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俄语小说《天赋》（Дар）的中译本译注说：“除英语外，本书作者还使用了俄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语言。”此说似是而非。此处“本书”即指译者采用的《天赋》英译本，而见此译注的中国读者却容易将“本书”当成原作，误以为原作由英语写成，俄、法、意等语言只是零星出现。这并非纳博科夫的俄罗斯属性在中国被漠视的唯一例子。它们反映了一种现状，即在一些中国读者的意识里，纳博科夫的俄语作家形象依然不够清楚。

（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图片源自Yandex）

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对纳博科夫笔名“西林”（Сирин）时期的俄语作品研究不足，且未积极引介俄罗斯研究者的优秀成果，而亚历山大·多利宁（Александр Долинин）酝酿数十年的《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长篇小说〈天赋〉注解》（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Роману Владимира Набокова《Дар》，2019）（下文简称《注解》）则在一定程度填补了这种空缺。《天赋》是纳博科夫重要也难读的一部作品，多利宁是一位理想的注释者，这位纳博科夫的研究者既是俄罗斯文学史家又是普希金研究者，而《天赋》的主人公之一就是俄罗斯文学，“普希金”也是该小说的一大主题。

（亚历山大·多利宁，图片源自Yandex）

《天赋》是纳博科夫最后一部俄语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俄罗斯青年费奥多尔在柏林的流亡生活及其文学天赋的成长，主线是费奥多尔的几次试笔：平庸的诗集、未完成的父亲传记、受争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下简称车氏）传记、构思中的新小说。纳博科夫称它是自己的俄语小说里“最好也最怀旧的”一部。

纳博科夫传记作者博伊德形容该小说“像城市街道那样拥挤繁忙”、“淤塞，举步维艰”，《〈天赋〉的钥匙》的作者自述阅读此书“并不轻松……令人恼怒”。正是这样一部重要又难读的小说，让曾为小说三个版本（1989、1999、2009）做注的多利宁不断感到随书注释的不足，并最终特为注释独著一书。

《注解》的主体是对小说全文逐句所作的近五百页、逾千条的注释。千余条注释内容丰富、细目繁多，约可粗归为两类：一是文史类，主要解决由新词、旧词、错词、文字游戏、外语等可能带来阅读障碍的语言问题；注解小说里的文学传统、典故、手法、观点等；指明小说内部的联系、小说与作家其他作品和言论的联系；指出小说与其草稿、刊版、英译本的异文；对比小说记述与历史真实；说明相关处文学、文化、语言或历史本身的历史语境。二是科学类，内容主要是给出小说里动植物如鳞翅目昆虫的相关信息。亦有注释兼属两类。另外，此书还有同小说紧密相连的多帧插图。

多利宁与纳博科夫有些相似，同样生于彼得堡且后来客居美国，同样在文学、翻译、教育等多领域均有建树，即使只在文学领域，擅长的也同样不只是俄罗斯文学。不过，《注解》一书的“作者介绍”却仅提到其“俄罗斯文学史家”“普希金研究者”和“纳博科夫研究者”这三种身份。第三种身份为纳博科夫研究著作的作者所共有，前两个身份却透露出该书的亮点，因而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此外，《注解》有不少对原作语言的解析，这对母语非俄语的读者而言有特别的价值，对纳博科夫的中国译者来说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也是本文关注点所在。

纳博科夫说《天赋》的“女主人公不是济娜，而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在该小说的分量可想而知。俄罗斯文学史家多利宁来注释这样一部作品，显然十分合适。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熟悉，让他能充分辨识作家与各个时代俄罗斯文人各种形式的对话；对俄罗斯文学史整体的宏观把握，又让作者善于发现小说里普遍的文学现象，如某时代常见于某作家群体的某主题或场景。不过，俄罗斯文学史家身份带给《注解》更独特的东西，是历史视角。

