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世纪之子》与安东尼奥·斯库拉提，图片源自Yandex)

二战之前主宰欧洲的法西斯理当极难以相同形式回归意大利，但当代法西斯却因基于有选择性的民粹主义而更不易被察觉。艾柯曾指出，“永恒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根基为“对阴谋的执念”，而解决这阴谋的最简单方式便是“诉诸排外主义”。在当今意大利，意识形态对立仍然十分强烈，对异己的恐惧及非理性的仇恨在前任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二十年执政期后更加尖锐，而今社会的各个维度及领域中更渗透着广泛的种族主义情绪。史学家坎弗拉（Luciano Canfora）甚至因此担忧地提出“法西斯在意大利永远不会消亡”。2018年，由安东尼奥·斯库拉提（Antonio Scurati）所著的意大利首部以墨索里尼为叙事视角的自传小说，也是作者计划中的《M》系列四部曲中的首部《M：世纪之子》（M.Ilfigliodelsecolo）出版，成为年度的一大文学事件，并于2019年以压倒性优势斩获斯特雷加文学大奖。这部讲述法西斯帝国创建与崛起的作品引发的热议与讨论，远甚于20世纪意大利权威史学家费利切（Renzo De Felice）的四卷本墨索里尼传记，这不仅凸显了意大利民粹主义盛行的当代困局，也折射出意大利公共叙事中法西斯讨论由来已久的缺失。

“括号论”与“自传论”是意大利知识分子在1945年国家复兴后阐释法西斯历史的两种关键隐喻。作为“括号论”的代表，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史学家克罗齐力图将法西斯主义从意大利历史中分离切除出去，认为“二十年的小括号与我们漫长的历史相较，又算得了什么？”。这种观点虽缓解了意大利社会面对法西斯这一屈辱时期的不适情绪，但也导致了健忘的思维模式，形成了庸常化的公共叙事倾向，这段尴尬历史在国民的胜利欢呼中逐渐隐形消退。而共产主义领袖葛贝蒂并不承认法西斯主义的诞生是完全的错误或事故，他在《国家自传》中指法西斯是“出于懒惰而放弃政治斗争的‘意大利国家自传’”。很多学者也认为，法西斯主义不过是意大利历史的延续，是意大利的“自传”表现，墨索里尼更是全意大利人的“自画像”。

20世纪以降的意大利历史可谓反复的循环，法西斯主义构成周期性的回归，总以未曾出现过的新形式死灰复燃，这恰恰是因为它并非稍纵即逝的疾病，而是意大利数千年社会缺陷的反映，是意大利文化与社会传统的产物，其诞生与其国民性格惯常的顺势主义、“奴性”及政治淡漠等特征不无联系，深深植根于意大利经验。

由于法西斯主义具有这种深刻的内在连续性模式，揭露法西斯历史连续性的文学作品也可谓俯拾皆是。不少小说聚焦法西斯在意大利历史中的停顿。以《豹》（Gattopardo）声名鹊起的作家兰佩杜萨（Tomasi di Lampedusa）曾刻画意大利社会的停滞感：尽管特权贵族已被资产阶级替代，但经历革命的西西里仍一成不变。乔维内（Francesco Jovine）在《圣事之地》（Le Terre del Sacramento）中讲述法西斯统治期间农民的反抗起义，以及南方资产阶级空洞虚妄的生活。布兰卡蒂（Vitalino Brancati）则在《西西里的堂乔万尼》（Don Giovanni in Sicilia）与《漂亮安东尼》（Il Bell’antonio）中呈现了法西斯年代西西里资产阶级慵懒的消极态度。西洛内（Ignazio Silone）的“流放三部曲”《苦泉》（Fontamra）、《酒与面包》（Vino e Pane）与《雪下的种子》（Il Seme Sotto la Neve）刻画了自由国家与南部法西斯政权之间的延续性，法西斯打破了村庄的传统平衡，但并未改变固有的经济结构。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法西斯政体与1861年由萨沃伊王朝统一后的意大利王国并无二致，仍旧为特权阶级服务，早期阶段便已显现出的社会弊端，最终以法西斯主义作为爆发口。

(《豹》，图片源自Yandex)

