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式的历史叙事是私人话语的胜利，它提供了一种多元的历史观，推翻了话语霸权。比如在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的小说《碲钉国》（Теллурия）中，作者将数十种历史政治体制并置在同一个时空内，构成了各自的乌托邦理想。众多的私人话语拒绝意识形态的霸权，但这并不能掩盖过度自由阐释带来的危险。同样是在《碲钉国》中，作者利用五十个历史片段向读者证实，“个体幸福的基础在于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从不替他人命运做决定”，但一个完整、统一、真实的历史也就不可能存在。这就是后现代主义长期为人所诟病的相对主义。多个版本的历史叙事并不会令真相越加清晰，反而在各自为战的争论中消磨了人们对真相的探求。海登·怀特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后现代的“泛文本主义”。他如此写道：“对泛文本论而言，任何对历史的表述都被视为一个语言、思想和想象的建构，而不是假定存在于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结构的记录。”换言之，历史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不再是关于某个确实发生的事件的记载，而是一个等待被阐释的符号网络，至于事实真相也被认为是一种假定的理想，并非客观的存在。沃达拉兹金在小说中就表现了此类因私人话语膨胀而导致的泛文本式历史观。

（弗拉基米尔·索罗金与《碲钉国》，图片源自Yandex）

沃达拉兹金有意在主人公的历史评论中穿插了二人受邀作为历史顾问参与电影拍摄的情节。作者借主人公的视角，展示了导演如何利用镜头语言现场制作历史想象物。电影并不符合帕与柯的真实经历，甚至有意歪曲二人的生活。导演的镜头美学都围绕着一个所谓的“现实主义”原则，但它追求的并非还原事件本貌，而是依据某种标准答案进行事件的再建构。作者借导演之口道出这种现实主义的本质：“现实，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从可能性的角度而言，它有可能是什么。”从最小的衣饰细节到场景布置，主人公的经历与电影阐释的矛盾在拍摄中逐步升级，最后在拍摄爱情戏一刻爆发。导演试图将人物间柏拉图式的爱情处理为“特里斯丹和伊索尔德”的翻版，只因后者是现代观众眼中中世纪爱情的典范。换言之，电影中的历史是一个提前对所有问题都备好标准答案的技术团队所创造的想象物。它关注的不是事件如何表现得真实，而是如何令观众相信事件的真实。如果说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可以宣称“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那么沃达拉兹金借这一情节就是在暗讽，泛文本主义视域下，观众的诞生也应以事实的死亡为代价。

（罗兰·巴特，图片源自Yandex）

私人话语的任意性甚至造成对历史本身的攻击。在小说中，新时代的历史研究者阿塔纳斯执意要销毁岛屿的被殖民史，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历史是不光荣的，那么它就不应被称之为历史”。他命令编年史的作者剪下九十四页文献手稿并付之一炬。沃达拉兹金展示了解构历史的极端性，即将意义的来源从事实转移到阐释。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的人们自由地对待历史：无论何人，无论何处都可以书写历史，这难道不是诸多假象产生的原因吗？”

过度发挥叙事性令历史陷入相对主义的漩涡，想象甚至以此为借口取代真实发生的事件。这造就了一场毫无限制的私人话语狂欢，个体在对历史的肆意裁剪中拼贴出自己想要的答案，个人眼中的历史结果将取决于他看待历史的方式，取决于他希望历史证实什么样的观点。

如此，对历史的理解似乎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公共话语主导的客观历史叙事掩藏了自身的虚构性，往往形成渗透着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私人话语主导的泛文本式叙事却否定了统一历史的可能性，取消了人的历史责任感，历史反思沦为“没有真相，只有观点”的文本阐释游戏。而沃达拉兹金在作品中借用帕与柯的历史评论侧面反映了第三种历史观，平衡了公共与私人话语的历史叙事，提出了一种既具统一性又避免霸权的历史叙事结构——以道德为发展动力的历史观。

上文所述的两种历史叙事都暴露了自己的片面性，“每一个人总会按他自己的倾向与要求建立因果的链条”。沃达拉兹金将这种历史称为“从侧面观察的历史”：“当代的历史思维受到局势影响，并非单纯地描述事件。历史取决于政治目的性，这令历史记述变成了斗争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的历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们的视角总是侧边的。”为了克服这一点，作家在小说中提出一种俯视的历史观，它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层面，选取了某个涉及全人类本质的永恒角度来考察历史，从而将孤独个体的历史连接成一个统一的人类历史。这个永恒的角度正是道德伦理。

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历史观将社会变迁的真正原因归结于某些非物质的因素，如人群的思想与感受。在小说中，主人公称其为“历史的节奏”：“某些事物的消逝不是因为它们的过错，而是因为它们的时间到头了。另一些事物的出现不是因为它们的正确，而是因为它们的时间到来了。”这种“节奏”构成了岛屿的隐性历史，表面上看似可归结于政治、经济、利益纷争的历史变迁，在深层次上都可归结于道德伦理问题。