历史视角的体现之一是对文本历史语境的重视。多利宁竭力还原小说写作当时的文学、文化等语境，为此不惜经年累月地在故纸堆里钩沉，引文也尽力选用作家当时可能接触到的版本。他将历史语境作为阐释时重点考虑的因素。解释《天赋》原名《对！》（Да!）时，他首先依据小说写作当时的语境，判断这个肯定生活的“对！”是纳博科夫对格·费多特夫的应和，后者曾用该词回击“巴黎音调”文人的虚无情绪。与之类似，注释“水晶蛋”时，多利宁也更愿回到过去，判断它更可能是在实写纳博科夫儿时喜欢的复活节的蛋，而未必如他人所言在暗示小说《水晶蛋》（Комментарий：82）。以历史眼光看待旧时文本原就符合情理，更何况该文本含有不少当下的实际。

（《天赋》，图片源自Yandex）

对文本所含历史真实的关心，是《注解》历史视角的另一体现。《注解》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考证小说记述是否有据可查、有史可依。纳博科夫有言“好小说都是好童话”、“小说是虚构”、“所有艺术都是欺骗”，研究者似也乐道其虚而讳谈其实。《注解》中比重不小的考据性注释，却披露了《天赋》里的多种真实。

除一些科学细节和自传性质的真实外，小说还有许多对当下文学现象和社会风貌的精确记实。如小说写到一代年轻诗人好用的修饰语有“难信”“冰冷”“绝美”等词，这确为二三十年代俄罗斯侨民诗人的实际（Комментарий：99），“链条连接的石墩”（Дар：205）也符合此地当时的实景照片（Комментарий：77）。类似的精确记实很多，皆有图文为证。就连看似玩笑的话语也所言不虚。小说提到波斯人一幅画里有人像斯大林，《注解》展示了这幅画，果真如此。而这只是来自书中的一例真实。在《天赋》的第二、第四章，还有更多来自书本的真实，这甚至是促使多利宁做注的首要原因，他认为“如果没有相应说明，人们容易以为里面很多东西是作者瞎编乱造的”（Комментарий：9）。多利宁指出，第二章有大量来自他人游记的引文和换说。尤其是记叙中国行的片段，其中有许多“拿来”的句子，以至于布宁言及此时都用上了“抄”的字眼：“虽然这些全是您不知哪儿抄来的——但好极了！”（Комментарий：539）第四章（即主人公为车氏所作的传记）对文献的依赖更甚第二章，此章多句皆真实有依，尤其是引语句。除赫尔岑的一句话，全部历史人物的直接引语，皆有出处（Комментарий：406-407）。即使极似揶揄处，也跟他人或传主本人的记叙高度吻合。连一些中性描写如“他一路上都在读一本小书”（Дар：393）或细节描写如“就着蜜糖饼读《匹克威克外传》”（Дар：398）也都有来源。

