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斯蒂芬森的后赛博朋克文学代表作《雪崩》在科学背景下对元宇宙文化范式进行了文学演绎，将苏美尔神话、巴别塔故事和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话语一起嵌入到元宇宙书写中，带领读者从真实世界进入一个陌生化的恶托邦。本文借助达科·苏文科幻诗学的“认知疏离”理论分析《雪崩》的叙事特点，认为作者通过为雪崩病毒提供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解释，使具有认知逻辑的虚构新意成为整部作品的叙事主导，构造出一个完整的替代现实，并在现实世界对元宇宙恶托邦的迂回反馈中指向对信息社会的批判。

关键词  元宇宙 恶托邦 科幻诗学  《雪崩》 元病毒

“元宇宙”译自英文概念“metaverse”，该词最早出现在1992年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1959—）的后现代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据作者自述，“metaverse”为其自创之词，因为在他看来，诸如“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等现有概念均“差强人意”。所谓“元宇宙”就是指由虚拟扩展的物理现实和物理持久的虚拟空间融合而成的集合虚拟空间，由持久共享的三维虚拟空间组成，囊括了虚拟世界、增强现实和互联网，它们相互联系，形成一个可感知的虚拟宇宙。斯蒂芬森在《雪崩》中向读者展示的元宇宙已然是一个完整的“替代现实”（alternate reality），它永久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际和生活方式，并作为现实世界的平行版本出现。通过对这个虚拟世界的充满未来主义色彩的妄诞描写，斯蒂芬森将信息操控、信息超载、人口过剩和信仰危机等现代社会问题推向了合乎发展逻辑的极端，以虚拟的元宇宙作为现实世界的投射。

（尼尔·斯蒂芬森和《雪崩》，图片源自Yandex）

斯蒂芬森的《雪崩》以“技术迷恋”为特征，在科学背景下对元宇宙文化范式进行了文学演绎，是一种超越体裁概念的未来主义科幻文学，也是“后赛博朋克”文学的典型代表。在《雪崩》里，作者对逻辑谜题、密码学、信息解码、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特别是神经语言学和生物语言学）、模因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宗教哲学、《圣经》研究、苏美尔文明研究等领域的话语进行了多层次融合，使小说本身成为一部待解的密码集。小说的核心“密码”是“雪崩”病毒，整部小说都围绕着解码这一元病毒展开。

《雪崩》的故事情节基于这样的文学假设：由于元宇宙时代人机关系的紧密直接性，原本属于虚拟世界的电脑病毒也能侵入现实世界“杀人”——把人变成只会胡言乱语的僵尸奴隶。病毒从科技硬件电脑传染到终端用户人脑，机器可读代码突然变成了对人的直接威胁。这一设定既揭示了人、机和拟像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意味着元宇宙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变成了一个“能让人送命的地方”，会“让人生不如死”，于是“如今天堂里也有了杀人武器”。元宇宙中发生的事情对虚拟系统以外的真实世界产生了直接影响，拟像主动改变了真实。在《雪崩》中，人们有可能“只因为看了一幅位图就受到伤害”。病毒的“人机共染”使“死亡”变得更加“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鲍德里亚意义上的“超真实”（hyperreality）——“整个系统都在不确定中飘摇，所有真实都被代码和仿真的超真实所吸收”。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二分法从此被消解，二者以一种新的方式相互联结，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虚实相生，而变成了也可能会虚实相克。

作为未来虚拟社会的愿景，《雪崩》中的元宇宙原本是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它既契合现实又是对未来的描绘。这个以虚构方式描绘出来的替代社会，借助文学手段获得了现实的外观，体现出令人信服的“乌托邦冲动”。如同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在斯蒂芬森笔下的元宇宙中，道德和正义对元宇宙居民的生存以及元宇宙本身的存在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元宇宙几乎是“不可为罪恶驯服的地方”，人可以用精神塑造其道德身份。然而，尽管元宇宙的基础貌似是统一且有一定规则的，但它已成为一个杂乱无章且过度开发的空间，那里“几乎没有城建逻辑”。而且，小说中的元宇宙如同现实世界，也是被财富和权力分化了的。在这个以信息为基础的虚拟社会中，人类在情感上变得更加麻木不仁，甚至“看起来如同机器人”。自从“雪崩”病毒侵入元宇宙后，境况变得雪上加霜，原本供人逃离现实的虚拟世界彻底变成了一个对现实世界产生威胁的致命空间，元宇宙也终于从乌托邦变成了“恶托邦”。

