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种族不是自然产物，并非依据内在本质特征实行的生物学分类，而是历史文化建构的社会学范畴，即种族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和文化进程的产物，那么，亚裔是怎样成为北美社会的一个种族的？这是美国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教授艾科·戴（Iyko Day，1974—）的专著《异类资本：亚裔种族化和定居者殖民资本主义的逻辑》（Alien Capital: Asian Racialization and The Logic of Settler Colonial Capitalism，2016，下文简称《异类资本》）探究的核心问题。

在北美，学界在论述亚裔的种族化历程时往往止步于呼吁“要超越将种族视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问题”，换言之，亚裔往往仅被用来指认黑白二分的种族结构有局限，而很少有人尝试系统论述亚裔种族化的脉络，展示更多元复杂的种族化历史逻辑。即便有学者尝试阐述亚裔种族化，他们也常常侧重于讨论北美社会的反亚裔种族主义，将其视为美国反黑人思潮的副产品。譬如，克莱儿·金提出了黑人、亚裔和白人的“三角关系理论”（Racial Triangulation），认为在社会政治等级纵轴中，亚裔的位置居于黑人的低位和白人的高位之间，而在外国人属性的横轴上，亚裔又被锁死在最劣位置，于是，亚裔的社会地位虽然较黑人高，但遭受的社会排斥却更强烈，因而永远无法融入美国。但是，正如科琳·莱在《黑人-亚裔类比》一文中所指出的，此类理论的前设是“从根本上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历史能动性”，因此，把黑人作为种族参照物来解释亚裔的种族化，不仅无法厘清亚裔种族化的独特性，更无法解释两个问题：一、当代亚裔在经济地位上实现了向上的阶层流动，是否表明少数族裔遭受种族主义压迫的历史发生了扭转？二、当代亚裔的经济地位提升，能否证明白人的特权被分流和弱化，能否证明白人的象征权力和物质权力之间发生脱节？

《异类资本：亚裔种族化和定居者殖民资本主义的逻辑》

和艾科·戴，图片源自Yandex

此外，戴根据她在加拿大成长的经历指出，“加拿大没有奴隶制这个反黑人的基本系统，因此，亚裔没有与黑人可“类比”的环境，但加拿大的反亚裔种族主义还是与美国基本一致，为什么会这样？它［即把黑人作为种族参照物来解释亚裔的种族化］难以回答这个问题”。确实，在美国和加拿大，亚裔的种族形象均经历了从“黄祸”到“模范少数族裔”的转型。而且，在19世纪的重要立法中，美国和加拿大均设置了反华色彩浓厚的移民限制；到了20世纪，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均拘留了日裔；而到20世纪60年代，两国的移民政策都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化。上述现象说明，亚裔在北美成为一个种族，受到了有别于塑造黑人性的某种社会结构力量的影响；更确切地说，亚裔在美国与加拿大的种族化进程的相似性，恰恰证明不能将两国均存在的反亚裔种族主义简单视为美国黑人种族化的衍生物。

鉴于此，戴在专著《异类资本》中另辟蹊径：通过将亚裔放置在源于原住民研究的定居者殖民主义理论框架中，再融入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视角的分析，戴提出，原住民、黑人和亚裔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种族化历程，其背后是三种不同又可整合的、合乎白人定居殖民主义者利益诉求的逻辑，而北美亚裔是作为一种经济种族被确立其种族特性和身份的。

戴探讨亚裔种族化问题的总体思想框架是定居者殖民主义。定居者殖民主义思想起源于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和艾伯特·枚米（Albert Memmi）等理论家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在原住民权力运动、原住民权力论述以及人类学、民族志、历史学等学科的推动下，定居者殖民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比较来看，殖民主义强调外国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的宰制和被宰制关系，定居者殖民主义则聚焦于定居者由宗主国入主殖民地后，凭借人口繁衍扩张所达到的人力优势逐渐占据土地，并最终取代原住民群体及其生产力的过程。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前英属殖民地，白人殖民的目的就是前往新大陆定居谋求新生活，因此，白人移民推翻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后，北美大陆步入所谓的“后殖民”时期，但白人定居者和原住民的殖民关系却并未改变或结束。由此，戴把北美当代定居者殖民主义称为“后殖民的殖民主义范式”。 