（《匹克威克外传》，图片源自必应）

《注解》对《天赋》的逐句“验真”，披露了该小说大量的“真实”，展现了纳博科夫小说鲜为人道的一面，是此书亮点之一。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考据所见的“真实”，一是清楚呈现了纳博科夫作品的“精确”。第四章多处严遵文献事实，自不用说，其他章节对当下文学现象等的记述，也如历史文献般精确写实，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阐释文本时重视历史语境的合理性；二是有力证明了《天赋》某些地方尽管看似纯属虚构，实则确有出处，虽然第四章不止一次被拒载且全书出版也坎坷艰难，但传记作者对传主并无诽谤。反观之，传记作者如何规矩地叛逆、如何真实地欺骗、如何让艺术发生等问题，亦可供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另一方面，考据所见的“不实”，能让人看到作者加工素材的痕迹，从另一路径感受作者的艺术，通过对比小说记述与其来源认出变更处，看出作者的艺术意图。以第四章为例。最常见的“不实”写法有两种：一是为素材添加细节，以增强文学性。如将几段素材加工成“他在人群里认出了谁，点了点头，咳了一声，换了个站法：外衣下面，黑裤腿落在套鞋上，层层叠叠”（Дар：456）。经对比可知，“换了个站法”和“落在套鞋上，层层叠叠”都是素材之外的添加。它们是纳博科夫笔下典型的边缘性细节。这些素材本无的虚构部分，让人从比较中看到纳博科夫对细节的执着；二是改动部分素材，以形成某种重复。如把素材中的“《一千零一夜》”改成“多少有点波斯味的童话”（Дар：468）——多利宁指出，这是为了让人记起车氏年轻时学过波斯语和写过“古波斯”长诗（Комментарий：483）。此章结尾处，车氏的出生时间从实际的九点改成三点，也是为与其临终遗言的时间重合（Комментарий：496）。编织重复的花样，这是纳博科夫的典型笔法，现在通过比较素材与成品，可以更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努力。这种努力体现出他对齐整、秩序、和谐的追求，对普希金艺术阿波罗之美的追随。多利宁看到，《天赋》“别致的‘阿波罗’结构和主题的交织”就是其作者捍卫普希金传统的一种方式（Комментарий：562）。

普希金主题几乎渗透纳博科夫所有作品，在《天赋》里尤为浓密。小说第一章首次面世的时间就在普希金逝世百年，小说的一个历史语境就是1930年代俄罗斯侨民文学圈对普希金遗产的争论。维护普希金和攻击其同代与后代的反对者，是小说的一个重心。普希金以多种形式在小说里出现，还成为小说嵌套文本的人物，活到老年，走进自身天才的金秋，作者以此回击阿达莫维奇对普希金艺术生命力的质疑。多利宁凭借多年的普希金研究积累，穷幽洞微，将小说里的普希金印记一一指出，这是《注解》的又一亮点。

小说时有普希金其名、作品名、作品人物、作品名句等直接出现，这类“普希金”，普通读者无需注释也能看见，即便如此，注释也还有深化认知的意义。注释会指明典故出处，如说明“涅瓦河岸边的花岗岩上……普希金胳膊肘的痕迹”（Дар：225）是指《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第47、48节，以及普希金为此而画的自己与叶甫盖尼并立的插图（Комментарий：99）。必要时，注释还会进一步说明典故用意。

（《叶甫盖尼·奥涅金》，图片源自必应）　

而在那些普希金印记比较隐蔽的地方，专家的注释就格外益于希望继续深究的人们。不但《天赋》与普希金作品的隐秘互文浮出水面，如“压低的帽子般堆在石墩上面的雪”是《青铜骑士》插图里的一个重要细节（Комментарий：78）、“绝妙的针刺”与普希金“绝妙的动词”押韵（Комментарий：164），而且，过场人物的称谓对普希金的暗指也被点出，如“库尼琴”取自普希金喜欢的中学老师（Комментарий：189）、“格尔申宗”取自普希金研究者（Комментарий：207）。此外，小说人物与普希金的相似也被提及。评论自己的早年诗作、谈论诗歌的韵脚群、删掉词语“会飞的”等，都是小说人物与普希金同样做过的事（Комментарий：229，225，90）。

作为普希金研究者，多利宁在《天赋》里看到的普希金“更多”，不止多于普通读者，可能也多于其他研究者。有研究者发现，《天赋》第一页是对果戈理《死魂灵》开头的礼赞，多利宁却首先从第一句看到了普希金。他指出，小说开头称“192…年”这种“年份不确”是俄国小说共有特点的说法不合实际，它更可能是特指，所指之一便是《上尉的女儿》（第一句有“在17…年”），因其由礼物与补偿建构的情节亦为《天赋》所有（Комментарий：67）。关于小说结尾，除谈及隐藏的“奥涅金诗节”，他还指出，整部《天赋》与《叶甫盖尼·奥涅金》都有重要的叙述结构的联系，即作者与主人公错综复杂的关系（Комментарий：591）。

