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1990—）凭借其长篇小说《人类最隐秘的记忆》（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以下简称《记忆》）斩获龚古尔奖，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首位荣获这一法国文学“圣杯”的作家。法语世界以外，该小说在一年内售出逾30种语言版权，获得国际文坛广泛关注与讨论。这一方面得益于小说本身“光彩夺目”的文学魅力，另一方面更在于其题材深刻的现实意义：殖民历史的阴霾犹在，前法属殖民地作家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如何找到文学创作自由、民族特性彰显及世界性声誉获得三者间的平衡？如何看待随之而来的非洲法语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

作为一名在巴黎求学的文学博士生，萨尔无意中发现马里作家扬博·欧沃古姆（Yambo Ouologuem，1940—2017）于1968年发表的小说《暴力的义务》（Le Devoir de violence）。他为其中奇丽的想象与风格着迷，随即踏上了追寻欧沃古姆的旅程。这位因《暴力的义务》成为首位荣获法国勒诺多文学奖（Prix Renaudot）的黑人作家，在声名鹊起的同时也饱受质疑。西方评论界指责其作品某些段落明显出自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战场》（It’s a Battlefield，1934）以及法国作家安德烈·施瓦兹-巴特（André Schwarz-Bart）的《最后的正义者》（Le Dernier des justes，1959），存在“过度的文学依赖”。在多次尝试解释无效后，欧沃古姆回归故土与传统，不愿再看到与法国相关的一切。大量资料搜集与调查没有让萨尔走向学术论文或文学史的书写，他有意与相关学术活动保持距离，以此来保有对欧沃古姆更多想象的空间，并最终以后者的文学经历为蓝本创作出了《记忆》中的黑人作家埃利曼（T.C. Elimane）。他本人则化身塞内加尔当代青年作家迪耶干·拉提尔·法耶（Diégane Latyr Faye），重演了自己花费数年寻找那本“奇书”及其作者的历程。

在《记忆》中，萨尔通过对世界文学的自觉继承与创造性运用，引经据典、穿梭古今，以精巧的嵌套式结构讲述了三代人跨越数十年寻找神秘作家埃利曼的故事。在引用、戏仿、互文等叙事手法的加持下，文本阐释空间愈发丰富多元。可以说，与世界文学的交融与互涉是《记忆》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如果说埃利曼、欧沃古姆因引用借鉴西方文学而背负抄袭之名，为何同样如此做的萨尔却在2021年受到法国文坛祝圣？这两种论断的反差因何而来？《记忆》从抄袭丑闻切入，充分探索日记、传说、报刊等不同题材文本的创作可能，同时串联19世纪末至今的帝国殖民、两次世界大战、当代非洲民主运动等重要历史事件，直指前法属殖民地人民所面临的民族化与全球化选择困境。联系近两年越来越多非裔作家获得西方文学奖项青睐这一现象，我们能否认为以萨尔为代表的新一代非洲法语作家已逐步探索出摆脱困境、确立自身文学合法性的方法？

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她勾画的“文学世界共和国”中揭示了“文学世界的不平等结构将‘多数文学’与‘少数文学’对立起来”，指出文学资源匮乏的“少数文学”作家想要在世界文学空间获得一席之地，以评论、奖项等形式获得权威地区文学机构的祝圣是不二法门。非洲法语文学主要依靠学习、模仿法国文学成长起来。《记忆》由埃利曼的抄袭风波入手，再现了非洲法语作家在追求荣耀的过程中所遭受的非议与误解。作者借迪耶干之口承认法国如今对于非洲法语作家而言仍是“中心”，“获得法国的祝圣是我们许多人的梦想（甚至是唯一的）……这是我们的耻辱，也是我们幻想的荣耀”。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图片源自Yandex

