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文学理论？它是如何诞生与终结的？这是《文学理论的诞生与终结》要回答的两个核心问题。季哈诺夫在《文学理论的诞生与终结》中延续了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家的观点，他们大多将俄国形式主义视作现代文学理论的开端，认为它对文学的内在研究使文学理论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学科。例如，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指出，俄国形式主义不再以想象性或虚构性来定义文学，而是认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织，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结构和手段”。这使文学理论拥有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继而与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其他理论研究区分了开来。

（伊格尔顿，图片源自Yandex）

《文学理论的诞生与终结》的突破在于作者站在“激进历史化”的立场上提出了“关联体制”概念，用来说明文学理论兴衰与社会和时代的紧密关联。究竟何为“关联体制”？作者这样定义：

关联体制指的是在一定时间段中，历史性地决定对文学的理解以及使用的社会集群和文化氛围。我认为文学理论正是特定时期中特定关联体制影响下的产物。同时，对文学进行思考的整个历史，都可以看做是试图将与之相关的、不断变化的关联体制概念化的历史……每一个体制都处于与其他体制的竞争之中，由一系列社会现实塑造的不同关联制度的集群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季哈诺夫的“关联体制”概念，与福柯的“知识体制”（régime du savoir）理论有直接联系。福柯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学科话语构成过程进行考古，分析出特定历史时期中社会运行机制（“体制”）与知识构成之间的历史动态关系，视知识和真理为特定体制的产物，如他解释医学话语“不仅是新发现，还是知识的话语与形式之上的新体制（regime）……因此，这不是内容变了（反驳错误、恢复真理），也不是理论形式变了（范式更新或对系统整体的修改）……这是体制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政治性问题”。季哈诺夫将福柯在社会体制变化中掌握话语构成的谱系学方法运用于文学理论研究中，提出了“关联体制”概念。 

（什克洛夫斯基，图片源自Yandex）

 季哈诺夫强调，文学理论是一个出现在特定历史文化中的现代概念，它与20世纪前后的“文学批评”等其他文学研究方法不同，关键是它们受到“关联体制”影响的特征相异——“对文学的反思从未停息，但确曾停息过的是一种关于文学（文学理论）的思考体制，它唯有在文学本身带有特定关联体制的特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它把文学（文学理论）视为一种自主的、特殊的机制和话语”。对于现代文学理论而言，这种“特殊的机制”建立在对文学语言研究的基础上，文学正是在语言的特殊运行机制下才成为一种自足的话语。如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在《词语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the Word”）中提出，词语（语言）的形式更新才是文学艺术复活的根本条件，语言由此取代了作者，被推向文学研究的前台，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研究范式因而诞生。

在回答了文学理论“是什么”后，季哈诺夫又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的问题，这正是之前的文学研究者常常忽视的。文学理论并非在20世纪凭空产生又骤然消失，它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相互影响，也就是“关联体制”的具体作用方式的结果。季哈诺夫认为，文学的诞生与20世纪初西方整体性哲学体系的解体、苏联等新国家和政体的诞生以及战争带来的流亡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跨文化活动有关。而其终结，则与哲学及文化理论在思想领域的再度兴起以及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不断增强的趋势有直接关联。

季哈诺夫用“关联体制”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模型后，还需要用20世纪文学理论的真实经历予以佐证。他将目光转向欧洲中心之外的俄罗斯，因为这里是探索文学理论发展的“天然地带”，没有其他地方像这里一样，文学理论如此早地出现和发展至顶峰，同时又如此复杂地与其他思考文学的模式相纠缠。

首先，季哈诺夫还原了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复杂关系，以此来说明文学理论是在新旧两种关联体制的竞争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视文学为阐述社会事务的潜在工具，形式主义则在语言的层面将文学视为自足性的存在。但作者强调，看似对立的二者其实出自相同的理论框架——都试图构建一套科学和客观的规范，理性地引导人类的认识和活动，双方也都在“十月革命”前后展现出强烈的政治介入倾向，这为两种不同关联体制间的对话提供了可能。形式主义者正是在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中，吸收了后者对文学外部层面的关注，继而拓展了自己的理论视野，最终确立了自身作为文学理论源头的地位。

（施佩特，图片源自Yandex）

施佩特（Gustav Shpet）的思想则展示了另一种旧关联体制的余波——文学研究的哲学美学倾向。作者指出，现代文学理论诞生的先决条件是文学研究从哲学、美学框架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话语体系。但是施佩特却试图重返美学和新洪堡特主义语言哲学的怀抱，他关注的只是文学话语如何成为审美体验的对象。于施佩特而言，文学并不是阐释语言特殊诗学功能的自足体系，只是审美功能挪用的结果。可见在文学理论诞生之初，旧的关联体制仍在持续发挥着影响力，不同体制的复杂互动伴随着文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这也能够解释作者为何在本书标题中使用“体制”一词的复数形式（regimes）。

