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于1851年出版《白鲸》，1852年出版《皮埃尔》，但两部作品均未能获得文坛认可，销量不佳。他转而为《哈泼杂志》《帕特南月刊》（Putnam’s Monthly）等文学杂志写了十余篇中短篇小说，《班尼托·赛雷诺》（Benito Cereno）是其中之一，1855年10至12月在《帕特南月刊》分三期连载，讲述了一则18世纪末的奴隶船暴动故事。1799年，美国的“快乐单身汉号”在圣玛利亚岛补给淡水期间，遇到西班牙贩奴船“圣多米尼克号”的求助。美国船长德拉诺登船了解情况，结识了西班牙船长赛雷诺和谦卑伺候在一旁的黑人男仆巴波。奴隶船的诡异气氛令德拉诺一度以为赛雷诺欲对他不利，等补给送到，德拉诺登小艇返航时，赛雷诺跳上小艇求救，德拉诺才得知“圣多米尼克号”上以巴波为首的黑奴早已暴动。德拉诺指挥美国船员镇压了暴动，叛乱黑奴在利马法庭受审，头领巴波被处死，西班牙船长赛雷诺在城外修道院抑郁而终。

《班尼托·赛雷诺》和赫尔曼·麦尔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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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麦尔维尔将发表在《帕特南月刊》上的五个短篇，即《抄写员巴特比》《班尼托·赛雷诺》《避雷针推销员》《英肯特达群岛，又名魔法群岛》以及《钟塔》结集发表，并加写了一篇《露台》作为卷首故事，取名为《露台故事集》。《露台故事集》里“不仅有麦尔维尔短篇小说的最佳作品，而且展示了他1852年后尝试的各种叙事实验”，出版后，赢得了相当不错的反响，其中受推荐最多的篇目就是《班尼托·赛雷诺》。根据《麦尔维尔：同时代评论》收录的资料显示，对《班尼托·赛雷诺》的评论普遍肯定小说的哥特风格。《美国出版商通告与文学杂志》中的评论写道：“《班尼托·赛雷诺》是一则惊悚奇特的故事，如果在夜半时分阅读，会令丰富的想象力体会到惶恐不安。”《纽约佬》杂志上的读者称小说引人入胜，“我们急切地想知道它所构建的谜团该如何解开”。新罕普什尔的一家杂志在书评中将《班尼托·赛雷诺》与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吟》进行类比，指出两者细细读来，都会“令人体会到毛骨悚然的恐怖”。

《班尼托·赛雷诺》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美国人阿马萨·德拉诺1817年发表的《南北半球航行记》（A Narrative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以下简称《航海记》）中记录了该事件。《航海记》有六百多页，讲述了德拉诺三十年来在南北半球航海的见闻，在第18章，德拉诺讲述了自己担任美国“坚韧号”船长期间，遇到的西班牙“历练号”奴隶船暴动的故事。登上“历练号”时，他被奴隶和受胁迫的西班牙船员演出的假象所迷惑，后经西班牙船长赛雷诺示警和求助，才明白真相。德拉诺率美国船员平叛后，赛雷诺拒绝按照承诺付给酬金，于是德拉诺和赛雷诺在利马法庭对簿公堂，德拉诺赢了官司。德拉诺的《航海记》属于大航海时代以来常见的旅行文类，麦尔维尔将第18章中这则“奇怪的有喜剧结局的冒险故事”拓展成一部中篇小说，变更了几处关键情节，增加了大量细节，使它成为一部讲述悬疑、暴力与死亡的哥特小说。当我们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小说的悬疑感营造、暴力主题呈现以及诗学正义悬置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麦尔维尔在给小说一笔笔增加哥特阴影的过程中，不断扩充其指涉的时间、空间以及文化内涵，以表达他对帝国主义、奴隶制、种族主义、废奴运动等问题的反思。他在这则远洋异域故事中建构美国的黑暗映像，以折射其所身处时代的焦虑——“眼前有很多阴影，预示着更深的阴影将要来临”。

《班尼托·赛雷诺》的叙事结构很复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非常长，占了全作的百分之八十的篇幅，用第三人称有限全知视角讲述了德拉诺在“圣多米尼克号”上的见闻，德拉诺是焦点人物。第二部分是利马法庭的奴隶暴动案的庭审记录，占了百分之十六的篇幅。最后不足百分之四的篇幅，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德拉诺去探视在修道院养病的赛雷诺，故事以赛雷诺亡故和巴波被处死结束。

《班尼托·赛雷诺》于智利海岸最南端的圣玛利亚岛灰茫茫的海天一色之中拉开帷幕。大型捕海豹兼杂货船“快乐单身汉号”停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岛屿补给淡水，船长德拉诺经水手提醒，发现有一艘陌生的大船正在靠近，从它奇怪的行进方式可以判断这艘船遇到了麻烦，需要援助，于是德拉诺放下小艇，去探看究竟。当他靠近时，陌生大船破浪而行所激起的蒙蒙水汽散去，庞然的船体浮现出来，整艘船看起来像是“建在比利牛斯山暗褐色悬崖上的被暴风雨洗白了的修道院”，一时间，他看到“眼前有满满一船的修道士：从船舷上望去，在朦胧的远方似乎真的有成群结队的黑衣人；透过敞开的舷窗，则隐约能看到其他移动中的黑色身影，像是黑修士在修道院的回廊徐步而行”，等他再靠近，发现是过度的想象力致使他看花了眼：这是艘西班牙贩奴船，满船的黑修士其实是满船的黑人奴隶。

