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莎，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近期发表的论文有《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福音派信徒》（载《世界文学》2022年第2期）

     在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不仅仅是探究自然界真实面貌、获取自然知识的一套方法和实践，而且，科学也由此开始持续干预人类的政治斗争、宗教斗争和社会生活，最终成为一股强劲的文化势力，其影响之深度和广度至今有增无减。

     科学成长为一股独立的智识力量，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通过与其相交的智识领域进行交锋或辩论来划定边界、确定科学的统治疆域。宏观方面，如区分科学与政治，科学与宗教，科学与伪科学；微观方面，如区分专家与外行，自然与超验世界，物质与心理。与此同时，英国科学界也完成了体制上的自我建构，科学从业者完成了使命和身份确认，形成一个专业共同体和利益集团。把科学还原至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语境下，从历史维度追踪英国科学共同体的制造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英国科学界不遗余力营造科学以秉持“中立”意识形态、追求“客观”“普世”真理为己任的形象，实则是自我权威化、增强科学知识分子集团的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有效策略。这种策略将科学家作为新的文化代理人推上历史舞台，赫胥黎是最具代表性的个案。

     1831年以前，英国科学的权威机构是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作为一个古老且根繁叶茂的国家机构，它理所当然地把监管自然知识的现有市场及发展前景视为自己的特权。然而，到了19世纪，它对自然科学知识应该发挥何种功能的看法早已与现实需求脱节。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与日俱增。地方上，在新兴工商业城镇，企业主、商人、资本家和工程师们纷纷自发组建各种社团，寻求把他们的一手工作经验转化为理性知识的表达。这种理性化的知识总结和整理，反过来使这些充满活力的工商业城镇成为科学研究的新中心和学术能量的新源泉。与此同时，在伦敦、爱丁堡等大都市，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们纷纷成立以专业学科为单位的学会，形成了各种专业知识群体。在伦敦的各种学会中，绅士们结成兴趣小组，围绕特定学科特定主题定期聚会研讨。1830年，地质学会还开创了集会宣读论文、讨论论文的制度，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批评和评估模式。大城市和地方城镇之间的科学交流也日益繁荣起来。伦敦等大城市的绅士学者们可以通过各学科学会机构向地方精英的一线研究提供指导和咨询，反过来，地方的科学爱好者也可以向学术中心的专业学者提供实地观测数据、动植物和矿物标本等。

     而与民间追求科学知识的热潮相反，皇家学会理事会并无了解或跟进时代变化的兴趣。19世纪20年代，皇家学会需要改革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出现，然而，没有足够强大的外部压力来刺激这些以王室宫廷为中心、生活安逸的学术权力寡头，科学体制改革几乎没有进展。1820至1827年担任皇家学会主席的汉弗莱·戴维爵士（Sir Humphry Davy）对国家科学发展水平和声誉很敏感，忧心英国科学正在走向衰落，但直到1829年他去世，其遗著《旅行的慰藉》（Consolations in Travel）出版，他的疑虑才得到披露，为公众所知。与戴维相比，苏格兰物理学家戴维·布鲁斯特（Sir David Brewster，1781—1868）更为耿直。他的朋友、数学家兼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1—1871）当时正忙于设计一种机械计算装置。布鲁斯特希望议会能够为此出力，他尽其所能为巴贝奇奔走，但争取到的资助杯水车薪，而且资金迟迟无法到账。政治权力对待科学人士的消极怠慢令布鲁斯特极为不满。布鲁斯特是《爱丁堡科学杂志》的主编，他频繁撰文，强烈要求政府大幅增加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资助。1828年，布鲁斯特写信给辉格党政治家亨利·布鲁厄姆，哀叹“没有人了解这个国家艺术和科学的现状，它在近年的衰落；所有那些旨在推进艺术和科学建设的机构，所有负责资助这些机构的公共理事会到底有多么糟糕，没有人知道”。

     布鲁斯特和巴贝奇代表19世纪初期英国科学界的一个专业知识分子群体：随着学术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和走向高精尖，他们越来越依赖机构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条件，购买或建造更庞大、更复杂的仪器和设备。他们的科学构想日益宏大，他们的计划从长远看服务于广泛的国家利益，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国家是最恰当的资金和扶持力量的来源。但说服议会拨款，他们需要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来证明所需资金的合理性。皇家学会的传统结构和组织方式导致它完全帮不上忙。皇家学会既不是为了游说议会和政府而建立的机构，也不是科学界组织或科学家个人才能或利益的代表，因此既不能发挥政治影响力帮助布鲁斯特和巴贝奇们赢得政府扶持，也无法指导具体科研单位的运行或改革。

     正如约克郡哲学学会主席威廉·弗农·哈考特（William Vernon Harcourt，1789—1871）在1830年学会年会上演讲所言，英国皇家学会是一所效仿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所罗门宫而构建的机构，从一开始，它就不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为公共和公有的事业做贡献的协会，而是一个由哲学家组成的政治团体。科学界的事业热忱与皇家学会体制日益脱节，其必然结果就是各专业学科组建独立自主的学会自行其是，如同“一个又一个殖民地脱离日渐衰败的皇家学会帝国，科学联邦逐渐解体”。

     在不安和不满弥漫英国科学界的背景下，伦敦和爱丁堡的一些学者将目光转向了欧洲大陆。德国自然科学家与医师学会（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Ärzte）成立于1822年，是一个由科学研究者和医务人员组成的专业组织，每年在德国的不同城市举行聚会。1828年，会议地点设在柏林，巴贝奇是唯一一位参加柏林年会的英国人。他开始思考学术组织和学术集会的功用，并承诺为布鲁斯特的《爱丁堡科学杂志》撰写一篇介绍柏林会议的文章，讨论德国经验对英国的启示。1829年，巴贝奇开始撰写《关于英国科学衰落的反思及其原因》（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 and on Some of Its Causes），揭露他所见的皇家学会官僚小圈子的颟顸腐朽。

     巴贝奇批评皇家学会的文章引发的反应很复杂。以苏格兰物理学家布鲁斯特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科学史家威廉·胡威立（William Whewell，1794—1866）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坚决反对。科学界不得不在两个阵营之间选择立场，要么成为“衰退论者”，要么成为“反衰退论者”。另一方面，巴贝奇关于科学衰落的文章及其引发的热烈争论，使英国知识界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英国科学机构的形式、功能与英国科学发展的前景是密切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问题。

