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系对我国英美文学研究界著名学者、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王守仁先生的访谈。访谈回顾了王守仁教授对现实主义特别是战后现实主义全面深入的研究以及取得的重要成果。王守仁教授在评介国外当代现实主义研究的进展之后，呼吁突破对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的传统研究范式，关注当代现实主义的发展。他阐述了“现实主义转向”对我们开展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影响，并分析了现实主义永葆其鲜活生命力的原因。

关键词  当代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转向  真实  现实  神实主义

我最近在阅读您和徐蕾教授主编的《表征与重构：跨越边界的现实主义文学》，祝贺这本新书出版！

谢谢！《表征与重构：跨越边界的现实主义文学》原定于去年年底问世，因为受疫情影响，印刷延期，实际出版时间推迟到了今年上半年。这本书是2018年10月南京大学主办的“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收选部分参会代表提交的中英文论文，所论内容涵盖现实主义理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以及英、美、法、德、秘鲁、日本等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跨界”是这本论文集的显著特点：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讨论既跨越了国界，同时在形式和体裁方面也跨越了文学与艺术、诗歌与绘画的边界，而就现实主义本身而言，对它的研究也在不断突破已有的疆界。在二十一世纪，这种跨界将会成为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的未来发展趋势。

（《表征与重构：跨越边界的现实主义文学》，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当时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从相关报道中了解到这次会议。目前国内各种学术会议繁多，外国文学领域不同层次、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全国各地频繁举行，给人目不暇接的感觉，但围绕现实主义进行专题研讨的会议似乎不多。

的确如此。“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的举办非常成功，我们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高校以及丹麦、美国、新加坡、瑞典、越南等地的百余位学者，围绕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建树与相互影响、对世界文学的塑形、现实主义诗学、现实主义的多元发展等学术话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我们采用世界文学的视域，融通中外，与会代表对艺术与文学进行互证式分析，梳理法国现实主义诗学中“真实效应”的独特理论思考路径和形成机制，阐述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分析全球化时代易卜生的全球传播出现的新趋势。

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组织召开这样一次现实主义专题国际会议的?

其实，这次会议是两个研究项目的衍生成果。我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以战后现实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全球化视域下的当代外国文学、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为框架结构，设立了四个子课题。战后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审视战后外国文学进程的关键性切入点，是该项目的重要内容。英国、丹麦的学者于2015年启动“现实主义的景观”（Landscapes of Realism）研究项目，获得利华休姆基金会（the Leverhulme Foundation）资助。基于现实主义是“文化建构”（cultural construction）这种认识，“现实主义的景观”对现实主义进行“绘图”（mapping），重新解读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分析现实主义诗学的回归与演变，梳理现实主义跨媒介的路径。参与“现实主义的景观”研究项目的丹麦学者拉森（Svend Erik Larsen）教授于2017年春天访问南京大学，在交流中他了解到我有举办现实主义国际学术会议的计划，立即表示支持，并主动邀请“现实主义的景观”研究项目组成员参加会议。借此机会我要对拉森教授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战后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图片由作者提供）

《战后现实主义文学研究》是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四卷本《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的第一卷，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本著作的内容？

该书是迄今为止对战后现实主义文学所作的最为系统、全面的研究。首先是理论建构有突破，分析现实主义“真实/虚构”的内在悖论，认为摹仿冲动和对外界现实的关注是现实主义诗学的根本，但是这种摹仿并非简单的复制，现实主义文学是作者主观意识参与的创造性再现的结果，其文本具有虚构性质。战后现实主义文学紧跟战后历史进程，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同时，它的反映现实不是对现实做机械的翻版，而是兼顾艺术的审美与对“知识或真理”的认知，并且在反映历史现实的过程中介入世界历史进程。第二是全方位展示战后现实主义的发展全景，不仅研究英、法、美等发达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还将视角延伸到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通过详尽讨论道德现实主义、自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地域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体现实主义等各国涌现的各式各样的现实主义，揭示战后现实主义的多元发展态势及其丰富内涵。第三是从中国学者立场出发，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历史进程和文学的产生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思考，如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重新评价，公允客观地评价其是非功过。我们在书中尝试对战后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一种历时和共时的总体性把握，以求获得对现实主义新的认识。

《战后现实主义文学研究》与《表征与重构：跨越边界的现实主义文学》两部著作相得益彰，将有力促进我们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研究。您为什么会对现实主义感兴趣？