对“领袖”（Duce）的服从是独裁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而“奴性”正是许多学者诟病意大利国民性的关键。知名作家雷阿对意大利国民劣根性进行了苦涩反思，指出教会让意大利人成为具有奴性的服从者和机会主义者。人文主义将“责任公民”及“文艺复兴人”引入意大利，但“反宗教改革运动”却将其转变为“去责任的臣民”。作家弗拉亚诺在《夜间日记》中亦曾一针见血地批判：“意大利人是为独裁而生，这是无可救药的。”“法西斯对意大利人极为适合，因为它存在于他们的本质中，囊括了他们的渴望，赞颂了他们的仇恨，安慰了他们的自卑。”墨索里尼更是毫不避讳地表示：“我并未创造法西斯主义。我不过是从意大利人的无意识中将其提取出来而已。否则，他们也不会追随我长达二十年之久。”也就是说，并非独裁者，而是意大利漫长的奴化历史和意大利人的恐惧之心，引出了法西斯主义及独裁。

(《天命之人》，图片源自Yandex)

意大利国民性中的顺势主义与机会主义为法西斯诞生提供了土壤。莫拉维亚以法西斯时期为背景创作了经典小说《冷漠的人》（Gli Indifferenti），揭露意大利资产阶级的顺势主义。作品塑造了现代意识，抨击小资产阶级的“非政治性”之恶。莫拉维亚在采访中曾批驳意大利人身上的“冷漠主义、马基雅维利精神”与“妥协”。就连克罗齐也不得不承认早期法西斯主义的“功绩”在于动摇了“意大利人传统的冷淡主义”，意大利人终于开始“感觉到政治热情，对国家事务产生了浓厚兴趣”。斯库拉提所著《M》系列四部曲的第二部名为《天命之人》（L’Uomo della Provvidenza），正是意在撕破国民劣根性，指摘意大利人的“等待救世主与天命之人”情结，即“总是等待着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尽管墨索里尼无法满足期待，但意大利人从未停止过等待救赎。数百年来的政治分裂与外族统治，让意大利人形成了见风使舵的个性。

去法西斯主义的庸常化构建或可导致宽恕与脱罪，集体叙事中常用的喜剧而非悲剧视角也削弱和淡化了意大利的参战事实与残忍后果。意大利式种族主义是集体美化的产物，被视为比纳粹更温柔更善良的形态。“意大利好人”（italiani brava gente）仍是广为流传的普遍信念。公共历史叙事在对待法西斯历史时较为含混，宽恕与失忆是其主要倾向。二战后的公共媒体在讲述法西斯时倾向于选择遗忘，战后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则主要集中于抵抗运动、国家情怀与英雄救赎主义，对法西斯历史仅一带而过。

“善良的法西斯”这一偏颇论述在意大利至今仍不乏拥趸。费利切倾向于将1938年的法律及国家的种族主义推论为与德国纳粹结盟的结果，并认为墨索里尼的“主要目的在于将犹太人驱逐出意大利，而非对他们进行个人迫害和屠杀”。不少史学家均坚持这种意大利反犹主义是由纳粹德国引入的外来概念。在秉承这种观念的叙事中，墨索里尼颂扬热情乐观、充满信任与轻松感的生活；法西斯主义推崇建造全新之人，倡导重新让国家焕发活力的神话。此外，“好意大利人与坏德国人”也是意大利人普遍援引的脱罪借口。曾因军事罪在南斯拉夫遭受审判的意大利上校安杰利尼（Giuseppe Angelini）在1946年所著战争传记《克罗地亚篝火》（Fuochi di Bivacco in Croazia）中首次提出“意大利好人”，这一口号随后逐渐成为广泛流传的信念。这类叙事语言强调好意大利人的善良形象而妖魔化纳粹德国，将意大利人刻画为坚定反战且对于暴力与压迫采取游移与迟疑态度的好人，塑造出天性热爱和平的战争受害者形象。

(德·桑蒂斯与《意大利好人》，图片源自Yandex)

