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女性主义受到了较之以往更多的关注，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剑桥大学“21世纪批评新视野”丛书中的一本，由詹妮弗·库克（Jennifer Cooke）主编的《新女性主义文学研究》（The New 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于2020年面世。库克是英国拉夫堡大学英文系主任，当代文学与理论的高级讲师，作为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知名学者，她的研究聚焦于当代文学与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等领域，并于2021年同时获得英国当代文学研究协会的两项大奖，其《当代女性主义生命写作：新胆识》（Contemporary Feminist Life-writing: The New Audacity，2020）获得最佳学术专著奖，《新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获得最佳文集编辑奖。

      库克在《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前言部分便宣称，在西方，人们需要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21世纪最为紧迫的问题（如移民、种族主义、气候变化、经济紧缩的后果和普遍存在的性骚扰等）进行全面的重新思考，而该文集就聚焦于影响到女性生命的阶级歧视、性别歧视、体能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和特权，尤其是“某些女性在社会、文学、政治、媒介和公共话语中被‘他者化’”的现状。库克声称，“女性主义仍然需要赢得一些重要战役”，在某些情况下，针对譬如美国某些州废除堕胎权的决定，“更要重新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

      不同于一般文集的编排，库克将《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用三个以“F”字母开头的词，即“前沿”（Frontiers）、“领域”（Fields）、“形式”（Forms）为题目分为三部分，为读者提供了解21世纪女性主义思想与理论的新路径。

      第一部分“前沿”包括新话题及一些重新受到重视的热点话题与现象。在《激进跨性别女性主义：跨性别作为逃离新自由主义的反规范伦理》中，梅卡·凡德·德利福特和娜特·拉哈将跨性别人群作为激进女性主义的一部分，强调这是一种反规范伦理、以彻底的结构性社会变革为目标的女性主义，作者在文中呼吁与受到当前制度威胁的其他群体的团结。利·吉尔莫的《图像见证：“反骚扰运动”中的视觉与文字证言》则以“反性骚扰运动”（#MeToo）为标志性事件，分别考察了这场运动中关于性暴力的各种证言，以及艺术家和媒体机构为回应“反性骚扰运动”所设计的各类图像标志。这一运动的规模和反响，以及图像的重要意义，标志着女性主义历史上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折点。坎蒂丝·梅里特的《被困的政治现实：超越异常和抗议想象黑人母亲身份》梳理了从白人到黑人的女性主义者对于黑人母亲身份的论述，号召当代女性主义者表达黑人母亲矛盾经历的新空间。这篇文章展现了比以往女性主义研究中所包含的母性自我牺牲精神更为复杂的叙述。在《边境上的女性主义：移民与再现》中，艾米丽·J.霍格声称：“可以从女性主义视角阐释一些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当代移民现象及移民过程中的苦难，并由此来理解这些文学作品所象征的希望、所蕴含的潜力。”作者以索马里裔英国诗人瓦森·希雷（Warsan Shire）和特立尼达裔英国诗人瓦妮·卡皮代尔（Vahni Capidel）的诗歌及墨西哥作家瓦莱里娅·路易斯利（Valeria Luiselli）的生命书写作品为参照，凸显了女性主义作家如何描述当代跨越边境中的不公正，如何将跨越边境视为一种想象和创造性解放的资源。在《后工作想象中的性工作：论废除主义、职业和体面》一文中，海伦·赫斯特和扎拉·斯塔达斯特追溯了在“废除工作运动”背景下性工作者的权利运动，强调了将性工作计入“后工作”视野之中的重要性，呼吁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并且保障她们的权利。《新权贵（后）女性主义》的两位作者戴安·内格拉和汉娜·哈马德聚焦于当代名人权贵女性主义者，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之女伊万卡·特朗普和英国女演员艾玛·沃特森为例，分析了这些自称为女性主义者的权贵女性如何利用自己的公共形象捍卫女性主义，同时又利用名人地位和家族特权推广自己的事业。她们将自己与社会正义概念割裂开来，依赖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作者探索了这种女性主义新形式的性质和功能，评价了它对于当前阶级和资本霸权的价值。库克也认为，这些权贵女性主义者使女性主义话语变得对她们有利，而她们所承担的义务又极其浅薄。