小说中，1938年，23岁的埃利曼凭借处女作《非人性迷宫》（Le Labyrinthe de l’inhumain）在法国一举成名。有论者将他誉为“黑人兰波”，但媒体评论更多还是呈现出一种基于种族主义的偏见与妄言。他们不相信这样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是由一个非洲黑人写出：“如何相信一个非洲人能用法语这样写作？……或许是一个法国人伪装的？”“这本书是一个野人的恶言，他自诩语言创作大师，不过是触及微光，最终只会伤及自身。”另一方面，傲慢的评论界却将小说的精妙表达归功于“殖民教育的奇迹”；而其中描写的残酷、野蛮的非洲形象契合西方对非洲“害怕更厌恶”的感受，证明了“继续殖民……与基督教化”的必要。围绕作者肤色与种族身份而起的媒体争端随法兰西公学院两位教授的入场到达顶峰：非洲人种学专家亨利·德·博比纳凭空捏造了塞内加尔实际并不存在的巴塞尔族，谎称《非人性迷宫》不过是对该族起源传说的仿写，文学教授保罗-埃米尔·瓦扬则点出小说“微妙却大胆的文学抄袭”，“似乎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文本都没能逃脱他的重写”。鉴于二人的权威地位，小说最终被定性为抄袭，全部撤出图书市场。

诚然，无论是虚构的埃利曼的《非人性迷宫》或是现实中欧沃古姆的《暴力的义务》，它们对世界经典文本的引用与借鉴均客观存在，这是两人的主观选择。埃利曼认为“文学是个抄袭游戏”，“并非原创的原创性”则是文学乃至所有艺术的“可能定义”。欧沃古姆则在小说出版次年发表了一部抨击法国对黑人暧昧态度的散文集——《致黑人法国的一封信》（Lettre à la France nègre），在其中阐明自己摘录著名作家文本再进行组合的写作手法首先是为了创造出一个无穷丰富的小说。于他们而言，基于经典文本的组合再创作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段，寄托了二人文学财富普世共享的理想，绝非一般意义上机械照搬或剽窃。但同时，因所处时代不同、非洲与法国关系的变迁，这种创作手法在他们笔下又被赋予了不同意义。20世纪60年代，随着殖民地的相继独立，非洲反殖民、反种族歧视的情绪升至高点。《暴力的义务》获勒诺多奖多少是出于法国文学界对这种反抗情绪的抚慰。欧沃古姆直言刻意摘录的名家片段也是出于对西方文学权威的反叛：“我，一个黑人，有着和白人一样的工作：思考。”有学者将此进一步解读为对“欧洲设定下的写作与原创性准则”乃至整个西方文化规范的颠覆。这种挑衅之姿在新人作家欧沃古姆获得西方文坛关注的同时，也为他埋下了一颗隐雷，直至1972年彻底爆发，葬送了他的文学生涯。

