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塞勒姆巫术危机中被控女巫玛莎·凯利的后代，凯思林·肯特在小说《叛教者的女儿》中想象性再现了先祖所经历的审判和受刑史。小说对历史的重构和改写，借鉴了塞勒姆巫术审判的学术研究成果：一方面，玛丽·诺顿、博伊尔和尼森鲍姆等人的研究对作家重构危机爆发前的清教生活图景、揭示巫术指控的社会成因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作家敏感于巫术审判性别方面的研究，却并未将玛莎·凯利再现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另类，而是对她做了政治化的改写，将她塑造为一位追随“良心的自由”的异见分子和殉道者。肯特对玛莎·凯利个案的文学书写体现了学术与艺术、理性与想象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  凯思林·肯特 《叛教者的女儿》 塞勒姆巫术审判 玛莎·凯利 学术视野

二、玛莎·凯利个案与巫术指控的历史还原

有研究者认为，巫术指控实际上牵涉到两个层面的恐惧，一是世俗层面的，另一个是宗教层面的，“当两种忧惧并存时，被指控者可能被判定为巫，即新英格兰社会和清教信仰的共同敌人”。巫术被视为一种撒旦崇拜，这一宗教观念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会。自17世纪早期开始，新教牧师也逐渐接受这一观念，把巫术看作对上帝的反叛，认为巫觋与撒旦订约，宣誓效忠于撒旦，以此换取超自然的力量。在世俗层面上，巫觋则是以超自然力作恶，被称为施巫术或妖术（maleficium）。巫术罪由此具有双重意味，它损害邻人的利益，也直接危及神的领地。1692年塞勒姆危机之前，殖民地已孕育出猎巫的大气候，科顿·马瑟在布道中反复以撒旦、善恶之战的意象来阐释殖民地的危机事件，警示山巅之城的危险；塞缪尔·帕里斯等牧师在猎巫开始前也反复渲染危机，预言“与撒旦的战争即将到来”。在《叛教者》中，安杜佛镇的托马斯·巴纳德牧师是科顿·马瑟的朋友，他布道时宣讲的也是这类内容。有关巫术和辨认巫觋的知识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些知识既包括为教会及权威机构认可的官方知识，也包括不被官方认可的民间流行信仰及实践。在小说中，作家刻意描写了玛格丽特·图塞克为来访牧师背诵辨巫、审巫知识要点的场景。这一细节示意这类知识广泛播散，形塑了17世纪殖民地民众的观念世界，也激发起民众对未知的、黑暗的、隐形世界的想象。小说写道：“安杜佛镇居民一觉醒来，发现家舍和田园的每一个角落都住着巫觋。”巫无处不在，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清教共同体的敌人，但对被指控的个体而言，巫术指控必然存在某些直接诱因或导火索，这些诱因往往是极为世俗的。在肯特的笔下，针对玛莎·凯利的指控正是琐屑的邻里纠纷与社区矛盾，与她着力重构的清教社区图景相呼应。

（塞勒姆巫术危机，图片源自Yandex）

玛莎·凯利的庭审记录保存至今，这些史料为再现审判场景、还原巫术指控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线索。史料显示，针对玛莎·凯利的诉讼由塞勒姆两位村民在1692年5月发起，控告的罪名是玛莎对塞勒姆村上的几个女孩子行巫术。几位证人提供的佐证是乡邻间常见的纠纷：有人指证七年前与她争吵后，两头健壮的母猪一只死了，一只丢了；有的说与玛莎争吵过后牛死了；还有的证明与她发生过地界争端后自己病倒多年。如研究者所言，巫术指控大多源于邻里纠纷，其实有着极为“日常（ordinariness）的面目”，甚至可以说，“17世纪新英格兰巫术及猎巫史本质上是一部社群面对面交往的历史，人际间充斥着猜忌、愤怒和报复的情绪”。但是，在猎巫的大气候中，这类琐屑的邻里争端变成了玛莎恶意行巫的铁证。小说描写了一场火灾造成的乡邻间的抵牾。秋收时节，闪电引燃干草，火势蔓延到凯利家的麦田，救火时，风势突然转向，向东烧到霍尔特家的田里，邻人损失惨重，凯利家随后送去面粉作为安慰，但未能消除对方内心的嫉恨。苏珊娜·霍尔特随即散布流言，风转向前，她看见玛莎在山顶跳舞。玛莎自己的解释是，裙子边着火了，她只是在扑火。玛莎灭火的动作被演绎成施巫术令风转向，这一幕场景不仅生动再现了村民间猜忌和怨恨的心理，也揭示了邻里纠纷转化为巫术指控的特定联想方式。