瓦莱里娅·路易斯利和瓦森·希雷

图片源自Yandex

      第二部分“领域”则是对于已有的或相对较新的学科、理论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介入和反思。苏珊娜·B.明茨在《女性主义与残疾文学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墨西哥裔美国作家安娜·卡斯蒂略（Ana Castillo）的《如剥洋葱般剥开我的爱》（Peel My Love Like an Onion）、美国作家艾利森·贝克德尔（Alison Bechdel）的《喜乐之家》（Fun Home）、非裔美国作家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天赋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Talents）的女性主义残疾书写，阐释了这些作家如何用残疾来思考意义的创造。作者认为主流现实主义小说和自传之外的女性文学直接挑战了“所有人都渴望有一个体格/心智健全的未来”这种仍然流行且隐蔽的女性主义假设，而三位作家对于文学的残疾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女性主义对于人类世的批判》一文的题目本身已表明作者萨曼莎·沃尔顿对人类世和环境主义的主流话语的质疑，她借此考量了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学术成果之间的交叉，并声称人类世女性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便是在性别公正斗争中对于生态关切的重新定位。在当今世界，女性主义不可能不关注环境危机，环境保护主义也不可能在没有女性主义的远见、活力和适应性的情况下去应对当前危机。山姆·麦克比恩在《酷儿女性主义》一文中探讨了酷儿理论和女性主义在性别与性征研究中的差异，指出酷儿理论产生于与女性主义的分离，亦即性征与性别的分离，酷儿/女性主义分歧可以作为我们透彻思考性别和性征关系的场域。马里纳·维什米特和佐伊·萨瑟兰的《社会再生产：关于性别、情感、价值实质的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新的阐释，提出自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再次涌现，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再生产理论更加受到关注。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生命与人类关系的维持，无论是否被认定为有偿劳动，都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生产方式。对于许多女性主义者来说，这种维持都被理解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作者批判性地思考了社会再生产的概念，并且审视了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化劳动贬值过程的阐释能力。

《第一个坏人》和《游泳回家》

图片源自Yandex

      第三部分“形式”着重探讨了女性主义者如何使用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达其观点，为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批评范式。卡伦·沙勒的《女性主义者的家宅：想象21世纪小说中的家庭生活》是对具有牙买加血统的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关于美》（On Beauty）、英国作家黛博拉·利维（Deborah Levy）的《游泳回家》（Swimming Home）和美国作家米兰达·裘莉（Miranda July）的《第一个坏人》（The First Bad Man）三部21世纪小说中家庭政治的具体阐释，揭示了与家庭背景下的阶级、种族和性别政治紧密相关的小说如何帮助我们阅读和思考家庭对于女性主义想象力的各种可能性。沙勒强调了家庭在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凸显了当这些小说的家庭背景被置于显著地位时的张力和矛盾。萨拉·迪利恩的《谁统治着世界？重新想象当代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梳理了当代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的发展过程，并以英国作家娜奥米·奥尔德曼（Naomi Alderman）的小说《权力》（The Power）为例，对21世纪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进行了进一步的探析。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蓬勃涌现，并随着21世纪女性主义的复兴再次兴起。虽然新的文本仍包含20世纪反乌托邦作品通常所关注的主题，如对生育权的控制、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及其他形式的暴力、性别力量之间的平衡等，但一些新的变化亦已出现，譬如说跨性别反乌托邦小说的出现，还有青少年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的逐渐兴起等。吉尔·理查兹在《跨国别女性主义与青少年小说》中介绍了包括芬兰、日本、法国、挪威、尼日利亚、丹麦和加拿大等国青少年（问题）小说的跨国别研究越界趋势。