查尔斯·罗伯特·马图林和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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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尔维尔一起笔就为小说设定了哥特悬疑的基调，德拉诺对于修道院和黑修士的联想一看就有不祥的意味。而且，这联想看似随意，其实有文化心理深意，关涉异域色彩的西班牙想象，捕捉到了新教出身的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人德拉诺踏上敌友不明的西班牙船时那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哥特小说传统中，南欧诸国——意大利、西班牙等——都是经典的空间设定。在1764年出版的第一部哥特小说《奥特朗多城堡》中，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在前言中煞费苦心建构小说的意大利语境：“以下作品出自英格兰北部一个古老天主教家庭的图书馆。它于1529年在那不勒斯印刷……主要事件应该是发生在基督教最黑暗的时代。……风格是纯正的意大利风格。如果这个故事是在它应该发生的时间附近写的，那一定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1095年到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1243年之间或者其后不久。”18世纪另一位重要哥特小说家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的三部作品《西西里传奇》（1790）、《意大利人》（1797）、《尤道弗的神秘》（1794）都发生在意大利。涉及西班牙背景的则有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Matthew Gregory Lewis）的《修道士》（1796）和查尔斯·罗伯特·马图林（Charles Robert Maturin）的《漫游者梅尔莫斯》（1820）。哥特小说诞生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当时的英国经历了启蒙运动，迎来快速发展期，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哥特小说研究者黄禄善指出，“一旦发生同一个明显是异族的‘他们’的冲突，原先的文化共同体就可能变成一个安全可靠的或仅仅是情势危急的‘我们’。1707年之后英国国民身份的形塑，正是经历了如此‘负面’的‘参照’过程”。南欧国家信奉天主教，进入启蒙时代晚，英国人热衷于通过与它们的对比，巩固自我对英国国教信仰以及现代文明的认同和肯定，同时警示旧势力的侵蚀性力量，所以在哥特小说中一再强化这些国家作为蒙昧的天主教前现代国家的形象。伴随着对天主教国家的想象，修道院也成为哥特小说的经典空间。如果说哥特小说中最常见的城堡意象是封建贵族制的遗迹，那么，修道院则是异教与蒙昧的象征，“反映了18世纪英国新教社会对于欧洲天主教社会的偏见与抵触”。在刘易斯的《修道士》中，恐怖故事发生在静穆神秘的修道院，其幽暗阴郁“象征着被迷信与偏见所蒙蔽的理性”，在其内部“盘踞着迷信与阴谋，潜伏着欲望与野心，上演了一幕幕专制独裁下的血腥与残忍”。

在《班尼托·赛雷诺》中，麦尔维尔将德拉诺登上“圣多米尼克号”的情景描写得如同经典哥特小说中天真少女迈入幽暗的修道院。在德拉诺登船后，他不断将海洋意象的船只与陆地意象的哥特空间相联系。我们看到开篇时，他将“圣多米尼克号”比喻为“修道院”。当他从船上望向大海，看到海水绕船，水中水草招摇，联想到这船如同废弃的花园，而锈迹斑斑的船栏“像是某个长期无人照管的花园里夏日别墅的黑色遗迹”。此外，这艘西班牙船还让他想到了内陆的古堡，而他“是某个废弃古堡的囚徒，无所事事地盯着空旷的场地，望向隐约的道路，那里没有马车或者是旅人经过”。这些意象均反映出德拉诺置身陌生空间的焦虑。而在信奉天主教的南欧诸国中，西班牙对于美国人而言，还有特殊含义。西班牙频繁出现在 18、19世纪美国的文学想象中，不仅因为它的天主教信仰与美国新教有冲突，也源于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在美国立国之初的文化想象中，西班牙的形象具有含混性。独立战争中，西班牙支持美国，这是因为西班牙与英国有纷争，乐见英国失去美洲殖民地。但从意识形态的内核看，西班牙对美国一直心存忌惮：担心美国的崛起会挑战其在美洲的地位；担心美国通过武装暴动推翻英国统治给其他殖民地树立坏榜样；焦虑民主政权的模式对西班牙实行的王权模式构成挑战。两国在美洲的利益也存在冲突：“在扩张领土和巩固其西半球霸主地位的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将西班牙视为实现国家命运的对手和障碍。同样，西班牙官员认为北美主权国家的出现对宗主国贸易垄断构成潜在威胁，最终会对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而两国在文化与宗教方面的差异也助长了对立情绪。

德拉诺踏上“圣多米尼克号”后悬着一颗心，也与这种微妙的敌意有关。他貌似轻松地和赛雷诺聊天，但没放松警惕。他看到赛雷诺和巴波窃窃私语，觉得赛雷诺与巴波“有着阴谋者的气质”。当赛雷诺问及“快乐单身汉号”上的武器装备等细节，他在揣测西班牙人想了解这些信息，是不是准备发动进攻劫持自己的船只。他注意到西班牙海员在窥视他，眼神别有深意，于是想到“躲在铁杉树后的印第安人”。

而对印第安人的恐惧，也是美国哥特小说中的经典情节之一。身在西班牙贩奴船的德拉诺，仿佛置身美国的边疆地区，正处于与印第安人的对立之中。率先将哥特小说文类本土化的美国作家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在1799年为《埃德加·亨特利》所撰写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国家向我们敞开了崭新的探索领域，和欧洲存在的探索领域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与印第安人的敌意对抗以及西部荒野的危险则是更适合的主题。如果身为一个美国本土人士，罔顾了这些，是不可原谅的。”在《班尼托·赛雷诺》中，麦尔维尔将白人定居者与印第安人的对抗移植到了海洋疆域，展现出美国与西班牙的角力。但德拉诺既对西班牙人心怀忌惮，也将西班牙的没落看在眼里，以身为美国人自矜自傲。西班牙是欧洲近代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帝国，它是最早开始跨大西洋海外殖民的国家之一，版图辽阔，殖民地遍布北美洲和南美洲，从16到17世纪经历了辉煌的黄金时代。但进入18世纪，受其体制拖累，现代性进程启动缓慢，且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宗教和政治纷争不断，国力下降，加之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发展，帝国荣光逐渐剥落。而在18世纪后半程，美国赢得独立战争，迎来蒸蒸日上的发展，所以在当时的美国人眼中，西班牙帝国实力虽不能小觑，但已露出颓然之态。德拉诺在“圣多米尼克号”看到的景象，处处透露出帝国风光不再：“圣多米尼克号”这样的大型商船，在西班牙帝国雄霸海上的历史里担任过耀眼的角色，而如今，曾经气派的城式船楼“早已倒塌，慢慢腐烂”，船尾的瞭望塔“栏杆到处挂满了干枯的绒状的海苔”。它的船体年久失修，缺少保养，帆桅杆、缆索以及船舷墙已经被磨得十分粗糙，船体的白色说明很少上油上漆进行保养，连龙骨都松了，加上被风吹雨打漂出的白色，这艘船看起来“仿佛刚从以西结的枯骨平原中驶来”，散发着衰朽的气息。在德拉诺看来，整艘船像一座哥特历史废墟。

