭却因为这一“炫耀性消费”而陷入困境，小说中的家庭并不算贫困，但依然陷入了精神异化的痛苦而不能自拔，其中的相对贫困和攀比心态更需要引起读者的警觉。桑德斯揭露了资本主义现实的悖论：“我看见，如果你身无一物，那么美国就会悄悄上你的身，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这种方式并不粗鲁，只不过，你得每天上十四个小时的班……必须在那个小隔间里上班，否则就会蒙羞。瞬时，宇宙充满道德内涵，而我则强烈感觉到自身能力的局限……顿时，荒诞主义不再只是一个知性的抽象，实际上成了现实主义。你能看见钱在生钱，你能看见钱可以买来安心舒适——所以，因没钱而累积产生的效果，就是体面遭侵蚀而糜烂。”资本主义异化消费提供的是主体内在性的虚假幻觉，日常乏味而充满压迫感的生活促使社会芸芸众生都堕入这种无尽的循环中。同样具有典型揭示意义的底层人物还有《海橡树》（“Sea Oak”，2000）里死而复生的僵尸姑妈和《十二月十日》（“Tenth of December”，2011）中患癌自杀的男人，姑妈从坟墓里爬出来为的是拯救家里贫弱的孤儿们，患癌的男人计划在寒冬的冰天雪地里脱光衣服冻死自己，以使家庭摆脱因癌症而必将面对的悲惨命运。两个故事真实地表达了社会失衡下底层白人的失望、痛苦与愤怒的情绪。美国社会整体右倾化近年来尤为明显，资本主义的体制弊端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导致无法控制和弥合的暴力犯罪、贫富差距和阶级压迫。

四、工具理性与科技控制主义批判

《逃离蜘蛛头》（“Escape From Spiderhead”，2010）是桑德斯的小说集《十二月十日》中的一篇，充满了反科技主义色彩。叙事者作为一名囚犯参与监狱非法的人体实验，被用来试验药物造成的各种情绪，从使人能说会道的“利言剂”，增加爱情感觉的“情爱剂”，到令人痛苦万分的药物“黑暗熔流”，还有致人死命的“断魂剂”。桑德斯用这些药物的名称表达了科技对人的压迫和操控。在这篇寓言体的小说中，个人的情感和行为成为被操控的实验对象，陌生人在爱情药剂的催化下也能产生炽热的爱情，痛苦药剂无端将痛苦放大十倍，人的情感和思维被强制灌入大脑。在西方工具理性和科技主义的主导下，人的精神自由反而受到压制，技术统治思维主宰了社会思潮，甚至发展成为“技术信仰”。科技主义者认为科学万能，包括人的自由意志问题都落入科技的统辖之中，康德将感性的任意意志理解成既可能偶然地趋于善也可能经常地趋于恶的开放性选择，将自由与道德选择联系在一起，但非理性哲学认为所谓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乃是非理性冲动的幻觉，脑科学家们则试图通过实验证明人的情感和行为是体内化学物质的产物，如果我们充分理解了大脑的结构和化学物质，就可以通过机器分析和预测出人的思想行为。小说中的“蜘蛛头”既是对监狱实验室的形象化的命名，又象征了科技异化的恐怖。在实验中，“我”必须选择两个女伴中的一个施以“断魂剂”，由此面临极大的道德困境。前者痛苦地死去了，“我”为了拯救后者选择自杀，并毁掉了这种黑暗的药物实验。结尾设置了“桑德斯式”的奇幻情节，“我”自杀后的灵魂奔向远处的鸟儿，与鸟群共同飞翔：“远处的树林里，鸟儿们仿佛共同约好了一样飞起来，我加入其中，跟它们一起飞翔，分不清彼此，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如此幸福，直到永远。我不会再杀人，也永远不会死了。”这里的“鸟儿”象征了爱和自由。在桑德斯看来，死亡会终结并净化所有的善恶，面对善恶交战的两难选择和道德困境，主人公做出了牺牲个人的选择，最后的以死抗争也是人性自由意志的胜利。反科技主义在西方小说中较为常见，桑德斯延续了这一主题并在内涵上有所发展，着重于极端情境中人的道德性选择，它深刻体现着人文主义对科技异化的反思，技术的发展如果主宰社会命运，其结果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在不顾一切发展科技的当代，以人文主义来纠正工具理性和科技控制主义的泛滥尤为必要。

（《第五号屠宰场》，图片源自豆瓣）

在谈到小说艺术时，乔治·桑德斯回忆起多年前在苏门答腊岛工作时曾读过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这本当时对他来说一知半解的文学巨著，成为开启他艺术之门的钥匙：“我开始将艺术理解为某种黑匣子……作者想往盒子里面放什么都行，重要的是，在进入和退出黑匣子之间，读者身上是否发生了什么不可否认的、绝非平凡的事……黑匣子本意在改变我们。如果这种改变，通过使用虚构的、荒谬的材料，可以来得更猛烈些，那就用吧。”事实上，桑德斯就是以怪诞夸张的情节、新奇的风格形式和有力的现实讽喻，将生活的矛盾吊诡之处呈现出来，撼动读者的感知，最终实现他的艺术救赎之道：“我想让你读我的书，这本书对你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可以提高你的文学素养，而是因为处于混乱中的你真正需要它。”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1期“作家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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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袁瓦夏校对：艾萌

排版：培育终审：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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