反观小说中1938年的法国，正处殖民的巅峰时期，同化政策的施行强化了其殖民地“母国”的身份以及法语和法国文化的正统地位。巴黎更被誉为“世界文学之都”，以宣扬文学普世性与去民族化闻名，是非洲和安的列斯旅法知识分子（多有非裔血统）眼中“黑色的巴别塔”，也是尚在成型中的现代非洲法语文学所不可或缺的祝圣之地。而另一方面，反殖民思想方兴未艾，宣扬黑人文化复兴、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国“黑人性”运动不过刚拉开帷幕，这场参与者主要为前法属殖民地黑人知识分子的运动，其影响力尚且有限。因此，与欧沃古姆明确的反抗意识不同，小说中埃利曼的“抄袭”更多是为了“证明一切都可以为创作理想而牺牲”，为完成自己撰写“本真之书”的文学理想而服务。从其个人主观来说，埃利曼非但不想以此挑战法国文学权威，反而是想以此向后者致敬，更梦想通过巴黎的祝圣给家人带去荣誉。但这部寄托了埃利曼全部文学理想的作品却没有在法国获得应有的关注：媒体评论执着于作者的黑人身份，权威学者德·博比纳教授编造的抄袭指责更是对他的创作理念，甚至是对他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全盘否定。或许就如《法国信使》杂志的评论，“埃利曼出现得太早了，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准备好目睹一个黑人在包括艺术在内的所有领域大放光彩”。埃利曼最终明白自己从未被“视为一名作家，而是一个传媒现象、一个特别的黑人、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甚至是一头“人类动物园里的野兽”。隐退与沉默成了他对这一事件无言的答复。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埃利曼和欧沃古姆的抄袭指控均是在作家成名后才爆发出来。有学者将这种情况归结为法国文坛“无意识的种族主义”，并指出当有色人种作家凭借法语作品在西方成名，特别是获奖时，法国文化界的种族主义情绪就会爆发。这种情绪与西方白人对非洲文学的阅读偏好一致。小说中，以迪耶干为代表的非洲法语作家自觉“他们［西方人］如同做慈善般地阅读非洲文学，期待后者带来多元化，以非洲人著名的粗野天性描述广阔世界”。而一旦非洲文学在法国流行，乃至获奖，传统的强弱关系被改变，它就会被视为对法国文学传统权威的挑战。加之引用、借鉴手法所承载的文学普世价值观对文学所有权的否定，埃利曼与欧沃古姆的写作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更被定性为一种文化篡夺行为，一种“反向殖民”。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小说中曾经如此“喜爱、守护非洲本土文化”的德·博比纳教授在晚年却陷入种族主义的窠臼，无中生有地罗织出埃利曼的抄袭罪名，以及为何他周围的学术权威即使了解了真相却仍选择集体噤声，因为他们视法语和法国文学为法兰西私有，无法接受、甚至强烈抵抗曾受其文明教化的被殖民者使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在他们主导的领域大放光彩。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法国文学奖项评定上也有表现。小说中，埃利曼的《非人性迷宫》曾一度吸引龚古尔评奖委员会的注意，他们赞赏小说的风格与超自然书写，但却指出“唯一让我不喜欢的是它的出版者，埃伦斯坦，一个犹太人”。通过回望历史，小说再现了法国文化界与非洲法语文学之间的暧昧关系，并借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之口表达了对以德·博比纳教授为代表的法国文学机构的虚伪、盲目自大的讽刺，剑指前法属殖民地作家无法摆脱种族成见与桎梏：“他［德·博比纳］要么是从未去过塞内加尔，不了解当地民族，可耻；要么是去过，却故意混淆了他所研究的民族，更可耻……无稽之谈。”

《纯粹的人》，图片源自Yandex

这种桎梏不仅来自法国，也源于故土。正如比利时学者丽莲·凯斯特鲁特所指出的，“必须像黑人、像非洲人一样表达的义务给作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受制于非洲的政治地位与国际环境，非洲作家创作长期被赋予为民族服务的职责。作家作品，甚至是作家身份均强行与政治挂钩，表达自由受到限制。欧沃古姆的《暴力的义务》因揭露非洲大陆所遭受的暴力不仅来自殖民者，也源于殖民前的部落统治、阿拉伯文明入侵，成为首部“对非洲传统重新进行批判性评价”的非洲法语小说。这种与美好的“传统非洲”相悖的表达在西方受到推崇，却在非洲被斥责为“自我憎恨”“堕落”的表现。同样，小说中刚刚因在法国出版了一部小说而崭露头角的迪耶干也未能幸免，受本国激进分子胁迫，被要求对塞内加尔正在进行的民主运动发声。这些激进分子将迪耶干的沉默视作对国家的背叛：“白种人在法国谈论你。但你呢？你为你的国家说了什么？”“你在这里［本国］什么都不是……你是个异化者，一个家养黑鬼（Nègre de Maison）。”这些激进分子没有读过迪耶干的小说，只因为他以法语写作、在法国成名，就将他的沉默粗暴地归咎于“轻视”自己的国家，曾经被白种人利用来压迫、歧视黑人的殖民糟粕却被内化为黑人内部互相伤害的工具，因殖民历史造就的非洲身份焦虑可见一斑。对此，萨尔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与讽刺，并在行文中用括号表达自己的想法，营造叙事的在场感：“评论不代表阅读”，“我的审判者或许从来没有阅读过她（西加·D.）的书，却将其列入代表作家名录”。小说虚构与现实的壁垒在此被打破，读者随作者、人物一同经历人物的痛苦与纠葛，重新审视前法属殖民地作家因种族身份所遭遇的约束与责难。