“意大利好人”这一理念在小说及电影中不断得到“印证”。早在1964年，著名导演德·桑蒂斯（Giuseppe De Santis）便创作《意大利好人》（Italiani Brava Gente）以揭露潜藏在意大利人内心的深层信仰。萨尔瓦托雷斯（Gabriele Salvadores）于1991年导演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地中海》（Mediterraneo）刻画了善良的意大利战士，以诙谐幽默的形象淡化二战的残酷性。2006年，意大利喜剧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莫尼切利（Mario Monicelli）将作家托比诺（Mario Tobino）的《利比亚沙漠》（Il Deserto Della Libia）改编为电影《沙漠玫瑰》（Le Rose Del Deserto），聚焦在北非作战的意大利士兵，以夸张的荒诞和悲剧性的愚蠢重新书写了意大利性格中的浪漫天真与无知乖谬。“意大利好人”是善良的好士兵，他们饱含人性，并不理解战争真正含义，是违背本心参加战争的，在德国人的残忍可怖的鲜明对比之下，他们仅仅是战争悲剧的承受者。

意大利公共记忆对法西斯主义及殖民历史较为宽容。弗拉亚诺是少数几位真正抨击意大利殖民之罪的作家之一，其于1947年出版的《杀戮时刻》（Tempo di Uccidere）荣获首届斯特雷加文学大奖，被视为意大利超现实主义重要代表作。小说讲述了军官西尔维斯特里奸杀一名埃塞俄比亚女孩并藏匿尸体的故事，刻画了他那如梦魇般的负罪及脱罪过程。尽管小说力图展现出白人男性的心理危机，但依然流露出将非洲女性刻板物化的痕迹，渗透着殖民者的文化及道德优越感。而知名导演蒙塔尔多（Giuliano Montaldo）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时的含混处理更是弱化了原著对殖民主义的批判色彩，这是意大利战后少数探讨殖民记忆的电影之一，却直接将反英雄式人物的刻画导向了一种对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的书写。2021年，意大利索马里裔女作家谢戈（Igiaba Scego）为艾玛努埃利（Enrico Emanuelli）1961年的小说《黑色星期》（Settimana Nera）作序，这部首次对意大利殖民主义进行批判性呈现的著名小说由此得以重新推出。小说主人公在索马里旅行时曾强烈谴责意大利人对殖民地土著人民的剥削，但他与非洲女仆雷吉娜的情感纠葛同样渗透着殖民者的逻辑。

意大利政治最新局势也在引发对法西斯主义及“领袖”的新兴趣，如何书写法西斯经验成为新难题。2015年，一部刻画索马里及意大利混血男孩的传记《游击战士种族：乔尔乔·马林克拉传（1923—1945）》抨击了种族主义者宣称的“意大利性”，作品中男孩弃医从军成为游击战士，与意大利本土士兵共同抗击法西斯。2020年8月，罗马安巴新地铁站正式更名为“乔尔乔·马林克拉站”，也从侧面反映出意大利对多元身份和谐融合的诉求。然而，意大利当代移民难题与历史殖民主义是紧密相关的。梅兰德里（Francesca Melandri）是意大利聚焦非洲殖民史的当代重要女作家，她于2017年出版的《正确血脉》（Sangue giusto）讲述了伊拉利娅探寻父亲阿提利奥在埃塞俄比亚殖民期间的隐秘婚姻的经历，揭露了意大利关于殖民行为的谎言。尽管2021年谢戈将此书提名斯特雷加奖，但小说出版后在意大利并未激起过多浪花，反在德国大获成功，这固然与德国反思战争的传统有关，却也佐证了意大利殖民史仍让其国人感到不适与尴尬的事实。

意大利人对法西斯政权和法西斯战争记忆采取集体拒绝及失忆的姿态，使得法西斯主义正逐渐被“庸常化”。“这些黑暗页面的确深深地隐藏在国家潜意识中，完全从国家文化中清除了”，对独裁记忆的集体拒绝或在战后羸弱国家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西斯权威研究学者菲利皮（Francesco Filippi）在2020年新书《为何我们仍是法西斯主义者？》（Ma Perché Siamo Ancora Fascisti?）中即指出，在意大利，克罗齐的“括号论”比葛贝蒂的“自传论”更受欢迎及接受。意大利从未真正想要处理法西斯主义这一棘手难题，反法西斯经验也并未有效传承给新时代的年轻人。因为这触及国家意识中最敏感的神经，他们并不愿对这段不安的历史时期进行彻底清算。知识分子面对法西斯主义时的态度复杂而微妙，但正如凭借《M：世纪之子》而声名大噪的作家斯库拉提所言：“如今必须面对刽子手后裔这一问题了。”

