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苏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在不同时期的犹太主题创作，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对苏联犹太民族特殊性的认知变化，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他对犹太民族未来的想象性安置。格罗斯曼对犹太身份的认同从无意识状态转变为有意识状态，最后辩证地回到主动无意识，这一变化过程不仅解释了他思想经历的某些变化以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始终如一的坚持，也展现了历史进程中苏联犹太人的民族境遇及集体或个人选择。

关键词 瓦·格罗斯曼 犹太主题 身份认同 《生活与命运》

俄苏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1905—1964）生于今乌克兰的一个世俗犹太家庭，早年辗转多地求学，经历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二战期间，格罗斯曼的工作重心从苏联官方作家转移至随军记者，为苏联官方撰写前线新闻。二战后，格罗斯曼加入了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参与《黑皮书》的编撰。对历史事件的深度参与使得他对于苏联公民身份和犹太子民身份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及更为复杂的体认过程。

苏联刚刚成立时，格罗斯曼陷入爱国主义的热情之中，以苏联的国家认同作为精神归属。而二战中发生的犹太大屠杀以及战后苏联的反犹主义潮流，强烈唤醒了作家的犹太血统，作家的犹太认同在二战时期到达巅峰。但格罗斯曼的独特之处在于：目睹二战及战后苏联犹太人的悲惨处境后，他并未将犹太族裔置于特殊地位，而是更加坚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在民族问题上走向世界主义。

格罗斯曼生于被称之为“犹太人的耶路撒冷”的别尔季切夫，但他幼年时并未受到犹太教及犹太文化的熏陶。据其生前好友、苏联诗人、格罗斯曼四卷本编选者之一西蒙·利普金回忆，格罗斯曼只知晓几个意第绪单词，对犹太历史知之甚少，利普金藏书中的俄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似乎也不能引起他格外的兴趣。格罗斯曼的这种世俗化，甚至是完全与俄罗斯人民的同化，是十月革命前后俄籍犹太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有学者认为“犹太人在俄国土地上生活的历史比俄国本身的历史还要悠久”，而反犹主义在俄国的肇始可追溯到俄国首位沙皇伊凡四世时期（1547至1584年在位）。为避免异教信仰危及东正教的正统地位，伊凡四世“禁止犹太人在俄国做任何停留，并对此实施严密监视……在立窝尼亚战争（1558—1583年）中被俘虏的波兰犹太人遭到伊凡雷帝的残酷折磨，下令用烧死、绞死和淹死的方式处决那些拒绝改宗的犹太人及其子女。1563年，［伊凡四世］在占领波洛茨克后让人把300名拒绝改宗者投入水中，使他们溺水而亡，把同意改宗者变为农奴”。直到1919年，犹太人仍承受着封建专制与民族迫害的双重桎梏。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把党员的忠诚、市民的支持以及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专家等资源，整合为一个能够控制并且保卫革命后俄国社会的集权化国家”。在这一整合时期，犹太民族因其人口占比及在十月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重视。“根据1897年的人口普查，犹太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到1915年，犹太人口约为545万。”“1917年8月在布尔什维克党代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和随后参与了十月革命的24名成员中，有7名犹太人。”关于犹太人在苏联的未来，列宁吸收了第二国际领导人卡尔·考茨基的思想。列宁在《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文中援引考茨基的话，明确提出：“卡尔·考茨基在专门谈到俄国犹太人的问题时，说得更加肯定。要消除对异族居民的仇视，‘只有使异族居民不再是异己的，而和全体居民融合在一起，这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我们应当支持能够促使犹太人的隔绝状态消除的一切措施’。”由此，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一周内，苏俄政府便颁布了《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言不断强调历史的主体是“俄罗斯各族人民”，未来目标是建立“俄罗斯各民族的联盟”。人民委员会在宣言中将“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平等和独立自主；俄罗斯各族人民的自由自决乃至分立并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居住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各少数民族与民族集团的自由发展”作为自己在俄罗斯民族问题方面的活动基础。以此为基础，苏联政权通过团结所有可团结的力量维护政权的稳固，与经历了漫长流浪的犹太人寻找“归属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在那个历史截面下，俄裔犹太作家多数皈依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有对新时代救世主式的承诺，植根于历史逻辑；人们意识到逝去的时代是无可救药的腐朽的。最重要的是，从被同化的犹太人的观念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性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阶级，而不是民族。受到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保护；犹太人不必接受俄罗斯人的身份；他们可以，也确实将自己视为讲俄语的革命者”。