巴赫金则在俄国文论发展坐标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巴赫金和施佩特都反对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作“自给自足”的整体，施佩特走向了美学哲学，巴赫金则从美学迈向文化哲学。其体裁研究印证了这一转变——巴赫金最初只是将体裁视为一种形式概念，后来才将之发展为包含着历时和共时结构的复杂体系。在对小说的研究中，后期更具社会性的“杂语”概念也取代了早期偏重于美学和伦理意义的“复调”。季哈诺夫认为，在巴赫金眼中，文学既不仅仅是语言诗学层面上的一种自主形式，也不全然是社会和政治的反映工具，而是包含着丰富表达技巧和矛盾话语原则的文化形式，这消解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矛盾，为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季哈诺夫在第四章中探讨了苏联语言学家马尔（N. Ja. Marr）及其理论继承者弗莱登伯格（O. Fleidenberg）和卡梅涅茨基（I. Frank-Kamenetskii）的学说，他们被称为“语义古生物学派”。马尔的“语言新学说”被称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语言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本身也具有阶级属性，语言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更迭呈现出阶段性。两位继承者则将马尔语言学引入文学和文化领域，将语言视为社会经济体制变迁的化身，通过追溯语言和语义单位的起源及变化历程，试图从词源学的角度还原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将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人类社会阶段一一对应。季哈诺夫认为，语义古生物学派预示了这样一种关联体制，即文学在长期的、广泛的文化形式的革新中确立自身的地位，文学研究者因之能够远离形式主义与庸俗社会学，在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做出理论选择。

最后，季哈诺夫把目光从俄罗斯文论拓展至整个斯拉夫文论，强调20世纪文学理论的诸多成就很大一部分是由流亡的经验、流动性的跨界和离散的生活促成的，它迫使学者从更复杂的视角思考文学与语言的多重关系，激发了理论家的创造力。作者在书中勾勒了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等俄国理论家流亡中的学术轨迹，重现了流亡生活对于他们文学研究的影响。这些知识分子跨民族与文化的生活经验和“理论旅行”，不仅使文学理论的内涵得以扩展、影响力得以散播和延续，更使人们意识到，比较不只发生在以民族为主体的文学之中，更存在于边缘地带和跨越边界的文学中，这为当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新观念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季哈诺夫在《文学理论的诞生与终结》中将抽象的文学理论概念历史化，从根本上区分了文学理论与规范诗学，为探索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解释文学理论终结的原因指明了方向。很多学者认为，文学理论就是一种普遍的文学研究模式，其对象是“文学的原理、文学范畴和文学标准的研究”。大多数文学理论研究著作也往往是从介绍各文学理论流派，或是体裁、语言、结构等文学内部要素入手，提炼出文学理解和研究的一般概念。这种忽视文学理论自身历史性的做法，容易将其与自柏拉图以来的规范性诗学研究混淆，有将文学理论本质化、概念化的危险。其实在季哈诺夫之前，也有学者提出将文学理论定义为历史性的文学反思模式，如法国学者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认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并不是搞文学理论的”，因为“他们致力于设计一套关于文学的规范语法……从原则上讲，文学理论是非规范性的”，这是由于“以描写为宗旨，文学理论是现代性的：它的前提是因浪漫主义而诞生于19世纪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诞生与终结》的作者进一步阐明，文学理论是20世纪特定关联体制的产物，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和核心价值不能混同于诗学、“理论”或文化研究。这为文学理论设定了一个有效的边界，以此来解释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发展与变化。 

（孔帕尼翁，图片源自 Yandex）

其次，作者重新诠释了“文学理论终结论”，为发掘文学理论对当下文学研究的影响指明了新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之死”就成为全世界文学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观点很具代表性，他认为文学理论死亡的原因在于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的“体系化诗学”（即文学理论）过时了，“这鼓励理论去关注范围广泛但非系统化的语言问题，例如身份、身体、混杂性、欲望以及权力，而不是文学的各种特有模式”。而季哈诺夫则解释了理论“过时”的根本原因，文学理论的终结其实是思考文学理论的体制的终结——文学不再被研究者当成是一种独立的话语，而是被重新融入更具综合性的哲学和文化理论中，这是在20世纪末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制约下“关联体制”变迁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季哈诺夫更想强调的是，文学理论的生命并非戛然而止，而是一个随着新旧关联体制更替的逐渐消散的过程，它仍在以分散和隐蔽的方式持续影响着新体制下的文学研究。