那么，在白人殖民定居者之后来到北美的包括亚裔在内的有色移民，与北美原住民和殖民定居者是什么关系，又是如何介入两者构成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框架中的呢？首先，有色移民不是原住民。其次，如果将后来的有色移民归为定居者，又忽视他们被白人轻而易举种族化的脆弱性，对于曾遭受过非人虐待的黑人而言尤显不合理。基于此，戴将黑人和亚洲移民归为“异类”（aliens），指出二者虽共享异类的身份，他们的种族化经历并不可等量齐观，只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与北美的土地不存在主权关系，而无主权的异类身份正是他们遭受极度剥削的前提。通过在定居者殖民主义框架中设置第三个人群范畴，戴提出了土著、异类和定居者的三元论：为了掠夺土地和劳动、实现财产积累，白人定居者采用清除人口的歼灭逻辑（logic of elimination）和设置种族界限的排斥逻辑（logic of exclusion）分别塑造了土著、黑人和亚裔三个种族的不同命运。

定居者殖民主义研究一般认为，白人定居者的首要目标是要霸占土著的土地而不是霸占土著的劳动来开发土地。定居者殖民主义研究的奠基人派翠克·沃尔夫就指出，“定居者殖民主义要取代土著土地上的土著，而不是利用他们的劳动开垦殖民地以获取剩余价值”，因此，白人定居者为获得北美原住民的土地，就要“歼灭”土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土著们的劳动过去未曾、未来也不会被白人定居者霸占，只是这并非定居殖民者制订土著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学者就此评论道，“‘歼灭逻辑’是‘定居者殖民事业的基本特征’。用最直白的话说，定居者想要土著‘消失’”。戴对“歼灭”方法做出了进一步辨析：“种族大屠杀和生物学上的吸收是两个相反但互相补充的消灭土著人口的方法：前者是杀光土著人口，后者是通过同化土著使之绝迹。”

北美国家政府颁布的各种旨在让土著消失的政策及行动解释了这一“歼灭”逻辑。1830年，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迁移法》（Indian Removal Act），将东部土著赶到密西西比河西岸，并武力屠杀不愿迁移的部落。19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实施两类强制同化政策：一、1887年美国国会颁布《印第安人土地分配法》（General allotment Act），取消印第安部落土地公有制，导致印第安人失去了大量土地；二、美国对印第安人开始施行强制同化教育。20世纪50年代，美国着手将印第安土著安置在城市生活，同化政策趋于柔和。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逐步将主权归还给印第安部落，鼓励印第安人自治，但由于部落主权仍是美国国家体制下的主权，部落政府处于联邦政府管理之下，自治力十分有限，有印第安学者评述道，此类新举措无异于“让联邦政府去寻找更糟糕的方案以替代其最古老过时、最无能且最不公正的种族灭绝政策”。而“加拿大与美国的印第安政策从总体上看没有实质性差异”。另外，沃尔夫在文章中提到，北美政府还“从数据上歼灭着”土著人口。美国《联邦印第安身份政策》规定“印第安人”为拥有至少1/4土著血统的人，而加拿大规定拥有半印第安身份的土著和没有印第安身份之人结婚，那么其后代将不再被认定为印第安人，这样，一名土著经过两代或者以上的跨种族通婚便会自动失去土著身份。纵观历史，在西进开拓边疆时期，歼灭意味着将土著杀死或改迁到别处，此后，歼灭便意味着将土著同化进主流社会。当然，排斥策略也被运用到了土著身上，只不过歼灭是首要的，排斥是补充。譬如，美国土著在1924年获得公民权，但在许多州并无投票权。

