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非特异性”是近年来西葡语美洲文学及文化研究中的新兴概念，在巴西作家塔蒂亚娜·萨莱姆·莱维202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华景亭》中有着鲜明的体现。通过融合好友的真实经历、国外的艺术展览以及自己的亲身体验，莱维实现了不同身份立场的叠加，并借助书信体叙事与碎片插入、拼贴等手段，进一步打破真实与虚构、公共与私人、他者与自我之间的界限。在《华景亭》中，主人公的遭遇不止关乎个人或是单一身份群体，而是所有人需共担的命运。这种对集体性的强调正是“非特异性”的重要特点。

关键词  塔蒂亚娜·萨莱姆·莱维   《华景亭》  “非特异性”  巴西文学

（路易斯·鲁法托和《他们曾是许多匹马》，图片源自Yandex） 

“非特异性”（inespecificidade/inespecificidad）理论由阿根廷学者弗洛伦西亚·加拉穆尼奥（Florencia Garramuño）于2014年系统性地提出，灵感来源于巴西作家兼艺术家努诺·拉莫斯（Nuno Ramos）2010年举办的展览，其中名为“奇怪果实”的展品融合了自然、工业材料以及文字、影视与流行音乐等文化符号。在加拉穆尼奥看来，这一艺术创作的怪异感不仅来自拼接的风格，更源于拒绝被归类的强烈意识。所谓“非特异性”也并非某种特定的形式，而是“永远在自身之外，在某种独特、唯一、封闭、古老、受限的类别或地点之外”的思维方法。作为知名的拉美文学研究者，加拉穆尼奥在提出“非特异性”概念的同时，便将它应用于巴西及西语美洲文学的分析，并将巴西作家路易斯·鲁法托（Luiz Ruffato）的《他们曾是许多匹马》（Eles eram muitos cavalos，2001）和阿根廷作家西尔维娅·莫洛伊（Sylvia Molloy）的《脱位》（Desarticulaciones，2010）归于“非特异性”案例，强调这些作品所包含的碎片化叙事并不简单等同于“形式的杂糅、语言的混合或粘合”，因为作者并无意将这些碎片组合成一种稳定的新型身份，哪怕是杂糅的身份，反而始终强调一种指向外部的流动性与开放性，从而打破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使个人归于集体，使民族融入世界。

（西尔维娅·莫洛伊和《脱拉》，图片源自Yandex） 

在巴西当代文学中，许多作家都希望借文学创作，赋予弱势或边缘群体发声的权利，尤其是在2016年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遭到弹劾之后，这种共性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面对巴西社会撕裂、左右对立的现实困境，巴西作家愈发意识到文学对于社会塑造的重要价值，并尝试借助挪用、摘抄、引述等形式，复现已有的文艺或政治话语，以期在不同甚至对立的团体之间建立对话。“非特异性”理论也在巴西文学批评界获得了适宜发展的土壤。通过对巴西诗人罗伊·戴维·弗兰克尔的实验性诗集《会议》等作品的分析，以保罗·塞萨尔·托马斯为代表的研究者将“非特异性”概念加以拓展，将其视为一种在当前危机下进行政治建构的手段，使作家能够突破个体限制，以“复数的存在”打破个体与群体、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壁垒，接受并创造可能的多重世界。

2021年，巴西犹太裔女作家塔蒂亚娜·萨莱姆·莱维（Tatiana Salem Levy， 1979—）的长篇小说《华景亭》（Vista Chinesa）问世，立即成为该年度巴西国内最受关注和好评的作品，并在一年之内推出了英语、西语与德语译本。这无疑得益于题材的特殊性：《华景亭》取材于一起真实的强奸案，案件发生在里约蒂茹卡国家公园的“华景亭”瞭望台附近，这也是本书标题的由来。而小说主人公，也即强奸案受害者茹利娅的现实原型则是莱维的好友、巴西知名电视导演若安娜·雅巴斯（Joana Jabace），后者自揭伤疤的勇气也是这本书为人称道的原因之一。然而，在受到如“打破沉默”“消除禁忌”“言说不可言说之事”等众口一辞的称赞之外，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还在于不断向外拓展的意识。莱维的新作并不仅仅聚焦于性别问题，而是更关注不同个体、不同立场与不同时代间的关系与相互影响，这使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平权小说。与其他可以用“非特异性”理论解读的作品相比，《华景亭》形式上的实验性色彩并不突出，但它的创作动机、叙事技巧及思想内涵呈现出全面的“非特异性”。