     1830年，皇家学会主席戴维斯·吉尔伯特（Davies Gilbert，1767—1839）决定退休卸任，推举乔治三世的第六个儿子、时年五十七岁的萨塞克斯公爵为继任者。学会新任领导候选人是出身于王室贵胄的外行而不是声誉卓著的业内专家，这显然与科学机构改革的需求背道而驰，也昭示着学会决意消极面对英国科学“衰退”的争论。不仅如此，人们很快得知，换届选举是吉尔伯特与宫廷大臣私下协商、暗中操纵的一场政治权谋，与科学家们热烈讨论的科学发展道路、国家前途并无关系。这些事实的披露，对科学知识分子们打击巨大。原本在“衰退论”争议中分属不同阵营的伦敦学者和剑桥大学学者迅速联合起来，愤怒掀起了抗议行动。他们推举约翰·赫歇尔作为主席候选人，意欲在11月的选举投票中与吉尔伯特对抗。11月30日，投票结果出来，萨塞克斯公爵当选，抗议行动宣告失败。有人把皇家学会这场改革失利称为“王室马屁精们、佩蒂格鲁和格兰维尔领导的宫廷小圈子、古物专家们击败了菲顿、默奇森和罗伯特·布朗所领导的自封的真正科学人”。这一总结尖酸刻薄，有其片面性，但触及了改革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皇家学会作为一个超过一百五十年历史的老牌官方机构，任何革新举措都将触动多方利益：除了主导抗议活动、力主扩大自身学科权重和影响力的物理学家、地质学家，还有其他知识群体，如古物学家、医学家、自然史学家，此外还有作为科研资助人兼爱好者的王室贵族、传统乡绅。抗议方低估了反对者队伍以及他们的各种复杂考量。其次，改革者改革热情有余而准备工作远远不足：他们没有清晰的改革目标，没有拟订具体的改革计划、实施步骤，没能组织一个掌握全局、具有战术谋略的领导团队。

     改革英国皇家学会的动议遭遇失败，使伦敦和剑桥的科学家群体从狂热跌入失望和沮丧。相形之下，地方学会作为新兴的科学耕耘者组织却在稳健发展，走向成熟。例如，创立于1781年的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正在化学家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和威廉·亨利（William Henry，1774—1836）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约克郡哲学学会成立于1822年；经过八年的巩固建设，学会创始人之一哈考特骄傲地宣称：学会能够独立运行了，它不再需要保姆，而是需要监护人。哈考特担任约克郡哲学学会主席期间，既赢得了地方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关注和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约克郡权贵弥尔顿子爵（Viscount Milton）的赞助。

     在科学进步、科学体制改革风潮中，皇家学会选择王公贵族担任主席，遭到学界批评和抵制，然而，同一时期，在哈考特的游说下，弥尔顿子爵于1831年当选为约克郡哲学学会主席，却赢得了普遍的掌声和赞许，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表面上，约克郡的主席人选和皇家学会的主席人选都是科学外行，同属贵族阶层，好像是一回事，但实际上，科学事务在两个机构内部占有的优先权、专业学者的话语权、各学科团体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兼顾关系大不相同。约克郡哲学学会是自然科学研究所牵涉的知识共同体、行政权力、财力资助等各个利益集团组成的自发联合体，是科学活动“内部”变化与“外部”社会条件里应外合促成的产物。在此背景下，哈考特推荐弥尔顿子爵担任主席，是一个科学事业联合体自主做出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现实主义选择。这也和布鲁斯特批评英国皇家学会，呼吁学习德国自然科学家与医师学会的意见不谋而合。布鲁斯特一再提出，应该“组织一个由贵族、神职人员、绅士和哲学家组成的学会，挽救科学的低迷状态”；“我们的许多贵族，尽管不从事科学研究，但都愿意推动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而一个组织结构良好的学会将形成足够的影响力，引导现有政府采取一套措施，把英国提升到其他国家同一水平”。

     布鲁斯特的设想，得到了哈考特的赞同和支持。1831年9月27日，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在约克郡博物馆成立，哈考特凭借丰富的学会运营经验，成为首任学会主席。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创始人，除了布鲁斯特，还有巴贝奇、胡威立等人。他们在皇家学会改革中遭遇挫败，走到一起，共同参与了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综合科学学会的建设。

     学会首届年会由约克郡哲学学会主席弥尔顿子爵主持，出席会议的科学人士来自全国各地，达三百余人。从第二届年会开始，会议地点在全国各地巡回轮换。英国科学促进会是个跨越地区和城乡分隔的联合会。它的成立，从微观上看，是科学知识分子内部组建新秩序的标志，从宏观上看，是新兴的工业秩序得到英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认可的象征。

     英国科学机构改革与英国议会改革同时发生于19世纪30年代并非偶合。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财富结构，催生了一批有业余闲暇的中产人士。公路、运河、轮船和铁路的发展，使交通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和便利，而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支付长途旅行，可以大范围流动，这意味着政治界、知识界乃至社会各界可以通过周游全国的宣传活动，动员和招募支持者，一面扩大自身群体，一面实现结构优化重组，最终引导变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英国科学促进会以巡回流动的学术集会为特征，这是一种新兴的学术联合形式。英国科学促进会以学术活动、知识传播、理念革新为内核，以发现普遍真理为目标，因而首先有助于将分散于全国各地、受过良好教育或有一定学识基础的中上层社会成员团结在一起，而他们也将成为学会的骨干。除了促进中上阶层之间的融合，英国科学促进会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模式也能启蒙公众，鼓励公众将更多的年轻人输送到科学专业中。生源扩大，连锁反应便是英国高等教育中科学教席数量的增长。换言之，英国科学促进会作为一个跨地区跨阶层的新学术联合体，引发了链式反应：它把地方所激增的自然知识兴趣转移到城市的学会组织中，然后将相关利益转移到高等学院的教席上。在这一点上，科学与政治一样，改革意味着重新划分选区，重新分配利益。