在戴的论述中，白人定居者歼灭印第安原住民，夺取其土地，这构成了土著种族化的核心；但就黑人而言，白人定居者是排斥黑人、占有其劳动，奠定了黑人成为一个种族的基础。为了开发土著的土地以增加财产，白人需要黑奴劳动，因而其目标不是歼灭黑人，而是增加其数量。只要黑奴的奴隶身份可以被继承，黑人就可以被系统排斥出白人社会，确保后者的优势地位和财产增值。戴指出，黑人的肤色和血统并非沦为奴隶的必然因素，譬如在西班牙统治时期的墨西哥，印第安原住民也可以被抓来当奴隶，但黑人之所以更容易被奴役，是因为他们是被跨洋运输而来的异类，是北美空间陌生的他者，“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被管控，他们的反抗也更容易被阻断”。

白人对黑人的排斥模式，在黑奴解放前是凸显黑人的奴隶身份，其后便改为凸显黑人的种族身份。因此，虽然奴隶制本身含有白人对黑人的种族统治这层意味，但黑人的种族身份被用来强化黑人和白人的地位区分，是排斥和控制黑人的奴隶制被取消以后的事。对此，沃尔夫曾评述道：“种族虽生于奴隶制，却是在奴隶制度枯萎后成形……只要奴隶制存在，种族作为一种统治模式就相对多余……反之亦然。”换言之，黑奴解放后，种族身份取代了奴隶制，变为一种排斥工具，让黑人依旧背负着奴隶曾背负的巨大污名，让其血液依旧具有无限污染能力，能将黑人的种族身份传递下代。问题是，黑奴解放后便无法再强制黑人劳动，白人为何不借鉴对付土著的经验，通过同化将黑人清理掉，达到一劳永逸？戴借用沃尔夫的研究成果解释道，因为土著经历几百年的屠杀后人口大幅度减少，而黑人积累下来的人口数量过于庞大，同化而歼灭之不可行。黑人既不是小规模人口可以被吸纳歼灭，又不是移民可以被遣返，于是便成为美国“不可被抛弃的”（undisposable）异类。

对于需要被歼灭的土著，混血可以稀释土著的种族身份，最终使其消失。对于需要被排斥的黑人，“一滴血原则”就足以将他们卷入永远的身份轮回，不论多少代混血都无法净化其种族身份。因此，在立法上，土著与白人的跨种族通婚总体是被接受与鼓励的，黑人和白人之间却长期存在跨种族通婚屏障，使黑白界限分明，不容扰乱。在论述土著、黑人各自与白人定居者的关系时，戴吸收了定居者殖民研究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她敏锐地发现，即便土著和黑人的种族化路径有异，但两条路径殊途同归，均服务于“主导性的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基本经济目的”，因为土著和黑人的种族身份均是在北美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与发展时期变得突出。简要回顾北美历史，在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后，北美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农业拓殖替代无须圈占土地的毛皮贸易成为新兴产业，白人与土著的矛盾急剧恶化。以土地为中心的工业经济的兴起，刺激白人扩大定居区的欲望进一步膨胀，白人歼灭土著的行动便全面开启，印第安原住民最终变成了白人需要大规模清理以获得其土地的种族。就黑人而言，其种族身份凸显正是新兴工业经济战胜种植园经济之时。黑人种族既满足了工业经济对自由劳工的需求，又满足了白人定居者继续控制黑人的需求。因此，虽然土著和黑人的种族化路径有异，但两者的种族身份均是在定居殖民者的资本主义扩张中得到巩固。

将北美资本主义发展的视角注入定居者殖民主义研究，亚裔的种族化脉络同样变得清晰可见。亚洲移民从19世纪开始大批进入北美，就是为了满足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对灵活劳动力的需求。亚裔服务的工业经济体系不是奴隶制经济，因此，不需要把亚裔当成私有财产对其施以暴力控制，也不需要将亚裔的血液当作能被后代继承的污染源。而且，亚裔可被遣返的异类身份，使得白人定居者不必像对待黑人般对他们实行严酷的种族隔离，而是只需要通过移民政策这个“跨国语境下的种族隔离模式”便足以达到排斥目的。