德拉诺眼中的哥特式西班牙船，还散发着黑暗堕落的气息。这种堕落感源自“圣多米尼克号”所从事的奴隶贩卖生意。西班牙是美洲大陆最老的殖民者，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王后伊莎贝拉的支持下，探索通向印度的贸易航道，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大陆。此后，西班牙人沿着哥伦布的路线进入这一区域，建立殖民地，开采金矿和银矿，建立糖业种植园。当他们发现这些生产需要密集的劳动力，奴役当地印第安人不能满足需求，便开始从非洲购买黑人奴隶。1517年，时任西班牙国王的查理五世向荷兰商人发了特许状，每年向伊斯帕尼奥拉岛、古巴和牙买加提供4000名黑奴，这是大规模奴隶贸易的起点，欧洲各国纷纷效仿，参与其中。其后的300年中，超过1200万黑人被铁链锁住，经由臭名昭著的大西洋“中间航道”（the Middle Passage），运往南美、加勒比海地区以及美国。德拉诺来自美国北方的马萨诸塞州，不赞同奴隶制，鄙视西班牙人的奴隶生意，所以看待西班牙人时带有道德优越感。德拉诺身为船长，对纪律和等级秩序很敏感，注意到了“圣多米尼克号”上本该等级分明的黑人和白人不仅共用空间，而且还会有冲突。他看到三个黑人男孩和两个白人同桌而食，其中一名黑人男孩一言不合，竟然把白人的头打破了。他没意识到这说明奴隶已经叛乱，而是认为西班牙人奴隶贸易做久了，懒散无能，纲纪废弛。

小说中，“圣多米尼克号”的哥特空间谜团笼罩，在德拉诺眼中，它是异域空间、危险空间，令人心生警惕；也是历史废墟和腐朽空间，令人唏嘘。自诩乐观的美国人德拉诺被赛雷诺的费解举动和船上诡异的气氛所牵动，心态游移不定，搞不清楚赛雷诺是心机深重的哥特阴谋家，还是孱弱无能的贵族。他的复杂心态也反映出美国对西班牙的两种同时存在的想象：西班牙既是具有威胁性的天主教势力和美洲竞争中的帝国对手，也是没落且堕落的国度。而这种反面镜像也映出了立国之后美国人对国家形象的自我想象：美国朝气蓬勃、正直务实、乐观而自由——德拉诺为此深感自豪。

德拉诺的叙事可以分为见船、登船、离船登小艇、夺船四个部分。其中，哥特悬疑氛围最浓的是见船和登船两节，占据了德拉诺叙事的百分之九十的篇幅。奴隶暴动的真相揭晓后，小说只用了百分之十的叙事篇幅交代战斗动员、夺船、与叛乱者交战以及取胜的环节。故事情节的反转以及叙事节奏的提速，其分水岭在跳船登艇一节。德拉诺看船员给西班牙船送完补给后，就登上小艇，准备返回自己的船。赛雷诺跳下小艇紧跟而来，此刻德拉诺对西班牙人的恐惧达到了顶点，以为赛雷诺要害他，卡住赛雷诺的喉咙，高叫道：“这个阴险的海盗想要杀人！”后来看到巴波随之跳船，拿出匕首刺向赛雷诺，才意识到黑人是叛乱者，“那一瞬间，德拉诺船长一直困惑不已的头脑里，突然划过一道明亮的闪光”，令他无比清晰地看清了所有谜团。小说的哥特悬疑感自此结束，接着的是一系列战斗场景，德拉诺制服巴波，动员自己的船员镇压了叛乱。这样的叙事时长的设定，用紧凑的节奏很好地捕捉了战斗环节的紧张激烈感，小说的哥特性也转而体现于暴力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情节反转和哥特氛围的变化，德拉诺的形象也有反转。“圣多米尼克号”上的德拉诺的形象是个有点天真的好心眼的美国人，既想助人，又怕上当，心神不宁。情节反转后，处理黑人暴动时，他却显得非常精明能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这是因为德拉诺只把西班牙人当作需要审慎对待的对象，种族偏见令他从未将黑人视为威胁。在德拉诺看来，黑人依赖本能生存，没有思考能力。他很喜欢把他们比作动物。当他隔着浓雾看到“圣多米尼克号”的奴隶，曾以为他们是黑修士，可是一旦上了船，发现他们是黑皮肤的奴隶，他就开始用动物来形容他们，称他们是“黑色的绵羊”，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是“蝙蝠聚集在一起，围成一圈，栖息在某个友好的洞穴”。沉睡中的黑人女子在他眼中是“林中岩石阴影下的母鹿”，她的孩子则是“小鹿”。他认为黑人女性温柔但缺乏教养，“单纯如母豹，可爱如鸽子”。这些类比反映出德拉诺的“种族等级以及宇宙秩序观”。在此序列中，西班牙人有能力为恶，德拉诺担心他们过于狡猾，自己会被骗；黑人则没有为恶的能力，因为“他们太笨了”。虽然德拉诺注意到西班牙船上奴隶行为的种种反常，却认为奴隶这样做是受白人指使。奴隶船上，黑人的数量远超白人，德拉诺从没想过他们会集体反抗。麦尔维尔将德拉诺对待黑人的态度描绘为“就像是其他人对纽芬兰犬一样”，谁需要担心驯服的犬类会对主人造成真正的伤害呢？

巴波敏锐地意识到了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是可以利用的条件。他为德拉诺登船精心准备了一出舞台剧，要求黑人戴上“天真”“听话”“无害”的面具；用“不懂法纪”“没有理性”来掩盖黑人的危险动作。巴波力图呈现给德拉诺看的，是“他者的景观”：黑人是劣等种族，白人更高尚；黑人笨拙，白人聪明；黑人是欲望的动物，白人是理性的人。斯图亚特·霍尔对这种视觉权力中的种族主义根源有犀利论述：白人的优越和黑人的低劣就写在白与黑的肤色上，“这是活的证据——是证据，是真理——它提供了绝对的‘他性’并因而提供了‘种族’间不可更改的一种差异”。《班尼托·赛雷诺》中，巴波的“伪装术”征用白人对黑人的成见，麻痹了自得自满的白人，为黑人的反抗提供了掩护。然而，德拉诺看似天真，被巴波和黑奴们的表演所蒙蔽，一旦他看明真相，就毫不犹豫行使指挥权，对黑人发动攻击。在反转情节中，我们需要追问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问题：德拉诺的行动力从哪里来？“圣多米尼克号”上的黑人人数众多，而且，他们已经发动了起义，有暴力斗争的经验，且这些奴隶毫无退路，一定会殊死反抗。是什么给了德拉诺底气，让他敢于号召自己的船员去夺船？