家族内部的财产之争是巫术指控的另一潜在动机。玛莎·凯利案的证词显示，玛莎的外甥也参与了对姨妈恶意行巫的指控。作家在小说里采用了财产之争的说法，这是基于她对家族史的了解，可能同时也受到相关学术研究的启发。卡尔森在研究中将玛莎·凯利作为一个有力的例证，揭示巫术指控与女性经济实力之间的隐秘关联。卡尔森发现，较之年轻女子，四十岁以上、独身、孀居、无子、少子或无男性继承人的女性更容易成为被指控和定罪的对象，因为“继承制度旨在确保财产留在男性手中”，而这类女性有可能继承家族财产，“妨碍财产在男性间的有序交接”。玛莎·凯利的父母为安杜佛镇首批移民，拥有地产和房产，在当地属于中等富裕家庭，家中有二男四女，玛莎的父亲将大部地产分给了两个儿子，许诺将房产留给长子。玛莎和丈夫托马斯·凯利婚后生活困顿，17世纪80年代末从比尔里卡镇迁回安杜佛。天花爆发后，父亲和两位兄弟都染病而死，父母名下的房产与地产势必由女儿们继承。正因为此，卡尔森在她的研究中将玛莎列为一个异类。而肯特在小说中呈现的是更为具体的情境，即家庭内部两姐妹之间的财产之争。有意味的是，她隐去玛莎父亲和兄弟死于天花这一事实，以玛莎母亲去世时的遗嘱为依据，将玛莎的继承权合法化。小说以相当多的笔墨描写了妹妹玛丽的长子艾伦的敌意和他蓄意纵火的恶行，家庭冲突最终演变为外甥针对玛莎姨妈的巫术指控。

玛莎与默西·威廉斯的矛盾是导致她被指控的另一关键因素。前文提到，边疆战争摧毁了缅因一带的聚居点，很多失去亲人和家园的难民涌入埃塞克斯县，或寄人篱下，或给人帮佣。小说中的默西就是战争难民的一个典型。默西大约十七八岁，受雇凯利家做契约工，就社会地位而言，已是低人一等，而被俘后与印第安人在一起的生活经历，又使她遭人嫌弃和歧视。可以说，她已成为社区的“他者”，甚至连玛莎的女儿萨拉也不太看得起她——在她眼里，默西不过是一个邋遢、粗鲁、轻浮的女子。默西无家可归，生存是她面对的实际问题，对处于适婚年龄的女子而言，找一个结婚对象是最理想的归宿，这也是她试图诱惑玛莎儿子理查德的原因所在。默西被玛莎逐出家门后，出于仇怨四处散布玛莎为巫的流言。小说形容道：“她就像满大街喊着瘟疫要来的更夫一样。”默西与雇主的冲突源于边疆战争引发的社会动荡。她的故事不仅体现出这类年轻女子的悲惨遭遇，也折射出她们与接纳他们的小镇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塞勒姆巫术危机中，很多参与指控或被指控的年轻女子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边疆战争的冲击。据统计，指控和被指控方“超过四十人有在缅因居住或拥有土地的历史，或者，有亲人来自边疆地带”。默西事件表明，在创伤记忆之外，战争难民与本地居民的矛盾冲突可能也是诱发危机的因素之一。