关于法西斯主义“二十年政权”的许多神话及关于“领袖”形象的诸多谎言，至今仍在意大利广为传播。不少小说曾揭露出人们神化法西斯主义的矛盾心态，对于当时那些亲历黑暗时刻的人来说，墨索里尼可谓至高无上的神。法西斯主义曾被视为动员集体建构“新人”和“新国”的积极革命，而种族主义仅仅是舶来品，并非法西斯主义本质构成元素，“善政”及其所留下的“积极遗产”也是意大利人为其辩护的理由之一。法西斯政权深刻影响意大利当代社会，其思维余毒仍残存于意大利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中。

墨索里尼主义广受诟病，但意大利却普遍存在着对“领袖”的个人崇拜。2010年，著名侦探小说家卡米雷利（Andrea Camilleri）在《国王的孙子》（Il Nipote del Negus）中讲述埃塞俄比亚王子于1929年向法西斯政府借债的故事，旨在戏谑嘲弄法西斯时期的虚假宣传，以荒诞夸张的口吻描绘出大众对领袖的盲从与信任。曾斩获班卡雷拉奖的知名作家维斯帕（Bruno Vespa）甚至于2020年以“如何在病毒独裁之后幸存”这一副标题趁势出版《为何意大利爱墨索里尼》（Perché l’Italia Amò Mussolini）一书，尽管作者本意为将限制自由的“病毒独裁”隐喻为“法西斯独裁”，观点值得商榷、讨论，但开篇列数的法西斯政绩仍不免“唤起”人们对法西斯政权的怀念与同情。女作家阿尔梅尼（Ritanna Armeni）同样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及种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出版《玛拉，20世纪的女人》（Mara. Una Donna del Novecento），借狂热爱恋“领袖”的13岁少女玛拉之口，讲述了意大利法西斯时期女性的集体叙事：将“领袖”尊为神，拥抱其价值观，陷入理想狂热。当年的法西斯政府提倡所谓“许多孩子的母亲”，曾“塑造”着一类女性形象，国家给予她们假象的自由，允许她们参与投票与外出工作。因此当时的许多女性在极权统治下感受到了所谓的自由，变成了“造物者”墨索里尼的坚定支持者。

(卡米雷利与《国王的孙子》，图片源自Yandex)

“二十年政权”曾留下一些“积极遗产”，“法西斯善政”也因此成为不少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2010年，佩纳奇（Antonio Pennacchi）所著《墨索里尼水渠》（Canale Mussolini）荣膺该年度斯特雷加文学大奖。小说中，农民家族佩汝兹被迫从北方波河平原迁移至意大利中部，参加“领袖”改良耕地的宏伟计划，作者描述了家族成员从最初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转而支持法西斯主义并成为墨索里尼拥护者的思想转变。《M：世纪之子》中的墨索里尼则将意大利从战争创伤、自由国家实践失败及经济衰退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赢得大众支持，题名“世纪之子”正是暗指其在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低迷时的积极作用。四部曲中的这第一部聚焦1919至1925年的历史，作者也同时刻画出这期间法西斯政权的残忍暴力与积极革命。经历一战的意大利深陷沮丧与绝望，墨索里尼诉诸振兴国家这一口号顺利上台，却将社会不满与恐惧转化成其夺权之法。

1945年以降，意大利的政治文化社会仍以“二十年政权”形成的意识形态为主导。2010年，伦敦大学英国历史学家萨松在《独裁者如何诞生：墨索里尼胜利的原因》中探析政治历史原因及社会文化，指出墨索里尼的上台是多股力的集合，承认法西斯主义“推动了政治体系现代化的进程”。法西斯传说至今仍未消亡，历史学研究表明法西斯主义或许是意大利统一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时刻，战后意大利并未与法西斯主义二十年政体完全割裂。菲利皮于2019年出版《墨索里尼也做了好事》（Mussolini Ha Fatto Anche Cose Buone），以极其挑衅的标题直击意大利沉疴，聚焦虚假新闻，拆解巨大谎言，痛斥墨索里尼为最糟糕的独裁者。作者以仅160页的简短篇幅揭露出依然留存于意大利社会的法西斯主义叙事，旨在让意大利人确信法西斯主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格布雷吉柏厄（Alessandro Ghebreigziabiher）2020年的小说《杀害种族主义者》（A morte i razzisti）中，主人公黑人马里克在小说第三页便开始了其报复之路，杀害了第一位种族主义者。作品揭露出种族歧视的深层社会结构及教育原因，也反映出法西斯式思维在战后的延续。