《必然帝国：奴役、自由与新世界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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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的线索就藏在德拉诺的“生意”里。德拉诺不喜欢西班牙船的“奴隶”生意经。他的船“快乐单身汉号”是一艘商贸船，做商品贸易，它同时也是一艘捕海豹船。历史学家格雷格·格兰丁以德拉诺的《航行记》为研究对象，在《必然帝国：奴役、自由与新世界的骗局》这本著作中，全面展示了德拉诺的生意经：海豹皮可以做披肩、外套、马甲、皮手筒和皮带等，是18世纪末毛皮生意的重要一环，一部分海豹皮销往欧洲，还有一些会被销往广州，以换回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奢侈品。德拉诺曾经在19世纪初率船到达广州做皮货生意，为了获取海豹皮，德拉诺和他的船员们在智利附近的海岛捕猎海豹，有时也参与捕猎海象——海象有丰富的油脂，能够用来炼油。我们从麦尔维尔的《白鲸》中，可以看到捕猎鲸鱼的惊心动魄的场景。捕鲸小艇上的船员同心协力，和海中的庞然大物搏斗，而猎杀海豹和海象不需要技巧和勇气，只需要单纯的杀戮。海豹和海象会一群群栖息在岸上。猎海豹时，捕猎者用人墙战术将它们驱赶到一起，用棍子击打海豹的鼻子，让它受惊，然后用刀划开海豹的胸膛。海象比海豹的体积大，猎手会用又尖又长的长矛，在海豹身上刺出十几个窟窿给它放血，如果长矛扎在心脏上，“鲜血会喷泉般涌出，把人淹没”。有时好几艘捕海豹船会同时在一个岛捕猎，把岛上的海豹杀戮殆尽。随着捕海豹船在智利沿岸海域的扫荡，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一个岛屿接着一个岛屿，一个海岸接着一个海岸……海豹已经灭绝，连一个幼崽也不剩”。

就是这样一群经验老到的猎手组成了《班尼托·赛雷诺》中“快乐单身汉号”上的船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德拉诺有底气发令攻打“圣多米尼克号”。他的船员表现出高超的战斗力，不仅身手敏捷，而且冷酷无畏。发动进攻时，德拉诺任命大副领导主攻部队，这位大副据说当过海盗，强横彪悍。此外，交战双方的武器也不对等。西班牙船上的滑膛枪已经被西班牙船员破坏，奴隶没了枪，只能用适合近距离作战的短斧和绞盘推杆，德拉诺的船员们却有枪，而且他们有捕杀海豹的长刃长矛。战后清点伤亡，德拉诺的船员无人死亡，西班牙船员两人被美国人的子弹误杀，黑人有十几人死亡，少数是枪伤，多数是被猎海豹的长矛刺死。为了激励船员，德拉诺告诉他们，由于赛雷诺表示已经失去了对船的控制，按照惯例，帮助夺回船只可以获得经济报酬。夺船抓奴隶和登岛杀海豹一样能赚钱。虽然德拉诺不参与贩卖奴隶，但是很乐意从卖掉奴隶的钱里分一杯羹。如此看来，德拉诺和赛雷诺的“生意”没本质差别。白人“征服”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占有资源，一本万利地赚取高额利润。德拉诺的船在南半球的海洋游弋，杀戮海豹；赛雷诺的船在非洲与美洲之间穿行，贩卖黑人。这种“征服”与“逐利”模式是欧洲推展帝国事业的普遍模式，美国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也加入其中。美西之间存在竞争，但维护西方霸权和殖民体系时又是同盟。

小说除了展现了德拉诺对奴隶暴动的镇压，还展现了奴隶制体系对黑人的压制。它不需要杀戮的暴力机制，就能有效地限制黑人的反抗。在《班尼托·赛雷诺》中，黑人武力夺船，命令白人带他们回到非洲，可是航行了六七十天，却来到智利海岸。这是因为黑人既不会开船，无法领航，也看不懂航线图。于是，西班牙船员谎称回塞内加尔要经过合恩角，不断在中转路途中消磨时间，希望遇到其他船只，向其求救。而且，对于暴动后的奴隶船，船只维护和补给供应都成了难题。对于暴动奴隶来说，任何一个人烟聚集的码头都是危险的，他们不敢停靠，却需要支援，所以巴波只能伪装成赛雷诺的忠仆，争取拿到对方提供的食品和水，却不被德拉诺识破。离开了他的主人赛雷诺，巴波想要带领满船奴隶投奔自由，是寸步难行的。

实际上，麦尔维尔熟知另一起轰动美国的奴隶船暴乱——“阿米斯塔德号”事件。1839年6月，西班牙贩奴船“阿米斯塔德号”从古巴的哈瓦那出发，将奴隶送往普林西比港的甘蔗种植园。由于航程相对较短，西班牙人没给奴隶上锁链，53名奴隶集体暴动，杀死了船长和恫吓过他们的厨师，要求西班牙船员改变航道。西班牙船员表面配合，却“用他们（黑人）听不懂的西班牙语交流，定下了计划，蒙特斯将在白天把船只朝着正确的方向驶向，但在晚上转向北方”，两个月后船只进入纽约海域，被美国拦截，在纽约受审。在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经最高法院判决，奴隶获得解放。这场官司能打赢，是因为1808年以来，美国不再允许进口奴隶，西班牙也于1835年停止了奴隶贸易。一船非洲人是从塞拉利昂被绑架来的，非法卖到了古巴，他们因此被送回西非的故乡。

《班尼托·赛雷诺》的许多情节和“阿米斯塔德号”事件非常相似：奴隶是从非洲抢来的，卖到了美洲。奴隶上船后发动集体叛乱，杀了西班牙船员，控制了船，但因为不认路，被西班牙海员误导，无法回到非洲故乡。相比而言，《班尼托·赛雷诺》中的黑人命运更坎坷，结局更悲惨。18世纪末贩卖奴隶在美洲大陆是合法的，没有法庭会支持“圣多米尼克号”的黑奴们获得自由。这也是《班尼托·赛雷诺》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篇幅较短的法庭庭审资料一节所展现的现实。巴波为首的黑奴们杀死了奴隶主阿兰达，这样他们就不再是他的货物。他们还和船上的西班牙人签署了协约，所有能写字的西班牙人都签了名。黑人承诺不再杀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同意将黑人送回塞内加尔。赛雷诺还在条约里承诺把船和货物（即奴隶）都转给巴波——由此，黑人从白人手中拿到了自己的人身归属权，实现了解放。然而，法庭一节，黑人与西班牙人的文书列在证据里，却无人理会——白人的法律中，奴隶没有民权，签署的条约无效。材料里记录了白人的控诉，听不到黑人的抗辩。阿兰达死了，不妨碍这些奴隶依然是货物。他们被转卖，以支付德拉诺和他的船员们平叛的费用。在法庭上，巴波全程缄默，无言是他的反抗，“为他留下了最后一点权力”。小说的结尾段中，有整部小说最为令人毛骨悚然的两句话，交代了巴波最终的命运：“几个月后，黑人被拴在骡子尾巴上，拖到了绞刑架前，缄默地迎接了他人生的终结。他的尸体被烧成了灰烬，而他那复杂精密如蜂巢的首级，被固定在广场的立柱上，毫不知耻地迎接白人的凝视。”

