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隐匿于块茎星丛中的区块链美学



张晖,德国海德堡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德语文学及中古德语文学。出版发表学术著作、论文数种。代表作《蒙太奇漩涡中的解离 – 联聚 – 整体性:庄子“卮言”道家语言哲学烛照下关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蒙太奇技巧之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   以去中心化为主要特征的区块链使系统内每个节点都有可能成为非永久性存留的中心,它为数字货币和新型智慧城市的诞生提供了技术支持,并在重组社会结构的同时重塑人的思维模式和审美形态。本文拟从同中有异的“块茎”理论和“星丛”概念出发,深入分析区块链不断解域-再结域的悖论本质,借以观照区块链美学在德语现代派都市文学中的意蕴和功能,探究这些作品是如何通过蒙太奇技巧缔造解离且联聚的区块链式结构并在其中进行主体性反思的。  


关键词   区块链  块茎  星丛  去中心化  蒙太奇  都市





2008年11月1日,金融海啸呈现失控态势后不久,一个自称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日裔美国人发表了论文《比特币:点对点式电子现金系统》,文中描述了一种叫做“比特币”的电子货币及其算法。随后,中本聪将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现金框架理念付诸实践:2009年1月3日第一个序号为0的创世区块诞生,1月9日序号为1的区块接踵而至,并与前者相连形成初始链——此为区块链元年之大事。自兹迄今,大约每过十分钟便会产生一个环环相扣的区块。各国对比特币这一新鲜事物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对比特币所依存的区块链技术都不约而同采取了积极探索的姿态。由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和加密算法提供技术支持的区块链应用,旨在消解中心化机构对管理权的垄断,从而提升系统内每个用户的管理权限,由此带来两大福祉——容灾能力和防篡改机制。区块链最突出的特征是“去中心化”,但这并不等于没有中心,事实上,它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使得节点自主选择中心变为可能:每个节点皆有希望成为非永久性存留的中心,反过来临时充当中心的节点对他者决不会构成强制性压迫。



(中本聪,图片源自百度)


在贸易摩擦、金融震荡、瘟疫流行和种族冲突等风险因素大大增加的未来世界,经历了十余年的技术实验和市场酝酿的区块链能否在数字货币领域及各种实体经济范围内成功晋级为不可或缺的底层代码?其自我实现是否顺应着现代社会都市化、网络化和全球在地化等大势所趋?我们又能否在现代思想先行者和文学实践者处从美学视角汲取区块链的灵感?本文将借助“块茎”理论和“星丛”概念,从社会批判角度阐析区块链“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悖论特征,并对其中蕴含的“逃逸”与“聚合”的双重内驱力略陈管见。基于这些理论,本文还将尝试着在德布林等晚期现代派德语作家的文学实践中追溯“区块链美学”滥觞之源,以期揭示区块链不仅在具体社会生活中拥有与虚拟/实体经济密切结合的能力,而且在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下也契合着人类社会自我重组的自然之道。



一、沿着块茎的逃逸线解离


1968年五月风暴,一场由经济危机和反越战引发的大规模民众暴动席卷全法。在此时代背景下,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加塔利于1972年推出了他们的首部合著《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此书不遗余力地抨击了代表现代社会父权意志的精神分析师遵循“树”思维模式将一切心理问题都归因于原生家庭和童年经历的一贯做法。时隔四年,二人合写了一篇谈论“块茎”(rhizome)的长文,首次运用块茎概念来描述一种超越西方二元论传统和社会等级结构的思维方式。1980年,此篇文章被收入《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卷2):千高原》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卷2):千高原》,图片源自百度)


因果思维模式主导西方思想界两千余年,制造出种种具有中心化倾向的等级系统。德勒兹和加塔利将这一主次分明的谱系式结构比喻为“树”或“根”,借此形象揭示出人如何专横地以单一真理为尺度去界定事物,以求在确定自我与他者边界的同时实现权力意志。而“块茎”思维则与“树”思维分道扬镳。块茎作为植物学术语指的是植物茎的一种变态形式,它多呈块状横生地下,沿水平方向绵延,向下可以生根,向上可以发芽。德勒兹和加塔利借块茎隐喻去中心化思维模式:人们不再把事物之间的关系视为派生性质的“源”与“流”,由此彻底瓦解了一与多、因与果、主与次等二元结构。块茎思维绝非对抗性思维模式,其去中心化的目的在于强调个体的真实,是用“实在的发生”去取代“先验的主体”。显而易见,德勒兹对现实经验和个体独特性的重视完善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哲学要义,同时也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