（塔蒂亚娜·萨莱姆·莱维和《华景亭》，图片源自Yandex）

“非特异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吸纳与混合“非己所属”的元素，如纳入非文学的形式、非原创的文字、非亲身的经历等等。对于此类作者来说，写作并非为了确立某种固定的身份，亦非为了满足自己不朽的幻想，而是要在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与互动中重新反思事物之间的关联，以完成对“新共同体的想象”。《华景亭》虽根植于真实发生的事件，但并不是纪实报道，而是莱维笔下的虚构之作，甚至雅巴斯的经历也并非促成莱维撰写此书的唯一原因，这使它能够超越单一的个体经验或性别叙事，呈现出多种立场叠加的“非特异性”。

《华景亭》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全书仅由主人公茹利娅2019年撰写的一封长信构成，收信人是她尚未识字的双胞胎子女。茹利娅之所以决定写这封信，是因为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前不久，她曾在一次野外跑步中遭到陌生歹徒的挟持与性侵。这件事在她生命中留下了无法消除的印记，因此她认为有必要让后代了解真相，而非只是听到只言片语。除了案发的详细经过以及她心理与身体上的创痛之外，信件还详细叙述了此后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如配合办案的过程、蜜月旅行的经历、初为人母的体验等等。在茹利娅略显零散的自述里，一些早期回忆、日常琐事以及对社会的观察也穿插其中。茹利娅遭到性侵之后，人生发生了剧烈变化，但她却无法被完全框定在受害者的标签之下，因为她同时还是这起案件的唯一证人，是和睦家庭中的妻子和母亲，也是当前社会的观察者。得益于莱维构思《华景亭》时多样化的灵感来源，当茹利娅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时，叙事的焦点也在女性权利、定罪蒙冤与记忆传承等主题间不断移动。

《华景亭》创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受害者雅巴斯的真实经历。无论是暴力之下的恐惧，还是案发之后的创伤，莱维都是通过雅巴斯的口述得知，再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这一“亲历”“回忆”“叙述”“转述”，有时还要加上“再次加工”的过程或许会失去“第一现场”的真实感，却在实质上产生了一种“和声”的力量，体现出女性的互助与团结。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完成，原本就取决于雅巴斯与莱维之间的友情与信任。因为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前者才可以对后者说出她根本无法对公众启齿的事情，后者才能无惧于面对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属于她的指责。《华景亭》的创作动机也包含了对于巴西女性境况与平权运动的回应，正如莱维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此前我也许想到将它写下来……但若没有最近的女性运动，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一群体声音的力量，我并不知道结果会如何……这不是一场个人的运动，有许多女性想要打破沉默。”

然而，尽管作者、叙事者、主人公都是女性，《华景亭》关注点却并不拘泥于性别。在书后的“作者按语”中，莱维提到本书的另一灵感来源是她在2015 年观看的一场摄影展。在这个名为《无辜者》（“The Innocents ”）的展览中，美国艺术家塔琳·西蒙（Taryn Simon）找到数十名因遭到错误指认而含冤入狱的人，并用镜头打造了那些被臆想出的犯罪现场，也还原了他们被指认、逮捕与释放的场景。西蒙的作品无疑打破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因为正如其本人所说的那样，这些无辜者的确遭到了逮捕，但依据的却是他们从未犯下的罪行，亦即虚构的犯罪导致了真实的惩罚。因此，当莱维将西蒙的艺术作品与雅巴斯遭受侵犯后的作证经历进行对接时，讨论也从女性之间的团结延伸至更大范围的正义。

《华景亭》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协助警察办案的过程。茹利娅既不知施暴者的身份，也无法准确回忆出其样貌，DNA证据也缺失，其证词是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证据。警察为了破案，非但没有劝说茹利娅保持谨慎，反倒涉嫌诱导她给嫌疑人定罪，比如先向她展示嫌疑人的照片，再让她去现场指认；在她表示不能确定时仍反复询问；不断对她的否定回答提出质疑。每一次，茹利娅都感到无比纠结，因为她既无法确定对方就是施暴者，又不甘心放过可能的罪犯。为了帮助自己下判断，她要求嫌疑人模仿强奸犯的动作或者重复他的话语来进行比对，嫌疑人为了自证清白，需要强忍怒气尽力配合。由于单反玻璃的作用，嫌疑人只是被审视的对象，却不知道审视自己的人是谁。