      文集的最后三篇文章从小说转向其他体裁。库克本人的《21世纪女性主义指导手册与女权宣言》审视、对比了两种女性主义写作体裁——女性主义指导手册和女性主义宣言。库克分析了作为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支柱产品的女性主义宣言，评价了它对于女性主义的贡献，也列举了当代女性主义指导手册的特征。两者都想象女性主义未来的变革潜力，但又有所不同；女性主义宣言号召以集体力量进行结构性和机构性变革，而女性主义指导手册则呼吁个人改变。凯·米歇尔的《“这不是一部自传”：女性主义生命写作》定义并评价了21世纪的生命写作，揭示了这一体裁向回顾女性主义历史的自传转向，认为当前女性生命写作的重要部分是美国女性主义活动家的自传与回忆录，这种写作在9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凸显。从整体来看，这些作品表达了纪念和重估某段女性主义历史的愿望。这些作品模糊了自传和历史的边界，为一场公开的运动提供了个人视角。同时，它们又揭示了讲述这些个人的故事对女性主义的持续重要性。茱莉·卡尔的《女性主义开放性创伤诗歌》审视了近年来几位女诗人关于创伤和具有伤害性、破坏性性经历的抒情诗歌。倾诉针对女性的父权的、殖民的、经济的和性暴力的伤害，可以说是这些诗歌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当代女性主义者的中心议题。同样具有活力的是将女性身体作为愉悦场域的庆祝和展示，关于这种愉悦的表达就成为一种抵抗父权暴力的形式。库克认为，卡尔以克里斯蒂瓦和巴特勒作为她细读这些诗人作品的框架，揭示语言不仅具有表达创伤的能力，也提供了创造性路径。

      《新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无疑是21世纪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作品，充分展现了编者宏阔的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既梳理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多维度拓展的现状，也使我们窥见其发展趋势，正如库克所称，该文集的宗旨“不仅仅是为了声讨……更是为让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充满活力”。

      从整体来看，文集的特点与重要意义首先表现在选题和结构安排方面的创新性上。

      文集对21世纪女性主义的新理论、新观点、新争议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爬梳，如激进跨性别主义、以“反性骚扰运动”为标志的性暴力、移民、性工作和权贵（后）女性主义等。其中“反性骚扰运动”就是近年来曝光度极高的典型事件，文章作者通过这场运动中关于性暴力的各种证言及各类图像标志展示了运动的规模、反响和重要意义。又如艾米丽·J.霍格的边境书写，便是以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为参照，呈现了女性作家如何描述当代边境移民及他们遭遇的不公正。文集的创新还表现在对于女性主义已有话题的新审视和探讨，如残疾研究、生态理论、气候变化、同性恋研究和马克思女性主义这些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但在21世纪重新得到关注的话题，在文集中均得到了批判性反思。

      文集多篇文章都介绍了所涉及领域在21世纪较之以往的新探索。比如在探讨黑人母亲身份的《被困的政治现实：超越异常和抗议想象黑人母亲身份》中，梅里特便在讨论20世纪母亲身份的基础上，就女性主义者关于母亲身份这一话题提出了新观点。与强调母亲身份是对于女性的束缚、号召女性走出家门、呼吁结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等白人女性主义者不同，老一代黑人女性主义者，如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和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认为，黑人母亲身份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对于追求自由的黑人女性来说，私人领域不应当是黑人女性的束缚，最大的障碍也并非母亲的身份，而是种族主义，工作的难以获得，以及技能与教育的缺失。作者在文章中指出，老一代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将母亲身份作为生存和抵抗的关键，并认为与白人女性不同的是，早期黑人女性身份最大障碍不是其母亲身份，而是种族与性别歧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黑人女性已经走出家门，同样要在流动、时间、创造力、精力、康乐方面付出代价。因而，理论空间必须向这一话题开放，将黑人私人领域中再生产劳动的分布从公正和平等的视角加以考量。在库克的《21世纪女性主义指导手册与女权宣言》中，她对20世纪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女性主义宣言和21世纪的女性主义指导手册进行了梳理，这些梳理使读者既领略到西方女性主义的时代沿革，也了解到女性主义的新内容和新观点，并因此加深了对于女性主义整体发展的理解。

