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巴以问题生发的历史思考始终是阿拉伯文学世界的重要主题，叙利亚著名作家穆罕默德·布尔汉的新作《积恨成仇》便是其中一部代表性作品，它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并且有意采用了交替叙事方法。小说通过串联历史、校勘手稿，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可资深思的启示。本文通过剖析小说中所体现历史意识、书写方法和现实关怀，揭示作者的历史观及其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想主义情怀。

关键词  《积恨成仇》  穆罕默德·布尔汗  历史书写  巴以冲突

（纳吉布·马哈福兹，图片源自必应）

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在《元历史》中将历史视为关于历史的历史，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仅历史唯物主义对其虚无倾向不予认可，就连多数文学家也难以苟同。阿拉伯文坛的大部分历史题材作品，就体现了相反的认知：历史不等于虚构，它往往是现实的最好镜鉴。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历史小说自不待言，近年来的历史小说作品更是一如既往。譬如萨纳·拉·易卜拉欣的《头巾与帽子》、丽姆·巴斯尤尼的马穆鲁克三部曲《人们的孩子》等。埃及作家拉德娃·阿舒尔的《格拉纳达三部曲》，更是以史为镜，聚焦15至16世纪的格拉纳达，隐喻作者的现实关怀。同样聚焦这段历史的叙利亚作家穆罕默德·布尔汉2017年新作《积恨成仇》则是将历史与现实空间巧妙杂糅，成为此类作品的经典个案。小说围绕十八份手稿展开。手稿内容是分别用三种语言记录的15世纪末格拉纳达六次种族/教务会议纪要，会议聚焦于天主教双王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入主格拉纳达红宫后如何处置穆斯林和犹太人问题。为辨明真相，西班牙政府邀请了以色列、阿拉伯和西班牙三位著名专家进行释读。随着释读工作的展开，一系列有关历史书写与现实纷争的重要关切逐渐浮出水面……从而将问题导向了最初的缘由，然后再调转笔锋直指现实矛盾。

（丽姆·巴斯尤尼和《人们的孩子》，图片源自Yandex）

这便是《积恨成仇》的楔子。作家穆罕穆德·布尔汉2003年起在美国财经媒体CNBC阿拉伯语频道任职，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他这部新作采用了交替叙事手法，小说甫一问世就受到了好评，作品中有关历史与书写、历史与当下关系的思考成为亮点，也是众多评论家关注的核心。萨比利·法尔欧曾指出，“小说《积恨成仇》通过语言‘摧毁与建构’的割裂，再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小说从头到尾都在展示历史思索的巨大空间”。作家布尔汉在叙述中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再现，指出时至今日“宗教和宗派冲突一直是服务于世界政治势力，其冲突是毁灭性的，实则是为杀戮和种族清洗辩护，摧毁了人类努力建构的文明”。

（《积恨成仇》，图片源自谷歌）

首先，小说由古今两条叙事主线串联，采用交替方式，形成类似于基因图谱的双螺旋型复合结构。古代与现代两条线索平行展开。其中古代部分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即1499至1501年在格拉纳达发生的西法底和摩里斯科暴动。1492年，阿拉伯在伊比利亚的最后堡垒格拉纳达陷落后，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双王入主阿尔罕布拉宫（俗称“红宫”），掀起了强制穆斯林和犹太教徒改宗的序幕。如有穆斯林或犹太人拒绝改宗，那么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离开格拉纳达。因此，许多世代生活在那里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被迫接受洗礼，同时将真实信仰隐藏起来。这就导致了他们改宗后依然不吃猪肉，宰杀其他牲口时也会默诵原教真言，甚至在家偷偷庆祝圣纪节等。这些细节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也有指涉，比如他说堂·吉诃德的意中人、索波托村的杜尔西内娅是个腌猪肉的好手，干起活来比男人还强。但人们说起这些总是带着无奈的哂笑和讥嘲。在讽刺桑丘肥硕、难看时，也故意用六寸厚的肥猪膘来形容他。 

