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有关文学接受的研究，日本学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读者论。读者论关注大众读者和传媒，并从这一角度不断叩问以纯文学为主流的日本现代文学史书写框架。本文梳理了日本读者论的形成和变迁，考察了鹤见俊辅、桑原武夫、竹内好、前田爱和藤井淑祯等人的理论谱系；尤其重点分析了前田爱的读者论，他在大众化阅读中发现了读者的差异性和反作用性，并将读者问题置于生产环节加以把握，这对于理解现代读者的主体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读者论 文化研究 传媒差异性 反作用性

在日本，读者问题首次受到知识界关注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品急速增加，大众文学获得迅猛发展，对传统的文坛产生了显著冲击。尽管大众文学被广泛阅读，但是文学评论家总体上对此持否定态度，将其驱逐到文学史书写之外。文坛还发明了“读书阶级”一词以区别于喜爱大众文学的读者。所谓“读书阶级”是指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而一般工人和农民则趣味粗鄙，受大众传媒蛊惑耽读大众文学。由此，“读者”逐渐被建构为一种少数精英读者与大众读者对峙的二元对立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出于对战争相关问题的反思，试图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如“思想之科学研究会”的创立者鹤见俊辅（つるみ しゅんすけ，1922—2015）便认为，知识分子在战争现实中无法发挥社会作用，是因为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痴迷于抽象的西洋知识和概念，在思想上游离于日本大众，不理解大众的思维和情感。在鹤见等人看来，被知识分子排斥的大众文学拥有广泛读者，是最典型地体现大众与知识分子精神隔阂的文类，因此理解大众思维方式的一条重要途径便是研究大众文学。他们希望以此作为在战败的废墟之上重建日本文化的基础。大众文学以及大众读者就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再次进入知识界的。随着相关研究的展开，日本独具特色的读者论也开始形成。

（鹤见俊辅，图片源自Yandex）

日本的读者论与德国的“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不同，在读者层的考察、社会变动与读书关系的分析等方面倒是与“文化研究”更为接近。尽管读者论在各个时期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不同，但始终关注大众读者和传媒，并从这一角度不断叩问以纯文学为主流的日本现代文学史书写框架。本文尝试梳理读者论的形成和变迁，考察其所关注的读书与传媒、大众文化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力求为重审日本现代文学提供一种参照。

鹤见俊辅等人于1946年创立“思想之科学研究会”。该研究会之所以关注大众文学，是为了重建二战后的日本文化，希望从大众喜爱的大众文学中发现日本庶民的哲学思想。他们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在杂志《思想之科学》及1950年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梦与风貌：大众娱乐研究》之中。鹤见俊辅在该著中撰写了长篇论文《日本的大众小说》，创造性地引入语言学的信息交流模式来分析文学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他认为，大众小说作为信息交流的一种社会现象包括以下四个要素：信息线路、发送者、信息和接受者。鹤见曾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留学美国，接触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实用主义等新知。他的信息交流模式显然受到相关学说的影响。

关于“接受者”的定义，鹤见引用《社会科学小辞典》（霞书房1948年）解释说，大众小说的接受者是大众。所谓“大众”即“人民和国民被看做大量均质存在的一个称谓”。在此意义上，大众是未经组织的社会集团，其本身并没有阶级的属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众大多经济窘迫、教养低下，缺少日常余裕的时间，因此他们阅读的大众小说往往是易懂和消遣的读物。可以说这些是当时对于大众小说读者的一般看法。但鹤见没有停留于这些习见之上，而是结合日本的情况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读者和大众小说并非一成不变。自大众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之后，读者群体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发生了几次阶段性变化，每次新读者群的加入都会给大众小说带来新的变化。最初的读者群主体是都市工人，后来是都市的中下层家庭妇女的加入，再往后是战争时期士兵的加入，二战后读者群又进一步扩大。鹤见的这一分析实际上是对前述习见进行了修正：第一，家庭妇女并非没有余裕时间的群体；第二，他根据统计发现，读者随着阅历的增加，会逐渐离开纯文学开始阅读大众小说。由此可见阅读大众小说的读者并非教养低下。