     但科学与政治又不一样。英国科学促进会的规模日益发展壮大，涵盖广泛的学科领域，资助各种各样的研究项目。其成员包括王公贵族，政客议员，知名科学家，神职人员，还有医生、军人、制造商、工程师和有闲绅士。学会为地位复杂、身份五花八门的众多会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知识论坛。这是培养和巩固共同信念的场所，它在促进科学进步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促进民族认同。

     19世纪初到维多利亚时代初期，英国知识人口的数量显著增加。传统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上流社会有教养阶层——土地贵族、乡绅以及由此派生的企业家、银行家、牧师、律师、军官以及从海外殖民地归来的退休官员、种植园主等；新兴的知识人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的职业人群：大学教师、报刊供稿人、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建筑师、药剂师、股票和保险经纪人、承包商、店主、机器制造商……当然，知识分子当中也少不了像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这样家境富裕、无须从事任何职业谋生、可以全身心投入知识事业的人。

     新兴的职业人构成的知识群体，阶层和身份十分多样，很难对他们进行简单的归纳和概述。但是，他们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社会学家哈罗德·珀金所观察到的，他们“一旦站稳脚跟，就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相对超脱于谋生之战”，有闲暇去追求自己的兴趣，能够自由地去伦敦或其他地方旅行。

     除了收入的增加及相对稳定、旅行的快捷便利，高等教育的新发展、俱乐部和知识社团的纷纷组建、报刊出版的大繁荣也在塑造新兴的知识阶层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新兴知识界最重要的聚集点是各大城市，如伦敦、爱丁堡和都柏林。伦敦大学学院成立于1826年，在英国教育史上具有多重突破性和开创性：它是伦敦的第一所大学，也是英格兰第一所招生完全与宗教信仰脱钩的世俗化大学，也是第一所招收女生的大学。1829年，伦敦国王学院紧随其后创立。两所伦敦大学的教授，在伦敦的公共讲座或讲演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俱乐部是英国社交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摄政时期，文化资本成为英国俱乐部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绅士俱乐部成为品味、时尚和绅士风度的仲裁地。1824年，雅典娜俱乐部（The Athenaeum Club）在伦敦成立，主要吸纳杰出的科学、文学、艺术工作者为会员，皇家学会主席戴维和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是其首任主席和秘书。如果说雅典娜俱乐部是综合型的知识精英俱乐部，那么1831年成立的加里克俱乐部（The Garrick Club）则是文艺界之家，是伦敦的知名演员、艺术家、作家们分享精神生活的地方。对音乐、艺术、文学、科学等高雅文化感兴趣的人们，还组成了社团或兴趣学会，这些学会以传统的伦敦社交季也即每年11月至6月为中心举办活动。

     在大城市以外，地方城镇上的知识人可以订阅期刊，跟上思想潮流和最新的学科理论。1824年，《季度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和《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创办；1828年，《雅典娜神殿》（The Athenaeum）创刊。由于蒸汽印刷等新技术的发展，这些杂志在全国的印刷发行量能够确保它们存活并盈利。与此同时，它们也为全国各地的知识人建构精神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

     现代科学的崛起伴随世俗知识人口的急剧增长，这一现实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英国知识事业的目标理应是什么？英国这个国家如果要健康运行，需要怎样的知识阶层和知识体制？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思想家是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1830年，他出版了《论教会与国家的体制》（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讨论教会和国家的理念，分析什么是理想的国家体制和教会体制。

     柯勒律治认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于实现相互矛盾的两股力量及利益之间的平衡：恒久（permanence）和进步（progression）。恒久力量的代表者是土地贵族和地主阶级，在英国主要居于上议院；进步力量则以商业、制造业、服务业及专业阶层为代表，他们是下议院的主力。虽然就英国历史和现实而言，两股力量和利益从未达到过恰到好处的平衡，但在柯勒律治看来，平衡是毋庸置疑的理想状态，是对国家最有利的格局。

     但是，国家的健全和发展，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有一个力量与这两股利益抗衡，柯勒律治称之为“国家教会”（National Church）。国家教会并不等于英国现实中的官方教会——英国国教。柯勒律治所说的国家教会指的是王国之内，土地利益集团和工商业集团之外的第三等级，一个永久的、有学问的阶级或集团，一个属于全民的知识教会。该等级关注的是教化工作（cultivation），也就是“人类所特有的各种品质和能力的和谐发展”。国家财富要拨出一部分给它，以实现国家的精神目标和文化目标。说得更具体些，国家要用一部分国家财产来供养具有精神文化建设和教育功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整个阶层，也就是柯勒律治所说的“教士学者”（the clerisy）。他把教士学者分为两个群体：

     把知识阶层称作教士学者，是因为柯勒律治确信国家需要道德来支撑，而道德的终极载体及形式就是宗教，因此，“宗教，无论是真宗教还是伪宗教，从来都是一个王国的重心之所在”；因此，“神学是教化人类的知识之根和主干，因为它把所有其他科学统一为整体，为它们注入循环的生命溶液——正是依靠这一作用，其他学科可以被想象成一个整体，一棵生机勃勃的知识之树”。这意味着，在柯勒律治看来，英国的神学家们，或者说国教牧师们应该在知识事业中担当起领袖作用。

     在柯勒律治的设想中，国家教会是国民的精神福祉和教育福利的保证，是综合承担宗教、政治和教育三重功能的机构，是将教会、教育部、地方教育管理机构、艺术委员会和国家承认的其他世俗文化机构合并统一的体系。

     柯勒律治提出的知识人组成知识阶层以及国家教会的理念在维多利亚时代影响极大。他的教士学者概念，实际上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某些现实加以理想化的产物。对于当时受过教育的人来说，知识、宗教和学习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英国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是在基督教框架内进行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所有的毕业生和老师都是国教教会的成员。虽然不从国教者不断攻击两所古老的英国大学太封闭，并且陆续创立新的愿意接收不从国教学生的高校，然而，很少有不从国教者希望教育与宗教分离。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所有教派的牧师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受过教育的人往往是牧师。