再次，季哈诺夫突出了俄国和中东欧流亡知识分子对文学理论发展的作用，以此来打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话语。20世纪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造就了大量跨越国界、民族和语言的流亡知识分子，如今离散文学、移民文学已经成为文学批评中的热门话题，但鲜有人关注流亡者的文学研究活动，季哈诺夫则将目光聚焦在他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上。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指出，世界文学空间是通过文学和政治不可分割的民族间的对抗形成的。流亡知识分子作为对抗的实践主体，正是卡萨诺瓦所说的“世界主义者——会讲多国语言，并经历过特殊的革命，这些革命发生在文学空间最为自由的地区并试图带来全新的规范”。语言在这种对抗的形成和发展中有巨大作用。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认为世界文学是通过翻译传播的文学，这其中隐含了一种经典化的权力机制和民族主义的残余。季哈诺夫则在俄国流亡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者身上发现了彻底打破民族和语言边界的可能性，正是他们身上的多元性和混杂性，为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理论赋予了新的革命性力量。

最后，《文学理论的诞生与终结》提醒我们关注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季哈诺夫曾在访谈中表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及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自己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的最大贡献是让人们领悟到“文学并不是一个纯净的自主创新空间，而是由各种机构的工作所维系的一个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集合体”。“关联体制”概念无疑就是对这一感悟的直接运用，它带有强烈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说明文学理论研究即使聚焦于文学内部要素和结构，也无法摆脱社会文化体制的作用和影响。除此之外，季哈诺夫还将马克思主义的线索贯穿在20世纪文论的发展总脉络中，认为现代文论正是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逐渐形成的，它们代表了20世纪初两种矛盾的关联体制的作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曾受到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就带有形式研究的要素，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并非完全敌对，二者经历了从对抗走向对话的过程。英国伯明翰学派学者贝内特（T.L.Bennett）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认为，形式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了文学演进和文本功能中的历史问题，这使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对话成为可能。季哈诺夫继承并发展了这样的观点，他借助“关联体制”这个理论框架，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也在其后的巴赫金文化哲学、语义古生物学派等理论流派中挖掘出争论的持续影响。 

（詹姆逊，图片源自Yandex）

总的来看，《文学理论的诞生与终结》有两大价值。其一是重构了斯拉夫学者为20世纪世界文论发展做出的贡献，其二是展现出把俄罗斯学术融入国际主流学术的努力。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俄国形式主义著作陆续被翻译成英语以来，欧美学术界掀起了重新发现俄国文论的热潮，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纷纷尝试重新发掘俄国文论的价值。但他们往往是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中找到可为自己所用的内容，这就造成了一系列无法避免的“误读”。引用俄罗斯文论来佐证某种传统的西方理论范式并非季哈诺夫的本意，他想做的是在共同的话语模式和研究方法中促成斯拉夫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正如中国学者所总结的：“以俄罗斯学为起点，把斯拉夫学研究作为进阶的护身符，最终与西欧及北美学术相融汇，这大概是斯拉夫流散人文学者的问学之路、生存之道。”

季哈诺夫的新著引发了我们在两个方面的进一步思考。首先，他是否真正打破了文学理论中的西方话语？中国学者凌建侯在梳理20世纪俄罗斯文艺学的范畴及成就后，提出了两个疑问：伊格尔顿认为现代文学理论发端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这一论点是否准确？季哈诺夫继而提出的文学理论终结观是否合理？这恰好印证了我们对《文学理论的诞生与终结》的一点质疑——若把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端局限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是否把文学理论狭隘化了？“文学理论的辐射范围——乃是最大限度的宏阔的概括，那些概括在照亮文学的本质，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在照亮文学所折射的作为整体的人类的现实。”哈利泽夫认为文学理论发端于19世纪末，它不仅包括普通诗学，也包括关于文学本质的学说和文学进程理论，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形式主义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传统。这说明，想要真正在英美传统之外打开新的文论世界，还需要将目光投向20世纪之前的俄国，《文学理论的诞生与终结》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其次，发端于俄罗斯的文学理论，是否真的已经终结？在欧美学者看来，文学理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因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日益衰微，“文学理论已死”成为他们不少人的共识，但是如果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将文学理论的外沿拓展至文学历史和社会文化范畴，那么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其实一直内在于文学理论之中，从未终结。季哈诺夫曾说他的研究兴趣在于“文学理论的推动作用是否在非西方学术传统中被处理、恢复和修正”，但他以俄罗斯与中东欧文学为对象的尝试，其实还未达成这一目标。这为我们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点启示，中国文论的定义、构成和历史与西方文学理论范式同样存在差异，我们要避免对西方文论的模式化概念生硬套用。同时我们也应当尝试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立足于中国社会和文学研究传统的“关联体制”，展现有别于西方主导的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由此我们或可将对“文学理论已经终结了吗？”做出不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