多利宁对《天赋》里普希金印记的全面揭示，让人看到“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是如何渗透到纳博科夫文本的方方面面、纳博科夫与俄罗斯文学是如何骨肉相连。此外，或许还能撼动我们对普希金名作的固有认知。通过一条对戏仿《纪念碑》文句的注释，我们了解到纳博科夫对普希金此诗的理解：他赞成研究者将其前四节讽刺化看待的阐释，同意前四节可能并非严肃口吻，而只是诗人对杰尔查文的戏仿，最后一个诗节才是诗人对待荣誉的真正态度（Комментарий：533-534）。这种解读值得深思。

在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的演讲《普希金，或真实与似真实》中，纳博科夫呼吁读者细味包括草稿在内的普希金原作的语言。而纳博科夫原作的语言也得到多利宁的充分重视，他注释了小说与其草稿、刊版、英译本的异文、字母排松的特别用意、某些词语在作家其他作品中的出现频率等，还留意了这部叙事作品中暗藏的韵律与节奏。

多利宁对《天赋》语言最精彩的注释，应该是对其文字游戏的注释。索尔仁尼琴曾盛赞纳博科夫语言，可惜中国读者知之甚少。在中国，研究纳博科夫语言的专题论文屈指可数，而且只是针对他的英语名作。多利宁如今对纳博科夫俄语小说的文字游戏做出详解，终于让读者有机会见识纳博科夫的母语艺术。

由《注解》可见，《天赋》的文字游戏，多在词句的音或形上做文章：

“音”的游戏里，常见名词尤其是人名的谐音游戏，常有跨语种的谐音，且谐音有明显的表意功能。如原型之一阿达莫维奇的名字“莫尔都斯”（Мортус），它跟拉丁语“mortuus（死的、死人）”谐音，作者以此表明自己对该人物的好恶（Комментарий：131）。除谐音外，音的重复也是其惯用手法。如“披着黑斗篷（бурнусах）的短发（стриженые）女士们投去了丁香花（сирень）”一句中，“с”“р”“н”三个辅音重复出现，以此暗示丁香花其实是西林（Сирин）即作者本人所投（Комментарий：457）。

（普希金，图片源自必应）

“形”的游戏常见三种。一是字母顺序改变，经换位重组生出新的花样。如“Первый клин боком.（第一个楔子总会偏）”，是谚语“Первый блин комом.（第一张饼总会坨）”的字母换位（Комментарий：283）。二是字母顺序不变，经重新切分形成新的句读。如主人公见父亲归来的梦里所出现的人名“Egda Stoboy”，其中“Stoboy”可拆分为“S toboy（和你在一起）”，作者以此暗示主人公永远和父亲在一起的心愿（Комментарий：578）。三是将字词藏于句中。如在“该怎么叫你？你是半个记忆女神（полу-Мнемозина），你的名里有半点光耀（полумерцанье）”里，暗藏女主人公的姓名济娜·梅尔茨（Зина Мерц）。（Комментарий：230）

除以上所列单一的文字游戏，还有另一种情况：一段文本中同时有文字游戏、实写、典故等多种成分。这种情况更好地体现出纳博科夫处理素材的圆润。如“长满鸢尾花的蓝色平原”（Дар：208）。它既是实景描写（源于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中国游记），又暗含文学典故与个人记忆（蓝色鸢尾花是勃洛克组诗里的意象，1922年3月28日当纳博科夫正为母亲读着这些诗时，接到了父亲罹难的电话），同时，“鸢尾花”（Ирис）还是“西林”（Сирин）的不完全换位词（Комментарий：80-81）。

