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哈特与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为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劳动市场的变化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工具，但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作为一部致力于再现真实生活的自然主义小说，《嘉莉妹妹》细致描绘了19世纪末美国大都市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及服务业劳动者的状况，为检验情动劳动及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场域。从德莱塞对嘉莉等人工作细节的描绘可以看出，“情动”点明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中服务型劳动的核心特点，情动劳动塑造了新的劳动主体。但是，嘉莉等人从事的情动劳动并未如哈特与奈格里二人所言，促使他们成为具有革命性的“诸众”，他们最终“堕落”的原因正是哈特与奈格里二人忽略的现实因素。《嘉莉妹妹》所再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状况揭示出偏离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与劳动价值理论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在解释现实时的局限性。

关键词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嘉莉妹妹》 情动劳动 非物质劳动 诸众

引 言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主要表现为以信息技术与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崛起以及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地位的下降，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了劳资关系的变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莫雷齐奥·拉扎拉托认为，自1970年以来“体力劳动日益涉及‘智力’程序，新的通信技术也要求劳动主体掌握更多知识”，为了描述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中劳动形式的变化，他用“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指称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并将智力视为非物质劳动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对此，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代表人物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认为拉扎拉托忽略了非物质劳动的另一重要形式——情动劳动（affective labor）。情动劳动指“生产或操纵诸如舒适感、幸福感、满足感、兴奋或激情等情动（affects）的劳动”，常见于餐饮、娱乐、金融、医疗等服务型工作中，有良好态度与社交技能的劳动者往往更擅长此类劳动。情动劳动在哈特与奈格里二人的非物质劳动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哈特甚至认为相比智力劳动，情动劳动是非物质劳动更为重要的一面。哈特与奈格里对情动劳动如此重视的原因在于希望通过对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形式的分析揭示劳动者主体的变化及其革命潜能。在他们看来，这种革命潜能的最终来源不是别的，就是身体的力量，在劳动实践发生新变化后，“身体的生产性与情动的价值获得了绝对核心的地位”。哈特二人也将情动劳动及非物质劳动与劳动者的整个生命联系起来，借鉴福柯的生命权力论（biopower），将非物质劳动看作生命政治劳动（biopolitical labor）。虽然在《帝国》之后的著作中，哈特与奈格里二人有意平衡情动劳动与智力劳动的地位，强调二者都体现着身体与心灵的不可分性，都是生命政治生产的表现，但在理论的初始阶段，他们显然认为与智力劳动相比，情动劳动与身体、生命力量、革命潜能的关系更为紧密。比如，在《帝国》中，他们将智力劳动称作非物质劳动的“智力与非肉身方面”（the intellectual and incorporeal aspect），而将情动劳动称为聚焦于“肉身的生产性”（the productivity of corporal）的劳动。

哈特和奈格里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论述以及他们基于此构建的新劳动主体理论极富洞见，为认识资本主义发展新时期的变化及寻求劳动主体的解放提供了有益启示。但是，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的理论脱离了实际。大卫·卡姆菲尔德认为哈特与奈格里二人的理论如同袋鼠一样不断在社会现实的地面上跳跃，却从不停留，而“非物质劳动并不能实现哈特和奈格里所赋予它的功能”；齐泽克虽然赞赏“帝国”三部曲对资本主义新时期的描述，但也认为哈特与奈格里二人对新的劳动主体潜能的论述不过是将希望寄托于一个弥赛亚到来的伟大断裂时刻，而并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实践描述，这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其理论的困境与不可能性；大卫·哈维更是用唯心主义（idealist）和乌托邦（Utopian）来形容哈特与奈格里二人的思想。这些学者在指责哈特、奈格里的理论缺乏现实依据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指责也同样不切实际，他们自己也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论辩往往容易成为纯粹的意见之争，本文以《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1900）中的情动劳动为例，借助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劳动新变化的细致观察探究哈特与奈格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有效与失衡之处。

