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43年，陈西滢赴伦敦担任中国驻英文化中心的代表，以促进中英文化交流。陈西滢在英国经历了二战的尾声并目击战后盟国欢庆胜利和重建世界秩序的一些场景。本文通过读析《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1943—1946》所记录的陈西滢赴英上任始末以及两次剑桥之行，还原二战硝烟中一段承载着民族使命与个人情怀的中英文化交流史，追溯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与英国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不期相遇和碰撞的情景，以说明两国文化交流及文明互鉴对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1943—1946》 弗·雷·利维斯 奎妮·多萝西·利维斯

春节后收到陈小滢女士惠寄的两册《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1943—1946》，下册附有父女家信以及沈从文1944年6月15日写给陈小滢的长信。1943年，陈西滢（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896—1970）受中国政府委派，赴伦敦担任中国驻英文化中心的代表，以促进中英文化交流。陈西滢在英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阶段并目击战后盟国欢庆胜利和重建世界秩序的一些场景，日记书信选集的文献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识别日记本上难认的笔迹，傅光明先生和陈小滢女士辛勤合作八个多月，现在到了学界向他们表示感激的时候。

对我个人而言，阅读这本书时生出一种亲切感。1943至1946年，陈西滢的堂姐陈淑（丁绪贤夫人）是我祖父家隔壁邻居（贵州湄潭永兴镇浙大宿舍楼）；而多次在日记中露面的化工专家周庆祥曾住杭州建德村甲种6号，就在我家（12号）对面。对中文系、外文系和国际政治系的广大师生而言，多位前辈学者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的游踪也会激起阅读的兴趣。本文稍谈陈西滢出使英国的历史背景和经过以及他在两次剑桥之行中所见人物。日记中有一些英文词汇和人名地名，为读者阅读便利，在本文引文中出现时一律译为中文。

二战爆发之前，中国人去英国，一般走海路，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新加坡过马六甲海峡，穿越印度洋进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法国地中海沿岸的马赛登陆再北行。法国遭德军入侵后，此路不通。陈西滢赴任，不得不东行，绕道美国。好在他通过特殊渠道，搭上了美国军用飞机。1943年春，陈西滢抵达华盛顿。陈小滢在1943年4月25日给父亲信上问道：“你几号到华盛顿的？一路上都还好玩吧？你说你晕机，我很不快活，望你到了美国好好休息一下。”陈西滢如何从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抗战爆发后西迁所在地）启程，这本日记书信集未见反映。他很可能先从重庆沿着驼峰航线飞印度北部某个盟军控制地区，再由有关部门安排一步步东进。他在1944年10月9日的日记上提及萧乾在伦敦香港楼为国内来客洗尘：“叶君健到了。他是英国宣传部请来，这一年内到各地去演讲中国，……他是由加尔各答飞来，五天便到多塞特郡，今天方到伦敦。”叶君健从恒河口飞英国的线路，就不得其详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盟军那年初夏诺曼底登陆成功后，8月下旬解放巴黎，过了一个月，德军已被逐出法国。这样，叶君健就有条件飞越西亚、地中海和法国抵达英国。这条较简便的路线在一年前还不能想象。也就是说，陈西滢从印度到英国的旅途要艰难得多，他必须先到北美，再跨越由盟军掌握制空权的大西洋。

陈西滢在华盛顿参观数日后到纽约，居留了八个多月，经常与胡适、周鲠生、蒋廷黻和王世杰等人聚会，出席中方人士（如吴贻芳）在美的演讲会，成为海外宣传抗战群体中的一员。1944年3月14日，他从纽约坐火车赴加拿大多伦多，3月21日再由蒙特利尔的杜鲁瓦军用机场搭美国轰炸机飞苏格兰。飞机在北美大陆东北端的纽芬兰岛甘德机场上加油，后因机械故障飞回蒙特利尔维修。乘客在甘德滞留，3月23日又盼来一架轰炸机，24日午前飞抵格拉斯哥西南的普莱斯特维克机场。关注二战交通史的读者会重视所有这些细节。次日，陈西滢坐长途汽车直奔目的地。阔别二十多年的伦敦处处可见战争的伤痕。此时不列颠空战早已过去，德国空军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轰炸，但是大片大片的断垣残壁还点缀着街景，瓦砾堆倒是全都收拾干净了。再过半年光景，德国新研制成功的V2火箭开始不断光顾伦敦，它们的爆炸声远大于破坏力，包括陈西滢在内的伦敦居民视之为无害而喧闹的插曲。

萧乾，图片源自Yandex

日记始于1943年6月2日，当时陈西滢在华盛顿已经居留一个多月。这一年6月8日、9日的记载涉及中国文化中心的缘起和人选，在此不妨引用。外交部次长夏晋麟8日直言相告： 