（阿尔罕布拉宫，图片源自Yandex）

为了尽快完成异教徒的改宗，西班牙双王特命托雷多红衣大主教弗朗西斯科·希梅内斯·德·希斯内罗斯（即小说中提到的希斯内罗斯主教）前往格拉纳达。希斯内罗斯主教奉命于1499年11月抵达格拉纳达，协助格拉纳达红衣大主教（即小说中的犹太改宗者塔拉博里主教）推进改宗进程。希斯内罗斯主教雷厉风行，塔拉博里主教按部就班，体现了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导致二人渐生嫌隙。这期间，由于阿尔拜辛地区的少数穆斯林和犹太人拒绝改宗，托雷多大主教下令逮捕了一名首领，他本是阿拉伯王室后裔；继而又抓捕了阿尔拜辛原地方长官的女儿。这引起了穆斯林居民的强烈反抗，起义的烽火就此点燃。史书中记载的西法底及摩里斯科叛乱由此拉开序幕。虽然塔拉博里主教通过怀柔政策，使起义最终平息，但后续工作该如何进行？两位主教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和商讨。这便是小说的真实背景。他们六次会晤留下的十八份手稿（记录），则是作者的虚构。在真实的历史维度中，16、17世纪，西班牙当局掀起了大规模的驱逐运动，上百万犹太人和摩里斯科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格拉纳达，回到陌生的“故乡”。

与之相呼应的是作家虚构的现代脉络。西班牙当局为了释读这些手稿，请来以色列人艾琳娜、阿拉伯人扎克利亚和基督教徒马特奥，三人分别负责解读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拉丁文本。同时由西班牙学者巴西里奥负责整体协调。这样，小说将两条线索置于当代学者视域，自然而然地牵出了不同的历史观和现实关怀。为了使复调变得更加立体，每一语种的手稿都有一位对应语种的现代释读者。换言之，手稿与解读者、解读者与我们形成了双倍的基因图谱。这就是小说作者无意间与瑞恰兹书写语境理论对位的重要证据。用后者的话说，“‘语境’是用来表示一组同时在线的事件的名称，这组事件包括我们可以选择作为原因和结果的任何事件以及那些所需要的条件”。

如是，两条平行主轴上附加了人物（书写者或记录者及其读者）的回忆和叙述，小说的时间被挤压到一个有限的平面，即三个历史空间的叠加：五百年前的格拉纳达——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移民浪潮——当今西方和阿拉伯世界。这中间互为“他者”的复杂语境，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五百年前的格拉纳达叛乱被平息或镇压后，无数穆斯林和犹太人陷入悲惨的境地，大量阿拉伯语书籍被焚烧。“不得私藏禁书，违者严惩不贷”等严酷禁令使许多异教徒深受其害，甚至遭遇割舌酷刑。聚会被严禁，公共浴室被粗暴地永远关闭。后者曾是亲友嬉戏的主要场所，它们被无情地用沙土填平，成为人物阿德莱幼年时期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至于“提起澡堂这两个字，那些关于黑夜、池水、黄土的记忆就涌上心头，便隐约觉得后怕”。最终，因难以忍受压迫和折磨，他在手稿记录工作行将结束时用自杀的方式对这段血腥的历史提出了抗议。于是，这些手稿被浸染了更加浓重的血腥味。与此同时，哈利勒则用私藏墨宝留下了一份泣血绝笔，记录了他们的生活从平静美好的天堂霎那间变成人间地狱的惨烈过程。面对政局的骤变，无能为力、任人摆布的是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至于上流社会，诸如坦塔利亚公爵，在风云际会中始终居于既得利益者的位置。而对像哈利勒这样的普通人家来说，后来的大驱逐、大流亡既是可以预见的，也是难以逃避的。他们即将“向那个一无所知的大海走去。从此背井离乡，做个彻头彻尾的异乡人”。是的，他们是穆斯林，但格拉纳达才是他们的故乡，是他们多少代人繁衍生息的地方。海的另一边是西班牙当局强加给他们的“故乡”，但在他们眼里却是完全陌生的异乡。