被骡子一路拖行是酷刑；死后挫骨扬灰是复仇；首级钉在高杆是示众——所有举措都是法律的暴力展演，恫吓观者，让他们熄灭反抗的念头。巴波之死令人不禁想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开篇所转述的一幕：法国处死弑君者达米安，在烧皮割肉的酷刑之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福柯指出，“公开处决具有一种司法-政治功能。它是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的仪式。它用展现君权最壮观时的情景来恢复君权。……它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使君权受辱的犯罪施展无坚不摧的力量。其宗旨与其说是重建某种平衡，不如说是将胆敢蹂躏法律的臣民与展示其威力的全权君主之间的悬殊对比发展到极致”。在《班尼托·赛雷诺》中，其他叛乱奴隶之所以能保全性命，不是因为法官仁慈，而是因为奴隶是货物，杀了会有经济损失。巴波作为叛乱的领头人，被挑出来杀一儆百，彰显白人权力不容挑战。

《班尼托·赛雷诺》的情节反转后，叙事的悬疑感消失，哥特式暴力描写成为主调，小说在较短的篇幅里，紧凑交代了奴隶暴动的镇压、利马法庭的审判和巴波之死，展现了白人奴隶制体系对黑人的全面碾压。贩奴船上黑人暴动，颠倒黑人与白人的等级顺序；利马城的法庭用酷刑和死亡重新恢复白人至上的秩序。立在尖桩上的巴波的人头，控诉着奴隶制的结构性暴力。

麦尔维尔用哥特式悬疑吸引读者随着德拉诺进入“圣多米尼克号”奴隶船去一探究竟。随着悬疑的迷雾消散，奴隶制的哥特暴力内核显露了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白人体系的多重暴力：在意识形态上，它将黑人奴隶非人化了；在社会机制中，它令黑人奴隶必须依附白人，否则举步维艰；在法律系统中，它剥夺了黑人奴隶的自由和发声权；在惩罚机制中，它用严刑峻法恫吓试图挑战奴隶制的反叛者。

《班尼托·赛雷诺》写了白人对奴隶的暴力压迫，也写了黑人的暴力反抗——在“圣多米尼克号”上，黑人们团结一心，杀死了奴隶主和部分西班牙船员，夺得了对船的控制权。小说的复杂之处在于没有将奴隶简单塑造为暴力的承受者。相反，在暴动后的“圣多米尼克号”上，黑人对白人也一样动用暴力进行胁迫。其中，最具暴力冲击力的一幕是奴隶主阿兰达之死。在这一节中，麦尔维尔对德拉诺的《航海记》的记载进行了较为关键的改动。《航海记》中，奴隶们为了获得自由，决定杀死奴隶主阿兰达。他们半夜进入他的舱室，将他刺伤，“拖到甲板上，扔下了船”。可是在《班尼托·赛雷诺》中，麦尔维尔为之添上了哥特式的细节：黑人开会，决定处死阿兰达，巴波让两名黑人拿斧头夜里进入阿兰达船舱，将其砍至半死，拖到甲板。两名黑人原想把受伤的阿兰达扔下海，巴波却出面制止，要求当众把人杀掉，然后把尸体拖回船舱。赛雷诺恳求巴波允许保全阿兰达的尸体送到岸上安葬，第四天天亮时，巴波却要求全体西班牙船员在船头集合，让他们观看白森森的骷髅头——巴波将船上作为破浪神的哥伦布雕像，换成了阿兰达的头骨。巴波还询问要求他们每个人回答“是否能够从骷髅的白色看出它是白人”，继而威胁西班牙人如果他们胆敢反叛，那就“追随你们头领一起去死”。巴波用奴隶主阿兰达的骷髅震慑西班牙人的手法，和利马司法系统把巴波的头颅钉在尖桩的手法如出一辙。

在同时代的白人作家中，麦尔维尔显得极其特殊：他是少数在作品中直接刻画黑人暴动的白人作家。当然，他出于谨慎，写了半个世纪前的西班牙贩奴船的故事，拉开了与他身处时代的距离。但他对《航海记》两处关键细节做了改动，令这则异域事件与美国的现实发生关联，形成对话。《航海记》中，德拉诺的美国船名叫“坚韧号”，赛雷诺的西班牙船叫作“历练号”，奴隶暴动发生在1805年。麦尔维尔在《班尼托·赛雷诺》中，将美国船改名为“快乐单身汉号”，西班牙船改名为“圣多米尼克号”，把奴隶暴动时间调整到1799年。麦尔维尔对“圣多米尼克号”的命名，以及将故事时间设定在1799年，令它直接指涉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岛黑人奴隶寻求自由的斗争。圣多明各岛上，黑人奴隶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另有一小部分自由混血儿，法国出生的白人约有四万人，人数少，却是当地的统治阶层。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黑人受其自由与平等的理念鼓舞，要求解放，却被白人政府拒绝。1791年8月，圣多明各岛黑人起义，经十余年的战斗，1804年赢得独立，成立海地共和国。这是美洲大陆上紧跟美国之后第二个获得独立主权的殖民地，也是第一个由解放的奴隶自己建立的国家。小说中，麦尔维尔将德拉诺与赛雷诺相遇的日期从1805年改为1799年，当时正是海地革命取得关键性进展的时期。在海地革命期间，黑人军官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赢得人民支持，成为领袖，在他带领下，当地黑人击退了各种帝国势力，“奴隶和奴隶的自由子孙不仅打败了他们的主人，还打败了西班牙、英国和法国最强大的军队”。《班尼托·赛雷诺》中巴波的形象就有卢维杜尔的影子。海地革命在19世纪美国文化历史想象中具有重要意义，“就像《圣经》中《出埃及记》的叙述一样，海地革命向黑人表明，解放在历史上是有可能的。他们的处境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它鼓舞和激励了黑人的抗争，但这场革命也是白人的噩梦，在海地革命期间，圣多明各岛的法国人出逃美国，使美国迎来立国后的第一波难民潮。随法国主人一起进入美国的非洲奴隶也引发了南方种植园主的恐慌，他们害怕这些见证过海地革命的奴隶会在美国煽动类似的叛乱。