对成长于有着共产主义革命血脉和国际主义活动传统的家族之中的格罗斯曼来说，顺应历史潮流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同时，布尔什维克为犹太人创立的相对舒适的生存环境使得作家更加“坚信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新的社会氛围给犹太人民制造了一种幻觉：犹太人在沙皇俄国的苦难史连同俄罗斯人民的奴役史一起，都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成为永不会复现的历史旧篇章。苏联犹太人的苏联认同也成为一种趋势，青年一代“放弃了他们的宗教纽带，热情地拥抱允许他们走向完全同化，极大改善其社会地位的制度”。作家拥抱新政权的方式是以笔代枪，建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劳动工人角色，为苏联的共产主义事业添砖加瓦。在得到高尔基的认可后，格罗斯曼放弃了自己的化学专业，试图用文字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作为内战后的第一代，彻底苏联化的一代，他以标准的苏联模式撰写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这部《格柳卡乌夫》（Глюкауф，1934）被苏联格罗斯曼研究学者博恰洛夫视为具有时代性和开创性的“生产文学”（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响应，主人公们洋溢着对新生活的向往，投身于工业劳作中的机械化创新。“格柳卡乌夫”是德语“幸福上升”（Gluckauf）的音译，一般用于矿工从矿井深处上来时，在地面上的矿工们一起迎接工友的号子。在书籍的开篇，格罗斯曼便提到：“我就是想这样命名我的书籍，以此来献给顿巴斯的矿工们。要幸福地上升，不仅仅是从矿井中，更要从地球上最深的矿井——资本主义的矿井中幸福地升起。上升到物质文化的最高峰，上升到可以拥有所有科学和艺术的价值，等等。要踏上其他的，还要更加完美的，任何梦想家和疯子都不敢奢望的高峰。”不难看出，格罗斯曼在他的处女作中展示出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热烈期盼与对抗资本主义的壮志。在《格柳卡乌夫》中，格罗斯曼试图建构一个极度禁欲、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主人公鲁宁来感染读者。鲁宁作为矿场的党小组组长，时刻燃烧着对工作的热情，一心加快矿厂的运作，为苏联工业化做贡献。即使是在生病时，他首先担心的也是自己会不会失去了工作的能力。他虚弱地咳嗽着，但仍坚持工作，因为在他的意识深处有一个念头：一旦有一次没有来矿山，他就会立即分崩离析，再也无法振作；但是只要坚持对着沟壑发起强攻，就可以突破人类的极限，抵达充满光亮的明天。博恰洛夫认为：“鲁宁确实与其他‘文学’党员相似；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说教式的，是具有概括性的。但这类人物的行为品质受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青睐，并不是因为作家们在艺术构思上的胆怯，或对陈规旧套的偏爱，而是因为它反映了为共同事业的胜利而牺牲自己生命的意愿，这种意愿在革命的年代里一直存在。”

《在别尔季切夫城》和《格柳卡乌夫》

图片源自Yandex

在几乎与《格柳卡乌夫》同时发表的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城》（В городе Бердичеве，1934）中，格罗斯曼第一次强调犹太元素，这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犹太民族应当视自己为苏联公民、并勇于自我牺牲的号召。尽管近年来有批评家将这部作品解读为格罗斯曼“在支支吾吾之间以极其隐晦的方式对苏联红军缺乏人道主义的控诉”，但根据格罗斯曼给父亲的信件内容，便可推翻这一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不恰当的、背离作者原意的评论。《在别尔季切夫城》中，红军女政委达维诺娃意外怀孕后，因不愿意休假脱离部队，便尝试用各种方式自然流产。三个月后，她的流产计划宣告失败，部队安排她借住在一个沉溺于日常生活的犹太人马加扎尼克家中待产。在这里，格罗斯曼并没有对犹太民族进行特写，而是以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填充了犹太夫妇的生活及犹太居住区的市貌。正如评论家所言：“他只是像许多初出茅庐的作家一样，使用了一个熟悉的背景……犹太人在其中什么性格也没有，而是一些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出现，众所周知，是因为作家的主要兴趣点在别处。”相似的阅读体验也出现在苏联文艺理论家列日涅夫的评论中：“［作者］甚至可以在马加扎尼克一家缺席的情况下，无差别地完成预设的基本任务，只不过是少了些美好和温暖的色调。”格罗斯曼在作品中几经急停扭转，最后以一种悖论式的转折公开了他的真正的意图：将刚沉溺于母性的女政委推到列宁的召唤之下。在女政委毅然决然地抛弃刚出生一周半的孩子奔赴前线时，望尘莫及的犹太男主人马加扎尼克对着妻子感叹道：“他们才是真正的人，贝拉。我们能算得上是人吗？我们是臭狗屎。”显然，格罗斯曼显露出的是他一贯的简洁明了的写作调性，不存在任何含糊或反讽。列日涅夫认为《在别尔季切夫城》的结尾稍显急促，但作家潦草收场的原因很明确：“作家的意图很明显：通过枯燥和粗略的语调让本身过于生动有力的、‘图画式’的结尾尽可能的简单和日常，以消除在冗长展开中有可能会出现的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格罗斯曼试图借马加扎尼克之口，召唤犹太人自觉地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追求，服从社会主义理想，积极参与到公众之中，与苏联公民共享命运。