而对于“发送者”，鹤见并没有将之限定于作者，而是将公司老板、编辑、印刷工等也纳入到这一范畴中。在他看来，以大量销售为前提创作的大众小说，受到贩卖者和资本家意志束缚。因此，一方面要认识到大众小说不能完全代表大众自身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大众小说的实际生产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编辑，其次是作者，而并非资本家。鹤见对“发送者”的这种细分，有利于摆脱那种认为大众小说必然受到资本家控制的庸俗的社会学观点。

在这样的视野之下，鹤见指出，读者对大众小说的接受，决不是消极被动的。大众的确受到现代社会结构的压制，但他们还是会选择自己喜爱的小说，并不会对大资本提供的大众小说全盘接受。连资本家自身为了确切地把握大众的喜好，也会在公司内部设立调查部，或依靠舆论调查了解大众的反响。鹤见这种对读者主动性接受的关注，与他在读者分析中引入信息交流模式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信息交流的成立，需要靠发送者、信息线路、信息和接受者四个因素共同完成，缺一不可。接受者对信息的接受有选择的自由。因此，鹤见特别指出，大众小说要成为大众阅读的小说必须得到大众的选择。读者的主体性就体现在读者对小说的选择权利的行使上。 

（桑原武夫，图片源自必应）

1948年，鹤见俊辅受聘京都大学教职之后，又与桑原武夫（くわばらたけお，1904—1988）、多田道太郎、梅棹忠夫、樋口谨一等人一起组织“大众文化研究小组”，并参与了《宫本武藏》的集体研究。1950年，讲谈社出版桑原武夫的著作《〈宫本武藏〉与日本人》。宫本武藏是日本战国末期至江户初期的著名剑术家，以宫本为题材的作品很多，尤其是吉川英治创作的长篇小说《宫本武藏》受到读者热烈追捧，长年霸占畅销书榜首。《〈宫本武藏〉与日本人》一书重点考察了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问题。桑原在该书《前言》中说，过去的文学研究注重作品的内容，而忽略对读者接受的考察，“这对于研究具有社会性产品性质的作品而言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关于那些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品，如何把握读者的接受，需要尝试科学的和量化的研究方法”。桑原武夫在《〈宫本武藏〉和日本人》中导入社会学方法，对读者接受状况展开了调查，通过读者访谈和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大众喜爱《宫本武藏》主要原因不在艺术性，而在于与其中的思想产生巨大共鸣，从中获得了精神安慰和人生指南。该书最后一章还分析了《宫本武藏》的思想在农村、渔村和城市三个地区得到读者支持的差异。

关于大众文学的特点，桑原武夫在《文学入门》中还分析说，大众文学回答了“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向读者提供生活的精神食粮，因而得到广泛支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私小说为代表的文坛文学，封闭在狭隘的自我世界之中，不关心民众的生存和社会问题，因此大众也不可能喜爱这类作品。就此而言，大众文学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桑原同时也指出，大众文学中宣扬的生活态度多依赖传统的伦理道德，包含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无形中迎合了政府的统治需要，成为国家主义统治的重要基础，因此也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予以批判。

如上所述，“科学之思想研究会”和“大众文化研究小组”是为了把握日本现代文化而对大众文学及大众文学读者进行研究的。桑原提出，大众小说发行量巨大，因此研究大众小说，是思考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新方法，以此来切实地把握日本人拥有的信念和价值体系，使其成为理解日本文化的基础。他们希望通过重新评价明治维新以来被西化潮流压抑的日本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为重建二战后的日本文化打下基础。尽管他们于大众文学中也发现了一些封建糟粕以及大众传媒强大操控力的问题，但是在战败的特殊背景下为了树立日本人的自信，他们更倾向于挖掘其中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因此，他们反对将大众文学读者看作是被大众媒体控制的均质存在，并且认为大众文学读者具有时间的流动性和地域的差异性，因而蕴含着选择作品的主体可能性。同时，在方法论上，相关研究是由多个领域研究人员合作展开的，比如引入语言信息交流模式和运用田野调查的社会学方法等，因此也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这些构成日本读者论的基本特征，为后续的读者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竹内好（たけうちよしみ，1910—1977）提出了“国民文学论”，其动机与“科学之思想研究会”和“大众文化研究小组”的问题意识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竹内同样不满于日本现代文学的两极分化状态，即私小说的封闭性和大众小说的盛行；其次，他也不满于知识分子回避社会现实的价值取向。但在大众文学的认识上，竹内又不同于鹤见等人，持一种消极的态度，认为大众文学浅薄，对大众传媒也持否定的立场，所以他才积极探索改变现状的方案。 