一、《嘉莉妹妹》中的情动劳动

乍看之下，用《嘉莉妹妹》检测哈特与奈格里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提出的理论显得十分突兀，有时代错置之嫌，实则不然。正如哈特所言，情动劳动本身或者它的价值生产并不是新鲜事物，女性主义者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关怀、抚育等女性家庭活动的社会价值。但是，哈特强调的是情动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新变化，是“这种情动的非物质的劳动现在直接生产资本的程度以及它在整个经济的广泛领域中变得普遍的程度”。也就是说，判断情动劳动理论是否适用的标准是情动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所占的比重。19世纪末，全球经济产业升级尚未开始，制造业依旧是主导产业；但就美国而言，服务业已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1870年美国服务业产出在经济总产出中占比已达56%，此后几十年也一直维持在半数以上，总体占比不断攀升。在纽约、芝加哥等大都市，情动劳动已高度参与资本生产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德莱塞是一位对现实有敏锐观察力并致力于忠实还原生活细节的作家，因而《嘉莉妹妹》并没有像当时流行的“工厂女孩”小说一样，仅将人物的职业当作主人公谈情说爱的故事背景，而是对人物职业进行了详尽描写，并将其与人物的命运转折紧密联系起来：丢掉工厂女工的工作是嘉莉选择与德鲁埃同居的直接原因，她后来选择抛弃赫斯特伍德则是因为演员工作的成功足以让她实现经济独立；赫斯特伍德逃到纽约后无法立足与他再也找不到像在芝加哥时那样的工作直接相关；推销员德鲁埃工作一直很稳定，相应地，他的生活也并无太大变化。作为演员的嘉莉、作为酒吧经理的赫斯特伍德以及作为推销员的德鲁埃从事的都是服务业，也就是哈特与奈格里眼中最能体现情动劳动的行业。德莱塞并非理论家或预言家，但他在描述人物职业时竭力突出的职业特点与哈特与奈格里二人对情动劳动核心特征的总结不谋而合，无意中印证了情动劳动这一概念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首先，在描述前述三人的工作时，德莱塞反复强调，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技能是给人带来舒适愉悦的感觉，给人留下好印象，这也是他们职业生涯成败的关键。在嘉莉初次登台表演前，德莱塞点评了嘉莉的性格与演员职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嘉莉是这个领域的“天选之人”（the elect），因为她“天性敏感、善解人意，情感丰富多变而逻辑极端匮乏”。后来，嘉莉确实凭借在情感表达方面的天赋打动了观众并逐步成为名噪一时的演员。赫斯特伍德与德鲁埃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则在于他们的亲和力以及给人舒适感的能力。赫斯特伍德首次出场时，德莱塞便向读者介绍了他的工作表现：处事圆滑，根据顾客身份的不同制定了“精细的随意与友好程度等级表”，给人宾至如归的感觉。其后，小说多次强调他在待人接物方面得心应手，一再申明他最大的魅力就是“殷勤周到”（attentiveness）：“他受过训练，懂得如何赢得那些在他的酒吧中寻欢作乐的富商及专业人士的好感，当他努力想在他感兴趣的人面前表现得讨人喜欢时，他可以施展更巧妙的技巧。”评论德鲁埃时，德莱塞则直接点明“他作为推销员取得的成功在于他的亲和力和公司的声誉”。无论是丰富的情感还是亲和的性格，这些因素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能给人留下好印象，使人得到良好的情感体验。

嘉莉等人的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工作与生活的不可分性。赫斯特伍德对妻子并无深厚的感情，有时甚至会对妻子十分不满，他克制情绪，维持表面和谐的家庭关系是因为家庭问题“会影响他与雇主的关系……一个人，要保住像他这样的职位，必须有高雅的举止，干净的记录，以及一个体面的家庭”。因此，每当参与公开的社交活动时，赫斯特伍德总是同妻子或儿女一起出席，而他的妻子也认为“他的职位是需要某些社交活动的”。德莱塞特别强调了赫斯特伍德与德鲁埃对衣着的重视，指出赫斯特伍德之所以给人留下精力旺盛、地位重要的印象，部分原因就在于其精美的服饰与珠宝，而他一开始喜欢与德鲁埃交往，也是由于“后者的亲和力与讲究的穿着令他觉得愉快”。对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而言，家庭关系、穿着打扮与工作并无直接关联，但它们却是赫斯特伍德与德鲁埃在工作中必须慎重考虑的因素。嘉莉的私人生活与工作同样密不可分。在嘉莉成为小有名气的女演员后，她的照片被放在广告牌上用来招徕观众，一家豪华酒店的老板找到嘉莉，邀请她入住酒店，他向嘉莉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您的名字对我们很有价值”，“像您这样著名的女演员会使我们的酒店获得关注”。这意味着对于嘉莉这样的劳动者而言，生活时间与工作时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资本征用的并非只有她在舞台上的演技，同时还有她的个人形象及生活方式。