杜桑·卢维杜尔，图片源自Yandex

实际上，19世纪上半期，美国境内奴隶起义时有发生，而白人进行镇压的手段也十分残酷。1822年，丹马克·维齐（Denmark Vesey）组织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9000名奴隶，密谋举行暴动。被人告发后，131人被捕，维齐等37人被判绞刑。更为著名的是奈特·特纳（Nat Turner）领导的起义。1831年8月21日，奈特·特纳在弗吉尼亚州南安普敦带领7名起义者奔至特纳的主人家，用斧子砍死了奴隶主全家，然后在附近种植园造反，24小时内57名白人被杀，起义队伍扩大到70人。这次起义让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等蓄奴州的白人惊慌失措，惟恐革命的怒火燃遍各地，于是全力进行镇压。特纳起义失败后，100多名黑人被杀，特纳隐藏6个星期后终被发现，经审判后于11月11日被处死。有证据显示特纳在死后被斩首、剥皮，还有人见过用他的皮肤制成的钱包，也有人声称见过他的头盖骨。这些细节令人不禁联想到麦尔维尔在《班尼托·赛雷诺》对巴波之死的描写。而这一事件的另外一面是，暴动中黑人对白人奴隶主的仇恨也令暴力失控，波及无辜平民。有目击者声称，起义当天，奈特·特纳要去把主人杀掉，进门没见人，却看到了主人的幼儿，他很残忍地把这个很喜欢他的孩子杀死了。在《班尼托·赛雷诺》中，麦尔维尔也写到了巴波命令老实听话的西班牙船员跳海，让他们活活淹死。麦尔维尔写出了奴隶制暴力的两面性：它在碾压性地奴役和伤害奴隶，但也会给白人带来可怕的反噬。

问题在于，在麦尔维尔写作的时代，美国人一边畏惧奴隶起义，对黑人反抗进行强力镇压；一边继续考虑推广奴隶制。此时，美国的西进运动已拉开帷幕：1846年，美国和英国谈妥了俄勒冈的分界线，1848年美国赢得了美墨战争，领土面积大大增加。这个野心膨胀的帝国认定开疆拓域是其“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而此时，西班牙帝国已没落，如果德拉诺生在此时，更加无须惊惧西班牙势力。然而，此刻的美国和半个世纪前的美国相比，在奴隶制问题上没有实质性改革；和欧洲以及美洲诸国相比，更没有值得夸耀的地方：法国在19世纪初禁止了奴隶制；英国在180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1833年宣布奴隶制非法；加勒比地区19世纪30年代逐渐废除了种植园奴隶制；184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正式禁止贩卖奴隶。而美国虽然于1808年禁止进口奴隶，但未禁止国内奴隶贸易。废奴运动始于19世纪30年代，但直到美国内战后，1865年宪法第13修正案才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更具讽刺意义的是，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规定奴隶制不受任何地域限制，为奴隶制向西部新开发地区的扩展开了绿灯。顺应“昭昭天命”的西进运动中，美国与整个美洲地区的反奴隶制浪潮逆向而行。在此大背景下，1855年，麦尔维尔创作了《班尼托·赛雷诺》，用西班牙帝国奴隶贩卖史上的一则旧事作为美国19世纪50年代的镜像，而此刻若再来看麦尔维尔描写德拉诺登上西班牙船时沾沾自喜的道德优越感，作家的讽刺意涵昭然若揭。“多米尼克号”和“快乐的单身汉号”的故事，不仅是关于西班牙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寓言，也是美国的南方和北方、昔日和今朝的寓言——它们都是美洲奴隶制历史的黑暗篇章。

麦尔维尔用哥特悬疑带动读者进入文本，多维度地展现了奴隶制的暴力特质。然而，这部小说的结尾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哥特小说。哥特小说有流行文类的特点，即为了满足意识形态审查的要求，在欲望宣泄或者暴力表达之后，小说结尾处往往会进行秩序的重建，文类快感部分源自叙述终结时“恐怖或者是怪物被消灭、被控制……原先的秩序得以恢复”。哥特小说开山之作《奥特朗多城堡》中，奥特朗多公国之主曼弗雷德的儿子被飞来的神秘头盔砸死，曼弗雷德决定和妻子离婚，想要强娶儿子的未婚妻伊莎贝拉，以延续血脉。但城堡神秘灵异事件不断，最终圣阿方索的巨大幽灵现身，曼弗雷德的祖父窃取城堡的事实暴露，曼弗雷德怀忏悔之意遁入修道院，城堡回到了圣阿方索家族的血亲手中。而经典哥特小说如《化身博士》《德拉古拉》《道林·格雷的画像》等，也都有恶魔身死的诗性正义结局。动荡混乱的哥特世界，需要一个有道德含义的结尾，让读者经由文本窥见欲望、黑暗和深渊后，不被其吞没，回归正义得以伸张的光明世界。

《道林·格雷的画像》，图片源自Yandex

但在《班尼托·赛雷诺》中，麦尔维尔却把哥特性坚持到底，小说的终局笼罩着层层阴影，反映了伸张正义之难。哥特小说的主要人物，其角色功能可以分为三类：受害者、哥特暴君/恶棍、拯救者。哥特恶棍是邪恶的中心，违反人性或者法纪，出于私利迫害和囚禁受害者。受害者则往往天真轻信，深陷困境之中，且孤立无援。拯救者的任务是消灭恶徒，帮助受害者重获自由，匡扶正义。《班尼托·赛雷诺》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巴波、赛雷诺和德拉诺——却无法与这三类角色功能形成清晰对应，每个人物身上都有阴影，都没办法成为诗性正义的执行人。

先看看《班尼托·赛雷诺》中灵魂没有“阴影面积”的德拉诺船长。他自诩为“拯救者”，在小说结尾部分，德拉诺看望住在修道院的赛雷诺，大谈“拯救”：他先感谢赛雷诺的提醒救了他，让他没有上黑人的当以致白白送命，而他也特别得意自己抓住了巴波，镇压了叛乱，救了赛雷诺。他还劝说赛雷诺既然已经得救，就该忘掉过去，快乐生活。显然，德拉诺所谈的“拯救”，是白人联盟之间的相互帮助，他一点也不关心黑人的命运。小说中，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新教徒总在表达对黑人的友好。他在家的时候，喜欢坐在门口看着作为自由人的黑人们工作或嬉戏；当船长的时候，如果碰巧有黑人船员在他手下工作，他也会和对方开开玩笑，聊聊天。但从本文第二部分的讨论中就可以看到，他发现叛乱后是多么果断坚决地站在了白人身边，镇压黑人暴动时绝不手软。劳里·巴尔富指出，《班尼托·赛雷诺》体现了白人之间的“友谊政治学”，这一评论一针见血。