小说之外，作者本人也不得不直面以上两重困境。《记忆》出版后，尽管法国国内评论界普遍盛赞小说的文学性与国际视野，称其为“世界之书”（livre-monde）、“全面的小说”（roman total），《纽约时报》却将该事件评价为“对法国文学精英的嘲弄”。在塞内加尔国内，因龚古尔奖引发的媒体热潮将作者三年前发表的同性恋题材小说《纯粹的人》（De purs hommes，2018）重新带回公众视野。塞内加尔学者费尔温·萨尔指出，虽然文学是“虚构和质疑的场所”，但像《纯粹的人》这样的小说将会破坏塞内加尔的价值体系。这两种论断虽出发点大相径庭，但均展露出文学评价不可避免受作者种族身份影响的问题。一如小说中迪耶干的哀叹，“他们都以为自己能自由地写作，但结实的镣铐却束缚着他们的手腕、脚踝、脖颈与思想”。

若说非洲法语作家模仿、借鉴西方文学作品，追求西方文学机构的认可是导致埃利曼抄袭风波、导致这些作家长期饱受诘责的直接原因，构成了他们的“出身诅咒”，那么，非洲法语作家的表达方式（西方语言、文学形式的继承）与表达主题（非洲特质呈现）之间的深刻矛盾构成了他们面临不公指控的深层原因。该矛盾的出现与作家们的生存状态直接相关。经过殖民侵略与统治的洗礼，非洲早已成为一块跨文化的试验场。无论是否远离故土，非洲人均不得不面对自身非洲意识与他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他们实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呈现出本土流散和异域流散相结合的特质。与之相伴的还有被边缘化的处境问题。非洲成为欧洲的“他者”，被迫以后者为普世性标准评价自身。

萨尔以迪耶干之口揭露，西方话语强权下的普世性不过是以普世价值为名抹杀个性的谎言：有人将其标榜为一块奖牌，是为了“给你带上，勒死你”；如果他不给你，“哭着去求也无济于事”。卡萨诺瓦更点明，走向普世化的过程背后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学统治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以及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吞并机制体现。若以此为目标写作，只会让自己陷入这样的“模棱境遇”（aventure ambiguë）：是靠近中心，自囚于黑人异域性的他者眼光中，还是“冒着暂时处于诗学边缘的危险”，表达自己本真的声音。出身诅咒、模棱境遇及普世性谎言三者本质上是一组彼此关联的问题系，直指西方与非洲的关系。对它们的追问与反思不仅事关非洲法语作家如何在世界文学中确立自身位置，更关乎前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身份问题。在西方社会身份认同危机愈演愈烈的当下，这种反思具有重要的现实观照意义。

《记忆》以追寻神秘作家埃利曼为主线，探寻作家生平遭际的同时，两位叙述者也完成了对文学意义、自我文化身份的叩问。小说的叙述线大致可分为两条：其一以2018年迪耶干的探寻为中心展开，其二以迪耶干引出女作家西加·D.展开，通过后者的回忆与转述描绘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埃利曼家族及其个人生活与写作的经历。以二人为中心出场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前法属殖民地作家，多元文化碰撞融合、异域流散的经历强化了他们的文化中间状态，也促使他们形成了思考出身诅咒的新视角，而长达百余年的追寻历程更展现出对该问题认识的迭代。

对于法国，新一代非洲法语作家更明确自身的非洲归属，希望摆脱对法国的依附。带有作者本人影子的迪耶干虽在巴黎学习数载，但始终牢记自己的民族宗教归属——“我是一个纯粹的泛灵论者”，并时刻关注非洲文学的发展，还戏谑地将侨居巴黎的非洲作家圈称为意为犹太隔离区的“Ghetto”，有意将自身与法国区隔开。在亲历20世纪60年代国家内乱、父母惨死面前的伤痛后，迪耶干的朋友刚果金作家姆赞布瓦曾一度流亡法国躲避伤痛。直到多年后，也是阅读了《非人性迷宫》后，他才明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才是他真正的栖息之所，巴黎不过是“伪装成天堂的地狱”，于是决定留在故乡，永远不回巴黎。