（竹内好，图片源自必应）

竹内主要关注的是作者的读者意识。他认为，造成日本现代文学封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文学强调个人独立，却没有将个人独立与全体国民的独立联系起来。私小说就是这样一种仅仅专注于个人独立问题的小说样式，预先有意识地将一般大众排除出读者群。二战后，“近代文学派”主张的个人独立也回避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因此，虽然他们一心想打破旧文坛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很难做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私小说随着“第三新人”登上文坛而“复活”。“新日本文学会”虽然关注到阶级解放的问题，但在题材和读者意识上又过于注重无产阶级而有排斥其他阶层的倾向。因此，这两股二战后最大的文学势力缺乏广泛的读者基础，不得不沿袭文坛封闭的固习。而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传媒的迅猛发展，大众小说欣欣向荣。可以说，大众文学的盛行和文坛的这种封闭性互为表里。因此，为了避免文学上的这两种极端化倾向，竹内提倡要创造一种面向广大读者的国民文学。

那么国民文学应该如何面向广大读者呢？竹内认为，面向广大读者绝不意味着文学家要放低身段一味地迎合读者，也不是反过来高高在上地教育读者；他提出，如果文学家与读者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立场一致，且直面共同的时代课题并拥有共同的问题意识，两者之间便会自然产生联系。竹内表示：“我并不认为重建国民道德只是文学家的责任。这是全体国民的责任。”就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社会而言，最突出的时代课题是如何面对民主主义运动受挫和国家主权完整性受损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虽然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强制性地推进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解体军国主义的旧体制，但是一些敏锐的知识分子也看穿了这种“民主”和“自由”其实是由美国“配给的”。果然，随着美苏形成对立格局以后，美国很快改变了对日政策，采取了许多限制民主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政策的变化使得日本知识分子更清楚地意识到日本还处在被占领之中，没有获得国家与民族的真正独立。因此，1950年前后，如何实现民主主义和国家独立的课题，又重新摆在二战后的日本知识分子的面前。面对局势的新变化，以“近代文学派”为代表的文坛主流主张“艺术至上”，回避政治问题。竹内的“国民文学论”就是要将日本面临的时代课题引入文学之中，打破文坛的封闭性。他的“国民文学论”并不是要求作者直接面向读者书写，而是希望作者直面时代课题，从而获得和读者同样的立场，由此建立起和读者的广泛连带关系。

竹内提出的“国民文学论”引起热烈争论，虽然最后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读者问题由此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1958年学术杂志《文学》刊出“近世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专辑。在专辑论文中晖峻康隆指出：“为了立体把握作为社会存在的文学，不能像迄今那样仅从作者的角度研究，更应该认真考察使作者和作品社会化存在的读者问题。”桑原武夫研究当代的读者问题采用了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而古代文学研究显然无法沿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因此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成为推进读者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野间光辰在《浮世草子的读者》中提出：“读者是分散和流动的，非常不稳定，难以捕捉。”为了捕捉如此流动不居的读者群，野间对近世租书店的账本、大户人家的藏书目录、读书人的日记、作品中的相关描写等资料展开综合研究，认为近世初期的书籍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学术书籍、教养书籍（教训、启蒙、实用书）和通俗书籍。浮世草子是通俗的娱乐书籍，属于下层次读物。浮世草子最初被称为假名草子。井原西鹤以前的假名草子是以启蒙和实用为主，属于中层次的教养书籍。但西鹤以后的假名草子即浮世草子，则如浮世本、好色本、色草子等名称所示以通俗猥杂的娱乐读物为主要内容，因此下降到下层。但浮世草子其实也有相当多的中上阶层读者，比学术书和教养书的阅读群体广泛。野间在此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读者阶层与书籍层次并不完全对应，呈现出交叉状态，不仅同一读者会阅读不同层次的书籍，某一层次的书籍也会被不同阶层的人阅读。晖峻康隆在《假名草子的作者与读者》中则通过分析作品的序言和内容结构等考察了假名草子在近世如何被町人阶层接受的问题。

