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全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当代美国戏剧。

诺维拉与难民群体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即德里达在其伦理学著述《论好客》中所论的“好客”问题。《论好客》由两场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出版于1996年，此时德里达在思考他所说的“千禧年末的紧要问题”：现代技术使国界与主权的内涵、公共与私人的空间、主人与客人的界限更加模糊，这为实践“好客”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因此，他借古典篇章来展开对好客问题的当下阐发：窃听技术、人质战争以及移民/难民的身份危机等问题如何不断挑战“好客”问题的边界。

在德里达看来，好客实则是一个关乎“外人”的问题。德里达对好客问题的讨论，以列维纳斯的“绝对好客”原则，或者说“绝对好客”原则作为绝对正义的现实性为开端：“绝对好客”（或者无条件好客）是否可能？如果是的话，它以何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伦理与法律中？如果不是的话，又是什么使其成为不可能？ 

（德里达和《论好客》，图片源自Yandex）

德里达对柏拉图的《智者篇》《申辩篇》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阐释，揭示了他的答案：“外人”一词指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一纸协议维系”，而该协议也就是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的关于好客的法律。也就是说，“好客”在现实中总是落入由这些法律所构造的“权利与义务”之网。“绝对好客”原则要求人们向“绝对外人”——无名无姓、既无家庭又无社会身份的人——好客。而在现实中，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不问来者是谁、姓什么、从何而来，就无条件地接纳他。“询问姓名”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将好客原则纳入群体与家族之间馈赠与交换的协议中。在德里达看来，“绝对好客”的法则和“涉指权利与义务的好客法律”之间存在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为进一步阐明这种矛盾，德里达引入康德在《论人类要求说谎的权利》中提及的一个关于好客的悖论：当杀人犯来问我，他们要杀的那个人是否在我家里，我应该向杀人犯说谎吗？康德的回答是，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应该说谎。承认说谎的权利必然要否定言语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根本属性，从而“威胁到社会关系，威胁到社会契约或一般社会性的普遍可能”。也就是说，康德以法律的正当性否定了好客的绝对性：“最好是舍弃好客的义务而不是诚实的绝对义务，后者是人性和人类社会性的基础。”

德里达对列维纳斯与康德的对照分析勾勒出了他在好客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绝对好客的法则在现实中总是受相对好客的法律所限制。这些法律中所涉指的权利、义务、习俗、惯例、边界等正是好客的条件之所在。无条件好客的想象永远与有条件好客的现实相纠缠：“一方面，无条件的好客超越了法律、义务、甚至政治；而另一方面，好客又被法律和义务限定。”因此，基于责任的“无条件好客”与基于法律的“有条件好客”之间相互否定，共同构成一种好客的悖论：“一方面是无限好客的法则（给予新到之人自己家的一切，将自己与自己的所有、我们的所有交付于他/她，不问姓名、不求回报，也不附加哪怕一点条件）；另一方面是那些法律、那些有条件的和条件性的权利和义务……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矛盾，一种无法解决、非辩证化的矛盾”，而“伦理实际上居于两者之间”。 

（康德，图片源自Yandex）

《耶稣的童年》中，西蒙和大卫正是两个“绝对外人”，希冀诺维拉以“绝对好客”“无条件好客”的方式接纳他们。德里达在著作中提及的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移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诺维拉与难民群体之间关系是同构的。诺维拉以其优渥的生活条件和无处不在的“善意”给难民群体提供了“绝对好客”的幻像。然而，实际上这种善意是有条件的。小说中虽未出现法律文本，但诺维拉社会处处昭示着某种隐形的“好客的法律”，该法律表明诺维拉对难民群体的接纳是一种“有条件好客”，包含着一系列“有条件的权利和义务”。具体来说，这些“条件”可以归纳为三点：摒弃过去、遵照理性、服从规则。

