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巴西文坛迫于危机而进行的突围尝试已初见端倪。2019年，危机未除,文学转型也仍在继续。一方面，巴西经济形式依旧严峻，传统图书市场持续萎缩，各级政府对文学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削减，迫使出版业更加重视图书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在右翼总统博尔索纳罗就职之后，政坛与民间都显示出强烈的撕裂感，巴西作家更倾向于用写作帮助大众认清形势，完成自身的社会责任。基于此，2019年的巴西文坛展现出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特点，为理解巴西文学与社会变迁提供了契机。

2019年，葡语文坛最重要的奖项卡蒙斯奖由巴西知名音乐人、作家与诗人希科·布阿尔克获得。如鲍勃·迪伦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一样，这也是卡蒙斯奖首次授予一位歌手。尽管希科·布阿尔克已出版过近十部文学作品，并三度获得巴西文学最高奖雅布提奖，其写作却不比音乐，未能受到评论界的一致认可。尤其是在2010年，其《倾洒的牛奶》（2009）在仅获得雅布提奖长篇类第二名的情况下，却拿走了“年度图书”大奖，更引发无数质疑，让人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大众偶像，媒体宠儿，文艺界拥戴的教父，却并非真正的作家。

（作家希科·布阿尔克与《倾洒的牛奶》，图片源自Yandex）

然而，当卡蒙斯文学奖组委会揭晓获奖结果，强调“诗歌、小说、歌谣，每一代葡语人都有一段由希科构建起来的记忆”时，却并没有收到太多异议，因为巴西知识界甚至没来得及讨论他是否够格，就立即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之中。在布阿尔克得到获奖消息的两天之后，左翼政党领袖、巴西前总统卢拉便来信祝贺。随后，作为该奖项主办国之一的巴西，又因为总统博尔索纳罗拒绝签字，而无法支付约定的奖金。最终，这一闹剧以奖项组委会找到其他赞助机构而宣告结束，而布阿尔克则将颁奖日期定在了2020年4月25日，也即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纪念日，以致敬革命与自由精神。从5月宣布获奖消息到12月确立颁奖日期，这段时间内，布阿尔克一直占据巴西文化领域的舆论中心。同年11月，布阿尔克出版了长篇小说新作《那些人》，次月便占据了巴西虚构作品销售排行的榜首，足见他在民众中巨大的影响力。

作为一部虚构作品，《那些人》具有超强的时效性与纪实感，并颇具自传色彩。这本书由日记与信件构成，其中80%以上是主人公2019年的日记。透过这些细碎的文字，读者看到一个遭遇职业与家庭困境的作家，并借此了解深陷危机的整个巴西。

对于少数坚持传统文学标准的批评者来说，这仍不是一部完美的小说，但绝大多数巴西评论家却给予《那些人》极高的赞扬。这与其归因于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不如说是文学评价标准的转变，毕竟从上一年度开始，巴西文坛便不再一味吹捧“严肃深刻”的特质，而是追求一种温和动人的写法。而对于布阿尔克来说，卡蒙斯奖更使他明确音乐天赋对于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因此，在这部新作中，主人公虽是一位作家，但从主题切入到叙事节奏，却处处能看到“音乐人”布阿尔克的影子。不止一位评论家注意到这一点，指出在布阿尔克反抗军事独裁的抵抗歌曲中，从来都兼具精巧的隐喻与赤裸的现实，融合了柔和的曲调与坚定的斗志，这也正是他成功的关键。

如果说在《那些人》里，希科·布阿尔克对音乐的吸纳是一条暗线，那么在短篇小说集《若昂·吉尔贝托拜访“新巴伊亚人”》（2019）中，对流行音乐的借用便处于最醒目的位置。该书作者塞尔吉奥·罗德里格斯是巴西当代知名作家，2014年曾凭借《假动作》荣获葡萄牙电信文学奖。《若昂·吉尔贝托拜访“新巴伊亚人”》出版之后，立即成为2019年最受评论界青睐的作品。仅从题目来看，敢于将若昂·吉尔贝托与“新巴伊亚人”联系在一起，便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前者是巴西传奇音乐家、“巴萨诺瓦”的开创者；而后者则是一支巴西摇滚乐队。两者的理念极为不同，对巴西音乐的贡献却难分伯仲。除题目之外，这本书的结构设置也与音乐颇有关联，前两部分分别以“A面”“B面”命名，让人联想到音乐卡带。