通过对上述指认过程的描写，莱维反思了女性与男性、受害者与嫌疑人的关系。在案件发生时，茹利娅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不得不任凭强奸犯摆布；而在指认过程中，茹利娅却拥有了给嫌疑人定罪的权力，后者必须听从她的指令。强迫嫌疑人重复强奸犯的话语，指认场景便成为了对案发场景的模拟，只是性别与权力关系发生了逆转。在最后一次指认时，由于警方的工作失误，她与嫌疑人被错误带入对方的房间，茹利娅立刻感受到被观看的不适，也理解了嫌疑人的弱势。在确认嫌疑人绝非施暴者之后，茹利娅在警局门口遇到了他的妻女，后者的啜泣更让她开始反思自己复仇的心态：“我当然想看到侵犯我的男人被捕。我感到愤怒，并且不会因为我的愤怒而羞愧。但我无法接受的是，因为我遭遇了不幸就将不幸带给他人。”

与嫌疑人换位后的反思让茹利娅放弃了继续指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原谅或是妥协。相比带着仇恨与恐惧继续生活，茹利娅更希望能够真正接纳自己，并决定以书信的方式向子女坦诚一切“真相”。这正是《华景亭》在为痛苦的受害者发声、为无辜的嫌疑人伸冤之外的第三大创作动机，即成为现实的记录者与历史的传承者。值得说明的是，这一动机主要来自莱维自己身为人母的体验，它与雅巴斯的遭遇、《无辜者》的展览一起，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灵感源头。正如作家多次提到的那样：“2018年，我再度怀孕了，是一个女孩。于是我觉得必须写下这个故事。带着急迫和恐惧，我想：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我需要讲述这个故事……”在“这样的世界”中，强奸案不仅可能发生，而且会成为受害者难以言说的耻辱。而这种难以言说不仅无法惩戒真正的罪人，反而会给更多无辜的人带来伤害，《华景亭》想要改变的正是这一点。让下一代人了解过往的创伤，破除历史的禁忌，也成为了这部小说叙事的起点。

“非特异性”追求交融、流通与变动，一方面注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联结，一方面又侧重对外来素材的吸纳与借用，并常常呈现出碎片与拼接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与后现代作品将一个完整故事拆解为碎片化叙事不同，“非特异性”作品多是插入从他处借用的片段，以期通过复写、重组的方式来揭示现实，还原真相。在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今天，对已有信息的筛选与复制不仅能够表明作者的态度，更能通过创造不同的阅读体验，对读者及社会施以影响。采用“非特异性”形式也意味着打破文本内外的区隔，以更具包容性的态度参与集体意识的构建。《华景亭》对于书信体裁、剪报拼接及罪犯画像的运用，便体现出上述特点。

如前文所述，《华景亭》全文便是茹利娅写给子女的一封长信，从中已能看出“非特异性”促进沟通、消除边界的特点。首先，书信体小说有意识地将虚构文本延展到真实世界之中，让读者相信这些信件确实存在，并自动带入到阅信人的角色，从而产生更多的情感共鸣。其次，就像所有公之于众的私人信件一样，书信体小说也游走于私语与公言的中间地带。正是出于对收信人的亲近与信任，撰写者才会暴露自己不愿为外人所知的一面，但当公众读到这些信件时，私人话语便成为公共议题。最后，由于信件记录的内容、写作的行为以及预设的阅读分别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因此书信体小说也有利于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跨越时空的体验与思索。

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的书信体小说相比，《华景亭》具有更强的时空延展性。因为作者写下的并非日常见闻，亦非冲动下的情感发泄，而是经过反复思虑后才决定诉诸笔端的重大事件。案发与写作间隔了五年，中间的每一天都与茹利娅想要讲述的事件相关，因为对她来说“有些事情只要发生过，就会一直发生下去。你无法忘记，因为它们每天都会重现”。长信的写作与阅读的间隔也同样漫长，因为此时茹利娅的儿女还不识字，茹利娅也并不希望他们过早得知此事，这使她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并添补自己想说的话。因此，尽管整部小说仅是一封长信，这封信却耗时三个月才得以完成，茹利娅每天只写几段或者几行。整本书也因此被拆分成了数十个或长或短的片段，每个片段前都会空上一行，并取消第一段的首行缩进。相对于将每一个片段单独编号甚至注明日期，这些片段间的空行更能制造出一种隐秘的拼贴感。不仅如此，茹利娅也会有意识地引用来自报纸或网上的信息，提到周边亲友的话语，甚至直接插入一页她在警局签署的放弃参与后续案件调查的声明书。因此，茹利娅的这封长信整体看起来就好像一份手工剪报。