难民融入诺维拉社会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忘掉过去、摒弃历史。重新安置中心的安娜告诫西蒙和大卫：“来这儿的人都洗掉了自己身上与过去联系的痕迹。你们做的也一样：跟过去告别，不再有什么纠缠。”考虑到安娜的官方背景，她的话可以看作诺维拉对难民提出的统一要求：只有与过往一刀两断，才能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而埃琳娜对西蒙的劝告也是异曲同工：“一旦你真的撇开了（过去），你那种不安的感觉就会褪去，一切就会变得容易起来。”“孩子们生活在当下，不是过去。为什么不向他们学学？”码头工友们的说教干脆否认了历史的存在：“历史没有在场的证明。历史只是我们看待以往的一种形式。它没有力量抵达当下。”由此看来，“洗去历史”已经全方位地交织在诺维拉的话语体系中，成为了诺维拉意识形态的一种表征。小说通篇采用现在时进行书写，不无对“洗去历史”这一非分要求的讽刺。

诺维拉对难民的第二个要求是遵照理性生活,放弃欲望与激情、直觉与信仰。在与埃琳娜的一次争辩中，西蒙问道：“本能的直觉有什么不对？除此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埃琳娜回答道：“常识。理性。”在小说的另一处，埃琳娜说：“确信、直觉、幻觉——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这些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都像你一样靠直觉过日子，这世界还不乱套了。”埃琳娜是诺维拉的一个缩影。她遵照理性井井有条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地认为“没有什么隐而不见的东西”。诺维拉人既不需要盲目的信仰，也不需要确信、直觉与幻觉，更不需要“盆满钵满的激情”，人们将理性奉为圭臬，仿佛它就是通向所有答案的“万能钥匙”（llave universal）。在诺维拉人看来，欲望站在理性的对立面，仿佛柏拉图笔下的多头巨兽，需要时时防范、严加看管。安娜要西蒙和大卫用饥饿疗法将饥饿感降服，声称当他们彻底摆平了饥饿感，就能证明自己适应这儿了，从此以后就幸福了。埃琳娜称被欲望左右是一种“老套的思路”，一旦激情和欲望得到满足，马上又有新的激情随之而生，所以欲望总会导致缺憾，是一种需要被“摒弃的思维方式”。

诺维拉提出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难民必须服从于诺维拉构建的一整套秩序与规则。这套秩序和规则背后又有一套权力体系来保证它的运行，既包括警察、法律等显性权力，也包括舆论、教育等隐性权力。大部分时间里，诺维拉的权力机构都隐身幕后，小说中只在寥寥几处出现了警察、法律等字眼。但大卫在公立学校的遭遇使读者意识到，有一种看不见的权力与看得见的权力共同交织成一张网罟。公立学校的老师里奥先生投诉大卫无法用西班牙语阅读和书写，也不会用正常方式数数，而且我行我素，屡次扰乱他的课堂秩序，因此他建议将大卫送到实质上是监狱的“特殊学校”蓬塔·阿雷纳斯。这一建议得到诺维拉教育局的支持，这最终导致西蒙和大卫逃离诺维拉。此处情节恰好对应德里达对语言与好客之间关系的论述：“外人首先是不通晓好客责任籍以形成的法律语言的人，他们也全然不了解庇护的权利、界限、准则、管制等等。他不得不请求被不属于他自己的语言所接纳，这种语言是房主、主人、国王、老爷、权力、国家、父亲等强加给他的。这些人强迫他将自己的语言翻译成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这就是最初的暴力。”小说中西蒙对大卫的一番说教与德里达的观点暗合：

但现在，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所以，我们必须彼此协作。我们协作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同样的语言。这是规则。一条很好的规则，我们应该遵守这条规则。不仅是遵守它，而且还要非常用心地遵守，不能倔得像头驴。要用心，还要心存善意。如果你拒绝这样做，如果你不好好对待西班牙语，坚持说你自己的语言，那你就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你会没有朋友，你会被人遗弃。