具有去中心化倾向的块茎理论不仅适于描述森林和地穴等地理实体,也可精准概括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群居生物的流动性和再生成等特征。从本质上讲,宇宙即一个时空无限的“反-谱系”块茎结构(《资》:12)。这个系统里每个节点皆可成为入口,且各自保持异质性,因此在任意两点之间均存在“连接”的可能与必要。连接一旦形成,便会不断偏离中心,终止与同一性的任何关联,从而打开前往其他维度的通道。“与结构、树或根不同,在一个块茎之中,我们无法发现点或位置。在其中只存在线。”(《资》:9)这样一个多元体不是被内部而是被外部界定着,刺激块茎滋长的并非来自中心的主体指令,而是源于抽象线、逃逸线或解域运动(deterritorialisation):“一个块茎可以在其任意部分之中被瓦解、中断,但它会沿着自身的某条线或其他的线而重新开始……所有块茎都包含着节段性的线,并沿着这些线而被层化、界域化(territorialiser)、组织化、被赋意和被归属,等等;然而,它同样还包含着解域之线,并沿着这些线不断逃逸。”(《资》:10)解域运动和再结域(reterritorialisation)进程相互连通、彼此掌控,每条逃逸线都可能“重新遭遇到对所有一切再度进行层化的组织,重新赋予一个能指以权力的构型,以及重新构成一个主体的属性”(《资》:10—11)。


区块链的诸般属性均符合块茎原则,仅以数字货币为例便可洞晓二者的近缘性:区块链货币持有者仿佛置身于块茎网络之中,网络上的每个异质性节点都可成为入口,它们彼此区别,又保持着同等地位,共同构成对等的点到点网络,为货币持有者发布公告提供公开、公平、透明的平台,以便他将某个地址上的区块链货币所有权在确保周知的情况下移交给另一地址,从而形成一个连接;反过来,新持有者若想要支出这笔钱,则需提供一个可由公众验证却无法篡改的“数字签名”,并再次发布一条带有这个数字签名的公告,把所有权移交给其他区块链货币地址。这一过程正如块茎节点那样不断地引出旁支,完成一系列“界域-解域-再结域”运动,并在整个区块链系统中形成一个永动不息的矢量场。这里任何节点都不再是凝滞孤立的点,而是随时准备逃逸的线。这个结构宛如块茎的矢量场作为非中心化系统,功能上等同于有限自动机制网络,确保交换可在任意两点之间发生,而各分支/渠道皆非预先设定,个体仅通过某个既定时刻的特殊状态得以界域,以便局部运作可随时相互协调,并促使整体性效果最终趋于同步,而这一貌似复杂的过程却完全不必听命于某个显形且强大的中心权力机构。不言而喻,区块链技术所支持的去中心化进程既可有效防止内卷化社会形成,又能在节约社会协作成本方面尽显优势。

二、在星丛的局域内联聚


“星丛”(constellation)这个术语源于天文学或占星术。从词源学角度考察,该词由拉丁语词根“stella”(星星)和前缀“con”(共同)构成,组合在一起可直译为“星辰的聚会”。最早将这一概念应用于认识论和社会历史批判的是本雅明,他拒绝卢卡契的整体性结构理念,主张用星丛既松散又联结的存在状态来说明概念与客体之间非强制性的辩证关系,畅想某种类似于“星座式不断变化的整体格局”。星丛理论的提出旨在拆解同一性,维护特殊性,使对象在同一性解体过程中重获新生:一方面,星丛是保留历史差异性的集合;另一方面,它召唤着人类在这个碎片集合体中实现宗教顿悟式的瞬间体验。本雅明相信,这种价值观上的体悟可以及时填补同一性认识论被颠覆时造成的真理阙如。