由于服务业在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服务业的特殊性并尝试用新的术语描述服务型劳动的特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密尔斯提出的“人格市场”（personality market）与霍赫希尔德提出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密尔斯指出，在20世纪，传统产业工人所依赖的手工技能已逐渐让位于“应对”、销售以及服务他人的技艺，雇员的个人甚至极为隐私的特点被吸纳到交换中，用以影响他们留给他人的印象，让他们从中获益。这样一来，个人品质便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人格市场”也随之出现。但是，霍赫希尔德认为，这一概念的局限之处在于它假定只要拥有人格就能售卖人格，忽视了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还需付出具体劳动。如前文所说，赫斯特伍德并不是单凭个人性格就能令顾客感到愉快的，每次与顾客交往时，他都要针对顾客的特点进行自我调整，他讨人喜欢的本领是在常年的工作中训练出来的。他还有意训练酒吧的侍者，让他们也知道如何取悦顾客。小说中提到，有一次，德鲁埃去赫斯特伍德的酒吧消遣，付账时，酒吧侍者向他打手势并笑着说，账会记在经理名下，因为“赫斯特伍德对下属进行训练，他们知道如何办事”。霍赫希尔德提出用“情绪劳动”指称服务型劳动，情绪劳动“要求劳动者表现或压抑自己的情绪以维持某种表情，通过这种表情让其他人产生合适的心理”。不过，霍赫希尔德虽然看到了服务业劳动者在劳动中付出的情感努力以及情感被商业化后可能给劳动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没有意识到表情、情绪管理仅仅是使他人获得良好情感体验的方式之一。正如我们在《嘉莉妹妹》中看到的，为了确保劳动者能够带给他人良好的情感体验，资本不仅对他们劳动时的情感状态提出了要求，同时也将劳动者的个人声誉、衣着方式等私人生活层面的东西纳入了资本获利的过程中。

相较于“人格市场”与“情绪劳动”，哈特与奈格里提出的“情动劳动”准确地抓住了服务型劳动的特点。“affect”一词的使用，受到了斯宾诺莎和德勒兹的影响。对于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使用的拉丁语词“affectus”，英译本一般将其译为“emotion”而中译本一般译为“情感”，如此翻译虽然便于读者理解，却缺失了部分原意。斯宾诺莎将affectus定义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身体的感触是被外界刺激所引发的，所以，德勒兹提出用法语词affect对应斯宾诺莎的affectus，并将affectus阐释为“存在之力的连续流变”。德勒兹想强调的是“情感的流变”，是“人和人（物），身体和身体（物体）之间的平行感触”。这样一来，“情动”（affectus/affect）既可表现人的情感的受动性，也体现出身体与身体（物体）之间的接触与互动，用“情动劳动”来解释服务型劳动，既可表明这类劳动的最终目的，即影响他人、使他人在情感上受动，同时也可体现出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此外，经由斯宾诺莎与德勒兹的阐释，情动与身体力量、存在之力同时关联，情动劳动这个概念也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服务型劳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即资本对劳动者整个生命的吸纳。

斯宾诺莎，图片源自Yandex

二、情动劳动新主体的诞生

哈特与奈格里秉承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希望通过发挥非物质劳动的潜能实现劳动者的最终解放。哈特与奈格里二人认为，非物质劳动的生产作为生命政治生产，归根结底“是一种主体性的生产（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是在社会中对新主体的创造和再生产”。非物质劳动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地位的提高虽然意味着资本对劳动者生命的全面入侵，但也蕴含改变的契机，新主体将在非物质劳动给劳动市场带来的积极改变中诞生，并且有望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革命主体。《嘉莉妹妹》虽然并非涉及所有的非物质劳动，但它细致地描绘了情动劳动被卷入美国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后给当地劳动市场带来的积极改变，同时也体现出这些改变对新劳动主体的塑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对情动劳动的征用增加了女性的就业机会。正如哈特、奈格里指出的，长期以来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许多劳动都属于情动劳动，但没有人为此付酬。嘉莉从家乡来到芝加哥落脚的第一站就是姐姐明妮的家，在这里，她目睹了姐姐的辛劳。明妮每天需要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管理家庭开支，丈夫每天五点半上班，九点准时睡觉，而明妮则需要在四点四十起床为丈夫准备早饭，晚饭后丈夫看报时她则要继续收拾房间，十点才能睡觉。嘉莉明白，“姐姐的勤快干练源于长年不断的操劳”，但这样的操劳没有为明妮赢得在家中的话语权，大多数事情上她依旧要依从丈夫。但是，当情动劳动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女性相对更擅长的情感交互成为职业需要时，原本被束缚在家中的女性便有了参与社会生产的可能。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女性才能进行情动劳动，也不是说情动劳动必然能够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事实上，正是人们过于想当然地将情动劳动等同于女性劳动，才加重了职场性别歧视。不过，在情动劳动被纳入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初期，它的确为体力上不占优势的女性劳动者提供了获取基本收入甚至实现经济独立的机会，使更多女性得以走出家庭、进入职场，嘉莉便是受益者之一。