     当然，当时的英国知识界是多元的、多面目的，每个知识群体都认为自己应该占据中心和支配地位，成为整个知识领域的化身和代表。约翰·亨利·纽曼（St. 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以及他领导的牛津运动就是其中一支力量。牛津大学是高教会的神职基地，高教会牧师们凭借强大的神学、政治和知识雄心，认为自己有资格担当国家的精神领袖。英国科学促进会所代表的科学知识分子也有相同的抱负。1833年，在英国科学促进会剑桥年会上，柯勒律治是最耀眼最受欢迎的思想家。在学会居于骨干地位的知名科学家群体相信自己比任何其他团体都更接近于柯勒律治的教士学者理念：他们博学，普遍担任神职，不是出身于牛津就是剑桥，他们在全国各地有数量众多的追随者，他们如同精神导师般发挥着教导和激励的作用。

     英国科学促进会从柯勒律治的理念得到启发，大力把自己打造成国家教会，但他们却用科学家（men of science）或绅士学者（gentlemen of science）替代了教士学者，并严格限定“科学”一词所涵盖的领域，使其含义比柯勒律治所希望的要狭隘得多。1838年，高教会派领袖之一、纽曼的密友约翰·威廉·鲍登（John William Bowden，1798—1844）撰文抨击英国科学促进会使用各种手段把推进物质科学本身变成了一个国家全部知识事业的目的：“物质科学，换句话说，研究物体和物质的科学，现在实际上篡夺并垄断了‘科学’的名分。”鲍登的批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指出了一个事实：英国科学促进会宣称自身的宗旨是促进科学发展，但科学并不是自然给定的范畴，而是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建构并且不断改造的概念。英国科学促进会自命为科学的守护者，实际上是科学边界的勘定者及勘定权的垄断者。

     勘定科学边界，也就是对科学的本质加以规定性描述。英国科学促进会所做的，就是把合乎学会利益的知识事业框入科学旗下，把容易引发争议、不利于学会利益最大化的知识事业归于科学之边缘或之外——如果说所有的科学都是知识，那么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科学。

     英国科学促进会首先从科学中排除了文学、语文学、古物研究、形而上学和音乐。许多地方科学学会明确将文学与（道德和自然）哲学并列作为学会名称，英国科学促进会则采取了科学这一更狭隘的命名。1832年，医学家福斯特（T.I.M.Forster，1789—1860）呼吁学会多关注形而上学：

     福斯特的呼吁没有用。英国科学促进会不关心形而上学，也不欢迎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思考科学问题，因为形而上学与可观测到的物质世界无关，纯粹是唯心的思辨，并非牢固地建立在自然和事实的基础上，只会导致无休止的争端和无法解决的辩论，这对于学会来说有害无益，只会埋下分裂和瓦解的种子。艺术的遭遇比形而上学更糟糕。苏格兰的一位民歌手请求学会设立一个音乐科学部门，理由是音乐和物理科学一样对社会有用，可以提高民众的文化艺术修养，甚至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和平，标志着民族修养的进步。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因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成就，与科学家们的目标和雄心无关。此外，教育学也被英国科学促进会逐出了科学门外。英国科学促进会主张教育研究应局限于不会引发争议的方面，教育学者则希望考察不同的教育方法及其结果，尤其是希望进行对比研究，如比较地方与中央、世俗与宗教机构、宗教教育机构内部不同教派的办学成效，这些研究课题在学会领导人看来都会生出麻烦、令人难堪。

     英国科学促进会力图团结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利益集团，以追求它所定义的真理-知识-科学三位一体。要达到这一目的，它就必须同时把科学知识的受众、资助者、研究者、支持者和追随者全盘考虑在内，用大家都满意的方式来定义或限定科学。但是，一方面，英国亲历过悠久的血迹斑斑的宗教斗争历史，教派纷繁复杂，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使英国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不断分化，阶级矛盾尖锐且相互交叉，只有将科学与政治、神学分开，才有可能把对立的宗教团体、社会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推动科学的进步。同时也只有将科学与进步联系起来，并与所有容易引发争议的学科、较为敏感的研究切割，才能使科学对于大众的吸引力最大化，进而才有可能使英国科学促进会成为国家教会一样主导全国精神生活的权威性的文化机构。科学家们放弃改造皇家学会，选择创建英国科学促进会，既是希望建设一种顺应时代变迁的科学体制阻止英国科学衰退、促进其发展，也是力求把科学转化为一种社会表达和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资源及工具。鉴于此，所有令人产生疑虑，妨碍科学树立良性、和平、用处巨大、令人向往的形象的因素，统统要从科学范围过滤掉。英国科学促进会努力扮演与柯勒律治设想的国家教会相一致的角色，又尽力剔除后者身上的宗教特性、人文特性以吸引和团结最多的人，同时避免在会员中引发对抗和分裂，由此，柯勒律治的教士学者变成了绅士学者。

     在英国科学促进会居于核心地位的绅士学者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首先，他们大多是英国国教教徒，甚至担任神职，而且都属于自由派或广教派。其次，他们基本上站在辉格党一边。在19世纪30至40年代动荡的政局中，英国科学促进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温和中庸的改革派立场；与托利党顽固派相比，他们是开明派；与激进的民主派相比，他们是保守的，只相信零敲碎打的改进和循序渐进的革新。其三，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出身于名校：二十三位学会领袖中有七人曾经在剑桥三一学院求学，三人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接受教育，三人来自爱丁堡大学，此外还有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莫德林学院、基督教会学院、奥里尔学院以及剑桥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因此，从诞生之初，英国科学促进会实际上掌握在剑桥、牛津、都柏林、爱丁堡和伦敦高校集团组成的自然科学学术权威联盟手上。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英国科学促进会的管理者刻意树立一个没有政治抱负、不看重宗教教派、强调包容和多元的公众形象，但事实并非如此。学会不接收犹太人、罗马天主教徒，没有不从国教的福音派信徒如卫理公会教徒，不欢迎古板的托利党人，也不欢迎社会主义者或同情工人运动者。他们秉持的是以温和的自由派国教会为中心的科学理念。正因为口号无可挑剔，在组织建设实践上却有所取舍和排斥，英国科学促进会才得以构建起某种公共秩序和社会凝聚力，同时又缓和了科学知识分子阶层所特有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在英国科学促进会内部，绅士学者们是一个和谐的小集体；在更广泛的知识界，他们构成了一个可识别的群体。他们具有独特的派系特征，却乐于宣扬普世论。他们强调科学事业的客观性，宣扬每个人在科学真理前是平等的，同时，他们又有所甄别，警惕一切可能削弱自身权威性的威胁和挑战，善于维护自身的集团利益。他们通过科学学会这一专业联盟构成了一个稳固的政治利益共同体：一方面，通过吸引和维持公众支持，消除内部或外部批评，为他们自己的学术和职业利益服务；另一方面，通过服务于圈外某些权贵群体的利益，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政治游说集团，拥有隐形的政治权力。