艾琳娜在小说篇首回忆自己的经历，让读者想起了五百年前几百万穆斯林和犹太人流离失所的迁徙浪潮。此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战争肆虐，哀鸿遍野，载着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地区的“安杰利卡号”既是幸存犹太人的一线生机，也是他们的死亡之旅：凡六十岁以上的犹太人不得上船，艾琳娜的奶奶便是这样被家人无奈抛弃的。此外，不幸染病的犹太人会被立即抛入大海。这段惨痛的经历，艾琳娜从小就听母亲反复说起。

如今，西班牙政府安排几位专家住在格拉纳达和科尔多瓦的家庭酒店，这些酒店建筑历时久远，环境幽静雅致，保留了古代的家族式庭院风貌。艾琳娜躺在酒店床上悲叹已故亲人命途多舛的同时，不由得浮想联翩：“如果曾经居住在这栋房子的一家人是犹太人，五百年前也一定被迫远走他乡了……”毫无疑问，个中悲哀较之“安杰利卡号”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五百年前移居北非和新月地带的犹太人成了以色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政府对待他们的态度至今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艾琳娜所感喟的历史正在今天重新上演，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无数阿拉伯人，特别是叙利亚人因莫名其妙的战乱同样经历着流离失所的漂泊。2003年的一张照片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照片上那个趴在荒芜的海滩上死去的年仅三岁的叙利亚男孩，只是成千上万遇难者中的一个。何况，即使九死一生到了异国他乡，他们面对的也终究是难以弥合的伤痛和无法融入的生活。艾琳娜在格拉纳达街头独行时，忽然想起自己以色列家门口的那棵歪脖子树。它可能并非妈妈或外祖父母所植，而是哪位巴勒斯坦人的手笔。如今，后者的家人也不得不四处流浪。这时，她手脚冰凉，急切地拷问灵魂：“这个世界怎么了？……异乡人把别人变成异乡人，用屠杀来报复屠杀，用异化来回应异化，历史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们到底还能对它说些什么？” 

作家用这三个历史片段的相互衔接和重叠告诉读者，人类的灾难就这样循环往复、不断轮回。同时，他以特有的惊醒给出了天问般的犹疑：今天，整个世界都成了仇恨之地，到处是暴力和血腥，一切未曾改变。何也？人类有没有可能终结这种天谴般的宿命？而这就牵涉到如何进行历史书写、如何以史为镜等一系列难以规避的现实问题。

如果说康德视经验为审美的关键，那么记忆何尝不是经验的载体。在《积恨成仇》中，每一位专家都象征着本民族历史文化传承链中的一个节点。作家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书写本身构成了历史和现实的主要纽带，从而使这组事件具有极大的当代意义。用小说中拉菲特部长的话说，释读和整理手稿在于从歧义中找出背后的原因。“是记录时语言转换不够严谨或不够中立？还是原手稿使用了特殊修辞，以致释读者很难将其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当然，小说发展到最后，历史事件像剥洋葱似的被层层翻检，从而脱离了校勘和释读的初衷，这是后话。但部长的话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差异或延异。除了语言本身，所谓的“严谨”和“中立”记录早已浸淫于抄写者的主观因素和历史语境之中，也势必受到后世释读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所有历史文本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难题。而新历史主义夸大了其中的不确定性。

面对历史文本和历史事件，既需要有历史的眼光，但也无法规避现实的诉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说过：“过去的事实要成为历史的事实必须经过历史学家的选择时的那种选择的眼光。这种眼光里包含着历史学家的意图和选择事实的基本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事实和我们看到的历史书写是两回事，什么样的事实能够成为我们笔下的历史，以及怎样书写这个被我们选择的事实？这既掺杂了书写者有意无意的主观因素，又难免会继续窜入后来者接受时的主观取舍。是故，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所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自有其道理。日本学者森谷宫俊在《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中也曾指出，从希腊时代到如今，亚历山大的历史形象总是在变化，他是自由、勇敢的，还是专制、残暴的，取决于书写者的时代和民族身份以及政治立场。同样是历史，日本平势隆郎所著的《从城市国家到中华》也刻意突出和强调了中华文明的离散特征，其中包括弱化文化同一性渊源的取向，这或多或少体现出日本文人的历史主观性和意识形态特征。因此，面对任何历史书写，都需要有所规约，与其保持距离和警醒。