1889年8月，嘉莉初到芝加哥，那是美国历史上的镀金年代（the Gilded Age，约1870—1900年），整个国家的经济在迅速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一方面，大都市中商业发展迅速，以马歇尔菲尔德百货（Marshall Field’s）和梅西百货（Macy’s）为代表的大型百货公司及其他零售业企业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为女性提供了包括公司职员、售货员在内的许多岗位，德莱塞感慨道：“这些庞大的零售联合企业，如果它们永久消失，将成为美国商业史上一个有趣的篇章。”另一方面，由于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制的斗争如火如荼，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缩短，有了更多休闲娱乐的时间，娱乐业的就业岗位也随之增加。到了1930年，服务业为女性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工厂不再是美国女性劳动者的最大雇佣方。嘉莉初到芝加哥时最希望做的就是服务类的工作，她先是想去一家批发商行应聘，后来又听从其他人的建议去了“经常需要女职员”的百货商场求职。虽然由于胆怯、缺乏经验，初来大都市的嘉莉求职失败，只能去一家工厂做女工，但当赫斯特伍德破产，她不得不自谋生计时，嘉莉已经可以凭借表演才能找到工作，还有一家百货公司也明确表示一有空缺就会雇佣她。如德莱塞所言，“芝加哥的发展使得年轻女孩来此闯荡变得如此合理”，而发展的引擎便是服务业及整个劳动力市场对情动劳动需求的增加。

其次，在《嘉莉妹妹》中还可以看到，伴随情动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比重的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随之加深。在传统工业劳动中，工人从事的是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思想、情感交流不是必须的。此外，工厂劳动的对象是物质产品，工人们只能接触到冷冰冰的产品或产品零件，与产品的使用者也没有交流。嘉莉在制鞋厂工作时的状况就是如此，在快速的工作节奏与工头的监视下，嘉莉只能一动不动地做着让她感到痛苦的活儿，根本无暇与其他女工交流，她也没有与任何其他女工建立友谊甚至表面的联系。与之对比，情动劳动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涉及的是对情动的生产与操纵，要求人与人之间（现实的或者虚拟的）的交往与接近”。无论情动劳动者自愿或者自觉与否，都会与情动劳动的对象及其他情动劳动者建立联系。

嘉莉首次尝试表演就取得成功，靠的不仅是天赋，更是她与观众交流的能力。在慢慢克服紧张感、逐渐找到自己的表演节奏后，嘉莉通过表演成功地营造出亲密感与互动感，以至于当她扮演的女主角站在舞台上发问时，包括她的两位情人在内的所有观众都觉得他们与嘉莉之间有了某种私人联结，就好像这个问题是单独对他们说的，让他们想要做出直接回答。对赫斯特伍德与德鲁埃而言，他们也需要通过交流招徕顾客。此外，二人都是友麋会（The Benevolent and Protective Order of Elks）的会员，友麋会是1868年创立于纽约的慈善互助机构，作为会员，他们可以与其他商界人士有更多联结。尽管进入资本主义市场后，情动劳动中的交流大部分都是由资本驱动的，情动劳动者与其劳动对象之间形成的亲密感与互动感或许会很快消失，或许会流于虚伪，但与机械单调的工业劳动相比，情动劳动还是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理解的机会。随着情动劳动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比重的增加，每个情动劳动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进行情动劳动的同时又成为他人情动劳动的服务对象，如此构筑起来的错综复杂的情动网络为打破现代社会的冷漠与隔阂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此外，情动劳动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增长也促进了劳动主体自主性的提高。哈特和奈格里指出，资本决定了工人的劳动方式、工人之间的合作形式，劳动者几乎没有自主性，只能服从管理，像机器一样日复一日地做单调的工作。情动劳动则不同，以情动方式进行的合作往往是情动劳动者及其劳动对象在相遇中自发完成的，很难从外部对其进行指导。毕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微妙，任何科学计算都不能准确预测情感交流的过程，资本如果按照统一的标准对其发布指令，只能成为阻碍生产的桎梏，影响其最终获利。赫斯特伍德与德鲁埃虽然有雇主，但雇主不会干涉他们与顾客的具体交往过程，他们可以自主灵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以赫斯特伍德为例，“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下班时间，因为众所周知，不管他什么时候下班，他都可以把自己的管理工作完成得很好”。情动劳动者的自主性在演员职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嘉莉初进歌舞团时被安排在最不显眼的位置，并不引人注意。后来，在一次演出中，一位喜剧明星为了制造噱头临时加了一句台词，当其他姑娘怕被责罚默不作声时，嘉莉凭借自信和经验做出了灵活巧妙的回答，因此崭露头角。后来，她被安排出演剧中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虽然很显然这个角色并没有被安排在显著位置，因为马登达小姐［嘉莉］出场并不多，但是观众们，这个常常喜欢背道而驰的群体，却选择了她”。嘉莉因此一炮而红，更在巡演后成为炙手可热的剧院明星，收入也变得可观。