我注意到文学研究有一个现象：传统作品读的人多，谈的人少；实验作品读的人少，谈的人多。现实主义作品属于前者，拥有广大读者，但不太受学者青睐。我对现实主义产生兴趣，与我自己的阅读经历有关。我年轻时曾大量阅读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小说，奠定了我阅读、研究外国文学的基础。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许多中国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可是，当我们翻开文学史，发现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研究的热点，专家学者热衷于讨论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经常作为陪衬，或者是批评的靶子。这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让我开始关注现实主义。早在1998年，我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论文《谈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译林》2000年第6期刊登我的文章《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该文被《新华文摘》2001年第4期转载。《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刊登的论文《回忆 理解 想象 知识——论美国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对后现代语境下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另外我主撰的《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辟有专门章节讨论196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和七十年代以来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对贝娄、厄普代克、德里罗、莫里森等当代优秀现实主义作家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开展重大项目“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还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阶段性成果《战后历史进程中的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刊登了我和我的博士生林懿共同撰写的《在悖论中坚守——现实主义文学的当代发展与理论争鸣》，此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理论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势。我对现实主义的持续关注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

您研究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特别是当代现实主义的发展，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国内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对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的传统认识上，突出的理论研究成果也不多。

的确如此，这种状况应该得到改变，因为国外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在不断推进。2016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小说》（Novel: A Forum on Fiction）期刊推出“世界性现实主义”（Worlding Realisms）专辑，刊登九篇文章，主持人古德拉德（Lauren M. E. Goodlad）在《导论：当今世界性现实主义》（“Introduction: Worlding Realisms Now”）中写到，“超越起源于福楼拜和詹姆斯审美原则的关于现实主义那些老生常谈的批评思想这一时代已经到来”。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学者，撰稿者们“对如何超越十九世纪状况和欧洲空间的世界性现实主义进行探索”，即在时间上不再局限于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在空间上也打破以伦敦-巴黎为地缘轴心的世界文学模式。就后者而言，《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早在2012年就曾推出“边缘的现实主义”（Peripheral Realisms）专辑，关注当今世界经济核心国家之外的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的现实主义发展。2013年德国学者比尔克（Dorothee Birke）和布特（Stella Butter）主编文集《当代文化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政治、媒介构造》（Realism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Theories, Politics, and Medial Configurations），从全球视角讨论英国、德国、爱尔兰、苏联、塞内加尔、土耳其、美国等国家的现实主义，涉及小说、戏剧、电影、摄影、绘画、纪录片、电视新闻等多种媒介，我应邀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期刊为该文集撰写书评，讨论其跨国界、跨媒介、跨学科特征。

当我们深入到现实主义中，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探索的研究领域。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有批评家发出“现实主义已死”“现实主义过时了”的声音，但如您在《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总序”中所说：“现实主义文学在与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互动中不断发展、充实、深化，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文学批评领域的现实主义研究也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出现了所谓“新现实主义转向”的说法。

我刚才提到的《现代语言季刊》2012年的“边缘的现实主义”专辑中艾斯蒂（Jed Esty）与莱（Colleen Lye）撰写了一篇长文，将文学批评领域研究方法发生的新变化称为“新现实主义转向”（new realist turn），认为这是继“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后文学研究新的发展动向。“新现实主义转向”表现出几个趋势：第一，基于哲学上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超越表征（representation），进行本体论思考；第二，重视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即关注可以觉察和把握的、明显的文本表面，而不是去透过（see through）文本；第三，挖掘卢卡奇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将总体性（totality）视为截然不同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而不是超然于外的存在物。

研究文学批评研究领域的“新现实主义转向”，应该关注哲学领域的学者所进行的深入思考。

是的。究其根本，现实主义或许正如詹姆逊所言，属于“美学框架下和舞台上的认识论范畴”。除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外，哲学上的现实主义思潮的流变也对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二十一世纪初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种哲学思潮，思辨实在论促使现实主义对再现的客体进行本体论思考，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哈曼（Graham Harman）即称自己的哲学观点为“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Ontology)。思辨实在论一反西方哲学中将客体置于主体思维之内的传统，而是在独立于人类主体之外的框架中考察客体自身。客体总是从人类主体那儿抽回（“forever withdraw from the human subject”），人类主体永远接触不到绝缘的“客体实在”（the real of the object）。哈曼在他的著作《四重的物》（The Quadruple Object，2011）中确立了“以物为导向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元素”后指出：“尽管宇宙中也许存在无穷多的物，但它们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与任何体验无关的真正的物（real object），另一种是仅存在于经验中的感官的物（sensual object）。于是相应的，我们也拥有两种质：一种是存于经验中的感官的质（sensual qualities），另一种是胡塞尔所说的只能通过理性而非感官本能才能接触到的真正的质（real qualities）。”于是出现了“真正的物”和“感官的物”的区分。前者是向内的、自主的，脱离一切关系而独立存在的，而后一种则有赖于我们的感知。这种立足于物自身的“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将欧陆哲学的关注点从“感官的物”“感官的质”转向“真正的物”“真正的质”，转向现实本身。“现实主义转向”与“物转向”有关联。