基于移民政策的排斥手段，包括阻止亚裔归化、剥夺其投票权与财产权、限制亚裔的自由流动权、二战期间将日裔打为“外敌”等，所有这些排亚策略无不预设亚裔是可被遣返的外国异类。因此，与对付土著和黑人的方法不同，白人定居殖民者定性亚裔种族身份的生物指征不是血液，而是可被遣返的整个身体。亚裔可被遣返，因而属于“可被抛弃的”（disposable）异类劳动力，他们在北美的生存环境高度取决于北美定居者殖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要北美不再需要基础建设扩张所需的廉价劳动力，便会出台一系列政策控制亚裔存量人口的增长，譬如19世纪后期，美国和加拿大横贯大陆的铁路完工后，两国政府分别出台了一系列法案排斥华工剩余劳动力，而在当代，北美对资本和人才的需求又会自动筛除掉那些没有经济和专业能力的亚洲移民。

从以上论述可见，亚裔的种族化并非黑人种族化或印第安土著种族化历程的衍生物，它植根于定居者殖民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需求中。如果血液的“可突变性”定义了土著的种族身份，血液的“污染性”定义了黑人，亚裔的种族身份又是如何被定义的呢？这便是戴力图阐述的下一个问题。

戴认为，亚裔的高效生产劳动带来高回报经济效能，是北美接纳亚裔的基础，但这也使亚裔被白人定居者所掌握的北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结构视为资本主义抽象维度的生物载体，成为他们排斥亚裔的基础。具体来说，在北美经济发展出现放缓或逆行的迹象时，白人社会往往会滋生“浪漫反资本主义”情绪，将亚裔视为资本主义抽象维度的代表，认为他们威胁着白人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具体维度；资本主义的抽象维度是充满破坏性和罪恶的，具体维度则是纯洁的。在《异类资本》中，戴详细论述了亚裔从19世纪开始逐步被树立为当前的资本主义邪恶化身的种族化历史。在具体讨论戴关于亚裔种族化历史的阐述以前，这里需先介绍一个基本概念：浪漫反资本主义。

浪漫反资本主义“不是反资本主义，而是其倒退的、拜物教的形式”。浪漫反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特征是将资本主义辩证统一的社会关系割裂成了一个二元对立体：一面是有形的、可感可触的自然具体维度，组成要素包括实体劳动、具体商品和土地草木等，另一面则是无形的、难以捉摸的、神秘的非自然抽象维度，组成要素包括资本积累、剩余价值、金钱等。由于将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一分为二，浪漫反资本主义“美化具体维度，同时将资本主义抽象维度视为邪恶”，以至于相信资本主义具体维度为非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抽象维度则浓缩了资本主义的堕落属性和破坏性。在北美资本主义国家，浪漫反资本主义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信奉者往往将资本主义具体维度与原住民以及白人挂钩，认为原住民与自然有天然联系、是外在于资本主义历史的“高尚野蛮人”，白人形象也随之被浪漫化，被想象为北美领土的主人；而资本主义抽象维度则总是与具有经济竞争力的种族挂钩。

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在欧美突飞猛进，浪漫反资本主义便开始把资本主义的具体与抽象维度种族化，为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尤其是混乱的社会变局，寻找替罪羊。现代欧洲反犹主义便是一个突出表现。在19世纪德国快速工业化时期，犹太人不仅被视为金钱的象征，且成为资本主义破坏性的化身。“犹太人不仅与金钱和流通领域挂上钩，而且还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并渐渐代表着“无形的、破坏性的、异常强大的、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被认为是造成社会巨变与社会问题的罪魁和祸根，而勤劳的德国雅利安人则被视为资本主义具体层面的载体，英勇对抗着资本主义抽象之恶。在浪漫反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德国人普遍认为，正是犹太人这个具有某种超世俗力量的外来神秘物种造成了社会制度的衰败和价值观的堕落，他们需要对急速的工业化带来的秩序混乱以及经济危机负责。