     英国科学促进会是19世纪科学知识阶层最有力的代言人。但绅士学者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小圈子利益，不承认自己是整个科学知识阶层或更广泛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而只是认为自己是上帝的自然真理的权威解释者，因此也是道德真理的权威解释者。

     英国科学促进会使用“无党派”“无教派”的修辞来建构自身的公共形象，虽然名分与事实有一定的差距，但凭着这一口号，学会成功地将各方科学工作者召集到了旗下。英国科学促进会的表层是一个知识分子联盟，深层是一个政治团体，它不仅能够向政府提供各种专家意见和建议，而且能够确保政府认真对待这些意见和建议。

     在英国科学促进会这一全国性巡回学术组织的强力作用下，19世纪40年代，维多利亚科学界实质上开始转化成一个现代的专业人士共同体。到70年代，英国主要科学刊物的编委、名校科学教授以及科学学会骨干，成为新一代科学精英的代言人。

     科学的本质（the nature of science）是什么？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国科学知识界就围绕科学的认知论属性和文化地位进行了一番争论。以英国科学促进会为代表的绅士学者们主张科学和神学相互独立自主，但与此同时，自然知识与启示宗教在终点是重合的。换言之，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是一致的，因为它们的作者是相同的。自然哲学家也就是科学家通过研究自然现象的一般规律，通过揭示自然设计的证据以及通过推论某个智慧设计师的存在，可以强化基督教信仰。此时，科学还仅仅是从属于以宗教为主导的维多利亚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为了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和无害性，它必须强调自身并没有脱离启示的指导实现独立自治的雄心。“科学文化”替代“文化中的科学”，是19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动向。转变的第一步，是科学界以英国国教等级体系中现有的权威结构为榜样，把自己的公共角色营造成新时代的新祭司——也就是藉着解释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自然法则，使自然的权威与圣经乃至基督教传统并驾齐驱。本节试以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为例证对此加以说明。

     赫胥黎在推广科学教育的宣传中经常使用强硬言论来反对国教教会的宗教权威。1860年6月，他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牛津年会上与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1805—1873）主教就达尔文进化论展开正面斗争，是进化论传播史和科学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赫胥黎在1859年给密友弗雷德里克·戴斯特（Frederick Dyster，1810—1893）的信中写道：

     传统上，人们通常把这封著名的书信解读为赫胥黎站在科学代言人的立场上对宗教发表战争宣言。然而，细细揣摩，毋宁说，赫胥黎在此借用了全套宗教意象来表达他的科学理想：圣经的原理与科学是相通的，与科学敌对的是依附于圣经谋取权威地位的神学和牧师；他通过融合宗教史和科学史，试图以真正宗教的名义召唤神的力量，使科学的改革及发展神圣化。

      赫胥黎在写给戴斯特的信中所扮演的科学先知角色，与他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为自己所构建并宣扬的公众形象是一致的。他认为，西方历史上所有的“宗教改革”都是“科学精神”的成果，并指出“自然哲学家的伟大功绩与其说是他们智力的成果，不如说是某种宗教精神指引他们的智力所得到的成果。真理是他们的耐心、爱、专心致志和克己忘我所发掘出来的，而不是从他们的逻辑敏锐度中产生的”。赫胥黎也经常借鉴宗教传统进行科学知识普及和科学家公共职能宣传。例如，他将大自然描述为一位严厉无情的法官，因此他的立场也被当时的人称作“科学的加尔文主义”。1866年，赫胥黎发表了一场题为《增进自然知识乃是明智之举》（“On the Adviseableness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的演讲，措辞具有十分浓厚的清教徒布道色彩。他先是回顾了英国在17世纪遭受的惩罚——黑死病和伦敦大火，回顾了人们通过祈祷和供品寻求摆脱苦难困厄，然后谈到了皇家学会的诞生，它标志着人们得救。他描述了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认为这些方法最早是由皇家学会推动进步的，谈到了它们带来的疗伤力量和社会进步。实际上，他把各种科学实践解释为一系列宗教修行，如奉献、热忱、认真和节制，只有这些实践才能创造出过去和现在的基督徒们希望和祈祷的奇迹。他强调，科学不像古老的神学那样是一种专制制度，科学真理不是建立在个人、经文、情感或直觉提供的证词上，而是基于训练有素的观察和实验收集的证据：“科学家学会了相信通过验证来证明，而不是通过信仰来证明。”

     赫胥黎通过把科学史重写为宗教史，把宗教史改写为科学史，一方面为科学研究增加社会道德砝码，另一方面把自身打造为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净化宗教的历史角色。基于这套逻辑，他有权批评其他不以“证据”为基础的信仰，并把自己树立为正直的导师形象，为知识贫乏、容易上当受骗和缺乏责任感的公众提供精神生活指导。

     赫胥黎非常清楚，科学人士与神职人员的共同点要多于他们与普通大众——包括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共同点。科学家和牧师所追求的都是人们对他们权威地位的认可及遵从。因此，赫胥黎深知，把科学方法和科学话语植入英国国教的宗教语言，一方面有助于自由派国教徒在揭示科学真知的过程中将自己定义为上帝的工具，另一方面有助于科学话语夺取宗教话语的权威，将科学合法性依附于宗教的传统颠倒过来，把依附于宗教文化的科学转变为吸引宗教人士来依附的科学文化。赫胥黎的努力证明确有成效。

