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飞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哲学。
内容提要 哈贝马斯与维尔默对美学的思考均受到阿多诺影响,但哈贝马斯认为审美是交往活动的中介及公共空间生成的条件,甚至审美体验本身就是一种交往活动;而维尔默则继承了阿多诺美学思想,试图用交往改造走向封闭的自律性艺术。两人的美学思想虽有差异,但最终目的均是为了通过审美拯救现实。
关键词 哈贝马斯 维尔默 阿多诺 审美 现实
以阿多诺为代表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核心在于工具理性批判,但批判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看不到理性潜能的困境。阿多诺将文学艺术视为否定之源,将审美作为超越工具理性批判困境的一块“飞地”,这在哈贝马斯看来充斥着乌托邦色彩与浪漫主义情结,削弱了批判理论的批判深度。在对批判理论局限性的反思中,哈贝马斯开启了交往理论构建的起点,但他对阿多诺美学遗产的吸收也存在着误解或夸大的成分。相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1933—2018)更像是阿多诺的追随者与思想发扬者,尽管他也认识到了阿多诺美学思想中包含的巨大能量被自身所桎梏;但与哈贝马斯所不同的是,维尔默选择尽可能地保留阿多诺美学的根基并对此进行挖掘,期望通过艺术的现实介入与交往以及开放艺术形式发挥出阿多诺美学的潜能。
(《启蒙辩证法》与阿多诺,图片源自Yandex)
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打破了自然的神话,继而又上升为新的神话,启蒙的这种倒退实则是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主导。在这样一个总体性社会之中,在物质层面得到满足的同时,个体的主体性逐渐瓦解、同一化,并最终湮没在现代文化工业的浪潮中。此外,“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一切艺术的革命力量都受到了影响,而且艺术也失去了所有的批判内涵和乌托邦内涵”。对此,阿多诺寄希望于本真的、前卫的自律性艺术:“艺术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异律性的唯一方法,就是使艺术本身的自律性充满商品社会的意象。”一句话,阿多诺期望以“社会的社会对立面”即艺术来对抗现实,以审美合理性来贬抑工具合理性。但这一解放路径在哈贝马斯看来是行不通的,他认为阿多诺所希望的以审美合理性对抗工具合理性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误区,因为阿多诺混淆了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边界。哈贝马斯认为,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最终导致了他对理性本身的怀疑,在猛烈抨击工具理性的过程中错误地将理性与工具理性划上了等号,且阿多诺对理性的怀疑与抛弃最终将自身也限于一种矛盾之中:“作为工具理性,理性把自身与权力混同起来,并因此而放弃了批判力量——这是应用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最后总暴露。意识形态批判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描述了批判力量的自我毁灭过程,因为它在描述时依然要用已被宣判死刑的批判。”可见,哈贝马斯对于阿多诺将工具理性等同于理性的批判路途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理性作为批判的工具却在被阿多诺进行批判——即批判自己的批判工具,在这种诋毁理性且自相矛盾的背景下,以审美合理性克服工具合理性自然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阿多诺并未如哈贝马斯所言,将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划等号,这一误解在维尔默那里得到了澄清。