德拉诺自称反对奴隶制，但他捍卫“圣多尼米克号”上白人奴役黑人的等级秩序，这和北方一边反对奴隶制，一边执行逃奴法案（The Fugitive Law）是同一个逻辑。1850年，美国国会通过逃奴法案，不仅保留了1793年逃奴法案的基本条款，支持南方奴隶主追回逃亡北方的奴隶，还简化了相关司法程序。逃奴在法庭上没有辩护权，不能有法律代表，审判不能有陪审团，行政专员有权当庭宣布判决结果，使其立即生效。如果北方人协助黑奴逃跑，将被处以罚金或者蹲监狱。国会通过逃奴法案，理由是需要尊重南方蓄奴制的权利，防止国家分裂。北方执行逃奴法案，是遵守国会通过的法规，而且北方也在享受南方奴隶制带来的利益。德拉诺也是用类似的逻辑为自己辩护的，认为奴隶制是西班牙人的选择。他只是遵守航海规范，对西班牙人施以援手，然后领取酬金。麦尔维尔透过德拉诺这个北方人的形象批评美国北方宣称的“道德良心”中藏着姑息南方奴隶制之“恶”的阴影。

小说中，赛雷诺对奴隶制的阴影的认知比德拉诺深，所以他郁郁而终。《航海记》中，德拉诺动员船员夺回西班牙船后，赛雷诺不仅拒绝付酬金，还找来曾在德拉诺手下工作过的海员，企图诬告德拉诺是海盗。利马总督没有偏听偏信，支持了德拉诺的诉求。现实中的赛雷诺是个恶棍，狡诈自私；小说中，麦尔维尔却将他改写成了体弱而忧郁的青年人。德拉诺与赛雷诺初次见面，看到他穿着华丽的西班牙贵族服装，靠着主桅杆，“用厌倦的无精打采的眼神看着身边激动的人群，又用郁郁寡欢的眼神看了看来访者”。当时，巴波贴身紧跟着他，仿佛随时准备搀扶自己憔悴的主人。赛雷诺的忧郁源于受到巴波胁迫，但巴波死后，赛雷诺的心态还是深陷暴动的影响。他的朋友、亲人以及船员纷纷在暴动中丧生。在和黑人奴隶一起漂流海上的日子里，他每天在船上战战兢兢地活着，体会过被监禁的痛苦。叛乱过后，他表现出了创伤应激综合征的迹象。小说结尾，德拉诺问赛雷诺：“是什么给你蒙上了这样的阴影？”赛雷诺心思沉郁地回答：“黑人。”批评家克里斯多夫·弗雷伯格认为赛雷诺的忧郁源于他的旧世界观被动摇：黑人暴动“令他对社会生活（意识形态、习俗、身份、日常惯例）以及基于种族的社会等级结构”产生了怀疑。这一阐释很有洞察力。与赛雷诺的“忧郁”形成对比的是德拉诺的“乐观”，“乐观”在此绝非美德，德拉诺不受触动，没有反思，乐呵呵地把阴影甩在身后，快乐奔赴明天，这种态度隐含着对黑人他者毫不在意的“恶”。对比之下，赛雷诺的忧伤里或许有思考和良心的痕迹，至少，他看到了奴隶制反噬的阴影，无法心安理得地回到以前的生活。作为奴隶主，他背负着奴隶制原罪，但也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

小说中形象最复杂的人物是巴波。这个瘦小的不起眼的黑人，在赛雷诺这位奴隶主心中投下了最深的阴影。他是暴动奴隶寻求的“出埃及记”中的摩西，也是白人眼中的撒旦。巴波是黑人暴动的领袖人物，他有胆量有谋略，团结船上的黑人共同追求解放。他聪明、坚韧、无畏，是为了自由奋斗的殉道者。但是，麦尔维尔对他的刻画又有哥特的一面——精明、狡猾、有煽动性、冷酷、隐忍。相比于浅薄的德拉诺和忧郁的赛雷诺，巴特身上有撒旦式哥特人物的影子。小说强调他工于心计，善于伪装，他还擅长用冷暴力进行胁迫，对人心进行操控。最能体现他的哥特性的是他对奴隶主阿兰达和西班牙人海员的公开处刑，他对他人的死亡和痛苦表现出漠然，将自己的生死也置之度外，小说结尾，他一言不发地迎接死亡。这一切使巴波的形象具有高度争议性。在20世纪新批评占据理论高地的时期，评论者分析巴波时普遍倾向于把他象征化，看作恶的化身，认为他为人狡诈，是个伊阿古式的阴谋家。这种解读未考虑到巴波对奴隶制的结构性暴力的反抗几乎没有胜算，也未结合历史文化语境对巴波进行深度读解。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批评家眼中的巴波形象发生了变化。巴波被视为英雄，他率众起义失败，无畏赴死，精神未被击垮。批评家们在讨论巴波性格的这一维度时，往往会引用加勒比海革命家C.L.R.詹姆斯在《水手、叛逆者和流放者：赫尔曼·麦尔维尔的故事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对巴波的赞美：“他为人有着不屈意志，身为组织者既有宏观视野，又注意细节，对敌人无情，而个人没有弱点……他的身材瘦小，这是麦尔维尔故意为之，他有精妙的大脑，为人有内在的力量。”但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9·11事件”之后，也有怀疑的声音出现，对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策略是否是一种恐怖主义？反抗结构性暴力是否可以采用同样的血腥手段？暴力的适用边界在哪里？

以上讨论各有出发语境和论述重点，但都注意到了巴波人物塑造中的暴力阴影。麦尔维尔为何要描写这样一个奴隶？重要的原因是他要反对以斯托夫人为代表的白人废奴主义者在作品中所刻画的以汤姆叔叔为典型的黑人形象。《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汤姆正值壮年，是个“体格魁梧、胸部结实、十分健壮的人，十足的黑皮肤有着一层光泽”。他却打不还手，承受凌辱、鞭打等虐待而不反击，最终死于残忍的奴隶主西蒙·勒格里之手。斯托夫人认为汤姆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懦弱不敢反抗，恰是因为他是黑人基督圣徒，要以柔弱克制刚强，以爱为主旨，感化暴虐的打手和奴隶主。所以小说形容汤姆时，重复使用的形容词是“善良”“虔诚”“忠实”“温和”“单纯”——这些恰是《班尼托·赛雷诺》里巴波的反面，也是巴波用以蒙蔽德拉诺时的“忠仆”面具。两部小说放在一起读，让人不禁追问：汤姆的美德，难道不是套在黑人身上的枷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斯托夫人的人物塑造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声音，他在《所有人的抗议小说》中批评斯托夫人用白色的宗教的长袍罩住汤姆的黑色的身体，剥夺了他的“人性和性别”。