西方科幻诗学理论家达科·苏文认为，乌托邦主义与赛博朋克本来就背道而驰，原本就“不在赛博朋克情感结构范围内”。在苏文看来，科幻文学虽因通俗娱乐性过强而在审美上略逊一筹，但后工业革命时代的科幻文学却不失为一种“认知疏离的文学”。这里所谓的“疏离”（Verfremdung，又译作“陌生化”“间离”）应被理解为一种乌托邦或恶托邦，在虚幻世界中，作者“从一个虚构的文学假设出发，凭借整体上符合科学逻辑的连贯性”将其生发开来，对虚构进行一种“真实不虚”的描述。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文类，“其充要条件是疏离与认知同时在场并互动，其主要形式策略是一个替代作者经验环境的想象性框架”。可见，科幻文学与认知相关，疏离的目的是开辟新的认知视角，它首先假设一个合乎逻辑的虚构，带领读者疏离现实，通过疏离来反照现实，再通过现实世界对这个乌托邦/恶托邦的“迂回反馈”（Rückkopplung）来提供认知，用这种方式完成对现实的批判。因此，这里的认知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映，更是对现实的批判性审视。

作为一种展示认知疏离的叙事类型，科幻文学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新意”（Novum，又译作“新奇”“新异”“新颖”），这一概念取自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乌托邦阐释学。在布洛赫的理论体系中，新意是乌托邦冲动的具体表现，是一种指向乌托邦总体的“新”。达科·苏文则如是定义：“新意，或曰认知创新，是一种偏离了作者和隐含读者的现实规范的整体（或总体）现象或关系。”简言之，新意即建立在现有知识体系之上、符合认知逻辑的科技和人文创新。科幻文学的疏离效果正是通过叙事新意得以实现。具有审美价值的科幻文学并非要创造一幅与经验现实完全无关的未来图景，而是要为经验现实开辟某种新视角，这只能通过认知疏离的文学手段才能实现。科幻文学的区别性特征就是这种被认知逻辑证实了的虚构新意，作为叙事的主导因素，新意使科幻文本成为一个与经验现实处于同一层面的替代现实，实现了框架上的认知疏离。

作为“后赛博朋克”文学的代表作，《雪崩》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病毒”的小说。小说中的“雪崩”（snow crash）原本指麦金塔计算机可能会发生的一种系统故障，“这种故障出自电脑的底层结构，会对控制显示器电子束的部件造成破坏，令电子束在屏幕上到处乱扫，把完美的像素栅格变成一片飞旋的暴风雪”。进而也指斯蒂芬森设想的一种“元病毒”（metavirus，中译本译为“超级病毒”），这种用二进制代码写成的“数字化元病毒”不仅能感染电脑系统，还能通过视觉神经传染给现实中的人类，使大脑也发生同电脑系统崩溃一样的“雪崩”。 

（保罗·维利里奥，图片源自Yandex）

小说中的媒介“超卡”（hypercard）既是可以无限存储任何可用数字表达的信息的载体，也是元病毒“雪崩”的传播者。超卡中包含的位图以古代卷轴的形式呈现，显示出“由黑白像素组成的图案，一直没有变化，分辨率相当高”。在“人机互融”的元宇宙中，由于感知是自动的，这便使得“雪崩”病毒更易传播：当人打开超卡，看到感染了“雪崩”病毒的位图文件后，静电雪花就会在短时间内传送出大量二进制形式的数字信息，这些数字信息会直接进入人的视神经，进而感染人的大脑，这种二进制的元病毒由此摧毁人的意识，让意识进入一种类似于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知觉后勤学（logistics of perception）意义上的“失神癫”（Pyknolepsie）状态，使染病的人成为被幕后黑手完全操控的受害者，沦为任人指挥的机器。