贝蒂·弗里丹和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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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常见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集或是对理论的阐释与探讨、或是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剖析，而这部文集在结构安排上则采用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如《女性主义对于人类世的批判》讨论了女性主义思想和人类世的关系，由此建构了环境危机中的性别维度。作者沃尔顿借此表达了人类世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即女性主义对于人类世的批判必然同时是以人和生态为中心的，没有女性主义的助力，环境保护主义就无法应对我们目前的环境危机。在《女性主义与残疾文学研究》中，明茨分析了三位作家的女性主义残疾书写，阐释了这些作家如何从残疾文学视角来思考意义的创造，并拓展到目前为止受到较少关注的残疾文学创造力的可能性，为文学的残疾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女性主义开放性创伤诗歌》是对于几位女诗人关于创伤和具有破坏性性别经历的抒情诗歌的分析。作者卡尔特别强调，诗歌在帮助女性主义者应对男性权力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诗歌既可以诉说我们的伤痛，也可以表达和满足我们的愉悦。

      文集结构安排之新还在于编者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主义社会实践相结合。以《图像见证：“反骚扰运动”中的视觉与文字证言》为例，作者吉尔莫在考察关于反性骚扰运动的各种文字证言以及所出现的各类图像标志时，特别指出反性骚扰运动在国际社会上的重大反响，仅2017年10月，“反性骚扰运动”24小时之内就在社会媒体上出现了12,000,000次，揭示了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不争事实。吉尔莫回溯了“反性骚扰运动”的发展过程，指出性暴力的历史与奴隶和帝国的历史一直交叉存在，有色人种女性和土著女性成为最易于被侵犯和清除的高风险人群。反性骚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文字和视觉见证，便是一种起源于且代表了被害者关于性骚扰、性侵犯、性暴力证词的“多元交织女性主义”（intersectional feminism）行动。

      文集的特点与重要意义也在于其呈现了21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越界”特征，即打破学科界限和地域界限的大趋势。库克强调这是一部涉及“女性主义与相关文学研究以及塑形这一领域的理论的作品，我们时代的政治背景和它们对于女性生命的影响及再现在本书所有文章中都有所体现”。文学批评早已不再是单一的文本细读和阐释，它也可以呈现与那些主题相关的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式。正因如此，文集引领读者重新审视文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意义，对当下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果从“文学应被视为一种社会行动的形式”的角度来说，这种更为广泛的文学批评研究模式必然代表未来的走向，但也有评家指出，我们更期待看到“文学的阐释力量和它的具有革命性的女性主义潜力”，以及“女性主义研究是如何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

      比起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这部文集中的文章更为广泛地展现了与文学研究交叉的不同学科和分支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包括环境人文学科、残疾研究、同性恋理论、边境研究、跨性别研究、人类世研究等。文章作者精准地找到了文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点，譬如《边境上的女性主义：移民与再现》便涉及对于现实中的跨越边境与边境管理的研究及其文学再现。作者以描绘边境移民的文学作品，尤其是20世纪末兴起的生命写作这一体裁为参照，呈现了当代跨越边境中的不公正现象。

      文集内容不仅涉及21世纪欧美国家的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也指涉了南半球女性。在全球化化解地理边界的大背景下，这部文集的不少话题都是全球性的。无论是跨性别研究，还是对人类世的研究，也都是跨国别的话题，需要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关注。因此，无论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还是跨地域研究，这些越界都为我们标示了21世纪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

      《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于21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观照，其内容体现了当今女性主义的新方向，包含了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期，作者抓住了机遇，也为应对挑战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文集的选篇显示出主编库克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文集的所有文章都是库克通过约稿获得，文章作者都是在自己的领域中成果丰硕的知名专家和新锐学者，她们的文章既能反映其领域的发展，也能对其有所影响。库克声称为《新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约稿使她有机会跨越自己的研究领域，接触到这些学者并且阅读她们的作品。库克特别指出，学界的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女性、跨性别人士和残疾女性往往被忽略，受到歧视，而她所约稿的这些作者作为她们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代表发声，意义不同凡响。

      至今为止，已有不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读本，但这些作品多是面向学生的指南与手册，或是采用女性主义视角撰写的分支学科文集。库克声称，目前仍然缺乏一部针对21世纪的、聚集不同领域的知名专家与新锐学者的声音、面向学术同行的文集，因而《新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读者更多是这些领域和分支学科的女性主义者和年轻学者。这部文集格局大、定位高、视野宏阔，展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21世纪的发展态势与传承，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反思。很显然，只要人们所称的“最漫长的革命”的女性主义运动没有结束，女性主义批评便会不断开拓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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