《汤姆叔叔的小屋》，图片源自Yandex

但是，笔者反对对斯托夫人的作品做太苛刻的评价。斯托夫人有种族浪漫主义的倾向，这是她的重要局限，但也要承认她真诚渴望社会进步，期待能彻底推翻奴隶制，为激发白人读者对黑人奴隶生存境遇的关注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对汤姆形象的塑造，的确有种族主义偏见的成分，但这并非事情全貌。黑人形象的塑造和她对如何才能废除奴隶制的理想愿景有关，斯托夫人在刻画黑人形象时，特别回避讨论黑人的暴力性，她声称黑人“天生忍耐、胆小和不愿冒险”，说黑人最极端的反抗形式是成为逃奴，而且只有发现要被卖到南方、忍无可忍时才会这么做。斯托夫人强调汤姆的精神领袖的形象“对白人不具有威胁性”，她把汤姆塑造成用爱拯救世界的圣徒，是为了感召白人参与救赎黑人的运动，感召身边的黑人向善，以及团结不同的人为共同的目标服务。我们可以看到，在她的设想中，黑人发挥的作用都是间接性的，黑人命运的改变需要白人的主动作为：感化汤姆，让他从普通虔诚信众变成坚定的殉道者的关键性启蒙人物是白人女孩伊娃；伊莱扎和丈夫乔治·哈里斯和孩子哈利的一路逃亡，全靠“地下铁路”的各位白人废奴主义者；变卖财产还债，然后解放了农场奴隶的，是农场新一代的主人乔治·谢尔比少爷。往深处看，斯托夫人认为黑人不掌握社会权力，无法自救，只能等待白人来做拯救者。所以，她避而不谈黑人的暴力性，以免引起阅读她的小说的白人读者的恐惧；她想要团结最多数的白人参与废奴事业，那就最好不要让他们不安；她只强调黑人的忠诚、宽容和耐心，把希望放在白人的道德觉醒上，希冀白人主动更正奴隶制。所以她写《汤姆叔叔的小屋》时，文类选择是感伤主义小说，旨在唤起白人的同情和怜悯，向黑人施以援手。她也特别强调爱——爱是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力量，能够弥合矛盾，消除差异。

而麦尔维尔选择哥特小说这一文类来反驳斯托夫人的文学愿景。在《班尼托·赛雷诺》中，黑人没有听从白人的安排，不期待白人会放弃特权，而是自己主动寻求解放的道路。论残忍，《班尼托·赛雷诺》中的西班牙人，没有一个比得上《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西蒙·勒格里。实际上，赛雷诺性格软弱，阿兰达不算是苛刻的奴隶主。正是因为阿兰达允许奴隶不戴镣铐在甲板上自由行动，奴隶暴动才能成功，可是黑人们杀了阿兰达，挟持了赛雷诺和船上的西班牙人。“圣多米尼克号”上的黑人暴动，不是为了反抗残暴的个人，而是为了反抗奴隶制的暴政。

在《班尼托·赛雷诺》中，世界深度分裂。小说文本里容纳了两个不同视角的哥特故事。让德拉诺来讲这个故事，他会说这是一则哥特悬疑故事，赛雷诺是受害者，巴波是恶棍，德拉诺开始误认角色，后来幡然醒悟，拯救了赛雷诺，恢复了奴隶船的秩序；然而，这种秩序的重建，对白人来说是正义，对奴隶们来说，却是人间恶法的重建。让巴波等奴隶来讲这个故事，黑人是奴隶船上的囚徒，德拉诺、赛雷诺这些看似良善的白人，都背负着奴隶主/施害者的原罪，拯救者缺席，所以，黑人准备为自己的自由斗争到底，不惜使用暴力手段。

麦尔维尔在《班尼托·赛雷诺》里写暴力，不等于他鼓励暴力以及煽动暴力。他所做的是，通过作品，让他的小说的读者——他们都是白人——正视黑人的愤怒、黑人的诉求和黑人反抗的力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对黑人的主体性的承认。在《白外套》中，麦尔维尔曾经说过：“被压迫者的邪恶不是压迫者的借口，而是压迫者的另外的污名，因为它不是压迫的理由和正义出发点，而很大程度上是压迫的结果。”这句话也可以用于理解《班尼托·赛雷诺》。在这部小说中，黑人的暴力性让白人胆战心惊，可是，大多数白人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生活在奴役中的黑人们，暴力景观是其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小说中，黑人杀阿兰达是血腥的，而奴隶史上，奴隶受酷刑、被杀死、尸体示众，从不鲜见。小说中，巴波将白人船员扔下船，可美洲奴隶史上，有多少奴隶在跨洋旅行中，被扔下奴隶船，葬身大海。

《汤姆叔叔的小屋》里，汤姆在受勒格里毒打的时候，听到了神的声音，让他蔑视死亡：“‘杀了身体以后，就不能再做什么了，不要怕他们。’这些话让这个苦命人的禁锢震颤，仿佛给上帝的手指所触。他感到千万人的力量集于一身。”——这句话也可以用在《班尼托·赛雷诺》中的巴波身上，只是巴波的反应将是既然人不畏死，何不战斗到底。白人只肯接受汤姆叔叔的圣徒殉难的故事，因为一旦承认巴波视角的可能性，白人蓄奴者的世界就充斥着哥特故事——每个家宅里的黑人都可以是奴隶主潜在的敌人，他们表面上像巴波一样谦恭、忠诚，实际上，会在黑夜里动手，杀死奴役他的人。这是麦尔维尔和斯托夫人的根本分歧：斯托夫人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勾勒了一个乌托邦愿景，这个愿景以和谐的“家”为核心意象，白人和黑人各安其位，平等相待，以爱联结。麦尔维尔在《班尼托·赛雷诺》中，则讲述了一则哥特恐怖寓言，这个寓言以阴影笼罩的“奴隶船”为核心意象，白人在上层房间，黑人在底舱，压迫无处不在，暴动随时会来。 

艾瑞克·萨沃伊在《美国哥特小说的诞生》一文中指出，从18世纪到19世纪，哥特风格在美国一直很流行，反映出美国文化中的矛盾：“一个乐观的国家建立在自由的启蒙主义原则上，追求幸福，据说已摆脱了历史的束缚，摆脱了非理性，却在文学中出现了一抹黑色，被固执地不肯死去的历史所缠绕。”对黑人的奴役作为美国历史中最黑暗的机制之一，是美国哥特文学的重要议题。麦尔维尔在《班尼托·赛雷诺》中回望1799年的历史，勾连1855年的现实。奴隶制的历史重负和时代压力构成了小说哥特性的根源。小说结尾，德拉诺乐观地告诉赛雷诺“你已经被拯救”，这句话不值一哂。透过《班尼托·赛雷诺》的文本世界和文化历史语境可以看到，正义无法伸张，暴力阴影越聚越浓。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这场为期四年死伤无数的战争，表面废除了奴隶制，却没能改变黑人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实，美国1877年开始实行种族隔离制度（Jim Crow Law）——它也成为有关黑人的哥特故事的新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