意大利社会思维方式及语言依然体现出了法西斯主义“遗毒”。知名女作家穆尔佳（Michela Murgia）在《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指南》（Istruzioni per Diventare Fascisti）中指出法西斯主义从词语开始。她发明了法西斯主义测量表，制作出囊括65道题目的实用指南，作为测试法西斯主义程度的语言工具。切尔诺则在《致我们！贝卢斯科尼、格里罗与伦齐时代的法西斯主义残余》中从语言学角度出发论证法西斯主义对意大利的深刻影响，试图寻找“将法西斯主义联结到‘我们’”的主线，将其归结为“小手势及思维方式”，是“不以政府更换而改变的病态方式”，是“在民主社会中活跃着的日常化法西斯主义”。斯库拉提亦曾指出，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人的意识中“以一种鬼魂般奇幻的状态漂浮存在”。法西斯是死去消亡的历史时代，但它所推崇的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与由强力统治者掌管集体并治疗社会固有疾病这一理念，仍停留在意大利的社会意识中。

意大利战后国家的重建诉诸抵抗运动神话，以受害者视角为中心的反法西斯叙事范式是时代主流。战争留下了危险的遗产，在解放的时代背景下，人人都希望将自己认同为胜者。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对立成为一种简化框架，为集体良知宽恕那段沉痛而矛盾的经历并摆脱妥协于法西斯的负罪感提供了便利。20世纪90年代，史学研究表明1922至1943年期间意大利社会存在着对法西斯主义广泛而深入的共识，这从根本上瓦解了将意大利人民集体视为独裁政权受害者的反法西斯叙事范式。新时代知识分子提倡摒弃“神化”或“妖魔化”的政治路径，呼吁脱离政治意识形态桎梏的中立叙事，力图真实还原法西斯的特殊时代，以此完成更为客观本真的反法西斯抗争。

意大利沿抵抗神话这一特定路线及叙事模式来构建战争记忆，阐释与德国的合作、内战及二十年独裁统治。1943年7月25日，“二十年政权”骤然解体崩溃，而同年9月8日启动的抵抗运动其实仅有少部分意大利人参与，却被描述为全民参与的反抗纳粹法西斯主义的集体运动。此类神话式构建对于重塑意大利身份以及反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抵抗神话指示出清晰的政治功能。英国历史学家朱特曾指出，二战后几乎所有遭受过纳粹迫害的欧洲国家都倾向于从两个方向来重建战争记忆，即缔造“抵抗运动神话”以及认为仅德国负有战争负责。这类神话夸大了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实际规模与意义，将边缘化的小众运动强行置于历史中心地位。战后欧洲国家出于实际原因需要尽快“越过”战争，聚焦未来，由此采取隐藏战争创伤的策略。意大利通过抵抗运动叙事来清除法西斯主义的不堪记忆，这是解读意大利冷战政治文化的关键视角。

尽管法西斯叙事中的“受害者模式”是默认规约，但仍有部分作家在战后书写法西斯经验时选择远离政治渗透及理念偏见这一路径。新现实主义诞生于对战争的反思，与抵抗运动经验密切相关。曾身为游击战士的卡尔维诺在《狮子的骨髓》（Midollo del Leone）中反思游击运动经验，开辟出一种全新的文学传统，指出以抒情方式书写的游击战士无法真实反映主人公的内心痛苦。卡尔维诺谨慎地与歌唱战争胜利的颂词保持距离，以怜悯的目光及祛魅的苦涩感来描述停战。巴萨尼（Giorgio Bassani）在讲述家乡的《费拉拉小说》（Romanzo di Ferrara）及《费尼兹花园》（Il Giardino dei Finzi-Contini）中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独特视角勾勒出犹太贵族家庭承受种族屠杀的悲惨遭遇，刻画出人们对胜利的焦灼等待及战后想要忘却战争恐怖的急切渴望。费诺利奥（Beppe Fenoglio）更是拒绝抵抗文学叙事框架，不将游击士兵与纳粹法西斯分子作简单粗暴的对立。他在小说《戈利亚》（Golia）中出人意料地塑造了一个好心善良的德国士兵与一个年轻但残忍的游击战士，颠覆了此前传统的意德善恶对立模式。