可以看出，“近世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专辑引入了历史学方法，开拓了研究材料的范围，在方法论上推进了读者论。同时，关于读者阶层和书籍层次的非对称性的分析，也打破了精英读者与大众读者二元对立的把握模式，不仅对于理解读者的复合型问题具有启发性，也为从多视角评价大众文学的价值提供了学理根据。

前田爱（まえだあい，1932—1987）的著作《现代读者的形成》出版于1973年，是日本读者论的集大成。该著所收录的论文最早发表于1960年。前田说，他是在“国民文学论”的退潮和周刊杂志大流行的背景下开始研究读者问题的。竹内好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倡“国民文学论”，主张通过直面共同的社会问题，将作者意识和读者意识连接在一起。但随着50年代末周刊杂志的流行，竹内的看法有所改变：“在今天，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插入了传媒业这种无人格的强大意志，作家屈从于这种强大意志，割断了与读者的联系。这种意志非常强大，不仅把作家当作奴仆，还人为地制造读者。”竹内哀叹在周刊杂志等大众传媒面前读者处于被控制的软弱地位。对此，前田爱认为，面对大众传媒的攻势，“采用什么方法才能保护弱势的自立的大众读者，应该成为国民文学论的新课题”。前田承认读者在大众传媒面前处于弱势，但是读者对大众传媒的接受并不总是消极被动的，也有“自立”的一面。他的读者论力求在大众传媒发达的状况下寻找现代读者的主体，可以说这个问题意识贯穿于《现代读者的形成》整部著作之中。在方法论上，他也积极汲取了鹤见俊辅的信息交流模式和“近世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专辑的历史学方法。

《从音读到默读——现代读者的形成》是该著中宏观考察日本现代读者形成的论文。前田认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教育的普及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从近世到现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均质的读书变为多元的读书（或者从非个性的读书变为个性的读书），从共同体的读书变为个人的读书，从音读到默读。这三个变化一方面塑造了读者的现代性主体，另一方面，读者的现代性主体的形成反过来也加剧了阅读方式的这些变化。其中，默读方式作为读者获得现代性主体的重要体现尤其值得一提。关于这点，前田从文体的角度分析说，默读不仅是读者的阅读形式的变化，也是作者书写方式的变化。“言文一致体”的文章是从“使用口语写作”或“记录口语”的意识转向“像说一样写”的意识。在他看来，言文一致体的“言”不是一般的“口语”，而是只有通过作者的主观、带有作者固有语气的“口语”时，才获得作为现代小说文体的资格。作者洗去韵律和传统文章的修饰规范，用他自身的“真实的声音”直接向读者叙述，在前田看来“是作者根据自我觉醒、内心世界的冲动所选取的表达方法。正是作者的书写方式的改变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方式的改变”。读者通过这样“真实的声音”倾听作者的内心隐秘故事，只有被允许参加这种私密仪式资格的读者才是现代小说的读者。前田笔下的这种现代读者形象带有浓厚的精英意识，但在言文一致体形成的初期能够接受这种新文体的读者毕竟是少数。随着言文一致体的普及，读者也普遍接受默读方式。在大众传媒的攻势之下，虽然不是所有默读都具有主体性，但不可否认默读这种形式依然内含读者主体的可能性。前田之所以撰写此文，大概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一片否定大众读者主体性的论调之中有必要先确认读者论的前提——在现代传媒的攻势之下读者的主体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他通过分析阅读行为在现代的变化，确认了现代读者的主体形成，为具体探讨现实社会中读者的购买和阅读行为打下基础。 