     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各种杂志的评论专栏，在学术社团乃至教会机构中，经常可见科学家和神职人员参与各种话题辩论，而争辩的核心实质上就是哪个知识集团才是维多利亚时代真正的牧师和先知。辩论常常混用进化论、自由意志、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祈祷的效力等各种话语资源，因此，赫胥黎的演讲《论生命的物质基础》（“On the Physical Basis of Life”）可以被解读为神学论文，而解读圣经的批评文章也可以被看作科学论述。科学界人士和自由派神职人员之间的辩论也在朋友圈里私下进行，这是他们自我定义和建立共识的一种手段。

     科学取得独立自治的文化地位，达尔文的进化论扮演了关键角色。进化生物学作为一个资源体系，促使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人类社会与自然秩序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积极拥抱科学自然主义（scientific naturalism）世界观。由此，将生物学和社会学、政治学联系起来理解人类社会历史成为一时潮流。社会进化论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从他的第一部著作《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1851）开始，就在建构和阐述他的“综合哲学体系”——也就是将人类知识和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从生物学到宗教，从心理学到社会学，整合成一个宇宙进化论框架。斯宾塞认为，正如初级的生命会通过渐进的环境适应过程演化成更高级的生命体，个人精神世界的发展也是如此——从自我中心主义向利他主义发展。与此相应，社会从军事模式向工业模式发展。在后一阶段，利他精神以及和谐相处的个人关系使外部的国家控制力量可以逐渐消退弱化，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

     另一位社会进化论者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所设想的生物学与政治的关系则更为冷酷，他把政治归于生物学管辖。1883年，高尔顿出版了《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一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以人类的自觉选择来代替自然选择的社会计划，他将其命名为“优生学”（Eugenics）。对于高尔顿来说，优生学主要是从科学上否定了保守的贵族阶层的荣耀和特权。高尔顿的优生学观念站在支持国家干预的政治策略一边。它在19世纪末与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合流，成为20世纪影响历史走向的一股政治力量。

     科学自然主义者群体当中，赫胥黎的立场与斯宾塞和高尔顿恰恰相反。赫胥黎清晰地指出，进化生物学在意识形态上必须是中立的，脱离道德功能和政治功用的，唯其如此，进化生物学才能是一门客观的、权威的、纯粹的专业学术科目。

     赫胥黎采取的科学中立策略，是维多利亚社会宏大的文化权威再分配过程的一部分，意义深远。维多利亚时代中晚期，各知识学科纷纷掀起向专业化、权威化进军的运动。各种不同的声音都努力在新兴的公共领域争夺权威专家的地位。进化论的出现，使生物学的定义变得明晰。维多利亚中晚期社会对进化论的接受和认可，使生物学家成为一个职能清晰的科学从业者共同体。新兴的生物专业一旦确立客观中立的定位，那么，其直接效用，用道德哲学家亨利·西奇威克的话说，就是允许生物学专业人士就广泛的问题“将纯科学的洪流注入当前浑浊的公共舆论渠道”。

     1869年，赫胥黎创造了“不可知论”（Agnosticism）一词，对知识的边界提出假设，力图使生物学研究摆脱意识形态争议。赫胥黎的不可知论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认识论含义，另一方面是伦理价值含义。在《不可知论：一个反驳》和《不可知论与基督教》两篇论文中，赫胥黎阐明了不可知论作为认识论的要旨：

     简言之，不可知论主张知识基于并且只能基于证据。在宗教问题上，有神论用神灵来解释人类的经验和世间的现象，以神灵的意志作为万物终极的起因。无神论则认为世上万物无不可以用常识、自然科学和历史来解释，神灵并不存在。不可知论则站在公正持中的位置，认为世上有无神灵不可知，因为两种断言都没有证据。

     不可知论意味着对超验本体，特别是上帝之存在和本质存而不论。赫胥黎把神学分成两类，其一是科学的神学，其二是教条主义或教权主义。科学的神学即圣经考据和圣经批评，把宗教典籍当作历史材料，用科学方法、理性态度加以考察和批判。赫胥黎认为不可知论和科学的神学是一致的，而教条主义和不可知论之间则是尖锐的对抗。

     在争夺文化权威的谈判中，科学人士和神职人员双方争执不下、同时也事关二者胜负的关键问题在于：当我们需要确立一个事实时，什么证据形式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意识和意志在衡量和评估证据中可否起作用？人类的能动性、自然原因与自然法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判断？而启用不可知论作为一种公共哲学，使辩论锚定于可观察、可验证、可交流的经验范围内，这无疑使权威竞争更有利于科学家一方。

     赫胥黎是最早意识到不可知论的辩论优势的人之一。19世纪70年代，赫胥黎开始有意识地将进化自然主义与政治功用相剥离。1893年，他的罗曼尼斯讲座演讲稿《进化论与伦理学》成为宣告进化科学的权威与社会政治、伦理关怀截然分离的一个宣言。赫胥黎在此表明了一个与同时代大多数人不同的信念，即他并不认为自然是人类的道德规范或社会政治标准的来源，从而消解了各种流行的将生物学与宇宙万物进行类比论述的合法性：

     赫胥黎否定进化生物学在伦理方面的权威性，也就否定了它对人类特定政治制度的认可或背书。说得更具体一些，它意味着从进化生物学衍生出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华莱士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将失去支持。在明面上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彻底分离，赫胥黎的意图是向政府和公众昭示科学是一个独立自治的实体，以确保他们给予更充分的承认和支持。强调科学的中立和非政治性，营造出一个意识形态上纯洁无瑕、因而必然客观可靠的科学自然主义概念，是赫胥黎在维多利亚社会培养“科学崇拜”的关键手段。从社会体制和科学体制的角度来看，维多利亚时代中晚期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动向，是科学界人士同心协力确立科学从业者的专业身份，这一过程中免不了要与政治体制中各种不讲科学的态度作斗争，要与古典教育为敌。他们的行动是由一个现实决定的，即直到19世纪末，除了极少数功成名就的大人物以外，英国广大科学专业人士的社会地位仍然相对较低，如果与欧洲大陆如德国的情况相比，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财政资助和政策扶持同样乏善可陈。赫胥黎宣布科学是一种中立的话语，一项自主的文化事业，就为日益专业化的科学家群体承担有信誉、认知可靠的公共文化角色铺平了道路。