小说将数字病毒与生物病毒、计算机代码与遗传代码进行类比，强调语言即代码。斯蒂芬森设想的元宇宙是“由代码创造出来的虚拟结构，而代码就是言语的一种形式，电脑能够懂得这种形式的言语”。人之所以会感染这种元病毒，并非因为大脑读懂了病毒代码的“所指”，而是通过视觉看到了病毒代码的“能指”。这种元病毒属于“人类认知中的一种病毒形式”，始终与人同在，因为它源于人类的语言能力，其破坏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意识的。此外，雪崩病毒还具有多重含义，它既是病毒又是毒品，甚至是邪教——作为一段寄生性信息，它可以利用人脑细胞中感受宗教或信仰类事物的神经末梢，在人脑中进行自我复制，填补人脑的精神裂隙，并在众人之间实现传播。

斯蒂芬森借此强调病毒、毒品和邪教三者在内在结构和外在影响上的相似性，将病毒攻击、毒品泛滥和邪教传播的内在联系上升到代码和语言层面，指出病毒传播与信仰危机也会导致感知危机。由此斯蒂芬森揭示了数字时代的信仰危机：宗教信仰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甚至可以直接被病毒取代，这就是所谓“神圣的空位”，而这也恰恰是病毒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

小说中，人感染“雪崩”毒后的症状是失去正常语言能力，陷入一种类似宗教迷狂的状态——即进入“说方言”（glossolalia，speaking in tongues，又作“舌音”）的妄言状态。《圣经·新约》中，“说方言”是指信徒在祈祷中被圣灵充满时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的一种难以理解的“别国的话”，通常是流利地发出一些令他人难以理解的语音。换言之，“说方言”不以“与人沟通”为目的，而是一种祷告，也就是“对神说的话”，是一种来自圣灵恩赐的充盈状态。在《雪崩》中，这种“说方言”的妄语状态代表人类被元病毒感染后发出各种别人听不懂的“一连串乱七八糟的吧噗声”。由此，斯蒂芬森直接引入了“巴别塔”主题：“‘吧噗’（Babble）和‘巴别’（Babel）有什么关系吗？” 

作者暗示这种使人胡言乱语的病毒是一种神经语言病毒，人在染毒后说的妄语就是《圣经》巴别塔故事中人类在语言混乱之前所共操的那种原始母语（mother tongue，中译本译为“超级母语”），这是一种以人脑中的深层语言结构为基础的语言，曾经是“所有人共有的语言”。原始母语作为人类的单一共同语，很容易成为操控人类的机制。一旦神经语言病毒侵入了大脑的深层结构，人们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大脑，作为一种心理实体的语言符号不再有任何具体的所指，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想纽带就此断裂，语言的指称系统随之崩溃。

雪崩病毒源自小说中的反派人物L.鲍勃·莱夫（L. Bob Rife），他是信息产业的“垄断大亨”“带宽世界的君主”，也是“敌基督”和“胡言乱语教”的邪恶教主。莱夫用世界最大无线电天文网络搜索其他星球的信号，从太空中找到了这种数字化元病毒，又继而通过散播雪崩病毒（包括生物病毒和数字化元病毒）来壮大自己的邪教组织，妄图篡夺世界统治权。莱夫还组建了方舟团队，船上都是已经“中毒”的人，他们用“舌音”胡乱交流，已变成失去理性思维、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完全受莱夫操控的僵尸奴隶。

斯蒂芬森在小说中对雪崩病毒的上述解析，是以模糊人类、机器和科技之间的界限为前提的。他预先设定人脑中存在着的一种类似机器的深层语言结构，会伴随科技进步导致人类自身不断机器化，从而更易受外部支配而被催眠。此外，苏美尔神话和巴别塔故事在小说中被设定为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巴别塔的语言混乱引发了第一场所谓的“信息启示录”（infocalypse）事件，是一场语言病毒灾难。