假如嘉莉生活在19世纪初剧院尚未完全商业化、情动劳动还未成为资本获利重要来源的时代，那么她很可能一生都只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又或许连进入剧团的机会也没有。19世纪初期，美国剧院组织形式为地方股份制公司（stock company），各地的剧院雇佣的演员基本是固定的，剧院经理常常由有丰富经验的演员担任，演出的剧目多为莎剧及其他经典戏剧，各剧院相互独立，如同“岛屿社群”（island community）。19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及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娱乐的需求猛增，大量资本逐利而来，同时交通系统的完善也为资本进入娱乐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剧院因而逐渐由股份制公司发展为巡回联合制公司（traveling combination company）。联合制取代股份制的背后是资本获利的需要：股份制时期，剧院每晚更换节目，布景也须经常更换，成本较高，同时，地方观众数量有限，剧院面临的观众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到了联合制时期，纽约成为戏剧制作中心，纽约的联合制公司制作完一部戏剧后就去全国各地演出，如同分销产品一样。联合制剧团在每个地方只停留几晚，戏剧的布景无需更换，成本大大降低，观众耗尽的风险也被降低，每部剧都能充分获利。联合制为美国戏剧带来了一个重要变化，即戏剧制作管理与剧院管理的分离，地方剧院的经理不再由演员而是由只关心利益的商人担任，他们每年来纽约为自己的剧院预定演出，在地方剧院逐步沦为订票处时，经理们也几乎成了“房东”。为吸引日益扩大的观众群体，联合制公司一方面提高剧作家薪酬，鼓励新剧创作，另一方面采用明星制度（the star system），依靠明星吸引客流。尽管当时底层演员的待遇依然不高，但相较于19世纪初的演员及剧作家，剧院的劳动者尤其是剧院明星的劳动条件已得到很大改善，同时，由于资本对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者也有了更多的底气与资本讨价还价。在嘉莉被安排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时，她的同事罗拉就鼓励她向剧院经理要求将工资提高至“每周五十美元”。资本获利的需要使它不得不让渡部分权力给剧院的情动劳动者，而劳动者也才有可能获得更多话语权。

哈特与奈格里虽然指出了非物质劳动的增长将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积极的变化，创造并再生产新的主体，但是对于情动劳动将带来何种具体变化，会以何种具体方式塑造新的主体，他们并没有详细论述，就此而言，《嘉莉妹妹》印证且充实了二人的理论。以《嘉莉妹妹》为参考，情动劳动对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及其对新主体的塑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从量的角度而言，情动劳动被纳入资本市场后，向工业劳动中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尤其是女性释放了更多岗位，非物质劳动者的群体扩大了；其二，从质的角度而言，情动劳动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提高了劳动者的自主性，情动劳动者不再像工厂工人那样只能被动服从资本的管理，他们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新的凸显。

三、诸众的“堕落”：消失的生产能力与敌意

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作为生命政治生产的非物质劳动将会通过对知识、情动的生产来创造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新的劳动主体，同时，由于非物质劳动依赖的是交流、合作与情动关系，它也将逐渐创造出“新的、独立的社会合作网络”（collaborative network），不断扩大社会的共同性基础。在生命政治生产的基础上，劳动者的共同主体——诸众（multitude）也就逐渐形成。在哈特与奈格里二人的理论中，诸众是能够主宰自己的“活生生的肉身”（living flesh），也是在共同性基础上行动的单一劳动者的集合（singularities that act in common），他们在维持差异性的同时进行交流与合作，有着创造替代性的新世界的潜能。哈特与奈格里之所以对诸众的解放潜能如此自信，是因为他们从诸众身上看到了力量，这种力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产能力（capacity to produce）与敌意（antagonism）。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只要有剥削，就会有反抗，资本攫取了诸众通过情动劳动等生命政治劳动创造的财富，这种侵占是劳动者敌对资本的根源。另一方面，劳动者生产创造财富的能力又是资本永远剥夺不了的，正是生产能力与敌意的结合为革命主体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虽然在整个“帝国”三部曲中，诸众的生产能力与敌意被冠以多种不同的称呼，如敌意在《大同世界》（Commonwealth）中还被称作义愤（indignation），但其核心含义是一致的。