强制使用西班牙语作为“第一桩暴力行为”被施加在诺维拉的难民身上。西蒙和大卫对西班牙语都十分抵触。西蒙抱怨道：“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国家，在这儿从头学习西班牙语，学习这种压根儿不是源自我内心因此无法深入与人交往的语言？”大卫也数次对西蒙说，“我讨厌西班牙语”。与此同时，大卫也排斥诺维拉的数字规则，坚持以自己的方式计数。实际上，他否定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诺维拉为其赋予的政治外延：数字遵照理性的指示排成整齐的数列，“像一排航行中的船队”“每一个数字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欧亨尼奥的一番评论解释了诺维拉为何要将其数字规则强加于难民身上：“这不是一个遵循算术规则的问题，而是要学着如何遵循普适的规则。”“一旦周围世界变得明朗起来——不光在算数领域，也包括其他方方面面——变得有规则可循，没有什么事物会是偶然发生的，这样他就会趋于理性，也会安宁下来。”在诺维拉的语境中，语言和数字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和诺维拉的统治秩序联系在了一起。对于这一点，里奥先生说得很清楚：“班里只有一个权威，不能有两个。”大卫对语言和数字的排斥、西蒙对码头哲学的质疑挑战了诺维拉的秩序和规则，违背了诺维拉为难民规定的义务和条件，因此诺维拉毫不留情地将他们丢进了裂缝之中。

塞沙基里评论道：“库切将‘裂缝’变为一个通贯全篇的比喻……所有这些裂缝都在伴随着翻译行为的语言裂缝中得到了最为强烈的表现。”语言“裂缝”困扰着西蒙和大卫，成为他们“文化翻译”和“自我置换”失败的象征。正如前文所说，“裂缝”是在两种身份、两种文化的撕扯中产生的。难民们以摒弃过往、阉割欲望为代价，方可成为“诺维拉人”。这种“有条件好客”使得诺维拉越来越单一与同质，直至成为雷瓦特所说的“民主的极权主义”。难民对新旧身份的扬弃并非不可见，因此，诺维拉人与其说是“看不到”裂缝，不如说是对裂缝“视而不见”。

为什么小说中只有大卫能看到裂缝的存在？我们可以认为“裂缝”源自孩童丰富的想象，或者是他内心创伤的突然迸发，但归根结底它说明大卫在用一个有别于周围其他人的视角观察世界。小说通过嵌入《堂吉诃德》这一文中文，昭示了各种视角的并存：

这本书代表了我们两种看世界的眼睛，一种是堂吉诃德的眼睛，一种是桑丘的眼睛。对堂吉诃德来说，他要战胜的是巨人。对桑丘来说，这只是一座磨坊。我们大多数人——也许你不在内，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桑丘的看法，认为这是磨坊。

在《耶稣的童年》中，库切为我们呈现了三种视角：诺维拉的视角、西蒙的视角、大卫的视角。诺维拉的视角与大卫的视角分别对应了桑丘的眼睛和堂吉诃德的眼睛。西蒙的视角摇摆于二者之间，集中展现了难民的困境如何蕴含在以上两种视角的冲突之中。 

（《堂吉诃德》，图片源自Yandex）

诺维拉的“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都显得很和善，很乐于助人。没有咒骂也不会愤怒。没人会喝得酩酊大醉。甚至没人会大嗓门说话”。然而，这个“人间天堂”还有另一番图景。由于它将人们的历史与记忆洗去，将人们的激情与欲望剥离，这里的“音乐不带劲，我们做爱缺乏力度，我们吃的食物，每天都是乏味的面包，缺乏质感……”。诺维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尤其是苏格拉底关于血气、欲望和理性的论述。诺维拉人似乎也遵循着柏拉图的教诲，把精神世界一分为三，将血气与欲望丢掉，将过去与未来抛在脑后，只剩下“理性”孤零零地悬浮在触手可及的“当下”之中。诺维拉业余学校（the Institute）的哲学课老师刨根究底——“所有这些不同类型桌椅背后有着怎样的同一性，是什么东西使得桌子成为桌子，椅子成为椅子”，而这种形而上学的讨论不过是一种“存心将人练成傻子的把戏”。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讨论“椅子的椅子性”，却毫不在意“人的人性”。业余学校里没有文学课，除了那本《儿童插图版堂吉诃德》，我们在诺维拉再也找不到任何文学作品的影子。大卫就读的学校同样代表了诺维拉扁平单调的认知体系。学校教师里奥先生“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假眼是用玻璃做的，镶在眼眶里不能转动”。这样一位教育权威的视力缺陷，隐喻的是诺维拉的视角缺陷——单向度，视野狭隘，缺乏正确的焦距。