格罗斯曼早期的写作中出现的众多犹太脸庞均未涉及苏联犹太身份的特殊性，这一现象被苏联学者博恰罗夫称之为“犹太的一瞥”。博恰罗夫认为若因此将格罗斯曼划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太荒谬了，因为格罗斯曼只是还原了犹太人存在于苏联这一事实。20世纪30年代的格罗斯曼在几近狂热的社会氛围下，尚未意识到犹太民族在苏联的独特性，他认为犹太人的命运内在于苏联的历史进程之中，甚至可以直接化入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进程，作家对犹太命运的全部思考都以苏联命运为前提。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认同给予了格罗斯曼足够有力的归属感与方向感，且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作家对于民族问题的深究，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面对德国的“最终解决方案”以及苏联卷土重来的反犹主义，这位曾将自己的犹太姓氏“约瑟夫·萨拉莫诺维奇”（Иосиф Соломонович）改为“瓦西里·谢苗诺维奇”（Василий Семёнович）的作家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犹太身份以及犹太人的命运问题。

1941年6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撕毁，撕碎了苏联快速建成工业化大国的蓝图，更撕碎了犹太知识分子试图悄然无痕地融入苏联公民共同体的想象。就在同一年，格罗斯曼得知母亲在犹太大屠杀中离世的消息，这一事件可以被视为格罗斯曼此后全部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它首先唤醒的便是作家对于犹太身份的感知。对于被同化的俄裔犹太人来说，犹太身份的召回多数都源于与至亲生死两隔的突然事件，正如爱伦堡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我在俄罗斯城市——莫斯科长大，我的母语是俄语，我是俄罗斯作家。现在，像所有俄罗斯人一样，我捍卫自己的祖国。但是纳粹使我想起了别的事：我母亲名叫汉娜，我是犹太人。”这一现象被俄裔美国历史学家尤里·斯莱兹肯（Yuri Slezkine）称之为“血的召唤”，他认为苏联的民族政策以血缘来定义群体，无意中使得苏联犹太人理解并接受了纳粹将犹太血统定义为犹太民族这一肤浅却又沉重的他者视角。直系亲缘遭受迫害唤起了后代的血缘觉醒与民族意识。这一现象也被俄国犹太文学研究开创者希蒙·马尔基什（Шимон Маркиш）称为“图维姆综合症”。波兰犹太诗人朱利安·图维姆（Julian Tuwim）在反法西斯的呼吁书《我们是波兰的犹太人》中提出并回答了“我们是谁”这一问题。对图维姆来说，“我们”无疑是波兰人，但同时在血管中也确乎流动着犹太血脉。一面是被国际承认的原始国籍，一面是不被允许存在的犹太血统，犹太人似乎从出生起就已经携带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面临着不得不作答的“我们是谁”的问题。马尔基什认为：“在战争期间，很多生为犹太人的俄罗斯作家都出现了‘图维姆综合征’，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克服了这个问题；而在格罗斯曼身上，这个问题始终存在，而且越来越强烈。”

格罗斯曼犹太身份被突然召回的症候在他的不同著作中频频出现且愈演愈烈。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献给母亲的巨作《生活与命运》中的主人公维克托·施特鲁姆。维克托对自我身份的认识，是作家格罗斯曼身份认同的缩影。《生活与命运》第一部中，维克托出场时展示的第一个心结，便是母亲在犹太集中营中的去世。母亲在绝笔信中痛心地对维克托自述：“我以往从没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我从小生活在俄罗斯朋友的圈子里，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同样的，“战争爆发前维克托从来没想到他和母亲都是犹太人。无论在小时候还是上大学时期，母亲都没有跟他说过这一点。他在莫斯科大学的那几年里，没有一个同学、一位教授、一位班级领导跟他提过这事儿”。而如今这成为“法西斯使他不能不想的问题：想到自己的犹太血统，想到母亲是犹太人”。已经完成文化同频和精神同化的维克托一家不得不经受一次身份的撕裂，从整合过的苏联公民和俄罗斯文化传承者的身份中抽离出来。