对于祖国，迪耶干和西加·D.均选择了“流亡者”的姿态，为追求文学创作的自主性，与故土保持距离。西加·D.与埃利曼来自同一家族，尚未出生她就被父亲预言将背离故土、摧毁传统文化。这是她与塞内加尔裂痕的开始，也推动着她走向写作。其处女作《黑夜哀歌》因以一种“无情的诚实”揭露塞内加尔社会病态、割裂的性悲剧饱受指责。这种诚实违背了塞内加尔社会公认的“马斯拉”（masla）约定，即“残酷的真相不应被说出，而是经建议提出，有时它还会为保护社会荣誉被掩盖”。在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注重克制、隐忍的塞内加尔，对性这类社会问题的直面与剖析常被视为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这部作品在塞内加尔国内被定性为“一种背叛，它杀死了‘我们’、祖国、起源文化、‘他人’的期待和归属”。而“在别处”写作更是“双重的背叛”。西加·D.明白她“再也回不去塞内加尔了”，但她却并不后悔。局外人的身份让她避免陷入“浅薄的感伤怀旧情绪”，从而得以在写作中保持绝对的诚实。迪耶干因此称赞她为塞内加尔文学的“黑人之星”，认为如果少了西加·D.，塞内加尔文学不过是一个“死气沉沉、令人厌烦的垃圾堆”。

相比于20世纪来自前法属殖民地或海外属地的作家以怀乡构建民族文化特性的内向需求，以迪耶干为代表的新一代黑人法语作家渴望文学创作的自由与自主，对“怀乡”主题表现出审慎的态度。甚至当他的朋友姆赞布瓦决定回到故乡刚果金时，他还请后者“别再写那老生常谈的《返乡笔记》（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了”。《返乡笔记》是法属马提尼克诗人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于1939年创作的一首经典长诗，表达了诗人反殖民与谋求民族独立的心声。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解殖运动的深入，全球化和民族化两厢选择的身份焦虑成为影响前殖民地民族身份建构的关键。这句告诫并不代表迪耶干对故土出身的否定或排斥，而是在提醒非洲法语作家时代已经变迁，不要再被自身民族性束缚，被殖民伤痛负累，要以绝对诚实书写更大的世界。

艾梅·塞泽尔，图片源自Yandex

小说通过描写迪耶干文学观的变迁，反而突出了从本民族获取养料与力量的必要。如果说小说开头的迪耶干尚不清楚是什么促使自己写作，他的阅读和写作脱离现实，被友人斥责“冷血，无视世界和个人……你内在的人已经死了”，那么在一路见证了埃利曼的渴望、孤独与焦虑后，他最终明白“作品总是在生活之后”。执着于作家之镜而忘却生活，只会与绝对诚实相背离。其友人姆赞布瓦也以切身流亡经历告诉他：“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写作。但要知道和理解你真正要写的东西不是从任何地方都能得到的。”在经历了现实与心灵的双重流亡后，小说内外一度身陷模棱境遇的前法属殖民地作家们最终认识到，故土文化才是他们无法舍弃的灵魂之源，是构筑他们世界的基础，于是相继以或现实或虚拟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回归”。