《大同世界》，图片源自Yandex

为了强调诸众这一概念的开放性和广泛性，哈特与奈格里不断扩大诸众的范围，甚至将在资本规则下从事劳动和生产的所有人都包括在内。但不论诸众的范围怎样扩大，非物质劳动者都无疑是其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也应是最能体现诸众潜能、展现出无尽生产能力与敌意的劳动主体。然而，在《嘉莉妹妹》中，三位主要人物虽然从事情动劳动，见证了作为生命政治生产的非物质劳动给劳动市场及劳动主体带来的积极改变，但他们身上却没有展现出哈特与奈格里所言的生产能力与敌意，这样的劳动者即便数量再扩大，也无法造就新的革命主体。德莱塞虽然是小说家，但他对小说中人物命运发展的安排绝不是空穴来风。嘉莉等人的经历表明，诸众潜能的实现面临重重现实障碍，而这些正是哈特与奈格里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所忽略的。

首先，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物机体的自然规律及资本的摧残都可以耗尽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哈特与奈格里之所以认为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是不能被消灭的，是因为他们二人受到斯宾诺莎与德勒兹启发，认为欲望是身体力量的来源，“它［诸众的肉身］永无餍足的欲望，不仅是旧社会解体的征兆，也是新社会形成的征兆”，欲望无止境，劳动者就总有力量，总有生产的能力。与哈特与奈格里二人不同，德莱塞虽然承认欲望的力量，认为“我们的生活最终是由欲望决定的”，但他也认识到人作为自然界生物必然受到制约，人的欲望及内在生命力量很容易衰减。在《嘉莉妹妹》中，埃姆斯曾告诫嘉莉珍惜自己的表演能力：“将来，同情的眼神将离开你的眼睛，你的嘴巴会变形，你的表演能力会消失。你可能认为这些不会发生，但它们会的。自然会让它们发生。”埃姆斯的话在赫斯特伍德的身上得到了应验。赫斯特伍德逃到纽约后事业便不断滑坡，部分原因是他的盗窃行为毁掉了他的职业声誉，他无法再谋得一个酒吧经理的职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欲望与身体力量都在衰减，他已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游刃有余地进行情动劳动。小说第三十六章开头，德莱塞写道：财富增长“如同身体生长一样”，不增则减。随着年龄增加，人的力量与意志逐渐衰弱，经营管理财富的能力也会随之衰退，而当财富创造者的力量与智慧衰减时，资本就会设法用薪水吸引年轻的头脑，并与之联合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赫斯特伍德虽有经验，但已丧失了年轻人“炽热的欲望”（burning desire）以及“年轻头脑中希望之泉的力量”。身心变化逐渐影响了他的性情与工作，他“原先那种想要招呼、取悦、让顾客宾至如归的欲望渐渐衰退”，他在纽约跟别人合伙经营的酒店也以散伙收场。赫斯特伍德被迫另谋职业，他应聘威士忌商行推销员时被拒，原因是经理想雇佣的不是年纪大的人，而是“一个年轻、活跃并且愿意为差不多的报酬积极工作的人”。在屡屡碰壁后，赫斯特伍德丧失了求职的勇气，沦为乞讨度日的乞丐，并最终在旅馆中自尽。

赫斯特伍德生命力量的衰减当然主要与他年龄的增长有关，但与他的工作也并非毫无关系。刚开始与嘉莉交往时，他曾向嘉莉倾诉：“我的生活里没有什么快乐和高兴的事。全都是工作，总是要为跟我毫不相干的人操心”，“你觉得我很快乐，不应该抱怨。但如果你整天都要和一些完全不在乎你的人在一起——如果你日复一日地去一个只有虚荣和冷漠的地方，如果你认识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情你或者跟你愉快地交谈——也许你也会不快乐”。德莱塞曾在小说中指出，持续的抑郁会在血液中产生有害物质，并最终导致身体的恶化，那么很有可能长期工作带来的压抑情绪已经给赫斯特伍德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负面影响，而盗窃钱款、逃到纽约后面临的巨大困境则最终耗尽了他所有的生命力量。