     但是，赫胥黎建构中立性话语既不意味着真正割断了科学与政治的关联，也不意味着其中没有个人的政治动机。美国学者赫尔芬德认为，赫胥黎否定进化生物学具有伦理学和政治学意义，这本身就是一种基于进化论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立场。一方面，赫胥黎个人公开反对各种在他看来过于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和乌托邦式社会构想，包括优生学、无政府主义、救世军、社会主义；另一方面，随着赫胥黎成为专业科学领域一言九鼎的发言人、步入权力场，他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日益紧密。官场的历练和世故使他意识到，他早期支持的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放任学说，正好与政府掌控公共科学教育权力相悖，因此他转而主张政府拥有这些权力非常重要，否则无法保证英国在商业竞争中战胜欧洲其他强国。简言之，赫胥黎的科学中立性主张并没有限制进化论的伦理权威和社会权威，也没有取消它的政治性，相反，赫胥黎把物种竞争、自然选择的生物学话语巧妙地用来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及社会政治议程，而这些正是自由党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政治倾向，此时英国正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自由党期望通过增强政府支配各种资源的权力来解决当务之急。

     赫尔芬德对赫胥黎的读解是符合英国19世纪后期科学发展史实的。1867年，在巴黎主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德国的科技和军工展品是最引人关注的部分，许多英国科学家敏锐地从竞争对手德国身上看到了工业威胁和军事威胁。而对于以赫胥黎为首的公共领域的科学家来说，德国一方面给英国的商业和军事优势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将科学与国家利益紧密挂钩的契机。英国大量科学工作者都曾在德国接受科学教育，他们深深了解德国科学界享有的体制便利、公众认可和财政支持。英国科学家纷纷表示，唯有借鉴德国政府对科学事业的资助扶持力度，才能拯救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地位。1887年，赫胥黎在《泰晤士报》撰文，敦促政府倾听科技精英的专家意见，在政策上采纳专业建议，以加强国家在工业、经济和军事上的国际竞争力。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赫胥黎的话语策略。19世纪后半叶，英国的高等科学研究已经落后于德国，这是事实；德国工业发展对英国产生的竞争压力，也真实存在。但科学家们对这些事实进行了一番定义，以凸显他们的特殊专长，把他们可以提供的教育产品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赫胥黎和他的科学界同行们实际上是在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导向的制定，传统的社会或政治精英已经无法胜任，最好交给新兴的专业技术中产阶级群体来掌握。

     赫胥黎的科学中立性话语背后的意图，进化理论家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看得一清二楚。他认为，赫胥黎在生物学理论阐述及其实证验证与社会政治观点之间设置一条分界线，继而断言客观公正的自然研究在科学层面支持了某种特定的政治议程，这是个障眼法，非常虚伪。华莱士指出，进化生物学必然包含意识形态语境和意识形态结构。

     1890年，华莱士在《人类选择》（“Human Selection”）一文中提到，在他与达尔文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达尔文对人类的未来表达了非常悲观的看法，因为自然选择不再发挥作用：那些在财富竞争中取得成功的人不一定是最优秀或最聪明的人，而且，由于阶层固化，每一代人口总是下层阶级更新的数量多，中上层阶级更新的数量少，因此，一方面，先天优秀的人很难上升进入社会统治阶层，而掌握财富的人却日益衰退，这将加剧人类的退化步伐。基于此，华莱士首先排除了通过改善环境如提高教育和公共卫生水平来实现人类进步的路径。其次，华莱士也否定了人工选择方案——包括高尔顿的优生学。在华莱士看来，人工选择不仅在伦理上有问题，在生物学意义上也是无效的，因为它只不过会微乎其微地增加优秀人类个体的数量并提高少数人的水准，绝大部分人并不受它影响。最终，华莱士通过生物学批判找到了他认可的人类进化解决方案——社会主义制度：

     华莱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不道德，而且还阻碍一切有效的选择机制发生作用；当科学家们将工业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阐述为自然现象的时候，他们本质上是与宗教一道赞同和维护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制度，认为这是唯一合理和可能的制度。因此，赫胥黎将科学从其社会政治和道德语境中分离出来，不仅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必然带来危险的社会历史后果。

     从华莱士对赫胥黎的批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间接的佐证：进化论为生物学划定清晰的边界，正是这一明确的边界使生物学发展成为一门强有力的专业科学，而赫胥黎则试图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科学的“中立客观”地位把科学发展为文化权威独一无二的来源。

     1863年，赫胥黎写道：

     赫胥黎在这里显然把人类的能动性、人类的文化与自然力量混为一谈了。人类文化是将人类区别于低等动物的关键所在。赫胥黎用“遗传”“突变”“嫁接”等生物学术语来解释人类文化的力量，实则是把文化影响悄悄转换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进程，这种话语转换意味着重塑知识实践的性质，重新分配文化权威。说得更具体一些，赫胥黎在这里将自然的研究诠释者（科学家）、文化生产者和社会领袖三个角色合为了一体。

     从科学中立策略到文化“自然化”话语建构，赫胥黎一方面将科学设置为一个疆域广阔的自治王国，使科学成为现代文化的代名词，另一方面也将科学家设置为现代文化的代言人，藉此重塑科学界的公众形象，重塑科学界与社会的纽带。

     1870年，英国下议院通过了枢密院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兼教育署署长威廉·福斯特（William Edward Forster，1818—1886）递交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案》（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of 1870），承诺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提供公立初等教育。这项立法是19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干预教育进程的一部分。1833年，英国政府第一次向国教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拨款，资助校舍修建，对某些教材和考试科目予以补贴。1839年，枢密院教育委员会成立，全权掌管和监督每个年度国家教育拨款的分配和使用；其后，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教育署成立，各地纷纷成立教育委员会，展开国民教育状况调查。很显然，在当时以私人办学和自愿捐赠这两种出资形式为主体的现行教育体系下，大多数贫困儿童要么无法接受教育，要么只能上半日制日校或主日学校，十岁左右便加入全职童工行列。1870年的教育立法，主要针对的是未被以往的教育政策所覆盖的人群，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孩子。其意义在于第一次将国家推上舞台中央，使其成为国民教育的承办者以及促进国民教育发展的主力军。