“A面”的第一则故事与小说集同名，描述了若昂·吉尔贝托与“新巴伊亚人”一次假想的会面。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之下，礼服与大麻相互掺杂、沉静与疯狂彼此交织，也为这部小说集奠定了基调。在一次采访中，塞尔吉奥·罗德里格斯如此讲述自己的创作理念：“我一直希望调和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东西：一是语言上的严密精准，它被视为高端文学的特质；二是讲述故事的快乐，注重情节与惊喜，这被认为是低端文学的特质。”而在“B面”部分，小说家也以虚构的形式，嘲弄了现有的文学评价标准，并明确表示自己不愿跟固执的批评者多费唇舌，而更乐意用作品说话。

当屡获大奖的作家逐渐放弃对“传统文学”的坚持，转而探寻更符合时代特色的创作路径时，部分一贯偏重于市场的“类型文学”作者却更倾向于融入一些严肃的社会与文化议题，不断加深对于人性与现实的探讨。

2019年，巴西最炙手可热的“九〇后”侦探小说家拉斐尔·蒙特斯出版新作《一个黑暗中的女人》，受到主流文学评论界的盛赞。这意味着拉斐尔·蒙特斯不再仅仅作为侦探小说作者受到认可，而是被视为一名真正的优秀作家。《一个黑暗中的女人》不仅保持了蒙特斯一贯的精心构思与流畅叙事，更在两个方面做出重大调整，使其有别于他先前的作品。首先，这是蒙特斯首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主人公维多利亚童年时曾遭遇入室屠杀，而她是唯一的幸存者。二十年后，危险再度临近，维多利亚不得不做出反应。在侦探小说中，女性常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但在这部作品里，蒙特斯却有意展现了她作为反抗者的一面。从最初的恐惧求救到最终战胜歹徒，维多利亚意识到她无需依赖男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黑暗中的女人》无疑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其次，这也是蒙特斯最注重心理描写的作品。与前作中的“显性暴力”相比，《一个黑暗中的女人》更注重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蒙特斯坦言曾咨询过许多专业人士，并强调这是自己最具“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品：“在其他作品中，我追求夸大其词……但《一个黑暗中的女人》却扎根于心理原型与真实案例。”

（作家拉斐尔·蒙特斯与《一个黑暗中的女人》，图片源自Yandex）

除传统文学与流行文学的相互渗透之外，巴西近年来也涌现出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科幻文学领域的“腹地朋克”“赛博荒野”等子类型。通过这类文学创作，一批年轻作家试图将“科幻”理念与区域特色相联系，打破巴西都市文学的窠臼，完成未来与历史、科技与民俗的结合。

无论是纯文学的自我反思，还是通俗文学的创新改革，都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新现实、适应新时代。塞尔吉奥·罗德里格斯便明确说道：“如果我们确实生活在‘叙事膨胀’时代，私人生活都变成了社交网络上的‘小故事’，那么文学——也即最优秀的叙事艺术——的唯一回应，就是更好地叙述。”而那些推进“腹地朋克”的年轻作家，也在一遍遍地呼吁大家正视亚马逊大火等残酷现实，以虚拟幻想应对当前困境。而对于坚持进行严肃创作的巴西作家来说，文学对现实的观照也越发受到重视。同上一年度一样，2019年的巴西文学尽管直指社会矛盾，却并不刻意制造冲突。两部最受好评的小说——伊塔玛尔·维埃拉·儒尼奥尔的《歪犁》与保罗·斯科特的《棕色与黄色》——分别借用一对姐妹与一对兄弟的故事来讨论现实冲突，或许并非巧合。

《歪犁》是维埃拉的首部长篇小说，在2018年获得葡萄牙莱亚集团“未出版作品”大奖之后，于次年在葡萄牙及巴西分别问世。除优秀的文学技巧之外，莱亚奖的评审主席还特别强调，该作从巴西农村的具体现实出发，展现了社会与性别压迫，并具有隐喻色彩。身为非洲与民族研究的博士，维埃拉的许多写作素材都源于他对当地农村居民的观察与调研，而他在书中所揭示的生活样貌，即使巴西人也大都非常陌生。

（作家伊塔玛尔·维埃拉·儒尼奥尔与《歪犁》，图片源自Yandex）

《歪犁》全书共分为三部分：“刀刃”“歪犁”与“血河”。前两部分的叙事者是比比安娜与贝洛尼西娅姐妹，回忆了她们的成长过程；而第三部分则由当地魂灵讲述，它见证了这块土地的历史。尽管故事发生在当代，奴隶制早已废除，但巴伊亚腹地的佃农却过着近乎奴隶的生活。面对这种境况，姐妹两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贝洛尼西娅留在当地，继续安分地耕种土地；而比比安娜则投身于社会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只有一人选择抗争，作家却并未将其选择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而是同时赞颂了两者的顽强，并给予后者以充分的理解。为达成这一目的，维埃拉做出了一个极富深意的设定。在全书开篇，比比安娜向读者讲述她们幼时曾出于好奇，先后将一把尖刀放入嘴中，两人都因此受伤，贝洛尼西娅却割断了舌头。自那之后，比比安娜便代替贝洛尼西娅发声，而她的离乡远行，也使妹妹陷入沉寂的牢笼。通过上述设定，维埃拉告诉读者，觉醒的革命者与蒙昧的受难者或许观念不同，但却是彼此扶持的亲人。在长久的压迫之下，底层人民或许无力反抗，就像被蒙上了眼睛，看不到命运的不公，又像被割掉了舌头，失去了发声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少数拥有更多资源的幸运儿，更应该施以援手。就这样，借助一对黑人姐妹彼此之间的冲突与互助，《歪犁》展示了巴西贫苦农村地区的生活，也是对整个巴西的映射。