在战后苏联遭遇的不平等待遇给格罗斯曼带来了信仰上的危机。《生活与命运》中，作家的另一个自我呈现了这一断裂与疏离。战时，当维克托被安娜告知疏散名单中犹太人的名字几乎全部被划掉了之后，他劝安娜放弃这种只有在沙皇俄国时期才能成立的狭隘猜想。然而战后，当维克托的科研论文被推荐竞逐斯大林奖金时，他仅因犹太人身份便被指认论文中存在犹太教精神，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随后，他被监视、被调查，被强迫回答围绕着犹太姓氏而产生的一系列滑稽无理的问题。回溯格罗斯曼的生平经历，代表官方的权威作家、文学前辈肖洛霍夫简单的一句“您委托了谁来写斯大林格勒？”更为致命，他直接剥夺了格罗斯曼的作品出版的机会。对于肖洛霍夫这一具有反犹主义倾向的质疑，格罗斯曼在《生活与命运》中做出了解释，认为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让俄罗斯人民重新点燃民族主义之火成为可能：

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促成了军队与老百姓的新的自觉。苏联人、俄罗斯人开始从新的角度认识自己，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各种民族的人。俄罗斯的历史开始被理解为俄罗斯的光荣史，而不是俄罗斯农民与工人的苦难史与屈辱史。民族性由形式转变为内容，成为世界观的新的基础。

人民战争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达到最高的热潮的同时，也为斯大林提供了可能性，公开宣扬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体系。

换言之，曾经强大的、美好的民族意识在民族灾难时击退了德国纳粹的攻击，而在胜利后，这种激昂的情绪无法冷却，进而转化为另一态势。

战时苏联宣传风向的飘忽与脱轨，可以视为战后反犹主义在反世界主义框架下被“合法化”的预兆。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布兰登贝格尔认为，这种脱轨实际上滋生于掌权已久的沙皇俄国与全新的苏联之间的断裂之中，在20世纪30年代便有迹可循。他在《民族布尔什维克》一书中写道：

20世纪30年代苏联党内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实用主义意识，他们认为，在前15年中定义了苏联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际上延缓了动员社会进行工业化和战争的进程。为了获得更有说服力的号召力，斯大林及其核心领导集团最终确定了以原沙皇俄国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形式作为促进国家建设和民众对政权忠诚的最有效方式。但是，这种“民族布尔什维克”路线不仅仅是动员俄语社会进行工业化和战争的一种方式，它同时也标志着苏联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默认了民粹主义、本土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的呼吁优于乌托邦理想主义为导向的宣传。

十月革命后，俄国彻底摆脱了专制统治，但一路颠沛流离的俄国民众却未能同步地在思想上完成飞跃。当20世纪40年代希特勒挥麾闪击东方强邻时，苏联官方急需一种“可用的过去”，以弥合集体从沙皇俄国跨越到苏联的巨大裂缝，从而凝聚大众。1941年7月3日，斯大林的广播演说以苏联人民最为熟悉的准宗教话语形式，夹带对俄法战争的回溯，重塑了俄国历史形象，以唤醒民众记忆，敦促他们投身这场兵临城下的圣战。“斯大林对世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或马克思主义只字未提。他的高度性别化、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和宗教性的话语，旨在吸引国内绝大多数以农民为主的民众，以及国外的潜在盟友，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人，罗斯福和丘吉尔，此后，国家和民众对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战争描述和记忆都将受到影响。”为了弱化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共产主义针锋相对的关系，共产主义理想被暂时悬置，顺势而上的民族主义情绪恰巧能更为有效地黏合尚未从精神实质上完成、或中断了苏联认同的大众，填补苏联民众暂时的精神缺失。然而，二战胜利后，这一有悖于国际主义精神的高涨情绪却覆水难收，且愈演愈烈。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为红军将领庆功时，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表示：“我想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我们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不仅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人民，而且因为他们有清晰的头脑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这一讲话“成为苏联长时期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宣传的范本”，但其中的“爱国主义带有明显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色彩”。渐渐地，曾被试图打造为铁板一块的苏联人民再度分崩离析。同时，二战的胜利和冷战思维使得重估俄罗斯文化在苏联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成为可能。冷战时期苏联与西方成为对立的两极，苏共中央反对一切对西方文化的卑躬屈膝态度。“反卑躬屈膝运动最终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反对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者以冷漠的态度对待苏维埃祖国文化，却对外国资产阶级文化顶礼膜拜。”由此，反世界主义在苏联徐徐拉开帷幕。到1949年底，反犹主义借“反世界主义”之名粉墨登场。犹太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被说成是一些没有国土的背弃和仇视俄罗斯传统的人，被抨击为‘国家虚无主义’，‘否定国家传统’、‘屈从西方势力’的‘普世主义者’，以及‘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