比如，小说第十四章中岛屿上爆发了第一次暴动。此时帕尔菲尼亚已为岛屿带来了繁荣，没有了愚昧、饥饿、犯罪与瘟疫，也没有了外来强敌的入侵与殖民，人人理应陶醉于幸福中。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岛民们开始组织游行，呼喊着?“民主”与“自由”，要求揭露政府的恶行。这些人甚至自己也无法解释，他们的愤怒从何而来。就像刺杀帕尔菲尼亚的列昂纳德所说：“他并没有感到对帕尔菲尼亚的憎恨，只是责任感促使他丢出炸弹。在他眼中，一切权力都是公开的罪恶，它们应当被消除。至于王室夫妇广受爱戴的事实，在他们眼中只会妨碍行动。”这一切似乎违背了常识。但从人群的思想与情绪角度来看，暴动的真正原因是对“平凡”的疲倦和对“改变”的迷信。它像瘟疫一样迅速在人群中传播，激发了人内心深处的恶意，一无所知的岛民在这场狂欢中释放压抑良久的激情。他们将暴力与无耻视作历史变革发展的必要手段，以未来之名杀害无辜的神父与卫兵，而杀人犯却被铸成了雕像竖立在广场中央。

不难看出作者在这段描写中映射了人类历史上的数次悲剧，但这一切并不能归结于某个人的邪恶意志，而是一个时代“恶的共鸣”，是集体的道德堕落与以“人”为中心的利己主义的膨胀。它反复出现在人类历史中，是诸多历史灾难的真正缘由。在小说中，它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岛屿的漫长历史中，比如岛屿上数次的南北战争。它们看起来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起因，从王位继承权的争夺、政治理念的分歧到爱情的报复、饥荒等等；但以道德的角度来审视这出历史剧目的反复上演，其原因只在于数百年间岛屿居民们并未学会相亲相爱，而贪婪与唯利是图倒是只增不减。

（《圣经》，图片源自Yandex）

这种历史观恰恰解决了后现代历史叙事造成的相对主义。道德理论成为连接个体的纽带，令不同的私人话语朝向共同的叙事模式，塑造出一种无叙事主体的公共历史话语，以类似上帝的旁观视角展开历史叙事。值得一提的是，沃达拉兹金的道德历史观显然以基督教的人道精神为核心，认为俄罗斯与整个西欧文明都应以人道为历史出发点，重新将上帝而不是人类置于宇宙的中心。小说的名称《岛的辩护》最能体现这一宗教思想内涵。“岛的辩护”是指面对谁的辩护？辩护的原因是什么？读者在小说相呼应的开头与结尾中就能找到答案。小说开头提及了《圣经·创世纪》中索多玛与蛾摩拉的毁灭。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向神祈求，神答应他只要在城中找到十个义人，就不毁灭城市。但在罪恶的索多玛与蛾摩拉甚至找不到一个义人，于是神降下了天火。而在小说的结尾处，岛屿面临着火山喷发的危险，似乎要重演索多玛的悲剧。根据古老的预言，只有在岛屿上找到三个义人与上天对话，岛屿的危机才会被化解，因此岛的辩护，正是岛民们面对上帝做出的道德辩护：在犯下诸多罪恶后，人类需要向上帝证明自己仍具有存在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正是义人的存在，他们证明了人类尚且具有被拯救的价值。沃达拉兹金在访谈中也证实了作品的这一内涵，他将帕与柯比作历史花坛中的鲜花，“而美艳的花朵是为了其他花坛中的植物而存在的，因为看见义人，就有了想要成为义人的愿望”。这恰好说明沃达拉兹金的元史学性。所谓的“元史学”，按照海登·怀特的定义，乃是“提出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沃达拉兹金关注的不是“历史的真相是什么”，而是“历史如何进行反思，反思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作者面向的不是已经发生的过去，而是尚未显现的“将来”，历史事件的真与假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关于它的阐释会为人们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未来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作者希望以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策略来改变当代人类的实践方式。于是作者提出，道德将为所有的历史阐释提供一个永恒不变的锚点。无论个体采取什么样的叙事角度，它的历史话语必须以道德为出发点，这是因为道德本身就是历史的目的。因此在《岛的辩护》中，一个好的历史叙事并非客观的叙事，而是可以引导人们走向道德完善的叙事。

《岛的辩护》反映了俄罗斯文坛近年来兴起的新现代主义意识。“新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在俄罗斯最早见于1999年柳·维亚兹米基诺娃（Вязмитинова Л.）评论德米特里·沃杰尼科夫诗集《假日》（Holiday）的论述。作者十分恰当地指出，沃杰尼科夫的创作反映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向一种崭新的现代主义范式的过渡。一批年轻作家力图在破碎的后现代世界图景中重新建立一种永恒的、普遍的价值体系。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岛的辩护》中。作家以后现代的方式解构了客观的历史叙事策略。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后现代叙事造成的泛文本化。因此，作家确立了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视历史为道德完善的过程。这无疑符合新现代主义所追求的普遍性价值，即“不仅仅局限于对遥远时代与岁月的具体历史问题挖掘，而是更应该发现它那些超越时间的、本体论性质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沃达拉兹金笔下的道德也并非绝对中性客观，它本质上是基督教思想的艺术化体现。东正教思想中的“同心同德”（соборность）贯穿小说始末，成为作者提出的道德历史观的基础。我国学者刘文飞认为，现当代的俄罗斯文学已自觉地转向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一新意识形态便是东正教信仰。一个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真空迟早是需要填充的，苏联解体之后，东正教信仰作为一种新的民族思想体系似乎已成为俄罗斯人的集体无意识。”沃达拉兹金的这部作品正是这一趋势的极好例证。

综上所述，小说《岛的辩护》以历史为考察对象，深刻分析了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主导的两种历史叙事结构，探讨了历史反思的本质，提出一种以道德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元史观。小说既体现了俄罗斯文坛近年来兴起的新现代主义思潮，也反映了东正教意识形态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