（克罗齐，图片源自Yandex）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曾经尖锐地指出：“在所谓基督教国家中，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异化，而不是人……这里占统治地位的关系还是信仰的关系。可见，宗教精神并没有真正世俗化……但是，宗教精神也不可能真正世俗化……国家的基础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人的基础。”这些话同样也适用于阿拉伯人。同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进一步分析了作为“对象、现实、感性”的世界，认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此外，他批评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这就是说，宗教问题和历史事件不能从简单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来判断，而必须从更为复杂的精神、历史和现实语境来审视。后者正是马克思对法国、德国和美国有关宗教问题的分析方法。

在穆罕默德·布尔汉的小说中，三位专家面对的便是带着各自的文化染色体所记录的历史文本，其中的主观因素必然意味深长。面对希斯内罗斯主教的同一句话语，几个手稿所使用的语言差异就传递出了不同的情绪。比如其中一份手稿中有“上帝”，但在另一份中却被有意无意地省略了。这在五百年以后的研究者们看来是颇为费解的。有几处则更为怪谲，譬如：针对焚书事件，阿德莱的希伯来手稿记录为：“焚书是无知的行为，是对知识的践踏。”而哈利勒的阿拉伯语手稿记录为：“焚书是执行者的无知及其对被执行者的愚化。”又如，焚书之前，希斯内罗斯主教故意规避责任，称要远行，阿拉伯语手稿将塔拉博里主教的话记录为：“你焚书之日不在场，是要我一个人灭这场火啊！”而拉丁文手稿则轻描淡写地记录道：“焚书之日你不在场，是要我独自观这场火啊！”这两个例子所传达的不同情绪显而易见。第一个例子的希伯来手稿只谴责焚书这种行为，而阿拉伯手稿则无疑对执行者进行了斥责和贬损；第二个例子中的“灭”表达了塔拉博里主教对希斯内罗斯主教下达焚书令的不满及对其逃避责任的讽刺，同时也隐喻焚书现场很可能会点燃民众的怒火，而拉丁文手稿则将塔拉博里由一个反焚书者变成了旁观者。几相比较，可谓差别巨大。无论是从本体论、方法论还是目的论的角度看，情感的收敛和宣泄决定了历史书写的真实尺度。后来的读者如果只相信一种历史书写，那么他很可能会被这种书写所左右，从而影响其价值判断和历史认知，甚至加剧认知的片面性和狭隘性。

这就是说，后人虽然不能左右前人的历史书写，却可以通过不同的历史书写做出尽可能客观、中立的判断。这并不是要否定接受者个人的主观情绪和价值判断，而是希望尽可能以史为镜，最终达到认识论层面上的理性、明睿和清醒，进而做出富有个人意志、民族立场、国家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度的辨识与抉择。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但是，接近真理或背弃真理却取决与诸多主客观因素。诚如穆罕默德·布尔汉借小说中马特奥之口所说的那样，“什么是高尚？每个人的定义一定不同”。当然，这并不否认母爱等普世价值的存在，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甄别。小说作者假借巴特里奥的话说，研究小组的每一位成员（实则包括每一位原始手稿的书写者）都应与“文献保持安全的距离，既是为了信息的准确，也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健康，无论他多么苦大仇深”。学术研究亦复如此。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尽可能地接近和还原历史真实，并相对公正公允地引导读者，使之在尽可能客观、冷静的状态中得出相对正确的判断与体认。这正是作者试图传达的历史观和历史书写方式。