在反世界主义的旗号下，苏联接踵而至的荒诞乖张事件让格罗斯曼在写作中一度失控。向来注重事实陈述而缺乏隐喻的格罗斯曼在面对苏联膨胀的文化重估时，在《生活与命运》第二部中加入了一个极具讽刺色彩的扁平化人物：加甫罗诺夫。加甫罗诺夫的唯一“任务”就是反对犹太科学家维克托的科研成果。他的“文本生命”较于这一史诗级著作而言，可谓昙花一现，只出现在了两个小节中，但这个形象的生命力就在于他是反世界主义运动中的典型：“加甫罗诺夫是一个怪人。大家戏称他‘斯拉夫兄弟派’。他带着一股狂热而顽强的劲头千方百计地证明，物理学的一切成就都和俄国科学家的著作有关系，他把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些名字，如别特罗夫、乌莫夫、亚可甫列夫，看得比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还要高。”当然，格罗斯曼本人对爱因斯坦在科学界的定位绝非如此。作家为表明自己的立场，将身为科学家的维克托对爱因斯坦的顶礼膜拜刻画得近乎谄媚，甚至调动了德国军官巴赫这个在政治上与犹太人分属两极的人物来为爱因斯坦声援：“你们赶走爱因斯坦，你们永远不能填补他的位置。是的，是的，爱因斯坦，他当然是犹太人，不过，对不起，他确实是天才。”而加甫罗诺夫却试图用舆论对爱因斯坦的权威发起不知天高地厚的挑战。起初反犹主义的合理性在苏联恰如加甫罗诺夫的滑稽论点：需要去证明和自我暗示，而著名的“犹太医生案”使得官方对犹太的敌对情绪昭然若揭，此后苏联社会全体对犹太人的态度转变为不加掩饰的“全社会、全民的大猜疑”，这也是前文提到的维克托的科研论文被指认为有犹太教精神的背景。

可以说，经历了二战战火的锻造及苏联政策对犹太人的边缘化处理，格罗斯曼对苏联犹太人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在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中，格罗斯曼花了诸多笔墨在刻画犹太民族腹背受敌的悲苦境遇上，极力描述脆弱敏感的犹太人在面临生命危机时的道德抉择和人性坚守，为犹太民族申诉。例如，在短篇小说《在基斯洛沃茨克》中，德国纳粹要求犹太医生杀害苏联伤员，在道德与良知面前，犹太医生带着自己的妻子终结了生命，以死违抗德国纳粹非人的指令。随之而来的是作家对犹太民族受难之因的思考，以及为犹太民族找寻应许之地的渴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家都在为一直困扰他的问题寻找答案：“是什么产生了种族主义？为了让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不论在大洋此岸或者彼岸千秋万代永不死灰复燃，应该怎么办？”

正如批评家们一再追问的那样：格罗斯曼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犹太作家？他愈发强烈的“图维姆综合征”使其立场看起来不够坚定，这股巨大的张力使其作品落入多扇齿轮的缝隙之间：“对于一些人来说，格罗斯曼似乎不够反苏，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又不可原谅地反俄。”这些作品因为缺少犹太文化碎片而不够犹太化，故被亲犹的批评家忽略；又因为太过“民族主义”，不够苏维埃，而被亲苏的批评家否定。

格罗斯曼被召回的犹太意识似乎只是希特勒种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并不具备一种真切的或充分的犹太形式。在作家的作品中，似乎“除了大屠杀，犹太人别无其他。格罗斯曼并没有追问一个犹太人是否值得自由地认同其他犹太人，继续或重新建立一个与犹太大屠杀和苏联反犹主义不完全联系在一起的群体身份”。问题恰恰在于此，格罗斯曼并不认为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犹太人独属的群体身份。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他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理念，如果按照“不同意在国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人、持有不同思想的人”的释义来看，他甚至不能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而应该被看作是正统的马列主义坚守者、怀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格罗斯曼的传记作家罗伯特·钱德勒回望了作家的人生路，在翻译格罗斯曼作品时断言“格罗斯曼至死都保持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革命精神”。的确，生于革命年代的格罗斯曼既不像稍年长些的、同样生于乌克兰的犹太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Исаак Бабель）那样“无法摆脱犹太人与乌克兰人的纠葛矛盾……中年成名之后必然感受犹太人与苏联人、乌克兰人与苏联人的认同疏离”，也不像爱伦堡那样“倾向于‘苏联犹太人’的同化立场”。美国犹太学研究专家爱丽斯·纳希莫夫斯基认为，这“也许是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背景，也许是因为他从未被俄罗斯东正教所吸引，格罗斯曼免于陷入他之前和之后的俄罗斯犹太人的困境。他不必寻找犹太身份，也不必坚持自己有拥有俄罗斯身份的权利。格罗斯曼的俄罗斯身份是文化的、世俗的，而且首先是包容的”。