这种剪报形式意味着将既有信息进行筛选、剪切、组合，以呈现出特定的意义与价值。由于五年前的遭遇影响了茹利娅生活的方方面面，判断哪些是必须记录及讲述的内容便成为一切的出发点，而《华景亭》中的“拼贴”也都有着明确的表达意图：比如茹利娅在警局所录的口供，每次均由相似而简短的问答构成，就像那页满是编号的放弃调查声明，显示出当局的精确与冷漠；再如茹利娅丈夫的话语，虽不失关心与温情，却总是劝她完全忘记之前的遭遇，更不支持她将这些事告知子女，说明了受害人的不被理解；而报纸对于强奸案的报道以及公众可能的围观在小说中以噩梦的形式呈现，说明它加剧了受害人的痛苦。无论是警察的冷漠、亲友的不解还是媒体的猎奇，直接穿插在长信之中，仿佛在读者耳畔低语，令人大受触动。

在协助警方办案的过程中，由于茹利娅无法准确回忆起案犯的模样，她只能在画像师的帮助下，尽力在脑海中拼凑出嫌疑人的长相。一张现实中的面孔由此衍化出了无数种五官的组合，而要想确定犯人便需要挑选出正确的五官，正如警方画像师对茹利娅所说的那样：“我带来了许多种鼻子……垂肉鼻比较长，倾斜下去像一条直线，鼻头朝下。希腊鼻又窄又尖。鹰钩鼻就像一只鸟嘴……你能指出来那个最像案犯的鼻子吗？”从各种眉眼嘴鼻中找出嫌犯的五官，就仿佛是从汪洋信息中挑选出最重要的元素，将其组合，以便能得到真相。更重要的是，五官不仅体现出外形特点，更常被认为跟一个人的心理特质有关。小说的主人公也因此在网上搜索各种鼻子所代表的性格，并将搜索结果一字一句地摘抄在信件中。如此一来，罪犯画像便更像一种隐喻，其所揭示的“真相”亦达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真实”。

巴西文学一贯有“社会小说”（romance social）与“内心小说”（romance íntimo）的分野，前者更注重文学的社会影响，希望参与当前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的讨论，而后者则关注主观心理意识，致力于展现自传性的日常细节。不过，这种二分法显然不适用于分析当前的“非特异性”作品，因为随着自我与他者边界的消解，个人与社会也已融为一体。正如《华景亭》虽然是茹利娅一人的自述，不乏私人经历与内心剖白，但她却并未将自己视为与他人不同的特例，反而从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了整个巴西社会的变化。

《华景亭》中的性侵案发生于2014年，这对巴西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自进入21世纪之后，巴西迎来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不仅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并称为“金砖国家”（BRICS），而且赢得了2014年世界杯与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然而，对于巴西来说，作为辉煌顶峰的2014年却又是衰落的开始。2015年，巴西GDP遭遇了1990年以来最大幅度的负增长，此后也未能阻止下滑的趋势。2021年，巴西GDP已回落至与2009年相当的水平。这种从昂扬向上到一蹶不振的巨变与主人公的人生境遇不谋而合，甚至就连时间节点都几乎一致。茹利娅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揭开回忆序幕的同时，也有意回溯了那段历史：

那是一个周二。年份是2014年。巴西，那个未来之国，似乎终于快要实现自己的宿命。还有不到一个月，这里就要举办世界杯。两年后，里约热内卢会变成奥运之城。没人能预料到灾难，无论是在这座荣登各个报刊封面的城市里，还是在我自己的人生中。一定不会出错，因为命运彼此交融。我的工作室——那时只有卡杜和我——刚刚在高尔夫球场的设计中中标。112年之后，高尔夫重回奥运赛场。

作为一名里约人，茹利娅当然了解这座城市的治安状况，周围亲友也不断提醒她注意安全。然而，一方面是世界杯前里约欣欣向荣的场景令她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奥运高尔夫球场的项目因故临时加开了一次工作会，她来不及去健身房，便选择了野外跑，不承想跑步途中遭遇了侵犯。可以说，正是巴西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发生。 