与此同时，小说也传达了矛盾的一面，即如何面对历史的功用。这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小说一开始，艾琳娜就曾说过：“人们在包装历史的同时，会活得更现实。”此话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历史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被记录的，它更是被包装的。而这一“包装”过程的背后，蕴含着包装者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各种利益诉求。以色列学者施罗默·桑德说过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认为如果历史不具有国家意识的代言功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耐心被人从小学灌输到高中毕业。他还说：“民族的意识形态民族化了历史，并使之适应当今爱国主义的需要。”此言不虚，尽管太过直白和单向度化，容易被理解为反民族主义。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反思国家民族历史书写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并且传递出某种事实，即历史在书写过程中，都是具有社会功用的。因此，选择怎样的“历史事实”以形成“历史书写”，或者说在撷取什么样的历史文献来作为民众记忆的基础，不仅包含着个人意志，还同样包含了民族的、政治的选择，即“有用的历史和无关的记忆”。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历史的功用。对史的重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族群和民族国家得以生成、维系的重要纽带。但过于强调历史的功用，则可能适得其反。譬如小说引申的问题在于，当艾琳娜发现那份手稿中记载了如此多的仇恨时，她和恋人扎卡里亚都一致认为，应当彻底将其销毁。他们担心这样的手稿会加深几种文化间更大的隔阂和撕裂，进而积恨成仇。艾琳娜认为，历史须有实用价值，“失去了实用价值，就成了微不足道的尘埃”。最后，他们建议将这份手稿作为皇家密档永久封存。他们的初衷无疑是善良的：希望终结人类的仇恨，冰释前嫌和旧恨。

然而，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存在决定意识，尽管宗教信仰有一定非世俗倾向。封存或者销毁手稿或可暂时阻断人们了解历史、阻止仇恨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但民族、宗教间的仇恨果真可以藉鸵鸟式的自我逃避销声匿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小说借扎卡利亚的话说：“事实是不需要我们承认的，我们自己才是需要被承认的。”也就是说，事实就在那里，无论美好还是丑恶，它的存在本身便是价值，关键看你从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去审视它。何况，历史和宗教本身并不是仇恨的根源，不同的文化无疑也是具有差异性的，但它们不应该成为矛盾、仇恨和“文明冲突”的借口。无论深层次还是浅层次，文化、历史、宗教背后的政治利益才是一切现实纠纷的真正原动力。正如巴西里奥所说的那样，人们往往假借“宗教之名，为鸡毛蒜皮的事大动干戈”。其实宗教本身并不像马特奥所说的那样“是个黑洞，吞食整个春天”，只有褊狭的政治和无尽的欲望才是人类的最大黑洞，它们拿宗教作幌子，挑起争端，乃至杀戮。

（萨米尔·阿明，图片源自Yandex）

埃及左翼思想家萨米尔·阿明在《人民的春天》一书中指出，美国对政治性伊斯兰教众名抑实扬的做法，正是为了扩大自己在阿拉伯地区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从最初在中东地区制造战争恐慌，进而刺激中东国家军备扩充，到明目张胆发动战争、掠夺自然资源，他们号称的民主自由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实则是赤裸裸的利益冲突。因此，只要褊狭的政治博弈和利益纠葛不去，销毁或封存历史手稿也丝毫阻断不了仇恨的火焰，反而会因为愚昧无知而使历史的灾难周而复始、不断轮回。

艾琳娜作为小说的重要人物，她的观点具有一贯性，这显然是作家基于角色的身份来确定的。她是当代以色列知识女性，甫一亮相就曾感慨：人们在包装历史的同时，会活得更加现实；而后，面对历史手稿，她也认为没有现实功用的历史书写相当于有害的微尘。其所持的观点很自然地使她认同、甚至积极要求销毁那些记录历史冤仇的古老手稿，尽管后来她对自己所持观点表示惭愧。这正是她内心矛盾的表征：作为一名有自觉意识的以色列学者，她反对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地区的倾轧与干涉，以至于想到巴勒斯坦人也曾因为以色列人流离失所她就感到手脚冰凉。但另一方面她也在无意识中过分强调历史的功用，认为无用的历史不应当被传承，这一观念又多少受到了以色列当局一直以来推行的历史观和教育观的影响。例如，以色列一直以来都致力于阿拉伯地名的“希伯来化”策略。当然，这种全面“犹太化”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以色列知识分子的反思，阿摩司·奥兹只是其中一分子。