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对俄罗斯传统文化思想（尤其是对托尔斯泰主义）的选择与接受，格罗斯曼都是自主的。他的读书笔记中留下了大量研读马克思思想著作的痕迹。亚历山德拉·波波夫则在传记《格罗斯曼与苏联时代》中提出，不论是写作风格，还是价值取向上，托尔斯泰的作品影响了格罗斯曼的几乎全部文学创作历程，以至于可被称为“苏联时期的托尔斯泰”。也正是托尔斯泰以人性为中心的精神内核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思维路径之结合，造就了格罗斯曼独特的世界主义理想。

结合具体历史语境看，晚年的格罗斯曼对马列主义的回望并非简单的回归，而是综合了多种可能后的抉择。在二战后，苏联对犹太民族的政策和复杂态度给了苏联犹太人更多的想象空间。为在苏联境内解决战后犹太人安置问题，1944年2月，格罗斯曼所任职的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提出在克里木境内建立犹太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这一方案被斯大林指认有民族主义倾向，导致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而在1947年5月14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出席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时却表示，1922年建立的委任英国管理巴勒斯坦的制度已经失效，应当建立独立民主的犹太国。苏联的善意不完全出自对犹太民族的同情，正如国内学者所言：“巴勒斯坦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远大于对苏联的重要性……因此，对于苏联来说，与其让美国和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倒不如让这一地区长期陷入战乱之中，而作为中东地区动乱根源的以色列继续存在下去，这显然更符合苏联的利益。”而且，对于苏联犹太人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苏联公民所应该信奉的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国家形态在马列主义者的观念中只能是暂时的存在。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

不仅如此，格罗斯曼晚年的亚美尼亚之旅也给予了他很多思想灵感。在《生活与命运》的手稿被没收后，格罗斯曼因翻译亚美尼亚作家拉奇亚·科查尔（Рачия Кочар）的小说《大房子的孩子》之需赴亚美尼亚，他将旅途中的所闻所想记录在回忆录《您好！》（Добро вам!，1963）中。作家在亚美尼亚旅途中发现，部分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亚美尼亚人民倾向于夸大亚美尼亚作家的成功，甚至将不知名的亚美尼亚诗人置于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之前。而以所属作家的国籍及民族为重要评判标准之一来评价作品的优劣时，必然会遮蔽本国及本民族之外的作品的光芒，也扭曲了文学事实。在格罗斯曼看来，虽然亚美尼亚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但是亚美尼亚人民在精神认同上仍然高度区别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联人民，他们对待亚美尼亚的文化同苏联反世界主义者对待俄国文化的态度如出一辙，在证明本民族文化优越感时展露出高度的自负。格罗斯曼写道：“我的邻居们，在不知不觉中，正在使他们的心灵和灵魂变得贫乏，不再真正享受诗歌、建筑的完美和科学的伟大，他们只将它们视为建立国家至高无上的一种方式。这种志向是如此狂热、狭隘，以至于有时它成为狂妄的现象。”这一叙事也很好地解释了反犹主义背后的情感逻辑。

《大房子的孩子》和拉奇亚·科查尔

图片源自Yandex

既然无法也不必建立独属于犹太人的国家，那么彻底地融入苏联对于苏联犹太人而言是否可能呢？在政策方面，苏联对憧憬前往巴勒斯坦的苏联犹太人不予放行。“由于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人口急剧下降，百废待兴，因此在战后实行了限制人口外流的政策。总体上来说，犹太人在苏联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莫斯科希望犹太人能留在国内为苏联的经济建设服务。”但同时，在苏联社会中，苏联高层政策上的挽留并不意味着苏联民众完全接受和认可犹太人民，大国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渐渐蔓延也暂时消除了犹太民族完全融入苏联的可能。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政权移交到赫鲁晓夫手上，反犹主义才有所缓解。为树立个人权威，保证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信仰的不动摇，赫鲁晓夫一再申明与斯大林立场不同，提出坚持列宁对各民族一视同仁的态度。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

党的民族政策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依据伟大的列宁的指示：“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我们的党所以能够消除沙皇俄国时代存在过的各族人民互不信任的情况，并用兄弟般的友谊联系把苏联各族人民联合在一起，正是因为党始终深切注意这些民族的利益及其民族特点和愿望，同时还以社会主义的整体精神和关心整个国家的利益的精神教育各民族的劳动人民。