（约翰·穆勒和《论自由》，图片源自Yandex）

事实上，就整部著作的内容而言，前田更关注的是在读书方式现代化的总体趋势中存在的差异性和个别性，并力图从中发现读者的主体性。关于这点，前田在论文《鸥外的中国小说趣味》中对森鸥外阅读史的考察饶有趣味。森鸥外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文学史也多侧重从他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来把握他的文学特质。但是前田通过考察森鸥外文库所藏的汉诗文书籍，指出他的汉诗文趣味与其文学观的关系。森鸥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欧化思潮风起云涌，一般青年学子都是政治意识高昂，热衷于约翰·穆勒（John Miller）的《论自由》（On Liberty）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平权论》（Social Statics，又译《社会静力学》）；而与此相对照，森鸥外却耽读汉诗文。在汉诗文杂志中，森鸥外喜欢的不是流行的《东京新志》，而是高踏优雅的《花月新志》。“这是鸥外的文学趣味洗练、品位高雅的明证。”在前田看来，读者的主体性并不是体现在跟着社会风潮抢读《论自由》上，而是体现为根据他自己的志趣进行选择性的阅读。森鸥外阅读《花月新志》看似与现代化的社会潮流背道而驰，实则这种基于主体性的阅读孕育了他独特的现代文学观。

对于畅销书的分析，前田也避免一刀切式的论断，而是尽力把握不同层次的接受差异。日本现代最初的畅销书首推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和中村正直的《西国立志编》。前田在论文《明治立身出世主义的谱系》中讨论了福泽和中村等启蒙家鼓吹的“立身出世主义”以什么样的形式感染明治初期的读者，又以什么形式成为文学主题的过程。《西国立志编》于1870年出版，《劝学篇》初篇于1872年出版。前田认为，这两部著作的庞大读者群按照世代可以分为三代，即父辈代、哥哥辈代和弟弟辈代。以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年份1870年至1876年间为基准看，哥哥辈代在这个时期进入青年期，弟弟辈代则是“明治新学制”的第一代小学生。

前田认为，这三代人对《劝学篇》中“人生而平等”这句话的理解各不相同。以明治维新之后没落武士阶层为主的父辈代以这句话激励子女重振家名，恢复丧失的权利，而并非要建立平等的社会。哥哥辈代对《劝学篇》的“人生而平等”的理解，是超越个人立身出世的层面作为民权扩张的原理接受的，这一代人在青年期积极参与自由民权运动。第三代人是在新学制的教室里从教科书中学习《劝学篇》的，这一代人将《劝学篇》的“人生而平等”作为个人立身出世的目标接受；但当他们进入青年期时，自由民权运动业已退潮，于是陷入迷茫。前田进一步论证说，1884年出版的菊亭香水的《惨风悲雨世路日记》是第一部描写关于“立身出世”主题的小说。主人公久松菊雄是地方高等小学校的教师，因不满地方教育界的停滞与腐败，为寻求独立自主离开故乡去了大城市。但在大城市里，立身出世的宏大目标和平凡琐碎的现实所形成的落差，让他焦虑不安，饱尝挫折。文学史上著名的《当世书生气质》《浮云》《舞姬》等作品，都是与《惨风悲雨世路日记》主题相同，所描写的不是立身出世的成功，而是主人公的一连串挫败。这类作品的作者和热心读者都是接受“立身出世”影响的第三代。日本现代文学就是从这个特殊群体起步的。

如果说以上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男性读者，那么《大正后期通俗小说的展开——妇人杂志的读者层》一文则把焦距对准了女性读者。女性读者的大量涌现是现代读者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前田在该文中考察了女性读者与小说类型变迁之间的关系。他指出，1919至1920年（大正八至九年）间妇女杂志刊载的主要是“家庭小说”，情节曲折的悲剧吸引女性读者，主题是维护家庭道德。但是到了1926年（大正十五年），妇女杂志刊载的则主要是“通俗小说”，作者换成菊池宽等新一代作家。前田指出，正是菊池宽的《珍珠夫人》将女性解放的观念引入小说，创造了新的小说类型——“通俗小说”。“通俗小说”的读者群是大正时期（1912—1926）的“新女性”，主要是受过中等教育的新中间层女性群。她们对贤妻良母主义的美名下隶属于家长制的传统家庭文化感到不满，期冀探索女性进入社会的途径。前田认为，菊池宽的创新性就在于将大正时期女性所处的封闭状态与她们内心希求解放的理想连结起来，在两者之间架上桥梁。“他提供的‘自由世界的描写’不是真实的，不过是‘火焰’。正因为是幻想，才可能给新中间层的女性读者提供替代性的满足。”《珍珠夫人》的出现受到女性读者的广泛欢迎，并引发了许多后继模仿者，形成一种“通俗小说”类型。由此可见，女性杂志提供的“家庭小说”的悲情故事不能满足新中间层女性读者的期望，她们用拒绝阅读的方式淘汰了“家庭小说”类型，同时积极购读“通俗小说”，催生了新小说类型。这是读者的选择反作用于创作的现象。