不少学者认为西蒙是整部小说的“焦点人物”。的确，从始至终，我们是在跟随着西蒙的视角来观察诺维拉，而且他看待问题的方式与普通读者最为相近（除了他坚称伊内斯是大卫的母亲）。西蒙在两种视角之间摇摆不定，这就为读者批判性的思辨留足了空间。正如前文所述，诺维拉对难民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忘掉过去、洗去历史。已经被诺维拉同化的码头工友们认为“历史不是真实的”。西蒙无法认同这一观点，并与他们展开争辩，旋即发觉他的立场使工友们对他产生了敌意，因此他最终向工友们低了头。作为难民，西蒙最主要的考量是带着大卫尽快安定下来、融入新社会，也是基于这种想法，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他努力劝说大卫学习西班牙语、接受诺维拉的规则、成为诺维拉的一分子。当教育局要将大卫送去蓬塔·阿雷纳斯时，西蒙并没有像伊内斯那样激烈反对，因为他知道，如若不服从诺维拉的法律，他们会被逐出避难地，再次开始漂泊流浪的生活。然而，在码头受伤落水、险些丧命的经历使他幡然醒悟，诺维拉社会不可能以绝对的善意无条件地接纳他们，大卫所说的“裂缝”才是难民们的栖息之地。当西蒙尝试用大卫的视角去观察世界时，西蒙也替大卫完成了向读者阐释“堂吉诃德/大卫的眼睛”这项五岁男孩无法完成的工作。小说的最后，西蒙追随大卫逃离诺维拉，奔向新的避难地。

相较于西蒙与诺维拉居民的大段辩论，小说对大卫思想世界的着墨确实不多。然而，如前人所论，“老人西蒙是这个故事的头脑和骨骼，孩子大卫是这个故事的灵性和血液”，这个时常在读者的视野边界游荡的男孩才是整个故事的重心所在。库切之所以为小说设置一个极具宗教意味的标题，安排与《圣经》相仿的情节，描绘这么一个天资聪慧又带些“神性”的孩童形象，其目的就是要提醒读者，千万不要把这个男孩解读成一个刁蛮任性、肆意妄为的普通孩子。寥寥数语的无忌童言才真正闪烁着堂吉诃德式的、对周围世界的深邃洞见。大卫用“堂吉诃德”的眼睛看到“桑丘”们不能看到的真实，或者说，大卫洞见到了周围事物的本质，并用一种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此处举一例为证：在小说的第二十八章，诺维拉的教育官员来到大卫的住所，企图把从蓬塔·阿雷纳斯逃离的大卫带回去。为保护大卫，西蒙、伊内斯在门口与教育官员对峙。躲在伊内斯身后的大卫坚称蓬塔·阿雷纳斯“有倒钩铁丝网”，他是“从倒钩铁丝网里出来的”。这所特殊学校其实未必被“倒钩铁丝网”环绕，这不过是大卫一语道破其监狱/劳改营的本质而已。作者之所以给大卫冠以“耶稣”之名，就是要赋予他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超验性”，来对抗诺维拉理性主义的独裁。因此，大卫的视角是一种超越（transcendental）的视角。男孩的象征性表达与诺维拉的现实性表达并不存在于同一层面上。正如桑丘不能理解堂吉诃德看到的巨人，诺维拉人也看不到大卫所看到的裂缝。

诺维拉与大卫两种视角的对立，也通过小说对柏拉图哲学和《圣经》内容的影射表现出来。一方面，诺维拉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教育充满了柏拉图哲学的色彩，甚至柏拉图的名字也以一种半是揶揄的方式出现在故事中（小说里的卡通狗本名为Pluto，库切故意将其写成Plato）；另一方面，小说情节与《圣经》内容的勾连又昭示了大卫不同寻常的身份：大卫的监护人与追随者西蒙的名字出自十二使徒；未婚女子伊内斯认大卫为子的情节使人联想到玛丽亚圣灵受孕生子；大卫无师自通西班牙语的情节对应了《马太伪书》（pseudo-Matthew）中耶稣基督未经习得而通晓希腊文与希伯来文的叙事；而耶稣施展的一个个神迹（miracle）正是大卫一心向往的“魔法”。在诺维拉这样一个奉理性为圭臬的避难地社会中，大卫以其对垄断、排他的理性规则的质疑、对避难地强制、压迫的社会秩序的反抗、对超验性因素的洞见和笃信为难民群体指明了一条出路。正如迪米特琉在书评中所言，只有信念和牺牲才能带来救赎与超越，才能冲破诺维拉这个反乌托邦的樊笼。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也看作一位对旧有社会秩序的挑战者、革新者，而不仅仅是一位宗教领袖的话，我们会发现小说标题中“耶稣”这个称谓安排得恰如其分。