1692年危机爆发前，玛莎·凯利已深陷邻里纠纷、财产之争和雇佣矛盾，各方都在不遗余力地诋毁她，散布她恶意行巫的各种流言。流言很快发酵成正式的巫术指控，“新英格兰早期巫术故事彰显出地方传言的力量，在法庭程序的背后——在正式‘提起讼诉’、搜集证词和审判之前——无一例外地可以发现一团团云烟似的传言”。肯特对玛莎巫术指控的还原兼具史学的严谨与艺术家的想象力，《叛教者》里巫术审判即将上演的清教小镇是基于家族史与学术研究的一种想象性的历史还原。

三、“地狱之后”：女巫形象再现与政治化改写

西方的猎巫历史深受源自基督教传统的性别观念影响。尽管任何人都有被指控为巫的可能，但“女性仍是巫术恐惧的首要目标”，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情况亦是如此。在塑造玛莎·凯利的形象时，肯特也参考了塞勒姆巫术审判性别研究方面的成果；在书单中，她列出了伊丽莎白·里斯的著作《被打入地狱的女性：清教新英格兰的罪人与女巫》。里斯在该书中提出，17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女性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灵魂彻底堕落，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指控、也更倾向于认罪或指认其他女性行巫。针对猎巫运动的性别研究很多，女性在猎巫运动中被系统性迫害已是学界的公论。上文提及的卡尔森等学者也从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对被指认为巫的女性群体做了分析。小说细节表明作家了解这些研究。有意味的是，在重塑玛莎·凯利这个历史人物时，肯特并未拘泥于以上研究提供的学术视野，而是做了更富于想象力的政治化改写。在小说的扉页，作家为她的改写定下了基调：“有个女人和她的家人站出来反对宗教暴政，遭受监禁、拷打，直至死亡。科顿·马瑟记录下她愤怒而不驯的言辞，称她为‘地狱之后’。她的名字叫玛莎·凯利。”在肯特的笔下，玛莎·凯利不仅是个性鲜明的女性个体，更是具有勇气和信念的英雄人物，她的抗争与殉道被诠释为英国内战政治理念在新世界的延续。简言之，肯特将玛莎·凯利塑造成了一位为政治理念献身的殉道者。

（《被打入地狱的女性：清教新英格兰的罪人与女巫》与伊丽莎白·里斯，图片源自Yandex）

历史上的玛莎·凯利的确不同凡响，她执拗、刚烈，不惜以死捍卫自己的清白。史料表明，就个性和社会处境而言，她的确符合易被指控类型。在安杜佛镇，她不太有人缘，卷入各种纠纷，遭很多人的敌视和仇恨，法庭审判时，“作证的人如此多，以至于法官根本用不上她两个儿子指控她的证词”。科顿·马瑟称她为“猖狂的巫婆”，又说“她孩子和其他证人都证实了，撒旦给她保证过，让她做地狱之后（the Queen of Hell）”。“地狱之后”这个说法从此流传下来。肯特敏锐地抓住了这点，小说里玛莎同样个性强硬、脾气火爆，言辞犀利，难以通融。她是萨拉畏惧、难以沟通的母亲，更是一位桀骜不驯、富有僭越勇气的女性。肯特着重描摹了玛莎的言语风格，在小说中照搬了庭审记录中玛莎的原话，包括她对邻人的咒骂。清教文化赋予语言以特殊的重要性，女性语言尤其具有微妙的社会意味，它直接关系到秩序与权威，对殖民地民众而言，女巫的诅咒和威胁性语言又是有实际效应或力量的，它可能会带来切实的伤害和危险，从这个意义上看，“巫术罪在本质上往往是女性语言之罪”。玛莎辛辣活泼的语言风格逾越殖民地文化传统对女性语言的规范，挑战男性权威，由此消解了由语言建构的性别规范与社会秩序。可以说，玛莎犀利的言辞暗示了她潜在的反叛力量，这为作家对她的形象进行政治化改写做了铺垫。