维尔默对阿多诺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做了分析,指出在《启蒙辩证法》最为激进的段落中,形式逻辑及概念思维的普遍性和同一性都显得是合理化过程的最终根源,根据其内在逻辑,这种过程以理性的被还原为形式和工具理性,一种完全理性化的统治体系的确立以及自主的主体的消灭而告终。韦伯认为:“在一个启蒙了的世界中,不再有理性观念的一席之地。”阿多诺认同韦伯的这一观点,这也是哈贝马斯批判阿多诺的出发点之一。而维尔默指出,阿多诺虽认同韦伯的说法,但他给出的解释却与韦伯及哈贝马斯的理解不同:“并不是理性的观念已经被证明是不可靠的,而是现代世界的虚假合理性使得理性的观念显得是一种纯粹的幻觉。”(《后》:75)即是说,阿多诺并未混淆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边界。诚然,阿多诺对工具合理性的激烈批判及对在启蒙世界中理性凋敝这一观点的认可,使得他在哈贝马斯看来多少有些悲观,但在维尔默看来,阿多诺对工具合理性及“启蒙世界中的理性凋敝”的批判也有一定克制,他“相信高度发展的技术的解放潜能,相应地,他也相信工具理性的充分发展是一种不会堕落成古代的恐怖或传统科学的压迫的调和的前提条件。”(《后》:77)即便阿多诺极力批判工具合理性与理性的凋敝,但他并未对之进行彻底的否定,他所期望的是在这个启蒙的世界里对其进行扬弃。维尔默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提出:“在工具合理性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中,文明的解放潜能实际上被遮蔽了:只有通过社会的变革才能把它们释放出来,而阿多诺只能根据工具合理性被扬弃为审美的合理性来理解这种变革。”(《后》:77)根据阿多诺对同一思维的“压迫性”的理解,艺术作品的审美合理性对他来说成了替代合理性唯一可能的模式,工具合理性在其中只是作为一种被扬弃的成分才能保存下来。不过,艺术作品的构成确实成了解放社会的构成和合理性的唯一可能的模式。基于这个理由,审美综合才能预示一种非压迫的社会综合,因而要用审美合理性取代工具合理性。
(哈贝马斯,图片源自Yandex)
可见,哈贝马斯对阿多诺的理性、工具理性、审美合理性三者间关系的表述有一定误解,且对后者的审美主义趋向并不认可,对其审美救赎之路保持警惕。而维尔默对阿多诺的维护也并不表示他全盘接受了其论断。相反,他对审美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关系做了进一步阐明,指出“‘工具合理性’和‘审美合理性’代表取向、商谈、生产、艺术和思维的不同类型,它们不可能指代社会整合的替代形式”,“客观理性‘分裂’成它的与现代化过程相伴随的局部成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实践道德的合理性和审美的合理性,这种‘分裂’不可能由理性的一种成分提供模式的社会转型而得以‘克服’”(《后》:77,93)。维尔默的解放路径由此不再是用审美合理性贬抑工具合理性,“而是形成一个形形色色的理性话语兼收并蓄的开放局面,扬弃某种单一理性,促成多种理性之间的互动”。
哈贝马斯虽然不认可阿多诺的审美救赎之路,但审美维度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视阈并未消散在他的视野之外。与阿多诺不同的是,美学与艺术理论在哈贝马斯这里并不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存在,而是分散于交往理论与现代性理论的框架内。在与工具理性的对抗和寻求社会解放中,哈贝马斯放弃了阿多诺的“审美合理性”这一工具,转而建构自己的交往合理性理论,并对阿多诺的审美合理性的内容加以吸收。
审美维度是内在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之中的。他所设想的交往行为“是一种行为者个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而文学艺术在其所设想的交往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功能。哈贝马斯认为:“文学艺术具有天然的交往性与调节性,它催化了公共空间的发育与成熟,艺术批评、审美话语始终是交往行为理论与现代性批判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在他看来,西方公共领域的出现首先是从文学领域开始的,艺术家、文学家在沙龙中对公共问题以及文艺问题的交流逐渐打破了王室、教会对思想与艺术的垄断,而在文学艺术中产生的新思想也对社会革命思潮起到了催化作用。文艺沙龙交流实际上培养和训练了一批能够参与到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因此,文学艺术虽未直接建立起现代公共领域,但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学公共领域所催生的政治公共领域虽在现代社会中代理着文学公共领域施行它的职能,但文学公共领域却始终未从政治公共领域中淡出。