《歪犁》的故事发生在巴西东北部地区，那里的居民大多是非洲后裔，种族问题也一直混杂在阶级问题之中。而在欧洲族裔占据多数的巴西南部，种族问题反而更加突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南大河作家保罗·斯科特创作了《棕色与黄色》，通过一对亲生兄弟的成长经历与现实困境，来讨论巴西社会面对的种族问题。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费德里科与洛伦索尽管同父同母，肤色与外貌却呈现明显差异，前者肤色浅白，头发顺直，而后者则正好相反。由于其家庭选择认同黑人身份，因此费德里科与洛伦索一样，从小将自己视为黑人，并试图否认巴西种族歧视的存在。然而，在其成长过程中，这些信念却不断经受考验，年少时的一次街头冲突更是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尽管已过去三十多年，其余波却仍未消除。身为一个白皮肤的“黑人”，费德里科比任何人都抗拒“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划分，但曾经的悲剧又在不断提醒他，只有正视这种划分的存在，才能最终淡化种族之间的界限。同样，在讨论巴西当前的各种问题时，斯科特固然不愿粉饰现实，但也绝对无意煽动对立。相反，他希望消除对立，只是因为深知这一问题根深蒂固，短时间难以解决，因而更专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寻求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

在很大程度上，斯科特的提问对象正是巴西民众，而小说紧凑的对话也使读者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故事之中，不得不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思考。从这个角度看，《棕色与黄色》和《歪犁》一样，即使其最终目的并非“教育”大众，也至少有意唤起读者对现实问题的重视，并以一种更加公正理性的态度，去理解各方的观念与立场。而这两本书能够获得如此多的好评与关注，也说明在这个危机时代，读者也有认识历史、了解现实的迫切需求。这也解释了为何“非虚构”文学的重要性突然得到提高。

2019年是巴西“非虚构”作品颇受瞩目的一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一是巴西传奇女演员费尔南达·蒙特内格罗出版的自传回忆录《前奏、剧目、尾声》，二是路易斯·安东尼奥·西马斯的历史散文《街道的魅力身躯》。蒙特内格罗出生于1929年，经历了巴西二十世纪多次重大历史变迁。因此，《前奏、剧目、尾声》不仅记录了她的个人生活，更见证了巴西近一个世纪的危机与重振。在这本书里，蒙特内格罗更像一位历经世事的英雄，在其控诉与战斗之中，也不乏亲友的关爱与扶持。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本书在令人感动的同时，也传递了信心与力量。蒙特内格罗也像布阿尔克一般，成为危机中许多巴西人的精神偶像。同样作为“非虚构”作品，《街道的魅力身躯》则具有极高的文学色彩。在这本被称为“霍乱时代的希望”的随笔集中，西马斯以里约的道路为介质，用一种诗意的语调，将非洲、欧洲与印第安民族在巴西历史文化上留下的痕迹娓娓道来。在这阴霾的时代，西马斯的“街道”就像一道光，让许多巴西人得以暂时回到无忧的童年，沉静细致地感受生活。这或许解释了该书畅销的原因，也说明了文学所带来的安慰。

2019年底，前雅布提文学奖得主茹利安·富克斯出版了以无家可归工人运动为背景的小说《占领》，并在采访中直言：“此刻需要一种介入文学”，可谓对本年度巴西文坛立场的最佳概括。尽管对于巴西文学而言，“介入文学”的提法并不新鲜，但就“如何介入”的实践却值得文学研究者关注。

（作家茹利安·富克斯与《占领》，图片源自Yandex）

事实上，2019年巴西文坛最重要的变化，便是传统文学已不再拘泥于艰涩的叙事与硬性的说教，而是变得更贴近大众。与此同时，对社会意识的关注也不再是严肃文学的特权，而是扩展到侦探、科幻与非虚构等文学类别。简言之，文学与现实之间已经建立起极为紧密的关系，以至于一切文学都可以是“介入文学”。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无疑会影响到巴西文学的未来发展，使其更加适应这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