实际上，并无足够史料显示玛莎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作为定罪女巫，玛莎是以巫术罪被绞死的“叛教者”。但在小说里，她不仅是巫术法庭上的叛教者，更是一位自觉的殉道者——她是为捍卫“良心的自由”从容赴死。玛莎并非任何政治组织的成员，她的信念也很难称为具体的政治理念，然而，肯特笔下的玛莎与清教权威的对抗超越了捍卫个体尊严的层面，投射出明确的政治意味。这种政治性之所以不容忽略，很大程度上缘于作家对玛莎的丈夫托马斯·凯利这个人物的刻画。在肯特的家族史上，托马斯·凯利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据说他原为查理一世的贴身卫士，后来转而效忠克伦威尔，查理一世被处死时，他是参与执行死刑的士兵之一。弑君者的传言追随他来到北美殖民地，陪伴他在新大陆度过的岁月。托马斯·凯利深刻影响了玛莎。被逮捕的前夜，玛莎拒绝逃离，面对丈夫的劝说，她反问：“你给了我这样的光明，难道又要熄灭这光么？”英文里的“光”（light）是“启蒙”（enlightenment）一词的词根。玛莎把托马斯视为她的思想启蒙者与指路人，她接受了他的政治理念，并将它付诸实践，把巫术法庭转化成一个对抗暴政的政治舞台。此处需要细究的是，英国内战与塞勒姆的巫术审判，这两种政治语境是如何在小说中实现贯通的？托马斯弑君者的身份以及英国内战中的政治话语如何能够启发玛莎？

首先，肯特采用了19世纪史学家的说法：作为指控者的女孩子们佯装着魔，而法官却听信她们的胡言乱语，塞勒姆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女孩子、牧师和法官共同造成的，法庭及权力机构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小说借人物之口直接将巫术审判界定为一种暴政，将传统上对清教领袖及法官不宽容的指责再往前推了一步。而事实上，巫术事件爆发之际，马萨诸塞殖民地正处于权力过渡期，殖民地精英既要对王权入侵做出妥协，又需应对危机四伏的局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塞勒姆危机被视为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并无不妥。历史学家斯泰西·希夫指出，殖民地上层精英之间形成利益与权力交织的网络，“为数不多的家族紧密缠绕在一起”，他们曾一起谋划颠覆前任总督的波士顿起义，也负责主持和运作“听审和判决特别法庭”（Court of Oyerand Terminer）。面对王室的责难和不信任，他们将审判转化成一种证明自身能力的舞台，力求“证明新英格兰可以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有能力“令殖民地回归稳定的局面”。因此，巫术审判的悲剧性后果的确有着政治推力的作用。在小说中，玛莎看到女孩子佯装的事实，认为必须和法官讲道理，让他们看清事情的真相。但托马斯并不赞同她的看法，他断言他们不会听从理性的声音，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真相或正义，而是关系到殖民地的统治：“他们在此建立的一切就是为了让自己踩在其他人的背上。”托马斯看到了殖民地政体专制的一面——专制的首要考虑在于维护自身统治，而非法庭的正义或民众的利益。有意味的是，托马斯又以威尔士人的身份来评判英格兰人，认为殖民地政体的内在缺陷源于英格兰人的一种固有习气，即他所言的“英格兰的做派”（the English way）。以农夫吓鸟为例，英格兰人在田地周围竖起尖利的杆子，直接把乌鸫穿在尖头上，“有的鸟还活着，扑打着翅膀”，其目的是以血腥残暴激起恐惧。他随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1692年的审巫法庭：“英格兰人就是这样运作他们的法庭的，他们牺牲无辜者，认为这样就阻挡了罪恶的进逼，他们把这称作正义。”托马斯经历过英国内战与王朝复辟，在他的理解里，暴政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政体。萨拉读过父亲的经历后感言：“他们以所谓的人民保卫者取代君主，而这人民的保卫者镇压、进攻、自我背叛，一路回归于暴政。”这无疑是托马斯的政治洞见，基于这样的洞见，他敏锐地看到，塞勒姆巫术审判中，殖民地精英其实在延续以恐怖维护统治的英格兰政治传统。从这个角度看，肯特把玛莎在法庭上的抗争定性为对暴政的抗争、对英国内战反暴政思想的接续，逻辑是通顺的。