除在社会转型期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之外,文学与艺术在个体的自我建构和主体间的交流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文学、艺术作品帮助个人建立真正属于私人的领域,创作者通过作品确立起自我意识,一个个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奠定了社会主体间交往的基础,文学作品的发表与流通亦使得欣赏者进入公共领域。这样,文学与艺术就将公共与私人领域联系起来,由此“为个体建立起了一系列的主体间性关系,使得个体能够在这些关系当中重新确立自己和他者的地位,并进而用这些主体间性关系构筑文化认同和社会体系以及现代性的话语体系”。经过哈贝马斯的分析,文学艺术不仅成为公共领域形成的中介,也是个体交往的过程本身,文艺创作、接受流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公共交往。
哈贝马斯由此完成了对阿多诺美学的改造,作为社会解放、对抗工具理性的艺术也成为交往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呈现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当中。在哈贝马斯这里,艺术的根本角色实质上就变成了交往,无论就其内在本质,还是就其社会本质而言,艺术所发挥的都是一种具有批判色彩和规范特征的交往中介作用。阿多诺的美学转向是为了面向现实、实现社会解放,但审美主义最终将其设想推向了死胡同,这也成为其美学的遗留问题,而哈贝马斯的改造则是重新使美学介入现实。
相比哈贝马斯的推倒与重构,维尔默则将目光更多地锁定在美学本身,他通过对真实、表象、和解三个环节的辨证运动的交往拯救,试图捍卫与重构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一方面保留其美学理论大厦,另一方面尝试对审美的功能加以限制,使之更具合理性与可行性。在对阿多诺美学思想的继承、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吸收以及同先锋派艺术家的对抗过程中,维尔默提出了开放艺术形式、革新审美体验的观点,并坚持审美最终要走向现实、介入现实,艺术革新与交往的潜能要在民主的实践中得以呈现。
对阿多诺而言,“艺术作品是某个事物的虚假的、感性上的体现,而这个事物既无法想象、又无法描绘,它是处于和解状态下的现实”,而和解状态又需要否定性的艺术来通达,否定乃是现代艺术的原则。在维尔默看来,阿多诺激进的否定性几乎掏空了艺术言说或表意的潜能,最终导致艺术的审美理解成为巨大难题,艺术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之中。但维尔默同时也认为,艺术的否定性并非要废除审美主体或审美能力,相反,“艺术通过自身的变革反而能够提升审美联结四散、异类的能力,对接受主体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种审美理解的危机,毋宁说审美理解的观念亟需革新。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审美理解约减为对内涵元素、对表述、对艺术家意图的理解,而需要把审美主体置身于艺术制品的内在维面,并把意义的理解同效应结合起来。维尔默认为,在阿多诺那里实际上就已经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了。
(维尔默,图片源自Yandex)
在维尔默看来,审美理解是一种成功的审美体验,它不只是对艺术作品外在意义或表述的捕获,也不是从价值判断层面去终止理解的展开,而是体现在审美理解的各种表达和表现方式上,诸如解释、批评、评论、再生产,乃至对审美体验的创造性运用。这是一种对意义和表述的还原,是一种参与的行动。维尔默同时认为,扩充感知、概念及交往的能力是审美理解的某种表现,认知、知觉、情感能力的扩充并非只是审美理解的效应,同时也是审美理解的条件:艺术作品打破了人们业已习惯的感知和思考方式,并在我们面前展现了新的意义,它令人震惊、感动,使人行动,只有如此,艺术作品才能被人们理解。由此观之,审美体验与审美理解并不是二分的,它们相互交错,彼此不可或缺。维尔默以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为例,提出在这部作品中,若仅依靠阿多诺式的欣赏方式,独自沉浸于作品之中,在研读过程中创造客体是行不通的。只有在一种复调的、讲求交往性的作品中,一个文本所具有的审美能量才能释放出来。这样,接受的主体就从单个人变成了集体,关于阅读行为的所有参与者,都形成一种多维的共存,这才是对一个作品的真正理解。审美理解并非是审美主体对客体的一维单向运动,在审美环节中,作品也会影响主体间的感知,并形成新的理解,在这样一种循环往复中主体的认知能力得以提升,作品的潜在能量也得以挖掘。这种审美理解实质上就是在审美体验中主体间的交往,这与维尔默审美表象辩证法所提倡的开放艺术形式,实现艺术作品、接受主体之间的交流相得益彰。维尔默认为,现代艺术的开放形式“不仅仅是非中心化的主体和无序的世界在美学上的反映,而且这种形式还以其独特的无序性与主体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接触,即一种新的主体性——在‘交往中液化了的’自我同一性”。根据维尔默的美好设想,这种开放的艺术形式不应仅仅满足于审美理解的革新,还应向前推进一步,进入到公共领域。在这样一种艺术形式下,现代艺术为对抗工具理性与科层制而释放出了现代性为获得自身解放而积蓄的潜能,社会模式与人的个性不再僵化,曾经混乱的、非融入性的、无意义的和支离破碎的内容就都被融入这个非暴力场所之中了。