在同化、复国的可能渐渐浮出水面又都无法实现后，格罗斯曼确认“犹太人”这一身份不与任何人的个体价值挂钩。他认为，“犹太”这一定义是“民族-国家”叙事话语体系的政治产物，是本质主义的，它强加给犹太人民没由来的偏见和灾难，因为将犹太民族视为苏联众多民族之外的他者群体，“坚持群体之间的差异性通常要求我们抹去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也就是说，集体的概念会使个人消失，“过度强调每个人的初始设置，即一个人的种族、性别、民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等特征，以至于将每个人视为特定集体属性的囚徒”。在《生活与命运》中，研究所的卡里莫夫原本是一位吸引着维克托的新朋友，他们共享着诸多情绪与观念。与卡里莫夫交谈时，维克托感觉内心世界失去了孤单的寂寞感。连维克托自己也惊讶，“奇怪，他和这个人才认识了几个星期，就想对他说说自己对妻子和女儿都不能说的话了”。然而当维克托看出卡里莫夫是犹太人时，卡里莫夫就与街上的犹太人别无二致了，都是“浅色头发、眼睛明亮、鼻子上翘”的犹太人。这种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遮蔽了卡里莫夫的个人特征，维克托自然也就失去了与之建立更为细腻的私人化情感联系的念头。格罗斯曼一再强调的其实正是对这种模糊的、似有实无的个性的抗拒。在《生活与命运》的开头，作家描述了灰暗阴沉的集中营建筑，认为其单调一律，这种工具理性精神意味着对个性的抹杀：“在千百万的俄罗斯民舍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一模一样的。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各的特性。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两丛蔷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强行消除生命的独立性和各自的特点，生命就会消失。”照这样看，作为个体的犹太人，是在以集体的形式被现代理性管理体制定义而拥有独属群体身份的那一刻消失的。这一观点在《您好！》之中也得到了发展。作家在分析亚美尼亚文化问题时提出，任何本质主义的定义都不可靠，而争论这些定义使我们再次陷入本质主义的牢笼：“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对亚美尼亚民族特性的贬低与作为对立面而相生的、对亚美尼亚民族特性的巨大赞扬之间的争论。问题的本质在于需要从僵化的刻板印象转为更真实的人……”

既然无法继承原有的定义，那么该如何、以什么身份去处理成为既定现实的历史阴影呢？用什么姿态去面对国家、民族间文化的交锋与交汇呢？在回忆录《您好！》中，格罗斯曼对包含犹太问题在内的民族交流史做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他首先回到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思考路径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历史实然，也是历史发展趋势。在《您好！》中，格罗斯曼以亚美尼亚人民多元的外貌特征映射了世界历史的来临：亚美尼亚人民的头发可以是浅色系的，也可以黑得发亮；眼睛可以是浅蓝色，也可以像煤球一样；鼻子可以是扁平的，也可以是笔直而精致的；嘴唇可以薄到看似狡诈，也可以高高隆起，像个非洲人。格罗斯曼认为，这种多元正是历史作用的结果：

这种多样性反映了数千年的突袭，入侵，被俘虏的历史，贸易往来和文化相遇的历史——在这些面孔中映出了古希腊人，可怕的蒙古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突厥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一个古老的民族，一个经历了极多战争的民族，一个漂泊的民族，一个世代忍受着侵略者的压迫的民族，一个在获得自由和再次落入奴役间斗争的民族。也许这就是亚美尼亚人有着蒙古扁平鼻、希腊深邃眼睛、亚述肤色、波斯煤黑色眼睛的解释……反射出现代亚美尼亚脸庞的镜子已经在历史深处被打磨过了。

同时，格罗斯曼表明：“要知道可以这样说的不仅仅是亚美尼亚，还有俄罗斯，特别是犹太民族。”直面与接受民族的苦难对于格罗斯曼而言是一种历史荣光，他以浪漫抒情的方式解释了这种折射着曲折民族史的多样性：“一个民族的历史越久远，它所经历的战争、奴役、入侵、漂泊就越多，脸庞就越多样……这种脸庞的多样性是千百年来胜利者入住战败者家中的显现。这是关于一个女人失去理智的心脏的故事，这颗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千年，这是关于陶醉在胜利之中的士兵的狂野激情故事，是外来的罗密欧与亚美尼亚朱丽叶的美妙温存故事。”