而在北美，劳动力经济效能过高的亚裔则取代了犹太人被锚定为破坏性的资本主义抽象维度的化身。在戴看来，亚裔的这一种族化历程始于19世纪，当时北美正值快速工业化时期，资本主义成为劳动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规范标准，流水线分工逐渐把丰富具体的劳动变成异化劳动，进而把人的感性生命抽象化。由此，人们自然而然将“具体的劳动视为有道德的、能建设品格的、塑造了家庭和休闲的社会文化结构”，并将其与白人挂钩；而华工大军即使受到严重剥削，仍然如机器般高效作业，加上他们作为苦力，劳动具有同质性和可替换属性，也就成为抽象劳动的化身。于是，白人视华工控制了价值生产，造成白人劳动贬值。此外，北美对华裔移民的性别限制造成华人聚居区形成单身汉社会，白人社会无视针对亚裔的移民障碍，认为单身汉社会是华人劳动效率高的内在原因，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因此，在白人社会眼里，华工劳动力反常的生产力被蒙上了一层变态的色彩——华人不像白人那样从事具体劳动，没有个性，不愿意养家糊口，同时还威胁着传统白人的家庭生活和道德观。戴认为，华工被白人社会鉴定为破坏性的抽象劳动的化身，就是北美铁路完工后“华工必须滚蛋”的驱动力。

在美工作的华工，图片源自必应

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城市化和阶级斗争不断加剧，人们于是对种族化的异类，特别是华工移民愈发反感”，最终彻底禁止亚洲人移民北美。当时，北美社会普遍视自然为未受现代文明玷污的纯洁世界，是人们逃避现代弊病的避难所，因此风景画兴盛一时，但流行的风景画也蕴含着种族潜台词：白人是纯洁自然的化身，受到了亚洲移民这个堕落因子的威胁。在定居殖民者的想象中，原住民最能代表自然，因此，白人由认同自然而认同土著，进而将自身“本土化”，如此便抹去了白人的殖民入侵暴力，还将白人打造成了土地的主人，使白人对北美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合法化。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北美反亚裔种族主义主要针对对象从华人转向日裔，其高峰便是二战期间西海岸日裔被集体驱逐以及囚禁于拘留营事件。戴指出，北美的经济大萧条爆发后，加拿大与美国开始施行保护劳工的干预措施，譬如，加拿大卑诗省为劳工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罗斯福新政也包含保障劳工权益的条款，这些举措规定了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削弱了亚裔这股外来力量拉低白人具体劳动价值的作用。然而，随着西海岸技术革新、日裔人口持续增长以及日裔集中从事的农业和渔业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成为垄断行业，日裔占有的船只、土地和设备不断增多，白人浪漫反资本主义者便认为日裔劳工控制了科技创新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在他们看来，日裔就是资本主义罪恶的化身，强大而无形，密谋夺取白人的世界，造成了“劳动力结构的重组、环境剧变和社会秩序不稳等问题”。这种对日裔的仇视在美日战争中激化，最终使北美大众一致同意囚禁日裔。