斯蒂芬森的创作从这个文学假设生发开来：信息时代早在苏美尔时代就已开始，当时世界上人人都讲的苏美尔语是一种单一共同语。在以人脑中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原始母语中，人们以所谓“谟”（me）的形式从诸神处得到规则和指示，这些谟就像计算机程序，人们将它们记录在黏土书写板上，储存在数据库一般的寺庙里。为确保人们在正确的天时执行谟程序，苏美尔人建立了顶部刻有天国图形的高塔，亦即传说中“通往天堂的巴别塔”，其实是苏美尔人的天文台。建立在谟的基础之上的苏美尔文明本身就是元病毒的一种体现，元病毒的表现形式是语言。每个谟都是元病毒生发出来的“子病毒”，是一段能够进行自我复制的信息，而人类是谟的宿主。于是人们渐渐被谟控制，苏美尔社会因此变得停滞不前。苏美尔人的智慧之神恩奇（Enki）为使人类摆脱病毒文明的控制，创造了反制病毒“恩奇的喃刹怖”（the nam-shub of Enki）。这也是一种神经语言病毒，传播方式与元病毒完全一样，能进入人类大脑深层结构并重塑这一结构，使人们不再理解原始母语。只有这样，各种新语言才会出现，人们也才能学会独立思考和行动。恩奇借助书写板将反制病毒传遍苏美尔，谟从此失效，元病毒的传播也就此被阻断。但人类与元病毒彻底决裂的同时也出现了混乱与骚动。 

（恩奇，图片源自Yandex）

在斯蒂芬森的设定中，《圣经》记载的“巴别塔故事”就对应着这一事件。在这场“巴别塔/信息启示录事件”之后，人类的语言趋于分化，“这种趋势像毒蛇一样盘绕在人类的脑干上”。这就是语言哲学中所谓的“一塔倒而众语出”，即人类语言从单一共同语变乱为各种民族语。然而，《雪崩》中虚构的苏美尔“神经语言学黑客”恩奇的行动目的显然并非如《圣经》中的耶和华那样，想要使人类言语彼此不通，而是使人变成熟，发展出自己的语言，以便能够理性思考，独立于天神而获得真正的存在。正如小说中所言：“恩奇的喃刹怖是人类意识的开端，让我们第一次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思考。”换句话说，文明本身是因巴别塔的停工/倒塌而成为可能的，在这人类史的标志性事件之前，所有人都说同一种语言，即以人脑深层结构为基础的“亚当语”（Adamic language）。苏美尔恩奇神话和巴别塔故事给了主人公阿弘一个决定性提示：对抗“雪崩”这种神经语言病毒的解药就是“恩奇的喃刹怖”。这是一种“具有魔力的话语”，只有黑客才能破译。感染喃刹怖可以扰乱已中毒者的原始母语神经，使他们不再被莱夫控制。于是，阿弘（Hiro）就如他名字的谐音“英雄”（hero）一般，去莱夫的方舟上盗取喃刹怖以解救世人，他的武器是名为“理智”（reason）的机枪武器系统。阿弘继而又编写出一套名为“扫雪”（snow scan，中译本译为“白雪扫描”）的新程序作为“疫苗”来遏制猖獗的雪崩疫情，不仅拯救了元宇宙，更保护了现实物理世界免遭雪崩的荼毒。

苏美尔恩奇神话和巴别塔故事就这样被转置成另一种叙事和因果链，新叙事借此完成了对旧叙事的更新替代。想象叙事使读者疏离了现实认知，从而进入一个替代现实的陌生化世界。在这个恶托邦里没有独立创造的空间，元宇宙作为虚拟空间并不能为人们提供无限可能性，一切都处于严格的监管之下。元宇宙中的化身（Avatar，又音译作“阿凡达”）也是有价格的，化身的图像质量取决于用户的电脑设备配置及终端是否付费。大多数用户并不能获得富有想象力的自主化身，只能购买如“布兰迪”和“克林特”这样的普通成品化身，元宇宙中因此充满了这些面部表情少得可怜的刻板化身。通过这种方式，斯蒂芬森将现代人描绘成失去活力、依赖成性的存在，他们头脑迟钝、缺乏个性、自动服从，如同古代苏美尔人一样，是只会运行任务的驯顺机器，也像操作系统相同的计算机一样容易感染元病毒。达科·苏文认为，科幻小说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诊断，一种警告，以及一种向着理解和行动的呼号”。《雪崩》正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为人之觉醒独立而发出的呼号。