如此一来，该如何安置犹太民族受难史呢？格罗斯曼对该问题的考虑仍然秉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作家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应该自觉地担负起历史责任。对于犹太问题，重要的是共同记忆。在这部作家生前未能出版的回忆录中，格罗斯曼记录了这一场景：在一对亚美尼亚新婚夫妇的婚礼上，一群由亲属和社区关系紧密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的亚美尼亚人公开谈论对犹太民族苦难的记忆。一个木匠回忆自己在德军集中营中的经历，回忆犹太战俘是如何被单独杀害的，回忆犹太妇女和儿童是如何被毒害的。此外，木匠也谈论到格罗斯曼书写亚美尼亚的作品（如《为了正义的事业》《人民是不朽的》），表示他希望在不久以后，亚美尼亚能有作家写出关于犹太人的文章。婚礼现场的每一个人，在听到木匠的发言后，都站了起来，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他们承认犹太民族是一个智慧与勤劳的民族，鲜血与苦难将亚美尼亚人民和犹太人民聚集在了一起。可以看出，亚美尼亚人从自身的体验与经历出发，对犹太民族表露出一种基于平等与共情的同情，既不接受对犹太人的贬低，也不刻意抬高受害者的身份，以防范苦难再次落入政治漩涡，成为舆论砝码。

有学者在分析马克思从“世界历史”发展到“世界主义”的思想路径时指出：“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同世界体系的关系不再仅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器官与机体的关系。这样的发展现实，必然强化世界主义的观念。”晚年的格罗斯曼也终于从与种族主义的对垒中挣脱出来，“拒绝将现有的政治结构视为终极价值的来源”，以“向前看”的精神回归曾经的世界主义理想。在《您好！》中，格罗斯曼设想了一个不论国别与民族的人民和谐共处的人类社区：“想象一下我们俄罗斯的智慧的、善于观察的、快乐的和善良的乡村老妇，工人老头，小伙子，小姑娘，自由地进入一个由北美和南美、中国、法国、印度、英国和刚果人民自由人道交流的熔炉。如此丰富多样的风俗、习惯、时尚、美食和劳作方式显露在人们眼前。”这种社区的想象完全是出自马克思世界主义所秉持的人民立场。这一立场在格罗斯曼这里由来已久。“评论者们发现，回忆录的基调就是将作者的眼光投向人，努力寻找人性中最本质的善（这一意图从格罗斯曼早期作品中沿袭下来，并在以后每个阶段得到发展）。”在这一立场的统摄下，格罗斯曼在亚美尼亚与众多的青年展开对话，每个人不同的兴趣与志向、烦恼与幸福提醒作家，世界主义构想中的普遍并非一种强制的文化霸权，而是以人的自由发展、民族的自由发展为前提：“为民族尊严、为民族自由而作的斗争——首先是为了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是那些争取真正民族自由，反对强制的规格化，反对神话民族性格的，与做加法或减法无关。为了民族自由，真正的战士肯定了伟大的多样性和这个民族丰富多样的人性，消除标准化的赤贫。”所以，该社区的未来必定是对普遍的人和特殊的人的全部展现：“多么美妙的人类一致性将会出现啊，从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中浮现。”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所言：“一种站得住脚的世界主义，首先应该严肃认真对待在赋予这些生活重要性的社群内的人类生活的价值，特殊的人类生命价值，人民为自己创造的生活的价值……一种有前途的世界主义必须将一种合法的普遍主义与某种形式的偏私性调和起来。”可以看出，格罗斯曼的世界主义设想中的普遍性是一种包含特殊性于自身之中的普遍性，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具体的普遍”。列宁曾给予过这种普遍性高度评价：“［这是］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的、个体的、个别的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

罗斯利亚科夫在评论《您好！》时写道：“这本书是如此地加深和拓宽了我们对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理解，完全可以说他的创作开启了新阶段。”格罗斯曼在《您好！》中将“小民族”的民族主义解释为一种保全自我的防范心理：“被压迫的小民族会沉醉于民族主义以保卫尊严和自由。”或许此时的格罗斯曼终于从防御性思想中解脱出来，放弃了“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情感，准备着手建立自己的理想蓝图了。斯大林的逝世以及赫鲁晓夫的“解冻”再次唤醒了格罗斯曼的对国家的期望以及创造新社会的热情。为追回被没收的《生活与命运》的手稿，1962年6月23日格罗斯曼致信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二大上，您无情地批判了斯大林采取的造成大量流血的目无法纪和残忍行为。您做出此举的力量和勇气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去想，我国的民主化规范将如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崩溃时期后钢铁、煤炭和电力的增长那样发展起来。须知，民主和自由的发展较之生产和需求的增长，其实质更在于一个新人的社会。我觉得，如果没有自由和民主规范的发展，创造新社会便是不可思议的……”可惜，天不假时日，格罗斯曼开启的新创作阶段随着他的逝世，终究没能更完整地展开，其特殊的世界主义也没能继续得到别样的书写。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5期“作品及作家研究”专栏，责任编辑王涛，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萌

排版：王雨璇  终审：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