(《芬灵根守灵夜》,图片源自Yandex)
维尔默对阿多诺的维护可以说是积极的,在继承其美学理论内容的同时也继承了其审美救赎的设想,并将其借助美学实践介入现实的设想通过民主、政治实践来实现。
哈贝马斯与维尔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美学介入现实问题上均颇有建树,二者思想的理论旨趣及缘起都受到阿多诺的直接影响,但又有所区别。
首先,二者在美学问题上的交集在于交往。哈贝马斯与维尔默均指出了阿多诺美学理论中所潜蕴的交往冲动,但阿多诺所极力推崇的自律性艺术使得艺术最终走向艺术自身,这就使得交往的可能性又被自身所禁锢,通过艺术达到启蒙大众、通达解放的设想,变成了文学艺术只能是一种思想寄托与理论向度,阿多诺的艺术交往因此就仅存幻想。对比二者对艺术与交往的关系的认识可以看出,美学与艺术于二者都存在着中介的性质,但仔细对比可发现,交往之于哈贝马斯而言是一个系统,而美学与艺术同语言、法律、道德等内容一样,是其中一个子系统的存在,艺术是为交往服务的一个中介;而维尔默如阿多诺一般,将交往视为美学与艺术的一个功能,艺术可谓阿多诺与维尔默通达现实的一个媒介。
其次,哈贝马斯与维尔默的美学思想所面向的都是现实性问题,但二者切入点不同。前者对美学的思考更多出自于自身理论架构,对阿多诺美学观点的扬弃亦是如此,维尔默的美学思考则缘起于阿多诺美学困境本身。但二者相似之处在于现实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建构和技术理性批判最终目的是为未竟的现代性事业而辩护,审美维度在他这里成为交往理论中的一环,启蒙着个体的主体性,促进着主体间交往。此外,哈贝马斯的作为交往中介的美学思想是对批判美学的乌托邦主义以及后现代审美主义的双重批判,既释放了审美话语的能量,又提防了审美主义的冲动与越界,从而维护了审美中介的合理性;维尔默的审美救赎思想也是试图通过艺术的启蒙、交往特性与政治民主实践相勾连以解决现实问题,他通过开放艺术形式、将交流性置于审美环节之中,打开了阿多诺封闭的美学空间,使之指向现实。因而,二者均是从对阿多诺的批判中展开了通往现实之路,虽然他们对现代性的拯救路径不同,但美学都是其工具,且最终通过政治介入来解决现实问题。他们对于审美问题的关注都是源于对现代性问题的省思,在现代艺术的二律背反及主张发挥艺术反思性功用、将艺术与生活世界相联系等问题上他们观点一致。
最后,哈贝马斯与维尔默通过美学通达现实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维尔默更多的是从艺术层面出发,在认识到简单的批判并不能将大众及社会从工具理性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后,他遵循了阿多诺的思维路径,寄希望于以审美、艺术来通达和解;并通过交往渗透到审美环节中,使真实、表象及审美主体三者相连接、运动,进而激发出审美主体的主体性,唤醒其审美潜能,形成一种惯性批判思维。维尔默将激发主体的主体性这一美学范畴的思维,运用到政治民主实践,亦即对大众民主潜能的挖掘中。而哈贝马斯则是从主体间性出发,主张运用交往来填补现代性中不同价值领域之间日趋扩大的裂缝。此外,对于现实性问题的观照以及交往理论的建构,哈贝马斯除了借助于审美维度外,还将视角聚焦于道德、法律、伦理、宗教等维度,通过多角度的阐释使其交往理论更为系统化、更具说服力,更好地面对公共领域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这一方面,维尔默更多的只是分散性地做出阐释,并未像哈贝马斯般形成系统论述。
对比二者思想,哈贝马斯更能跳出前一代批判理论家的思想框架,视野更为开阔、体系更为完善,其交往理论视域为走进死胡同的现代性批判拓宽了思路。在美学问题上,哈贝马斯相比于维尔默表现得更为理性,但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冲突问题上,维尔默的态度更为积极,他试图批判地继承阿多诺,完成其未完成的任务,出发点是维护阿多诺的理论,只是最终仍未能逃脱走向审美乌托邦的命运;而哈贝马斯则是试图超越阿多诺,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要规避后者这种现代审美主义,避免走向审美乌托邦之路,但其交往理性的拯救之路又使得他最终走向了交往乌托邦。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回 顾
点击图片,进入微店订阅
投稿邮箱
wgwxdt@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