菊池宽和《珍珠夫人》，图片源自必应

总体而言，前田爱对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教育普及出现的读书大众化趋势持肯定态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认可所有的大众化阅读。毋宁说他充分意识到在大众传媒攻势下读者处于被动状态的现实，因而不断在大众化阅读中寻找差异性和反作用性，由此发现读者的主体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竹内好对大众文学发出的悲观哀叹之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德国“接受美学”和麦克卢汉等人的媒介理论影响，日本的读者论出现了新的动向，有关文学接受的研究分化为两个方向：其一，专注文本内部“空白”和“不确定性”的分析；其二，聚焦于媒介技术对人的认知和存在产生的形塑作用的考察。新动向突出体现在1991年石原千秋等人著《为了阅读的理论——文学、思想和批评》的相关条目内容上。该书是由一批日本当时的中坚学者集体编著的文学研究指南，简要介绍各种理论和术语。

其中，《读者》和《媒介论》的条目由小森阳一执笔。小森在《读者》中指出，应该重视前田爱倡导的社会学与媒介论相结合的读者论，即在媒介和技术、出版形态与印刷技术的关联上综合性地、动态地把握读者。但遗憾的是该条目并未就此展开论述，而是主要介绍了德国的“接受美学”。接着，小森在《媒介论》条目中介绍了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对文学形态的影响乃至对文学内容的影响。他说：“印刷页面的整齐划一性和反复性，一方面与时间和空间的连续可测定性的思维方式相结合，将自然的世界与权力的世界非神圣化。同时，整齐划一的印刷体语言，也解体了由方言相连接的部族社会，将其改变为经过均质语言规训的个人联合体，以利于用大众传媒统治的国家主义。”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页面整齐划一的印刷物因大量印刷获得一种新的权力，解体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第二，这种印刷物在建构国民国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媒介研究大多是围绕这两点展开的。 

（小森阳一，图片源自必应）

关于第一点，红野谦介在《书籍的现代化：媒介的文学史》中考察了书籍形态的变迁对现代读者和现代文学形成的影响。他说，近世小说中有大量插图，因此读者可以忽略文字叙述的景色，但现代小说的书籍形态摒弃了大量插图，转变为完全依靠细致的景色叙述。由于切断了诱发读者想象的视觉插图，读者只能通过逐行追逐铅字各自在大脑里描绘出视觉形象。因此红野认为，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提倡写实主义和强调叙述的整体性、逻辑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书籍插图的消失有关联的。在此红野指出了媒介形式的变迁对文艺思潮变化的影响。

1993年，学术杂志《文学》刊发的“媒体的政治力”专辑，可以说也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该专辑讨论了20世纪初期日本报刊栏目的设置与现代小说阅读机制形成的相互关系。比如私小说由于其封闭性常常成为众矢之的，批判者大都认为，这是因为绝对天皇制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和自我的确立，使得作品充斥着私人性而缺乏社会性。对此，中山昭彦在《“作家肖像”的再编成》中认为，1907年前后许多报纸开设的文艺消息栏大量报道作家的动向和散布各种小道消息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作家形象”，与此同时还披露小说的人物原型。由此形成一种日本独特的阅读机制：“从作品到人”，然后再“从人到作品”的阅读方法。金子明雄在《报纸中的读者和小说家》中以《国民新闻》为对象具体探讨了“文艺栏”散布的作家消息在作品阅读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考察指出“私小说”的形成与媒体的商业主义导致的特殊阅读方法关系密切。