小说在古今两条叙事线索量子纠缠般的复调之间，铺设了一对矛盾，它贯乎始终：仇恨与去仇恨之轴。小说中除了描述五百年前那场种族和人道灾难，还展示了两位主教之间的斗争和仇恨。这种斗争和仇恨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认为这正是历史书写的巨大局限，而只有“去仇恨”才有可能阻断灾难的循环往复。

小说没有陷入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这是作家的高明之处。他显然希望自己具有较为公正的历史观，以便借助客观的再现终结那可怕的历史性轮回。在这场轮回中，谁都不能占据道德制高点，也没有所谓的正义方。面对西班牙当局焚烧阿拉伯书籍事件的指控，希斯内罗斯指出：“要说用焚书来拨乱反正，那些阿拉伯人、穆斯林才是始作俑者。”面对马特奥指责穆斯林曾经如何残害西方基督教徒，扎卡利亚提请他注意：人的记忆不能像鱼脑那么藐小和短暂，并历数锥形帽、阿尔拜辛市场屠杀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作为例证。至于贩卖奴隶自古以来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游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几乎和历史本身一样悠久的可耻存在。所有这些，无所谓始作俑者，只有权力和欲望的吞噬与撕咬。

小说中犹太教徒阿德莱和穆斯林哈利勒之间有着同病相怜的情谊。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在黑暗中舔舐伤口、互相安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绵延数千年的爱恨情仇交织缠绕，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小说中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阿德莱自杀之后，哈利勒悲痛难忍，最终下定决心在果园中埋下一份手书，尔后毅然携妻儿踏上自我放逐的流亡之旅。事实上，当代巴以问题出现之前，移民巴勒斯坦地区的西法底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曾共同和平生活了近四百年之久。现时的冲突却是在被权势利用或深化后，民族间才形成了不可弥合的鸿沟，也才使得受害者接受并内化了施害者的逻辑。

几位学者当中，来自以色列的艾琳娜和来自阿拉伯的扎卡利亚倾心相爱，他们的爱由最初的身体本能慢慢走向心灵契合。这也使得艾琳娜原本自觉的人文意识进一步深化，并由格拉纳达想到家门口的那棵松树。她一直以为那是外祖母种下的，但内心深处已经渐渐明白：它很可能是巴勒斯坦人的劳动成果。在小说的尾声，专家们共同提议，请西班牙当局封存手稿。扎卡利亚暗示艾琳娜说，他们的做法，包括他们的爱，会使人们逐渐体悟仇恨的根源，而仇恨从集体无意识中抹去之日，也许正是他们重逢之时。作者或许以此表达了对巴以和解的美好愿景。

值得一提的是，穆罕默德·布尔汉这部小说中的几位主要人物是同等重要的；而巴西里奥无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作为三位专家和手稿整理工作的协调员，本身知识渊博、卓有见地。他的名字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真”，换言之他是“真”的象征。而他如同犹太教改宗者塔拉博里主教一样，是来化解矛盾和仇恨的。在他看来，“仇恨是一种自虐”，它会使人变得狭隘，甚至以暴制暴，从而忘记“正负值在历史事件中并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能仅仅从自己的现实身份出发来评判历史”。作者借巴西里奥之口，传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所谓“正负值”取决于人们的立场；立场不同，则完全可能偏听偏信，最终成为难以愈合的伤疤。只有参透历史，跳出文献和事件，同过去保持适当的距离，人们才能登高望远、豁然开朗，否则便会像巴西里奥所警示的那样，学者也会受仇恨传染，被邪气腐蚀大脑。当然，保持距离、消除仇恨不能仅凭爱情和友谊，它更需要智慧和理性。

作为结语，本文认为穆罕默德·布尔汉的小说短小精悍，但其时间跨度极大，所蕴含的历史时空悠远深广，对于历史书写、“阿拉伯之春”以及宗教与政治等诸多话题都进行了深入思考。他的结论类似于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作家乌达·比沙拉特的呼吁：“如果过去没有共同的叙事，那么至少让我们为未来写一篇吧！”当然目前看来，这还是作者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但是，如果没有理想的呼唤和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远景就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