虽然萨尔一再申明写作是“孤独与寂寞”的旅程，但小说中异域流散的作家们均或多或少与他人保持着联系与互动。正是在交流与互助中，他们关于出身诅咒的迷思被逐渐拨散，关于文学的认识也愈加深刻。这体现了法属马提尼克学者、诗人爱德华·格里桑所强调的“每一身份都在与另一身份的关系中延伸”的世界文学杂糅互动的特征，也解释了迪耶干对走出殖民重负、拥抱世界的渴望。小说中，埃利曼到法国后与犹太裔出版商查理·埃伦斯坦结识，他视后者为在法国“唯一真正的朋友”。二人兄弟般的情谊不仅源于对文学共同的热爱，也来自处境相似的共情——他们均受种族主义所累，同样因战争失去双亲。二战中，埃利曼虽幸免于难，但他对埃伦斯坦的遭遇感同身受，那种被排斥、鄙夷的异类处境是犹太人和被殖民者均不得不面对的。法属马提尼克思想家弗朗茨·法农说：“反犹太主义深深地触动我。”萨尔在采访中也强调：“虽然当下因‘记忆竞争’（concurrence mémorielle），黑人的反犹情绪抬头……但一味纠结过去，只会让我们囿于受害者的身份”，“不应比较过去，应当努力使未来不受过往眼泪的侵扰。”出于未来发展的考量，萨尔选择跟随萨特与法农的思想，重新挖掘挖掘黑人与犹太人因苦难经历而产生的共情与互助纽带：埃伦斯坦不受种族偏见影响，爱惜埃利曼的文学才能，尊重他的创作自由，冒着出版社倒闭的风险始终维护埃利曼；埃利曼在战后滞留南美二十多年，只为寻找德国军官，为他的兄弟埃伦斯坦报仇。而小说于非洲、欧洲外，对南美大陆的关注与描述也体现了这种与世界交互的意识。

不可否认，如今的法国对非洲仍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小说第三部分，2018年，塞内加尔女青年法蒂玛·迪奥普看到“300名塞内加尔青年乘木船偷渡欧洲途中死亡”的新闻，对本国政府的不作为以及法国新殖民主义的虚伪感到极度愤怒，不惜直播自焚以示抗议。相较于这种激进的政治行动，萨尔选择以文学介入社会，将对非洲身份问题的探讨置于法国殖民史、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以及当代非洲民主运动中解读，着力呈现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的自救、迷惘与互助，体现出超越民族的人文关怀气韵。

萨尔以追寻神秘作家埃利曼为契机，在历史的纵深中探寻百年来非洲黑人法语作家的困境与突围，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和感慨：难道只因为我们的“历史被另一段嗜杀的历史强奸，我们就注定如悲剧人物、文明的私生子、私生子的私生子般不得不去适应它？”“所谓的模棱不过是正在摧毁我们的诡计”。模棱境遇、出生诅咒都是西方殖民的产物，其目的是将非洲黑人永远束缚于自卑、从属的情结中，供西方剥削。小说对该问题的阐发并非仅从黑人视角，还间接通过犹太人埃伦斯坦的经历加以凸显。二战中，埃伦斯坦曾与一位德军军官因文学相聊甚欢，但一切都在后者听到“埃伦斯坦”这个姓氏后终结。德军军官最后只说：“想都不用想就是犹太人……其他人就是这么想你的。”当晚，埃伦斯坦被抓入集中营，不知所踪。“其他人是这么想的”（D’autres y pensent pour…）引自萨特在二战结束之初发表的《关于犹太人的思考》，它揭露了反犹者对犹太人的仇恨实际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主观信念和立场，“犹太人是反犹者创造出来的”。法农由此推论出被殖民者的从属情结、自卑感也是“种族主义者制造的”，以打破长久以来黑人落后野蛮的刻板印象。黑人与犹太人因西方介入而被篡改的命运被串联在了一起，展现了种族主义的毫无根据以及对被压迫者造成的普遍性伤害。而正是在推翻出身诅咒、让模棱境遇具有合法性的前提下，前法属殖民地作家才有可能真正走出长期以来的欧洲-非洲二元对立，立足民族特性，平等参与到世界文学的交流与互动中。

以文学想象对当下非洲问题进行历史溯源是非洲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萨尔视“想象”为“小说的力量所在，它指向过去，亦指向现在”，迄今为止他发表的四部长篇小说均延续了这种主题意识：《围困之地》（Terre ceinte，2014）聚焦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非洲的影响，《合唱团的沉默》（Silence du chœur，2017）关注西西里岛的非洲移民生存境况，《纯粹的人》以塞内加尔同性恋禁忌为主题，《记忆》则以虚构重塑历史，将非洲法语作家身份困境的历史之因以及相应的当代问题之果并置，揭露殖民主义对非洲文化的形塑与操纵，而话语权由西方到非洲的转换更推动了非洲在精神上去殖民，实现自我的重新定位。