阿多诺借鉴了本雅明的星丛理论,但这种借鉴绝非简单克隆:他从本雅明星丛的碎片化倾向发展出一种崩溃式的极端外观,并从瞬间化逻辑推衍出“非同一性”逻辑。盖因当工具理性协助人类达致占有自然客体的同一性目的之后必将反噬人类主体自身,故而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里运用星丛隐喻取缔了主客间的等级关系,凸显出“客体优先”原则,颠覆了同一性的真实存在,转而对异质性给予充分尊重。依其主张,主体不应仅依赖单个概念对客体进行肆意切割,而应基于一“丛”概念组合去静观客体。星丛理论缓和了主客二元对立,它既非一意孤行地执着于主体,也没有过于理想主义地出让自我,它要建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和平依存关系——各种异质性因素互不统属,但各自介入。正如天文学意义上的星座,每个星座内部的星辰皆和平共处,没有哪颗星星会被视为中心,而是由众星共同维系着星座的想象外观。这个尊重客体差异性、充满非同一性色彩的星丛,表面上看是主体的急遽萎顿,实则是主体性的真正觉醒。主客重建和谐关系的过程中,非概念性内容从概念的同一性制约中解放自我,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压制下还原自身。在对资本主义强制性同一化社会的猛烈批判方面,阿多诺星丛理论显然受马克思的影响甚巨。



(西奥多·阿多诺与《否定辩证法》,图片源自豆瓣)


  星丛概念与块茎概念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致力于在哲学领域打破“同一性”的主流逻辑,在社会批判方面为加速新鲜事物的产生而倡导建立非等级化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德勒兹青睐逃逸线,而阿多诺则更关注节点之间互为中介的间性关联。设若块茎隐喻的是共存体系所蕴含的“解离”(dissociation)倾向,那么星丛则暗示构成整个系统的异质性事物之间始终潜藏着一股“联聚”(association)力量。星丛系统成员与块茎系统成员一样,皆非受同一性主体钳制、丧失自主能动性的静止标量,而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方向性运动的矢量节点,只不过在块茎节点上发生着的是离心方向的逃逸,而星丛成员则转向局域内自主联结。

与星丛理论相比,块茎思维具有更鲜明的降维特征。德勒兹在“阶段性和层化之线”以及“逃逸线和解域线”等术语表述中透露出对一维之“线”的无限痴迷(《资》:28)。没有哪条线具有绝对优先权,也没有哪条线是根据同一性来安排的,它们仅靠连接便可创造出新的质素。逃逸线可以随时阻断连接、打破辖域、穿越边界、通往界外,它通过解域方式令区块链网状系统不断滋蘖,其结果并非派生出丧失异质性的子系统,而是在去中心化过程中无休止地衍生着多样性。从块茎理论角度考察区块链,我们看重的是它的离心力——与其说区块链是一系列物体与空间的组合,毋宁说是发生在物体与空间之间的一系列永不休止的疏离运动。


而星丛视角下的区块链则更像马赛克图卷,在此蒙太奇拼接取代了线性因果链条:“思想碎片越是难以直接参照基本构想来测量,其价值就越具有决定作用。表达的光辉取决于这一价值,恰如马赛克的光辉取决于彩釉的质量。只有对某个实在内容的细节进行极度细致的考究,才能把握真理内容。”与以占有为目的的理性认识体系不同,星丛是极为松散的集合体,其内部的每个主体都以“表达/表征”方式照见客体,而非侵入客体。同理,区块链里众多不可通约的节点之间亦如星丛那样平等连接,杜绝形成“控制-被控制”的剥削关系。这种认知方式拥有将直接经验不断陌生化的潜力,它激活了人对主客体的批判意识,让各种元素相互疏离,得以重置,在承认悖论和不连续性的前提下,再造一个充满否定性的集合体。“阿多诺用星丛来指吸引和排斥的相互联系的作用,这种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构成复杂想象的动力的、互相转换的结构。”归根结底,阿多诺追求的是掊击绝对同一性和维持相对同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该角度看,区块链明显具有星丛的多重特征:它反对同一性系统的封闭和有限,渴慕的是不断进行自我重构的开放体系。例如区块链货币地址间发生的所有权移交行为(即区块链内节点之间随时可解除或缔结的链性关系),恰似星丛差异性逻辑里在主客体之间充当中介的主体批判,擅于通过对单子的否定性批判为新生事物辟路。另外,个体在移交区块链货币所有权时需通过公告方式敦请公众监督,由此建立起一个公平公开的共识机制,营造出阿多诺所追求的相对同一性,以便在区块链系统内始终维持一股暂时的强制力。

三、德布林都市文学的区块链结构


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经历了一段各派势力互相博弈的动荡岁月,涌现出一大批经典现代派文学家,他们热衷于在都市题材作品中探讨个体与集体、此在与存在、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关系问题,为此放弃了以主体性和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近代文学主流语言,回归语言的指示性初始功能,借此将文学实践整合进多样性元素交织而成的网络中,用蒙太奇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系统,并对现代都市珊瑚树般的区块链结构图景进行重新编码。德布林(Alfred blin,1878—1957)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1929,以下简称《柏林》)很好地说明了区块链美学是如何通过放弃传统叙事技巧而有效防止主人公或叙事者主体性膨胀的。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图片源自Yandex)