     国家干预教育，首先面临宗教难题，包括宗教内容是否纳入公立教学，又如何平衡不同教派的宗教教育诉求，——也即如何解决神学分歧。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案》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即施行半世俗化公立教育。一方面它确认学校是宗教实践和宗教教学的场所，因此将圣经置于教学的中心位置；另一方面，它规定在公立初等学校不准开展带有教派色彩的宗教教学，在圣经阅读课上不能发表任何带有教派色彩的评论，以避免不同教派之间可能的冲突。1870年，赫胥黎入选伦敦学校董事会。赫胥黎作为公共科学家的代表被推上英国基础教育平台后，他履行的第一项公共知识分子职能便是参与公立学校课程中的宗教内容和科学内容谈判。

     1871年初，伦敦学校董事会在调查中得知，大多数小学老师在教学中高度依赖圣经，将它广泛用于各个基础科目：道德课、神学课、阅读课和算术课。圣经在小学课堂上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董事会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有人强调圣经的地位，认为没有圣经就无法教授道德。有人反对，指出良知直接接受神的指引，不需要书本。赫胥黎则主张把圣经定位为“宗教文化”的一部分进行教学，但他的意见遭到了抗议。董事会收到工人选民们提交的请愿书，反对以非宗教或脱离宗教思想的方式指导学生阅读圣经。因此，董事会必须重新召开会议，首先解决内部分歧，其次捍卫他们作为教育领导人的权威地位。

     赫胥黎在董事会上发表讲话，呼吁把科学教育纳入有关宗教教育的谈判。他指出，宗教难题实际上包含两个维度，一是罗马天主教与教派林立的新教之间的矛盾，二是它们还牵涉科学方面的问题——科学有自己的宗教和道德。而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是，大量教育程度很低的底层人群深陷于无知和愚昧，这主要是牧师群体作为教育工作者造成的结果——他们的全部知识教导都和他们的信仰体系挂钩。但在《当代批评》（The Contemporary Review）杂志上，赫胥黎十分巧妙地以一种折中的、不触犯圣经崇拜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立场：

     在文章中，赫胥黎提出，科学家们应当把辩驳牧师群体时所摒弃的宗教激情拿出来教育底层的工人阶级。他甚至提议，应当把科学家和牧师两个群体争端之核心——圣经——拿出来，将其立为道德修养的基础。在他看来，在面对无知却手握选票的底层群众时，知识精英阶层的观念分歧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赫胥黎支持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培养宗教情感，是因为他认为，宗教情感对于心智发育水平较低的阶级、种族和性别而言是十分恰当的行为依据，对于他们来说，科学家的社会学理论和自由派神学家的宗教心理学的用处没什么两样。由此，赫胥黎借助于一种骑墙的策略，力图赢取广大无产底层的支持，夯实他在工人阶级基础教育领域的权威地位。

     1871年3月，董事会第一次投票表决，通过了一个修正案，为圣经确立了统一的教学功能：培养普世道德。而且，教学原则和方法也做了统一规定：主要讲解文本包含的道理，而不是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圣经。这一决议，体现了科学家和神学家在教学信念上的最大公约数。它在认同圣经是某些普遍真理之源泉的同时，巩固了知识精英阶层的权威，否定了工人阶级在圣经阅读和子女教育上的话语权。实际上，它重申了伦敦学校董事会作为一个超越教派、代表基督教文化的机构的身份。

     在此基础上，赫胥黎提出建议，应当围绕道德方面和科学方面为小学的圣经阅读课编选一个读本，因为圣经并非所有内容都适合小学生阅读。比如罗得的故事就不适合儿童阅读，另外，《创世记》在科学意义上已经被证伪。赫胥黎的建议明显有“夺权”的意味，也就是把科学家所代表的博学精英树立为新的宗教文本解释权威。但是，把圣经中不科学或不道德的部分拿掉，这个意见又在董事会内部引发了分歧和争议。赫胥黎的提议在投票中被否决。

     尽管如此，赫胥黎并不气馁。他在伦敦学校董事会发表演讲，提议设立一个教学计划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负责制定小学课程。董事会把确定圣经的地位问题视为教学大纲的核心，赫胥黎则致力于确保学校课程中的其他科目能够对圣经阅读予以全面的补充。作为科学教育的主持人和代言人，他表示：

     可见，在赫胥黎看来，科学课程的教育意义，一方面在于引导学生了解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法则与秩序，另一方面在于引导学生借助于科学知识的阶梯参与建设社会秩序。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小学课堂上，圣经被当作是真理的普遍来源，教师是宗教教育的代理人，但是，在以赫胥黎为首的公共科学家的号召下，包括生理学、物理学、自然历史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基础课程第一次被系统地纳入小学课表。

     在初等教育论坛上，赫胥黎通过与同为知识分子集团成员的牧师群体进行各种谈判，使科学论述和科学实践成为知识精英身份的共同基础。当赫胥黎把科学教育引入圣经叙事的时候，他开启了重新塑造英国先知和祭司形象的历史。科学崇拜由此踏上了与圣经崇拜共分荣耀的历程。

     19世纪现代科学的独立导致人文与科学知识的永久分裂和知识-权力格局巨变。在维多利亚社会，科学知识从人文知识中分离，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起关键作用的便是新兴的科学共同体——英国科学促进会。它是工业革命和议会改革时代的新兴知识体制，必须兼顾以及调和相互冲突的各方利益才能免受攻击，生存下去。那么，对科学事业进行定义，就是一个艰巨的修辞任务：首先，它要具有普遍的吸引力，要同时服务于自身的各界会员——王室贵胄、托利党和辉格党官员、国教主教、非国教牧师、制造商等；其次，它既要符合人类经验，又要超越具体经验，帮助人们建构共同情感和科学战线上的伙伴关系。所以，以赫胥黎为首的科学知识分子发明的科学的“中立性”，成为把最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的最便利的话语工具。科学是最可靠、最具公信力的获取自然知识的方法，旨在通过自然知识理解上帝的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他所阐明的这种科学意识形态不仅对工业化的现代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塑形作用，而且促使英国社会巩固一个信念：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科学将替代神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成为主导认知模式。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3期“文化研究”专栏，责任编辑龚璇，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