《合唱团的沉默》，图片源自Yandex

在这过程中，引导萨尔完成非洲法语作家身份重构的是一种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拥抱世界的精神。它与百年前埃利曼祖父辈的选择形成共响：西方殖民时代，埃利曼祖父虽不知未来会如何发展，却向自己的孩子反复强调“思考未来”的重要，并确信“在那个未来，我们将不再是孤立的存在”，他为此安排两个儿子一个上殖民学校，另一个留在故乡学习伊斯兰文化及非洲传统泛灵论。不同的安排是出于保护传统的同样目的。让一个孩子去白人学校上学，“不是让他变成白人，而是为了当白人说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仅是最好（这有待商榷），而且是唯一的时候，他能不受其影响，为自己［本民族］辩护”；面对殖民伤痛，他提出比起沉溺过往，要“和刺共存，将它留在我们的身体中……将其作为见证，一次糟糕的记忆，提醒我们要小心以后的刺”。

此类文化立场与态度不仅是萨尔的文学虚构，也是他的非洲文化共同体意识的体现。非洲自古信仰多神，强调人与世间万物的联系。它塑造了非洲人尊重万物，对不同思想理念开放的文化特质，同时也让他们对未来满怀敬畏。小说的主要人物埃利曼及其伯父最终都成为了一名通灵者（voyant）兼疗愈师（guérisseur），这种可以与未来建立连接的能力使他们在本族群内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所预知的未来具有指导日常生活的功用。正如埃利曼伯父所示，于传统非洲而言，人存在于各类“声音、地点”以及“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不断往复之中，想要探寻生命的真相，包容的胸怀与未来视野至关重要。再者，共同的殖民、反殖民、去殖民历史经历一方面加强了非洲人对非洲大陆的依恋与认同感，并通过“泛非主义”“黑人性”“非洲中心主义”等思潮的不断深入，培育了非洲作家“强烈的外部世界参与感和社会变革意识”；另一方面，因殖民史造成的非洲人精神或身体的“流亡”使其更加直面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促使了现代非洲文学全球视野的生成。有学者将这种文化共同体意识总结为“非洲性”，简言之，即“非洲及非裔人民对源自非洲大陆历史文化的深层认同和对那片故土的深层依恋，是其秉持自我、消弭隔阂、牢记历史但又眼望前方的文化特质”。在这个意义上，萨尔在小说中所呈现的在保持自我的同时与世界互动的主张可以被视为非洲文化共同体意识的一种延续与传承。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共同体意识并不意味着集体表达的同质化。恰恰相反，无论从其生成之源，还是从发展历程看，它都具有鲜明的跨界色彩，不仅强调文化多样性，更试图以民族文化差异“揭穿种族主义和文化同质理论的谎言”。《记忆》亦深刻体现着这种“和而不同”的特质。

“和”源于非洲作家跨越历史、地理、文化与想象边界，“打破非洲地方主义与本质论，推动……世界-空间发展”的共同意愿。萨尔视文学为“向所有人开放的世界”。与内容上所表达的反抗法国文学权威、面向世界的意愿一致，《记忆》在叙事形式上通过对不同体裁文本的拼接，将个人体验与宏大历史相汇，从而消解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为文本注入一股颠覆中心的解构之力。而小说与世界文学的互文以及对多语言的灵活运用则可视作萨尔对黑人作家曾经遭受抄袭污名的一种反击。如果说曾经的非洲作家因使用欧洲语言、借鉴西方文学经典而受到诟病，《记忆》的跨界书写及其世界范围内引起的回响则证明了“非洲不应在文学史中被孤立”，它有权，甚至因其多民族构成与跨文化的历史而天然具有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优势。

“不同”则在于作者民族与地域来源的差异。萨尔的跨界写作在赋予小说世界主义的面貌同时却没有淡化其民族特质。这不仅体现在小说对塞内加尔地理风貌及其现实问题的再现上，也表露于女性与叙述主体的关系上。除去西加·D.系主要叙述者之一外，萨尔与迪耶干、埃利曼均为塞内加尔塞雷尔族（Sérères）人，该族的母系传统赋予女性联结与传承家族的重任。女性长辈在庭院中讲述家族故事是塞雷尔族家族史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幕在小说第三部分中被重现：经西加·D.继母迪布的讲述，埃利曼的最终归宿得以解密。女性在此处被赋予了揭露真相的重任，成为整部小说的枢纽。在“和”与“不同”的对话中，在虚构与现实的碰撞中，萨尔践行着非洲立足民族特质、消弭隔阂、兼容并蓄的文化共同体理想。