关于第二点，则见于永岭重敏等人的研究之中。永岭重敏从20世纪90年代起出版了多本媒介研究专著。他在《“读书国民”的诞生》的《前言》中特别说明，“我之所以在本书采用这个术语，是因为对于把握明治30年代［即1897至1906年］读书史的变化，这是最合适的术语。迄今前田爱的‘现代读者’概念被广泛使用，但它却不能准确地把握这一现象。因为明治时期的读书变化尽管确与现代性的形成有关，但是更与国民性的形成关系密切。在现代日本，铅字媒介接受者的读者公众（reading public）的形成，与国民国家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他们的读书行为受到国民国家政策的深刻影响，因此“读者公众就是读书国民”。很显然，他不使用前田爱的“现代读者”，而使用“读书国民”，意在更强调现代读书制度和售书网络的形成对国民塑造的决定性作用。成田龙一在论文《〈少年世界〉与读书的少年》中以《少年世界》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该杂志在日俄战争期间通过发送多重信息让少年读者形成一个共同体，从而植入国民国家意识的情况。

媒介研究呈现出这种倾向，除上述的学术影响外，还与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一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人们的写作、传达和阅读方式，引发人们重新思考现代媒介问题。二是柏林墙的倒塌造成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错觉，现代化过程中的阴暗面被遮蔽，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历史性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紧要课题。于是媒介研究成为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切入口。即是说，90年代以后有关读者的研究应放在政治意识形态、媒介话语空间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把握。尤其是应当以媒介为对象试图详细地复原小说话语与同时代媒介上其他话语间的互文关系，从一个新的层面揭示同时代读者的阅读生态。贯穿其中的“国民国家意识形态批判”不仅对既有的文学研究框架是一个冲击，对于反思日本的现代化历程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但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些研究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文学作品的意义被消解在媒介的互文关系之中。对此，藤井淑祯（ふじいひでただ，1950—）批评说，这种研究是以“国民国家”等概念作为关键词反思整个现代文化，是一种非常意识形态化的研究，由于其指向并不在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因此最终取消了文学的独特价值。藤井认为，回归文学作品评价的关键是重视读者的主体性。

藤井重新将读者上升到一个重要位置，展开其独立的读者论阐述。他在《经济高速期受欢迎的书籍》中指出，既有的文学史和媒体研究存在双重谎言。关于前者，他分析说，一个时代的文学应该包括那个时代所有的文学动向，即那个时代写作、出版和购买、阅读的文学作品的所有动向，但实际上如果通过文学史书籍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状况，所看到的不过是新作品发表的历史而已。比如，按照一般文学史的见解，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二战后文学史是按第一次战后派、第二次战后派、第三新人和内向一代的顺序排列的，但这样的排列只重视作品的初刊，并将大众文学排斥在外。他质问道：“文学史上的这些作品到底销售了多少，到底有多少被阅读是值得怀疑的。除了少数作品受欢迎外，大多数没有得到读者的支持。从这样的角度看迄今的文学史很难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状况。”这便是他所说的“文学史的谎言”。

与此相对，媒介研究关注书籍的销售状况，具体而言就是重视畅销书。但藤井认为，畅销书排行榜看似客观，但也同样存在巨大的谎言。因为日本畅销书榜按规定只收录近一年出版的书籍，不收录两三年前出版的书籍和重版的书籍，因此这两类书籍即便畅销，也无法登上畅销榜。由此可知仅仅依靠畅销榜并不能准确知道销售的情况。为此他引入了另一种资料《读书舆论调查》，即每日新闻社根据每年举行的“读书舆论调查”编辑而成的书，其中“你的书店销售最好的书籍”的数据不限定新刊，在数据上对畅销书榜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对于藤井而言更具有参考价值的内容是，“你认为的好书是什么”“所喜爱的作家和作品是什么”这类问题的调查。因为书籍畅销并不等于读者也认可这些书。藤井认为，新的读者论应该重视读者认可的“好书”。