（里约，图片源自Yandex）

因为相信与里约命运交融，茹利娅想当然地认为厄运决不会降临在自己身上，但她却没有料到这座城市的境况也急转直下——经济下滑，基建烂尾，罢工频发。甚至连她当初参与建设的高尔夫球场，也面临着环境破坏与权钱交易的双重指控。更讽刺的是，在所有里约奥运的新建场馆中，只有高尔夫球场至今仍在运作，因为它服务的是精英阶层。一切都再清楚不过：在茹利娅遭到性侵后不断挣扎的五年中，里约甚至巴西同样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无论主人公还是她所生活的空间都急需进行“重建”。茹利娅不间断地咨询心理医生，在亲友面前尽力表现得一切正常，巴西则在表面上抗击着腐败，并为全世界奉上了一次精彩成功的奥运会。然而，正如主人公在信件中所说的那样，这种成功只是“一种伪装，我们十分擅长，但只能偶尔为之。其后城市便不断下滑，国家也不断下滑……这是第一次，连里约也不能拯救里约，里约疯了，而我或许已经疯了，或许正在变疯，但没有人看到我的疯狂”。

除了个人与城市的祸福相依之外，《华景亭》也同样注重代际间的命运共担。茹利娅撰写长信的目的就是让子女了解实情，将可能被遗忘的事件确立为有持续影响的历史。这或许得益于莱维身为政治流亡者后代的自觉。尽管并未亲身参与斗争，莱维却认为有必要回溯这段过往，尤其在军事政变已经过去近六十年的今天，当年的亲历者已经纷纷去世，这段尚未得到清算的历史也面临被遗忘甚至篡改的风险。在《华景亭》中，茹利娅也感受到同样的危机，因为不仅性侵者仍逍遥法外，而且倘若她不写出来，那么她的后人将对此事一无所知。值得注意的是，一无所知并不意味着不受影响，因为亲子关系的羁绊注定后人无法完全置身事外。早在茹利娅刚刚得知自己怀孕，她就意识到胎儿将会“因母亲的苦而苦、母亲的乐而乐”。在后续与女儿的相处中，这种母亲—自己—子女的关系进一步得到明确：“她是我的延续，如同我是我母亲的延续。在某些时刻，我们混淆在一起，我们是三人体内过去—现在—未来的综合，三人即一人。”

由此可见，即使茹利娅不愿将痛苦留给孩子，过往的阴影也不会自动消散。若想真正拯救未来，就只能直面曾经的创伤，勇敢做一个了结。换言之，只有母亲不再将曾受侵犯视为耻辱或禁忌，子女才能免除被过往支配的恐惧，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也只有让后代充分了解到过往发生的悲剧，才可能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这正是茹利娅不顾亲友反对也一定要撰写这封长信的原因。但了结绝不意味着治愈或是原谅，尤其考虑到叙事者在信件开头便说过，有些事一旦发生过，便会一直发生下去，那么如果想要悲剧不再重演，就只有彻底摧毁滋养它们的观念、制度与社会结构。因此，在《华景亭》结尾，也即茹利娅写完长信的当晚，里约暴雨倾盆，洪水漫溉，通向华景亭的路段发生山体滑坡，曾为案发现场的小树林被夷为平地。正是在这末日般的场景中，茹利娅感到痛苦、暴力与故事、记忆一道被连根拔起，被洪水与淤泥冲刷殆尽，里约也将得到救赎与新生。

小说正式出版前，莱维曾在一次访谈中提起《华景亭》的结尾。她坦言当时已构思出天灾的场景，却在查找资料时得知这并不只是自己的设想：“我决定在网上搜索一个地理细节，却发现在几个月前，我构思的场景已经在现实中发生。我预见了过去。于是，我意识到事物都联系在一起，幻象存在于其他时空，而在某种意义上，创作总是集体性的。”这奇妙的巧合本身就像一则寓言，说明对于当代作者而言，即使起初并未将“非特异性”作为文学创作的目标，作品却依然可能呈现出消解真实/虚构、历史/未来、个人/集体等边界的倾向，因为这便是社会生活的现状。

《华景亭》的特色之一在于对真实案件的捕捉，但它却不仅仅是一名受害女性的故事，更是一个人在遭遇苦难之后，无比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以及世界的关联，从而不得不做出的记录。这种关联既存在于亲友或某种特定的身份（性别、种族、阶级、民族）之间，也存在于可能处于敌对立场的人之间，甚至也存在于每一代人及与其所生活的时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