在此基础上，萨尔又以“同时摧毁又建构［新的］世界图书馆”的“本真之书”作喻，进一步拓宽了非洲文化共同体的外延与内涵。他想摧毁的是西方话语强权下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世界文学格局，想要重建的是普世信仰下所有民族、语言、文明都能平等参与对话的世界文学空间。这个理想空间仅由书构建，它“不会被失去或憎恨，无需承受人们浅薄的感伤怀旧；人们不能将其作为借口或资本，只为将流亡的勋章佩戴胸口；最后，它也是无需保卫的家园，因为它本身就拥有牢不可破的城墙”。在这个文学的乌托邦里，由政治、经济力量所决定的世俗等级秩序被推翻。它传达着一种愿景，即来自边缘地区的作家不必再为民族性所累而限制自己的表达，也不必为取得来自文学中心的认可而冒被同质化的危险，所有人都能获得真正的表达自由与自主。

阿兰·马邦库，图片源自Yandex

这种诉求不仅不绝于一度被边缘化的非洲，也得到越来越多文学“中心”的应和。以法国为例，20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一直大力主导并推进法语国家及地区组织（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的成立与发展。2018年，政府更将法语与多样语言、文化推广相结合，作为一项外交政策推出。法国对于法语文化共同体的推崇，与自身政治、经济地位式微，意欲依靠前殖民地延续国际影响的实际需求密不可分。刚果裔法语作家阿兰·马邦库（Alain Mabanckou）曾多次提醒要警惕这一政策背后的新殖民倾向。而其向前殖民地作家颁发奖项也难免有这方面考量：既是借语言对受其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创新成果进行吞并与占有，也是为化解近年来日益严峻的种族冲突与身份认同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关注一个多世纪以来非洲文学与法国暧昧关系以及非洲法语作家身份困境的《记忆》获得龚古尔奖的青睐丝毫不令人意外。小说蕴含共同体意识的批判性书写正符合法国当下以鼓励文化多样性为名，“推进作为软实力的法语及法语文化现代化”，突破自身发展窘境、寻求新发展的诉求。在当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的历史新时期，这种现象自然不限于法国。有学者指出，2021年的非洲文学年，包括萨尔在内的非洲文学的爆发式获奖浪潮其实是“必然性对话时期”的一个显性表征，恰恰证明了“历史变革之下西方文明危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渴望与呼唤”。当曾经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已难掩其弊端与疲态，非洲文学及其蕴含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以多元文化共生、彼此尊重为旨归，切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与呼声，或可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一种可能与希望。

马邦库在其新近出版的文学随笔录《致一位塞内加尔青年作家的信》（Lettres à un jeune romancier sénégalais）中直言不讳道：“我们处在变化的时代……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多被相遇所定义。国籍不再有任何意义……我们的兄弟情谊源于我们彼此阅读时产生的共鸣”，“世界……即超越我们天然的立场，发现兄弟情谊”。《记忆》所寄托的文学普世理念及其去殖民、跨界书写正彰显了这种超越时代、民族界限的平等对话意识。它以文学虚构为实现真正的文明多样性提供了模范。全球化时代，所有人均不可避免文化杂糅的处境。生发于因殖民造成的流散处境、拥有共同的重塑非洲文化与记忆愿景的非洲文学，对于思考、阐释这一处境具有先天优势；而其书写中所蕴含的对权威的质疑、对打破边界的呼吁与当今世界文学体系，乃至未来全球发展格局的方向相合。如果说这种特质为当代非洲作家提供了一条摆脱困境、确立自身文学合法性的可行之路，那么对于像非洲文学一样长期被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它又在何种程度上有借鉴的意义？这或许就是《记忆》于我们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