在《大同世界》中，哈特与奈格里曾充满激情地宣称“人类从来不是赤身裸体的，赤裸生命从来不是人类的特征，他们的身上总有蔽体的东西，他们被赋予的不仅是苦难的历史，还有生产的能力及反抗的力量”。但赫斯特伍德的经历表明哈特与奈格里二人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作为劳动者生产能力与反抗力量来源的身体是十分脆弱的，不仅自然规律会让劳动者的身体必然地走向衰老与死亡，资本的摧残也会加速这一进程。不论劳动者生产的是有形的产品还是无形的情动、知识产品，当身体被摧毁时，他们的生命力量与生产能力也就不复存在，而这时，资本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甚至连其生存的机会也要夺走。

在哈特与奈格里的理论中，除生产能力外，诸众身上还蕴藏反抗的力量，资本在剥夺诸众创造的财富时会激起诸众的敌意，引发革命。然而，《嘉莉妹妹》的种种细节却表明，资本的剥削并不会必然地激发诸众的敌意。在以情动劳动为代表的非物质劳动增加、劳动者自主性提高的同时，资本也采用了更巧妙的方式来掩盖自身的剥削，瓦解了嘉莉等人的敌意。

在《嘉莉妹妹》中，资本掩盖自身、瓦解情动劳动者敌意的方式首先表现为更为隐蔽的剥削方式。在工业劳动中，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会直接反映在身体的劳累中，而在情动劳动中，资本影响的是劳动者的感觉，不会在短时间内引发劳动者身体的明显变化。身体上的劳累极易被察觉，但感觉上的变化并不外显，因而很容易被忽视。以嘉莉为例，嘉莉在制鞋工厂工作的第一天，就因身体的劳累与脏乱的环境对工作产生了反感，她知道如果自己重新做回工厂女工，就会“再度成为一台机器”。然而，对工厂劳动有如此清晰认识的嘉莉却从来没有认识到情动劳动中存在的剥削。面对百货商场的售货员，她因她们漂亮的衣着与得体的举止而“在心中燃起了嫉妒的火焰”；在初识德鲁埃与赫斯特伍德时，她又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幸运而快乐的。事实上，售货员、德鲁埃、赫斯特伍德全是为资本服务的劳动者，只不过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是无形的，他们的劳累和压抑并不那么容易被感知到。此外，整体而言，情动劳动者会比工业劳动者获得的工资更高，这使得情动劳动者很容易就忽略了他们为资本所创造的实际价值。在嘉莉成为演员、第一次领到每周150美元的工资时，她十分满足，因为她知道工厂女工做的工作比她辛苦一百倍，却只能拿到一点微薄的工资。然而，150美元的周薪相对于资本从嘉莉的劳动中获取的利润而言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情动劳动者所得在资本所获利润中所占的比重甚至有可能比体力劳动者还低，但绝对数额的提升掩盖了这一问题。

资本对情动及其他非物质劳动更为隐秘的剥削并非德莱塞的杜撰。在现实中，非物质劳动者往往比工人更难意识到加诸他们身上的剥削。《嘉莉妹妹》后半部分描写的布鲁克林电车罢工事件是发生于1895年的真实事件。正如小说指出的，引发工人罢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制度下工人不知道出车的具体时间，他们需要整个早上都在恶劣的天气中等待，因而，当时工人们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将为出车而等待、吃饭的时间都计算在工作时间之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工人已经为资本对生活时间的侵占开始抗争时，演员们却尚未就自己是否属于“劳动者”达成一致。当时很多演员担心如果像搬运工、肉类加工工人或码头工人一样被归入“劳动者”的范围，他们的地位会下降，因此他们反对成立演员工会，相关争议一直持续到1916年。当非物质劳动者被更为隐秘的剥削方式蒙蔽，甚至不能意识到自己生产情动、知识等非物质产品的过程也属于劳动时，对资本的敌意也就无从谈起。

除了更为隐秘的剥削方式外，《嘉莉妹妹》还揭示了资本瓦解情动劳动者敌意的另一方式：以情动网络塑造劳动者的欲望。这一塑造过程的核心不是向劳动者推销有形的商品，而是借由对生活理念的宣传全面渗透劳动者的意识，并最终使劳动者所有的欲望对象，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符合资本获利的需要。来到芝加哥后，嘉莉第一次看到了“一种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她眼中是“有钱人的生活方式”（fortune’s way），它通过他们“精美的衣物、丰盛的食物、高级的住宅与刻意表现出的优越感”展现在她眼前，自然而然地“激起了她心中的欲望”。在她看来，只要拥有这些东西，她就会幸福，“所有的悲伤都会逃离，所有的心痛都会在一瞬间结束”。嘉莉之所以会将这些当作幸福生活的真谛，与周围人尤其是情动劳动者对她施加的影响密不可分。在百货商场时，她感受的是打扮得漂亮干净的售货员在“通过她衣着和举止上的缺点分析她的社会地位”；跟德鲁埃在一起时，德鲁埃也喜欢不断在衣着与仪态方面给她建议。既然“人们对这些东西的苦苦追求处处可见”，也就无怪乎嘉莉将这些视为最美好的东西了。德鲁埃也不例外，他喜欢光顾赫斯特伍德经营的酒吧并把在那里消遣当作“高雅生活的代表”，当作“最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因为酒吧里奢华的装饰与殷勤的侍者营造出的“氛围”能够在人们心中“激起一种过上同样奢华生活的野心”。