在藤井看来，日本二战后一般的文学史之所以没有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文学状况，是因为这些文学史抹杀了大众读者的阅读状况和评价。大众读者拒绝接受由费解的哲学包装的战后文学，而更愿意阅读有趣的大众文学，以及明治、大正时期和战前的名著。因此如果按照大众读者的阅读状况和评价来描述这段文学史则会呈现出另一种风貌。藤井在《经济高速期受欢迎的文学》中便以《出版年鉴》和《读书舆论调查》为材料考察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读书状况，打破了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尝试勾勒出另一种战后文学史。他指出，以纯文学和新作品构成的二战后文学史突出的是创新性和自我中心主义，但以大众读者为视角的文学史突显的则是读者的感情共鸣和伦理性。

从藤井对大众读者的情感共鸣和伦理性的重视中，不难发现他的读者论继承了20世纪50年代鹤见俊辅和桑原武夫的大众文化研究的主题，即将作品受欢迎的原因与大众的情感和伦理相联系。只是鹤见和桑原的大众文化研究是将大众文学当作理解日本文化的材料，而藤井则与他们有所不同。首先是他并未将受欢迎的作品限定于大众文学，而是将夏目漱石等作家的名著也纳入其中。其次是他把研究重心放在作品的评论上。

但是藤井也因此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大众的情感和伦理的内涵。他在《经济高速期受欢迎的文学》的终章提出，战后的读书是朝着一个宏大目标出发的，“即在绝不重蹈覆辙的忏悔意识和反省意识之下，获取民主精神，建设民主主义国家，由此摆脱三等国四等国的状态，追赶欧美，最好是超越欧美”。他认为，战后广受欢迎的作品蕴含这种现代化理念，因此得到了大众读者的共鸣和支持。但也正因为他将这种现代化理念与大众的情感和伦理相等同起来，所以当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跃升为经济大国而基本达成所谓的现代化之时，藤井便不得不悲观地宣称日本现代文学的终结。这种悲观论其实流露出藤井对社会环境急速变化和文学观转换不知如何应对的迷茫。

读者的主体性是日本读者论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读者论视域下的主体性包含两个侧面：其一是被明治维新以来西潮排斥的大众读者（日本庶民）的主体性问题；其二是在现代商品生产社会和现代国民国家建构中读者的位置和作用的问题。

二战后鹤见俊辅等人关注大众读者是为了重建日本文化，希望从大众喜爱的大众文学中发现日本庶民的哲学思想。竹内好也是为了建构二战后的新日本国民，提出“国民文学论”试图消除精英读者和大众读者的二元对立结构。但由于他对大众传媒持否定态度，致使“国民文学论”半途而废。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媒介研究对媒介的形塑力有更深刻的分析，在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喧嚣中揭露文学及其媒介在现代国民国家建构中的思想操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鹤见等人多少有些忽略的媒介控制力问题。但是媒介研究过于强调媒介对阅读的控制影响，又取消了读者的主体性，也消解了文学的价值。对此，藤井淑祯的读者论则注重大众读者的主体性，并试图勾勒大众读者视角的文学史。然而，藤井也同样将文学的意义置于现代国民国家建构上，因此认为现代化在日本基本达成的70年代文学价值便消退了。

造成这种文学终结论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研究者大多没有将读者的主体性置于国民国家建构、媒介和读者群体以及读者个体的动态辩证关系上加以把握。在这一点上，有必要更重视前田爱的读者论。他力求在大众传媒发达的状况下寻找现代读者的主体性。前田在森鸥外的汉诗文阅读中发现了作家森鸥外独特的现代文学观，在接受立身出世主义的第三代读者中发现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在大正时期新出现的中间层女性读者的阅读趋势变化中发现了促使新小说类型“通俗小说”诞生的力量。他在大众化阅读中发现了读者的差异性和反作用性，尤其将读者问题置于生产环节加以把握，这对于理解现代读者的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

进而言之，这对于反思欧美的“文化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参照。欧美的“文化研究”虽然也有关于大众的抵抗潜能和实践的阐释，但其根本问题是将接受者从生产环节中排除，因而无论怎样的反抗都是消极被动的。而前田爱发现了读者的差异性和反作用性，将其与生产环节相联动，把它看作促使文学创作演变的重要因素，打破了那种认为读者在信息交流结构中始终处于被动位置的既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