（《圣经》，图片源自Yandex）

大卫对诺维拉“系统的同一性的反叛”源自于他对难民群体的政治与哲学危机的洞察：“理性”的垄断性统治必然构建出一套严苛且排他的秩序与规则。避难地社会要想使难民安于新的生活、服从新的秩序，必须要将自己的文化、价值、法律赋予普世意义，使难民相信避难地社会秩序乃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如此一来，避难地就不仅仅是“可能的世界里最好的”，而是“唯一的世界”。业余学校的课程清单陈列了各种等级的西班牙语课程，但“没有别的语言课程。没有葡萄牙语。没有加泰罗尼亚语。没有加利亚语。没有巴斯克语”，更重要的是，“没有世界语”。言下之意是，西班牙语是难民世界中的唯一的语言，除了这个说西班牙语的世界之外没有别的世界，西班牙语即世界语。数字更是将“规则的普适性”展露无疑，而这种“普适规则”所提供的安全与安定的幻景，恰恰迎合了难民群体的迫切需求。只有数字“像砖块一样，一个挨一个排列起来”，难民才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不会掉进虚无的空隙里”。从某种角度看，难民何尝不是出于对安定与秩序的渴求，才对这个政治、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裂缝视而不见，欣然接受避难地社会加诸他们身上的种种条件与规则呢？

库切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一个子虚乌有的“诺维拉”，使小说具备了寓言特性和普世意义。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潮水般的难民涌入西方国家。《耶稣的童年》中的诺维拉所指代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而是整个西方世界。小说谈及的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思想正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两大源泉。

雷瓦特说：“库切的小说都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都涉及到好客的问题。”库切用后现代的笔法将诺维拉这个反乌托邦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以促使读者对当下的难民问题和西方社会对难民的不公正待遇进行反思。前文指出，西蒙将大卫托付给某位母亲这一举动象征着将难民交托给避难地社会，而西蒙关于父亲角色的一番言论也颇值得玩味。他说：“父亲有时可能是一个游来荡去的角色，就像堂吉诃德那样，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并不总在那儿。”对大卫来说，如父亲一样伴之左右的西蒙象征着漂泊无定的难民时光，而被托付给一名母亲则意味着这段居无定所的经历的结束。

西蒙称他来到诺维拉的目的是给大卫寻找“真正的母亲”（real mother），这是表达一种让大卫忘掉故乡，全身心地融入避难地的希冀和愿景。由此，将大卫托付给哪位母亲，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说诺维拉的女性象征着避难地社会的话，那么西蒙和大卫在诺维拉遇到的三位女性（安娜、埃琳娜、伊内斯）都是可托付的人选。尽管西蒙宣称他“一眼就能认出孩子的母亲”，并最终遵循直觉将大卫托付给了伊内斯，但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来看，西蒙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将大卫托付给其他女性。西蒙对年轻漂亮的安娜很有好感，当大卫问道：“那位女士会做我的妈妈吗？”西蒙的回答表明他经过了周密考察：“安娜？不会。她对做妈妈没有兴趣。”至于埃琳娜，西蒙“总是想象自己和埃琳娜成了夫妻，或者就要成为两口子的情形。于是，两个男孩就成了兄弟或是异父母兄弟，他们四人越来越习惯于坐在一起共进晚餐”。但西蒙并没有和安娜、埃琳娜走到一起，也没有将孩子托付给她们。究其原因，二者都代表避难地社会对难民的“有条件好客”，并非适合托付的人选。正如韩国学者王根喆所言，“他们（西蒙和大卫）从踏入大门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了某种人质”，在诺维拉“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生动展示了有条件的、条件性的好客”。此时的西蒙和大卫对诺维拉来说还是“绝对他人”。在安娜的家中，他们俨然被当作动物或囚犯一般对待，住窝棚、吃面包、被锁在院子里餐风饮露。几天之后他们与安娜的另一次接触，标志着两人的身份从“绝对他人”变成“外人”：