如果只读译文，就会错过这些文字游戏背后的密意深情，而以上仅是纳博科夫一部作品里的几个例子。纳博科夫的文学知音霍达谢维奇说他“主要是形式的艺术家”，也说过“他的每一行文字背后都是巨大的创作活动”。可惜前一句流传甚广且常被望文生义，后一句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应认识到语言本身也是纳博科夫艺术世界重要的有机构成，只有亲尝原作，才可能充分体味他的艺术，才不会在不曾见识具体的“游戏”实例且并未真正见到任何“形式”的情况下，人云亦云地批评他只有“形式”。难怪纳博科夫说希望严肃的批评家“足够敏锐，能明白无论我用什么术语或修辞，目的都不是招摇炫技或故弄玄虚，而是要最真切地表达我的想法跟感受”。

《注解》对《天赋》的语言做了具体的实例分析，可谓“授人以鱼”，同时也提供了探索纳博科夫语言的方向，是谓“授人以渔”。

《注解》对日后完善《天赋》中译本也深有裨益。《天赋》现有的两版中译均转译自原作的英译本，新版有明显改进，但仍有不足。

《注解》让人看到纳博科夫的跨语种谐音、字母换位等文字游戏。见过这些，读到“‘Max Lux（马克斯·拉克）’与‘Max’s luck（马克斯的运气）’谐音”的译注时，就会自觉发现并解决问题。译注错将英译本的“Mac’s”写成了“Max’s”，又把“Lux”译成了“拉克”。其实两个词组的对应并非仅因谐音，而是由英语—拉丁语—俄语三种语言的谐音和字母的换位共同形成：“Max”与“Mac’s”做英语发音，读音相同；“luck”应视为俄语词的拉丁语转写，做俄语发音，读/lusk/，将“ck”两个字母换位，即为“lukc”，按俄语发音读“/luks/”，跟拉丁语“lux”读音相同。

《注解》让人看到纳博科夫的精确和严谨。由是观之，“Poshkin，系作者生造的名字，影射普希金（Pushkin），引出后文”的译注便有些可疑。且不说该人物形容委琐，纳博科夫不会以其暗指自己景仰之人，仅凭相似便判为同一的做法也过于草率，因为在纳博科夫精细的艺术世界里，“似真实”绝非“真实”，表面的相似往往可能反倒暗示本质的不同。与此例类似而破坏性更大的混淆是，将一位形象不佳的作家什林译为“西林”，或仅因“Shirin”与“Sirin”音形相近。这个译法倒不如旧版“希林”，因为“西林”可能误导读者，以为此人暗指纳博科夫自己。多利宁提醒，什林恰是伪西林，也在影射纳博科夫的文学论敌之一伊万诺夫（Комментарий：514）。

《注解》让人看到小说里的文学传统，其中一处谈及小说一首名诗与诗里一个重要意象。但该意象在中译本并未出现，颇为遗憾。此诗中“That particular swift that went by”被译为“那股不寻常的急流从身边经过”，可此处应选“swift”的名词义项“雨燕”。

然而，有时即使将原文正确译出，也仿佛只译了一半。“在第二个字母‘А’上（可惜不在第一个字母‘Д’上……）坐着一只活的乌鸫……”（Дар：355）不在“Д”上为什么“可惜”？这类地方就要加注，而加注的前提是清楚始末。结合《注解》翻译《天赋》，能避免许多错漏，能在暗藏玄机处稍作停留，设法复现作家的匠心或加上必要的注解，如此，大概会得到一个较为理想的译本，尽管译本无论如何也只是“似真实”而非“真实”本身。

“密林”（дебри）是纳博科夫在几部小说里都用过的一个词，用它来形容这本难以看透的《天赋》正好合适。《注解》的作者则像谙熟林中一草一木的虞人，能助人看清其中的芸芸众生。如前所述，《注解》揭示了《天赋》的俄罗斯文学指涉尤其是普希金指涉，突出了小说的历史语境，披露了小说大量与书里书外各种实际精确相符的记述，解析了小说内涵深刻的俄语文字游戏。这些虽非《注解》的全部精华，却已大大有助于深入了解纳博科夫这部他“最好的”俄语小说，对研究和翻译俄语作家纳博科夫-西林也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5期，“动态研究”栏目，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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