（哈曼，图片源自Yandex）

当代理论家对现实主义也有专门的研究和独到的论述，值得我们去研究。

你说得很对。本期专栏宋艳芳和徐蕾的文章表明：齐泽克、伊格尔顿、詹姆逊等人对现实主义所阐发的洞见，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齐泽克、伊格尔顿对拉康“实在界”概念的深度挖掘揭示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现实主义。詹姆逊2013年出版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一书对以福楼拜、左拉、托尔斯泰、加尔多斯、乔治·爱略特等人为代表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进行再思考，在此基础上建构现实主义新理论。詹姆逊对现实主义的思考是从情动维度切入，他将情动视为现实主义时间性迈进的动力。对当代理论家论著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和认识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多元维度和深度。

（詹姆逊和伊格尔顿，图片源自Yandex）

文学批评领域出现的“现实主义转向”对我们开展文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过去对现实主义的批评和责难。总体而言，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发展有一条基本的路径，即作者和批评者关注的焦点从文本之外的对象客体逐渐转向文本本身，并对现实主义文学本身的文本性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常作镜子之喻，意欲以文本鉴照社会。但在此隐喻体系中，被反映的对象客体是关注的重点，镜子本身往往被人忽略——或换言之，尽可能地不被关注以至变得透明是镜子应有的存在状态。正因如此，现实主义曾饱受后现代主义批评者诟病，其再现的手段被认为是简单直白、未经思索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实主义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与先在的现实之间保持了一种未经细察的关系。”当代现实主义开始转而细察自身的文本性，将以往未曾重视的寓言、史诗以及甚至带有魔幻色彩的神话、传说引入自己的文本之中，从而使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再简单直白，达成了曲折复杂的叙事效果。

第二，我们可以重写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纪，如果我们想到二十世纪恰好是美国崛起的世纪或“美国世纪”，就不能排除西方学界反现实主义话语的背后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反观二十世纪文学史，我们发现“冷战”时期西方不遗余力地倡导现代主义及其变体后现代主义，将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作为武器来对抗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艾斯蒂在《小说》期刊2016年的“世界性现实主义”专辑中撰文继续深入研究现实主义，将其置于世界政治体系变迁的历史语境来考察，分析导致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论证“现实主义转向”是“后冷战”时代的产物，指出二十一世纪“现实主义充满活力，盛行不衰，而不是简单幼稚或陈旧过时”。二十一世纪或许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世纪，当然，这需要我们去谨慎论证。

第三，当代学者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探索颠覆了传统认知，有助于我们突破固化思维的框架，启发我们去思考和发现当代现实主义研究的各种新的可能。如莫里斯借鉴雅各布森的语言理论，提出了“转喻式现实主义”（metonymic realism）的理念。雅各布森分析话语的发展沿着两条语义路径进行，即选择轴上的相似性和组合轴上的相邻性，前者是隐喻方式，后者是转喻方式。传统现实主义追求真实是基于主体对于客观世界认知的相似性，因而属于隐喻式现实主义。在转喻模式下，局部通过相邻性原则与整体建立关联，雅各布森还将“举隅”（synecdoche）纳入转喻，这意味着局部可以代表整体。转喻式现实主义跳出主体/客体分离所产生的“二元化对立”，从主体/客体融合的假设出发，文本与世界的关系遵循相邻性原则发生关联，成为其组成部分，而文本中的“物”描写在表现现实时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雅各布森，图片源自Yandex）

值得称道的是，中国作家已经在积极探索，既有理论的思考，也有文学创作实践来支撑。如阎连科在二十一世纪提出了“神实主义”的创作思路，意欲“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阎连科常用的一个比喻——“神的桥梁、实的彼岸”——体现出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这一发展路径，不仅仅是形式上（桥梁）的变革，相应的也有在内容上对现实（彼岸）的不懈追索。

现实主义何以永葆其鲜活的生命力？

我认为现实主义的灵魂是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真实的追求。文学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在讲述对生活的具体感受和体验过程中展现人性，作品只有真实真诚真挚，才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直抵人的灵魂深处。现实主义文学离不开“世界”，离不开“现实”这个关键词，只要世界存在，将客观世界作为描写对象的现实主义文学就会存在。现实主义文学将伴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不断推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我们生活在“后真相”（post-truth）时代，面对虚假新闻、谎言、谣言、伪科学，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对“真实的饥渴”（Reality Hunger）。耿幼壮在讨论伊格尔顿的爱尔兰问题研究时提出“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虚构”的观点。文学文本是虚构的，但正是通过虚构可以揭示真实，而现实主义最能体现文学的这个特点。现实主义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也许是当今时代我们发现真相、直面现实、达到真实的最为可靠的途径。现实主义是虚构的艺术，不同时代要求采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审美创新也永无止境。因此，研究现实主义有着广阔的前景和重要价值。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从事外国文学研究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来探讨和研究外国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是主流文学，研究现实主义文学，有助于促进中国文学文化发展，服务国家战略，有助于文明互鉴，彰显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整体性，打造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时代呼唤我们进行现实主义理论创新，取得研究新成果，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新贡献。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6期“专题·当代现实主义研究”，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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