《柏林》特有的混杂外观一言以蔽之是由“蒙太奇”赋予的:异质性图像或声音碎片被密集拼接,意涵丰富的神话寓言和无关联的插曲突然阻断主要情节的演进,天气预报、官署公告、歌词广告、科普文章、箴言演讲等互文性片段充当着小说人物活动的布景。在这部拼贴画般的作品中,那些“虚幻的联系性”——传统叙事文学的报告形式、完整连贯的情节、对主人公的塑造惯例——统统被蒙太奇冲溃,潜伏于社会秩序背后的“混乱”露出了本来面目。这种有悖于传统有机美学的蒙太奇写作范式遵循的正是“界域-解域-再结域”的块茎运动原则:蒙太奇单子在功能上宛如区块链节点,通过“层叠、堆积、翻滚、转徙”等运动方式随时随地解除或缔结着与他者的联系。它们在瓦解中心情节的同时通过意义明确的平行性或臆测的共鸣性构成充满影射的场域,迫使中心意蕴“向着超现实意义领域敞开”,将貌似无关的分布式存在的意义节点连缀成星座般的“母题网”,把诉诸线性阅读的叙事作品改观成“必须同时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进行阅读”的“乐队总谱”。在颠覆绝对同一性和营造相对同一性之间如何维持平衡这个问题上,德布林作品体现出的区块链美学和阿多诺的星丛理念不谋而合。具有区块链属性的蒙太奇驱动着整部小说运转不息,在这个矢量场里关于主人公的情节叙述总体上尚能向前推进,可视之为“层流”,所有楔入的蒙太奇片段则汇聚成“湍流”。这两种叙事流的交替形成了一种循环可逆的“层流-湍流-层流”的转换机制,机制中蒙太奇之间的连接旋生旋灭,主要情节和蒙太奇部分的关系也变得张弛有度:主要情节→因果关系链崩解→异质性碎片糅合成混杂体→重建主要情节。


在叙事层面上使用蒙太奇,产生出既能推进情节又能随时阻断其连续性的“驱动-制动”机制——这种区块链式的结构方法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德语文学中绝非仅见于德布林。实际上,布莱希特的首部正剧《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Die heilige Johanna der Schlachthöfe)、贝恩的“桔子风格”(Orangenstil)小说以及他运用词语直接聚合创作而成的现代诗,均体现出区块链式的谋篇布局。该现象之所以会在1920年代的德语文坛上层出不穷,与当时德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是分不开的。魏玛共和国于1924至1929年之间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期,由于外国资本全领域涌入德国,刺激了经济和公共部门的投资,也将新型生产科技和企业管理准则引入工商业。尤能引发民众直观感受的是大众文化的勃兴,以电影广播为代表的新型大众媒体迅速崛起,以大众消费为导向的休闲文化方兴未艾,大都市中产阶级愈发倾向于将金钱和时间大把撒进影院、画展和百货商店等现代消费殿堂里。这种自由主义消费方式是德国人长久以来被压抑的现代化渴望的行为表达,其核心理念正是区块链的本质属性——去中心化。



(贝尔托·布莱希特与《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图片源自Yandex)


从历史上看,德国,尤其是北德地区的去中心化社会理念由来已久,我们仅以汉莎同盟为例便可理解两战间德国人的这种心理表达良有以也。共同体是人类文明长久的存续之道,十三世纪庞大的鲭鱼捕捞业催生出汉莎同盟这一波罗的海-北海贸易共同体。无论就其网络整体而言,抑或从每个入盟城市的微观来看,它都呈现出既松散又连接的区块链式结构。与北美十三州相比,依托于北德众多自由邦的汉莎同盟更加松散却弹性十足:汉莎全体大会的召开不定期;与会城市数量从七十到一百七十不等;会议决议不被普遍遵守;每个经过严格审核方可入盟的城市都是自治体,只需和并无实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接缔结契约,不必向中间的任何封建层级效忠……这一切都非常契合区块链去中心化、扁平化、自主连接、平台透明监督等基本属性。虽然汉莎同盟城市互不统属,但彼此之间却可以自由结盟,于是吕贝克-汉堡-不来梅、科隆、诺夫哥罗德、布鲁日、伦敦五个星丛式经济聚落逐渐形成。1669年汉莎同盟解体,但它的城市组织理念广泛沉淀于波罗的海周边地区。