她弯下身，捋着男孩的头发，“你好啊，小瞌睡虫！”她说，“你是不是都洗干净了？告诉你爸爸你洗干净了。”

男孩看看她，又看看他，再把目光转向她。“我洗干净了。”他喃喃地说。

“瞧！”安娜说，“我不是跟你说过？”

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安娜随后邀请两位难民一起野餐。假使大卫的回答是“我还没有洗干净”的话，摆在这两个难民面前的恐怕还是一张冷冰冰的脸孔。

埃琳娜对西蒙和大卫展示出的是另一种“有条件好客”。尽管她展现出充足的善意，但她与两位难民缺乏灵魂的共鸣。埃琳娜是一个被诺维拉彻底“洗净”的人。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时常会发现她对西蒙的说教：“没有什么隐而不见的东西。你所缺失的不过是某种幻觉。你是生活在幻觉之中。”“撇开过去需要时间，一旦你真的撇开了，你那种不安的感觉就会褪去，一切就会变得容易起来。”如果一开始西蒙和大卫还被当作“未被归化的他者”，那么随着两人安顿下来，埃琳娜开始代表诺维拉对他们进行“清洗”与改造。改造的手段并不限于道德和哲学说教，也包括艺术教育（“不带劲”的音乐），当然还有提供物质与生理的满足（埃琳娜与西蒙保持肉体关系，并建议他去“舒适沙龙”发泄欲望）。

与安娜和埃琳娜不同，伊内斯对大卫展现出的是最接近“绝对好客”“无条件好客”的一面。她不仅接受一个陌生男孩为自己的“真正的儿子”，而且对大卫表现出无条件的信任和保护：“如果孩子说有倒钩铁丝网，那我就相信他，那儿就有。”“你们要带走他，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伊内斯为大卫做出的牺牲也无需多言：她从衣食无忧的居留点搬到东村，为保护孩子站在了诺维拉当局的对立面，最后踏上了逃亡之路。然而即便如此，伊内斯对大卫的接纳也不是纯粹的“无条件好客”。收养大卫之后，她给大卫穿上了女式衬衫，过了不久又将五岁的男孩放入婴儿车中。这两处情节与其说是在表明伊内斯缺乏照顾孩子的经验，不如说是象征了避难地对难民的“改造”。因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一直到小说的末尾，男孩都不承认伊内斯是他“真正的母亲”。已经洞悉诺维拉“裂缝”的大卫不可能在伊内斯这里找到真正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德里达在《论好客》中写道：“若想呈现其本来面目，好客就不应涉及偿还债务，也不应受义务所约束……这种无条件好客的法则如果可以被想象，定当是一种不含命令、不含要求、不含义务的法则。简言之，是一种没有法则的法则。因为我一旦‘出于义务’而履行好客的话，这种需要偿还的好客就不再是绝对的好客。”避难地社会期待难民可以完全融入，与之“无缝对接”。然而从现实来看，一方面，难民背负着历史与记忆的包袱，难以全部清除；另一方面，避难地社会也无法完全为难民敞开大门。所谓的“绝对好客”不过是一种迷思而已。“我们总是夹在两难之中：一边是摒弃了法律、义务、甚至政治的无条件好客；另一边是被法律和义务所约束的好客。这二者总是互相败坏，这种败坏无法消除。”“无条件好客”的想象与“有条件好客”的现实撕扯出的“裂缝”，是难民群体的栖息之地。诺维拉人所忽视、无视的裂缝，终有一天会将他们吞噬。正如大卫所说：“我会掉进去！你会掉进去！每个人都会掉进去！”

坦然接受新的身份与人为规则的难民群体生活在避难地“好客”的幻景之中，这也许就是诺维拉“无有之地”（No-villa）这一称呼的来源。“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大卫必定不能被诺维拉所容。因此，两位难民最终不得不选择逃离。大卫一心向往自由，无论是他对飞翔的渴望，还是对隐身魔法的执着，或是对成为“逃生艺术家”的向往，都昭示了他渴望挣脱束缚、跳出裂缝、寻觅自由家园。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绝对好客”的世界，难民们对自由家园的畅想只能是一场梦幻。

点击封面or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