到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法新自由主义化，移民的阶级壁垒取代了种族壁垒。随着北美移民政策日益青睐携资本而来的亚裔弹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亚裔与资本主义抽象维度之间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定居者殖民浪漫反资本主义既瞄准了有高技术、被资本化的移民……所谓的‘高科技苦力’，也瞄准了穷困的移民——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复古的’苦力。”底层移民威胁着白人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新涌入的富裕亚洲移民虽被赞为模范少数族裔，但他们与金钱的强关联仍然让他们被视为是会破坏白人生活的邪恶资本化身。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温哥华之所以涌现出强烈的反香港华人房地产投资者的情绪，就是因为在白人浪漫反资本主义者看来，亚裔投资者和商业移民代表着纯粹的市场理性，只有经济动机，一味追逐房屋的金融价值，而白人扎根具体生活，更重视房屋的使用价值，纯洁的白人受到了亚裔所代表的抽象经济理性的威胁，故贪婪的亚裔必须撤离北美。在当代北美白人社会的想象中，亚裔即是流动而无形的跨国资本的化身。2012年，加拿大银行将一名亚裔科学家的肖像从100加元纸币的设计图中撤出。对此，戴评论道，在北美，亚裔就是金钱的具身形式，该事件象征着亚裔作为一种“有攻击性的资本”最终必须被清除干净。

从19世纪至今，亚裔始终被视为资本主义抽象维度的化身而受排斥，而浪漫反资本主义则是白人定居殖民者反亚裔种族主义的核心工具，帮助他们在占据土著的土地、剥削黑人的劳动来积累资本的同时，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罪恶推卸给亚裔。当代亚裔种族在北美社会的阶级跃升并不意味着白人的失势，而是既有的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延续。 

《异类资本》将种族、殖民和资本相互联系，对北美资本主义发展与同步发生的北美种族建构展开历史研究，提出了印第安原住民、异类和定居者三元关系论，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了亚裔的种族化历程。对于长期被困在黑白二分法或原住民和白人定居者种族二元论中、难以厘清亚裔种族化逻辑的北美学界，戴的理论无疑是个重要突破，因此，该著出版后收获诸多好评。但它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异类资本》以印第安原住民研究理论作为其亚裔研究的统领框架，开篇就确认了原住民之于北美领土的主权地位，但在正文中只论及白人定居者对原住民的侵害，并未追问亚裔对土著的殖民剥夺。这一立场与首部将亚裔与定居者殖民主义研究相连接的论文集《亚裔定居者殖民主义》（Asian Settler Colonialism，2008）是有显著差别的——在《亚裔定居者殖民主义》中，身为亚裔的编者明确将夏威夷亚裔定性为殖民的定居者，因为亚裔作为劳动力在该地虽也受到剥削，但他们逐渐占据人口优势，继承了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印第安学者乔迪·伯德则按照移民意愿将亚裔区分为两类，将主动进入北美、具有殖民意愿的亚裔视为定居者，将因欧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暴力而被迫移民北美的亚裔视为“抵达者”。而抵美之后，无论亚裔的主观意愿如何，亚裔的劳动客观上总会加剧白人定居者对土著的剥夺和驱逐，正如一位印第安学者所说，“移民本身不等于殖民，但移民来到土著的土地和资源被……抢占之处，就意味着移民社区的政治动能会支持白人定居者发起的殖民制度”。有评论就说到，戴“几乎没留什么空间来讨论白人定居者、亚裔劳工和原住民人群的三元互动。这个缺陷……会让读者不加区分”亚裔和原住民的关系，以为二者没有交集。换言之，《异类资本》有一个盲点：既然放在定居者殖民研究视域下审视，亚裔之于原住民的关系理应得到关注，但它却失位了。在《异类资本》中，戴将亚裔归为异类，以厘清亚裔与白人定居者的关系，但她在论述中却竭力避免亚裔与土著发生正面交锋。即便是应用浪漫反资本主义理论讨论亚裔和土著作为资本主义抽象维度和具体维度的两极代表时，戴也没有触及北美社会明显存在的不同种族形象之间的相互倾轧现象：亚裔的高效生产力反衬土著的懒散和低经济效率，使白人对土著的殖民变得合理。戴改编了原住民的研究理论来探讨亚裔，却有意避开了亚裔与原住民二者之间的互动。