德布林的出生地什切青和长期生活的柏林都曾是汉莎同盟成员,散点多元的城市结构奠定了作家活动空间的底色,也赋予了《柏林》先天的区块链美学气质。柏林在等级制退场、重塑契约精神、社会一体化暂时缺席的1920年代发育成包含多元板块的块茎式城市,作为小说故事背景的亚历山大广场便是其中一个星丛式聚落。底层民众为讨生活在此聚集、联络、离散,他们的生存状态正如书中勾勒的利林大街一所居民楼里的日常生活那样孤独隔绝,然而为了求存,他们能与任何一个他者发生关联,但由于始终缺失一个公平公正的监督平台,到头来每个人都不免陷于幻灭的绝境,并最终走向强行一体化的政治漩涡。1920年代德国的黄金时代昙花一现,很大程度上是用力过猛的现代化尝试与尚未发育成熟的现代政治经济介质之间脱节造成的,而现代都市社会内部种族之间、阶层之间、城市管理环节之间以及意识形态光谱层级之间的“技术失润”对此也难辞其咎。

结 语


不论百年前的魏玛共和国,还是人皆奋袂攘襟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充满危机的时代往往也是社会结构重组的时代。此时人们作为生存系统里的“此在”节点既有个体崛起的冲动,也有自我放逐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回归渴望。这种随时准备疏离中心、又寻求与他者平等互动的矛盾诉求集中出现在百余年来人类的城市化进程中:正如《柏林》中所展现的柏林,现代都市即令时时处处存在着暴力、混乱与无常,然而它通过貌似芜杂的块茎式生长也在时刻充当某种“保障”功能系统——仿佛一张互联互通且开合自如的大网,不见中心,但见节点,它依靠人际间充满偶然性的交换与沟通织就自身,反过来又不动声色地为新的人际交换提供特殊保障。


这种比单一中心的传统城市更高效的多元中心都市兼具块茎系统的散点外观和星丛区域内联聚合作的特点,而赋予现代都市灵活功能的正是区块链“解离-联聚”的组织原则,它以次协调逻辑构筑起晚期现代派德语都市文学的基本审美特质:蒙太奇碎片和插曲式情节等零散板块的自由组合,使原本具有中心化倾向的传统文本结构在区块链化过程中受到牵制,而建立在有机美学基础上的同一性认知被丰富的意义群组合中和,观众习以为常的文本元素不断逃离情节中心,彰显出区块链美学“文本-离心”的本质属性。这些解域后的碎片令作品的主体结构块茎般旁逸斜出、摇曳生姿,并接二连三地引发观众的认知错愕,这种陌生化效果诱使他们展开无尽的想象,区块链单子得以在想象内重新联聚,形成星丛般的新意义组合,最终使文本总体上仍不失完整性的基本外观。


现代社会结构的调整诞育出文学审美的新型表达,晚期现代派德语都市文学为我们提供出区块链美学一种可能的发轫点。区块链美学自滥觞之日起便没有停歇过它进化的脚步,反过来也不断优化着城市文明的想象蓝图。如今区块链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相结合,不仅重组了实体与虚拟经济,而且与城市管理服务积极融合,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疏解着中心化治理导致的大城市病。这种新型智慧城市是一个追求高扩展性和快速迭代的“敏态”系统,在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内不但能实现跨界的横向联动,而且也将大大优化垂直管理的纵向协同。尤其是在抗疫与经济并重、安全与效率兼顾的时代语境下,由于应对逻辑相反(抗疫重在隔断,经济重在联通),以“界域-解域-再结域”为组建原则的区块链都市恰好可以发挥其节点连接自主性高的优势,既能为抗疫工作提供隔断条件,也能为经济活动的重启随时提供互联互通的保障。


自隆古而垂今,中华文明对“和”的理念孜孜以求,而被区块链美学奉为圭臬的不正是以“和”为代表的非等级制连接逻辑吗?——于“和”中求平等联系,以臻于“和”而不同的境界。在瓦解中心霸权、谋求区域合作的全球在地化的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庶几乎唯有建立在不断解离不断联聚的区块链网络上,方能开创“黔首绥和,文身向化”的新纪元。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5期“理论前沿”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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