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承认法西斯主义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集体的反法西斯运动并不存在，这直接导致作为意大利国家政治价值及近代国家史阐释之基本的“反法西斯范式”陷入危机。早在60年代中期，费利切便革命性地颠覆了此前的阐释，指出“30年代末期，意大利人的普遍感情是对墨索里尼的完全信任”，统计数据显示“二战参战率高于一战”。60年代后期，意大利兴起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批评热潮，知识分子的“法西斯立场”被揭露，他们曾对法西斯主义政治文化报以热情，赞同其意识形态与价值，积极参与法西斯政治生活。不少重要左翼作家，如嘉达（Carlo Emilio Gadda）、维托里尼（Elio Vittorini）、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等均曾围绕在法西斯主义及种族屠杀的坚定支持者博塔伊创建的杂志《首要》（Primato）周围。知名女作家法拉奇（Oriana Fallaci）曾猛烈抨击达里奥·福（Dario Fo）的法西斯立场，二人之间的论战广为人知，后者也曾因《北方》（Il Nord）报纸报道自己的法西斯政党历史而发起诉讼。但“共识”实则为文人生存的无奈选择，9月8日抵抗运动开始至次年4月25日之间，意大利社会弥漫的普遍情绪是“等待”与“投机”。

(费诺利奥与《阿尔巴城的23日》，图片源自Yandex)

非集体行为的抵抗运动在不少小说中找到印证，作为“第二次复兴运动”的抵抗运动不过是少数人的运动，并无大众基础，亦未实现群体意识。以反法西斯运动为叙事核心的作家费诺利奥主张以“个人战争”为角度来讲述抵抗故事，《游击战士约翰尼》（Il Partigiano Johnny）便是这类小说，主人公约翰尼出于偶然加入游击战争，对群体的距离及因独自选择而承受的孤独是全篇核心；而《阿尔巴城的23日》（Ventire Giorni della Citta di Alba）同样记录了这场并非集体行动的“复兴”。卡索拉（Carlo Cassola）在《法斯托》（Fausto）及《布贝的恋人》（La Ragazza di Bube）中也曾暗示主人公最首要的身份是精神未成熟的年轻人，而非游击战士。正是因为未遵循理想框架叙述游击士兵，卡索拉才遭到帕索里尼的批判。史料表明，直至1944年，意大利仍尚未出现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据费利切的统计数据，参加抵抗运动的人数极少，各方加起来“仅有350万到400万人”，而当时意大利人口高达4400万。

历史学的“反法西斯范式”出现危机后，以中立等距叙事模式讲述战争经验成为新时代文学主流方向。斯库拉提指出，“20世纪反法西斯主义无法在新时期支撑”，“通过法西斯主义来讲述法西斯历史”以及以墨索里尼为主角的表述中心是巨大革新。传统叙事范式建立在偏颇的反法西斯主义上，而以斯库拉提为首的新一代小说家希望借助文学真实来实现对法西斯主义更彻底、更坚决的抵制。他们认为，应在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叙事与战后缔造抵抗运动神话的反法西斯主义叙事之外创造第三种方式，不再高举两派的旗帜，也应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反法西斯主义，力求剥离意识形态派别主义及政治冲突，以冷静克制及自由坦诚的口吻进行讲述。他们规避此前的“受害者范式”，不从遭受法西斯主义迫害的角度来叙述，而是试图从内部出发，拒绝妖魔化的标签，展露出法西斯时期历史人物的人性特征，尝试真正深入法西斯核心，还原其历史本真。

纪念意大利解放及法西斯终结的意义在后疫情时代显得更为深刻，新冠疫情展现出意大利社会的脆弱，也揭露了平等准则的危机。与德国对历史的反思不同，意大利始终涌动着对“领袖”的怀念与对法西斯的广泛同情，这也是当代意大利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再次抬头的潜在原因。新时代小说家呼吁摒弃“庸常化”法西斯历史、“神化”领袖与“妖魔化”独裁政府这三种路径，主张建立等距中立叙事，剥离政治偏见，或许这样才能从内部出发，在文学中实现更为坚定的反法西斯叙事。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5期，“‘战后思想’与右翼话语反思”专题，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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