《亚裔定居者殖民主义》，图片源自Yandex

《异类资本》的封面插图是一群面目被抹去的铁路华工。亚裔研究学者许萱也观察到，北美的大众文化媒介倾向于把铁路华工描绘为“群聚的、像怪物一般的庞大苦力团众，作为集体而非个人化的行动者来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科琳·莱拒绝把这种东方主义的文化刻板印象理解为东方人欠缺自由意志和个性的表现，她从经济视角出发，认为工作效率高的苦力是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受尽压榨的华工“展现着工业臣服的终极逻辑”，散发着一种人被机器化的“机械性抽象”。科琳·莱所指出的人被“机器化”和“抽象化”的遭遇，其实普遍发生在亚裔身上。北美对亚裔的种族本体论认识本身就带有一种不寻常的抽象化倾向。譬如，科琳·莱在研究美日战争前加州强烈的反日情绪时就指出，当时通俗小说中的日裔形象就有一种“非有机”的抽象性，因为彼时人们将垄断资本“无形而抽象的”特性投射到了具有经济竞争力的日裔身上。亚裔文化研究者刘文也评述道，戴的亚裔种族化理论“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来审视反亚裔种族暴力”，因为白人的经济危机感会激活和激化北美的反亚裔种族主义，在这种时候，白人尤为渴望对亚裔施加身体暴力，乃至伤其性命，好将亚裔打回肉身原形，通过他们流血和死亡来确认亚裔并不具有强于白人的抽象超越性。

亚裔被“抽象化”，还有一层政治经济学原理。戴在《异类资本》中借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将其揭示了出来：“资本为了最大化利润必会控制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其必然结果，使剥削特定种族和特定性别的劳工成为决定平均劳动时间的一种‘社会必要’。”亚裔作为可被抛弃的劳动力，受到最残酷的剥削，由此加剧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压缩，其个体性的具体劳动也因此被通约成同质的、价值可计量的抽象劳动，这构成了亚裔丧失个体性的逻辑内核。换言之，正是因为亚裔备受压榨，他们的具体劳动被迫越来越追求高效，而在他们的具体劳动在转化成作为价值标准的抽象劳动中，又被抹去了具体属性，转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此亚裔也就被抹去了个人面目。显然，戴的亚裔研究强调的是，“将劳动抽象化这一暴力，理查德·高登所谓的‘抽象的奠基时刻’，包含着将高度不一样的劳动吞并为一个可与他物通约的抽象体量的恐怖”。

到这里，戴与以往亚裔研究的思想分歧，或者说戴的洞见就很明显了。后者认为，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法不是抹平而是生产种族差异。譬如，骆里山指出：“在美国历史上，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是让劳动者变得‘抽象’，而正是通过‘差异’的社会生产……价值法则靠创造、保存和再生产特定的种族化和性别化的劳动力而运行着。”戴依据定居者殖民资本主义这个北美种族资本主义的逻辑来解释原住民、黑人和亚裔的种族形成脉络，当然认同资本主义壮大并利用了种族主义，而且通过生产种族差异来谋利，但是，另一方面，戴也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主要暴力在于，它为了创造价值将高度不一样的、性别化的、种族化的劳动抽象化（或者说同质化为可以量化的劳动单位）……要是种族化的劳动因其性别和种族特性不能简化为抽象劳动，价值就无法产生。”定居者殖民资本主义本身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它将种族作为一个记号，把那些无法融入白人同质化世界的身体挑选出来，对他们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把这些异类种族挑选出来并他者化的行动，反过来却使这些非白人的身体变得同质化。也就是说，戴锐利地认识到，定居者殖民资本主义既生产种族差异，又通过抹平种族差异来为白人殖民者谋求利益最大化。她的论调呼应着大卫·哈维的论断：“没有比平等对待不平等的人还要不平等的事。”对此，杰森·绍埃称赞道：“这就是她研究的精华。”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6期“域外近著书评”专栏，责任编辑萧莎、苏永怡，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艾萌  校对：袁瓦夏 张文颐

排版：雨璇  终审：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