相较于纯粹的物质欲望，经由情动网络塑造的欲望往往对劳动者有更强大的吸引力与束缚力。在与德鲁埃同居后，嘉莉曾想转身回头，然而，“她或许能克服对饥饿的恐惧并回去；她对辛苦劳作和困苦生活的担忧也可能会在良心的最后压力下屈服，但——让她破坏自己的外表——穿着旧衣服，露出可怜相（poor-appearing）——决不可能”；同样地，当赫斯特伍德在纽约不能再谋得如酒吧经理那样的情动劳动职位时，他宁愿租更简陋的公寓，缩减各项生活开支，也迟迟不愿做出改变，去做更容易找到的体力工作，因为“他把自己打扮得很体面，于是，他可怜的大脑就辩称他的生活也要体面，否则就是一种耻辱（disgraced）”。嘉莉与赫斯特伍德之所以如此执着于外表，不愿放弃所谓优雅体面的生活，无非是因为他们在作为情动劳动者以及他人的情动劳动对象的过程中，已不知不觉地内化了资本对所谓美好生活的描绘，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人，即处于情动网络中的其他人，也持有同样的生活理念，不按此模式生活便会被轻视，而他们不愿成为被轻视的对象。借由豪华商场、餐馆及娱乐场所，更重要的是借由在这些场所中一个个具体的情动劳动者及其构成的网络，资本向劳动者展示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及这种生活所需的各种商品，通过这种暗中诱惑，资本不仅悄悄塑造了劳动者的欲望和生活追求，同时也将劳动者牢牢束缚在资产阶级生活理念上。当劳动者将资产阶级灌输给他们的、符合资本发展需要的欲求当作自己的欲求时，他们就没有了敌视资产阶级的理由，其自主性只能沦为无的之矢，甚至被资本收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

《诸众》，图片源自Yandex

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对主人公们职业生涯的细致准确的再现，使我们得以发现哈特与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及诸众理论所忽略的现实问题：诸众的生命能量及生产能力会因自然规律及资本摧残而衰减，他们对资本的敌意也可能会被资本以新的方式瓦解。哈特与奈格里二人之所以忽略了这些现实问题，是因为他们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斯宾诺莎的思想相结合时，未能将马克思唯物主义坚持到底。首先，马克思虽然肯定人的天赋、才能、欲望与能动性，但同时也强调人的自然性，即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制约的存在物。其次，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业劳动占主导地位，对劳动者来说认识到资本的剥削并进行反抗并非难事，因为资本的剥削会直接通过身体的劳累显现出来，但是，当非物质劳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时，资本采用的剥削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劳动者识别资本的剥削会遇到困难，同时也更容易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不容易生发出敌意。哈特与奈格里二人没有具体讨论如何有效地认识、衡量非物质劳动中存在的剥削，也忽视了现实中敌意的缺乏。

结 语

哈特与奈格里提出情动劳动理论的时间与《嘉莉妹妹》的故事发生时间虽然相隔近百年，但二人致力于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与故事人物的经历相吻合。《嘉莉妹妹》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情动劳动及劳资关系的深刻再现表明，哈特与奈格里的情动劳动理论虽然准确抓住了资本发展新阶段中劳动呈现出的新特点及其带来的积极改变，但在展望这些改变的意义时，二人却未能考虑到阻碍诸众潜能实现的种种残酷现实，其理论也未能有效地解释嘉莉等人未能从改变中觉醒的原因。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因此失去了价值，他们对非物质劳动本质的揭示，以及希望通过激发诸众潜能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目标仍旧值得肯定，而那些为他们所忽视却被德莱塞捕捉到的现实问题也为当代人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要实现生命政治劳动潜能应当关注劳动者作为人的全部付出及感受，应当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识别资本的剥削方式并自觉抵御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