在小说中，玛莎和托马斯反复提到“良心的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这是两人共同恪守的原则，这一理念可能来源于托马斯在英国内战中的经历。小说讲到，活跃在殖民地的一个秘密组织“新平等派”（New Levellers）试图吸引托马斯加入，这一线索表明，托马斯在内战中可能属于当时更为激进的平等派（the Levellers）。平等派对人性与人神关系持乐观主义信仰，认为作为上帝的造物，人生来是平等和自由的，也是可完善的，上帝赋予个体以“自我指引和自我拥有”的内核，而此内核无人可放弃，也不受任何外在权威的控制，基于此，平等派捍卫个体良心的自由，认为只有在一个人认同的基础上，才可对他施以权威和统治的权力。“良心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自由，但它很容易转化为对现世政治的巨大热情，而“衔接宗教与政治的分界”也是平等派政治理念的基本原则。托马斯明知玛莎无力改变整个法庭的运作，但仍尊重她的选择。他这样向女儿解释：“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独自遵从良心的律令。没有任何行政长官、法官或教会执事可以让我们放弃真理，因为他们只是人。”良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领地，不受宗教、政治或任何外在力量的干涉。基于这一理念，玛莎选择在法庭上抗争，她坦言，如果自己不站出来，“事态会一直持续下去”。为说服丈夫，她援引托马斯自己曾说过的话：“没有更大的抗争和牺牲绝不会实现更大的善，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翻暴政。”在法庭上，玛莎拒不认罪，也不惧以言辞激怒法官，尽管她深知这样做的后果。塞勒姆审判有一个离奇的特点，认罪反而会获得生机。史料披露，“斯托顿赦免了认罪巫觋，而对拒不认罪的做有罪判决”，拒不供认行巫的人均被判死刑，认罪的无一被处死，唯一的例外是认罪后又翻供的塞缪尔·沃德韦尔（Samuel Wardwell）。作为母亲，玛莎希望儿女们幸免于难，她让孩子在法庭上指控自己，嘱咐他们按法官想听的去说；但作为个体，她选择听从自己的良心，深信践行良心自由原则是改变现实政治的有效途径。显然，在小说的结尾，玛莎这个人物已经超越史料中那个言语刻薄、脾气执拗的人物原型，也超越了学界对女巫的社会学分类，她不仅是宗教权威眼中的“地狱之后”，更是追随“良心的自由”的异见分子，一位从容赴死的殉道者。

结 语

凯思林·肯特对玛莎·凯利的历史再现融家族史、官方史料和当代学术话语为一体，致力于重现一个危机四伏的清教世界，还原巫术指控的历史情境与内在逻辑。作家力求回到历史现场，体贴17世纪的现实生活及其观念世界，但不容否认，这种力求客观呈现的冲动同样为阐释性话语所渗透。可以说，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塞勒姆学术话语的艺术性再演绎。作家选择萨拉为叙事人，但玛莎·凯利始终是小说的情感中心，凝聚了作家丰沛的想象力，在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再现与政治化改写中，作家不仅书写了一曲女巫的英雄赞歌，也在家族史与国家发源、巫术审判与反暴政的政治传统之间建立了幽微的关联，这使得她的历史小说呈现出一种开阔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