通过主角阿弘的追问，斯蒂芬森不断为雪崩病毒提供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为解释“雪崩”病毒之所以会引起妄言状态而提出的语言学假说：在人的大脑中存在两种语言，一种是日常使用的后天习得语，另一种是隐藏在大脑深层结构中的语言，即“所有人共有的语言”。大脑深层结构由最基本的神经回路组成，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使大脑学会较高层次的语言。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深层结构会绕过较高层次的后天习得语，“直接与我们的舌头结合在一起，让它不由自主地说话”。这就是《圣经》中所谓“说方言”的状态。这种“宗教徒的疯言疯语”是深层结构“被利用”之后的“输出形式”，也是“人脑机器语言”的直接表达。当阿弘向超卡中的程序“图书管理员”询问何谓“大脑深层结构”时，乔姆斯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后者的答复中：“按照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s）的说法，法语和英语，或是其他任何语言，肯定拥有共同的特征，根植于人脑的深层结构之中。根据乔姆斯基的理论，深层结构是大脑的先天组成部分，使大脑能够对一串串符号进行各种正式操作。” 

（乔姆斯基，图片源自Yandex）

这里斯蒂芬森显然在影射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universal grammar），亦即“语言普遍现象”（linguistic universals），尽管斯蒂芬森对“深层结构”的理解与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给出的概念含义并不一致。所谓“普遍语法”或“语言普遍现象”，是指人脑初始状态包含的人类语言所共享的特征，是语言发展的基础；也指一切人类语言都有的原则、条件和规则系统，代表了人类语言的基本恒常。因此，每种人类语言都符合“普遍语法”，区别只在于某些次要方面。乔姆斯基认为，人类的大脑就像计算机硬件，心智则是软件。联系到生成语法的遗传学基础，乔姆斯基这种关于心智的实体意义的假想十分接近遗传基因的实体意义，存在着由生物遗传而非天赋决定的认知机制系统。这些认知系统即为“心智器官”（mental organs）。心智器官中的“语言机能”系统（language faculty）决定了人类语言知识的构成。乔姆斯基强调认知系统和语言能力最终是靠大脑实现，一切语法规则，最终都要表现为相应的人脑的物质机制；语言机能内在于心智/大脑，研究语言就要研究人的心智，最终则是在抽象层面对大脑结构进行研究。

通过对乔姆斯基语言普遍论话语的转置，斯蒂芬森为雪崩病毒提供了神经语言学理论作为佐证，完成了建立在现有知识体系之上的认知创新。对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引用与解说是将雪崩病毒解释为一种神经语言病毒的基础。按照小说中阐释的逻辑，深层结构是大脑中的永久性语言学基础设施，在深层结构基础上生成了原始母语。斯蒂芬森将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语言和脑神经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起源问题相结合，形成一个如前所述的“两种语言说”。对斯蒂芬森来说，语言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所具有的操控功能格外重要，因此他在小说中将语言作为一种元病毒来表现，为社会信息操控机制留下了阐释空间，从而对信息社会进行了批判性审视。

《雪崩》中，元宇宙以及围绕着神经语言病毒雪崩的一切话语构成了达科·苏文科幻诗学中所谓“虚构的新意”，它将读者从真实世界带入一个陌生化的世界。当已知的经验现实与新意相结合时，就会产生“认知疏离效果”。而计算机虚拟技术和病毒本身对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斯蒂芬森通过将在元宇宙和物理现实间进行无碍传播的能力赋予数字化的元病毒而提供了“认知新意”。作者对苏美尔文明的恩奇神话进行阐发改写，并将《圣经》的巴别塔故事追溯到一个真实的历史时刻，完成了一个可证实的虚构故事。同时，斯蒂芬森为雪崩病毒不断提供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解释，对新意予以逻辑论证，使读者获得认知。当疏离与认知同时在场并不断互动时，具有认知逻辑的虚构新意就成为整部作品的叙事主导，从而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替代现实，并在现实世界对元宇宙这个恶托邦的迂回反馈中指向对信息社会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