这段文字里出现的张歆海、郭秉文、郭泰祺、夏晋麟、傅斯年（字孟真）和胡适均系教育界名人，他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战时外交。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作过的演讲达数百次之多，堪称典范。卢沟桥事变后，夏晋麟作为宣传部派往英国的代表工作了两年，中国文化中心的创设和相关条例，实际上是由他在英期间首次倡议的。郭泰祺曾任驻英大使，当时已升为外交部长，联合国成立后出任安理会首任中国代表。次日（6月9日），半途寻找借口，迟迟不赴任的张歆海来华盛顿劝说陈西滢。他依旧抱怨去英国旅费昂贵，薪水又不高。陈西滢录下了他们对话的梗概：

这说明驻英大使顾维钧（字少川）曾先后请任鸿隽（字叔永）和陈西滢考虑赴英主持与英国合办的中国文化中心，任鸿隽或因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社事务繁忙，难以分身。陈西滢愿意离开武汉大学，于公于私，自有他的原因。在伦敦接待访英的中国学界人士（包括留学生），为他们提供方便，也是他的职责之一。这项相对来说较次要的工作带有服务性质，国内派头大的留洋教授会不大情愿接受。张歆海具备一流的教育背景，又系资深外交官，派出国后只想多多赚钱，甚至几次三番向陈西滢泼冷水（“何必去呢”），已经不顾他哈佛博士的身份了。引文最后一句是陈西滢的敷衍，他婉拒了这位北京旧友的“好心”建议。

在伦敦的第一天，驻英使馆的叶公超又与陈西滢细谈文化中心的由来，还透露了张歆海索要路费的细节：“歆海所领旅费，初是六百镑，后来又加四百镑。到了美国说没有钱了，不能来。后来又寄了二百镑，他现在要求再领二百镑补足回去的旅费。”张歆海中途留在美国教书，并无归国之计，竟还开得出口。估计叶公超不会薄他的面子，点破了就有失所谓的“绅士风度”。陈西滢大致安顿下来后，叶公超带他出入于当地精英阶层的俱乐部，还不时传授一点经验，其中至为关键的一条是与英国人交往，不必精打细算，以免让人小看。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左支右绌，在外交领域却舍得花钱。这种大方的背后，倒是有文章可做。日记多处显示，英国文化界人士如阿瑟·韦利和燕卜荪等早已习惯战时的物资定量供应，生活节俭，绝无势利眼。他们撙节开支，自己做饭，反而遭中国朋友奚落一番。初到伦敦时，陈西滢去食物供应部下属机构领取过自己的配给本，日记中使用配给本的场合似不多。

陈西滢在英国交游很广，旅英作家蒋彝、熊式一也与他结为好友，但是他来往最为密切的是萧乾。这两册书信集里，萧乾（炳乾、秉乾）的名字频频出现。萧乾1939年10月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执教中文，其时欧洲已经陷于炮火之中，于是他成为不列颠之战的目击者，《银风筝下的伦敦》等文章报道了英国如何遭受轰炸，也可以说是战时新闻写作的杰作。陈西滢初步领略了伦敦的战时氛围，萧乾就从剑桥来伦敦看望他，这是1944年4月4日。萧乾有很多话要说：“他对于树藏的断绝，说都是他不好。他在香港时另有所好，后来出国又未成。树藏知道了即与他断绝音信。我告他树藏在武大借读的消息。他说此次他托胡政之回去了结此事。他说树藏很聪明，很沉着，不像他的虚浮。”萧乾后来又爱上了陈西滢为中国文化中心招聘的秘书格温，她是华英混血，长得美丽。陈西滢一人在外，行有所止。正如傅光明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这是值得敬重的。

萧乾教了三年中文，于1942年秋赴剑桥读硕士，1944年受《大公报》委托在伦敦舰队街一带物色房子，准备设立该报驻伦敦办事处。陈西滢比萧乾年长十三四岁，两人交情很深，几乎无所不谈。1946年3月21日晚，萧乾一些中国友人与他饯别，餐后萧乾与陈西滢同行：

第二天一早两人握别。他们想不到的是从此之后再也无法见面。萧乾回到上海不久，内战爆发，他势必会与陈西滢互通消息。进入50年代，陈西滢的信件连同一段契交就消失在历史的黑洞里了。萧乾在特殊时期中断了自己与小说家爱·摩·福斯特的书信往来，并销毁了后者的不少信函，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对此表示痛惜。福斯特最看重个人之间的情谊，即使在与萧乾的交往中受到打击，也不会相信人间没有真情善意。陈西滢拜访福斯特，就是萧乾引荐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治疗眼疾，疗效不佳。其间，陈西滢多次造访。1946年3月17日的日记显示，使馆方面为陈寅恪如何回国一事颇费心思，请萧乾陪同也是选项之一：“下午四时去陈寅恪。遇到邵心恒、汪君等在那里。后来子杰（郭有守，又名子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筹委会成员）也来了。炳乾的船已经定了在二十二三号，寅恪不能同行。另有一船是于下月6号从格拉斯哥出发经过纽约、巴拿马去上海。”陈寅恪稍后回国，也是路经美洲。

居英期间，陈西滢奔赴各地拜访知名人士和各类教育机构，访问牛津和剑桥更是频繁。伦敦坐火车到这两个大学城都极方便，时间紧的话还可以当日往返。1944年，陈西滢多次访问剑桥，其中有两次值得一说。

第一次是1944年5月10日到15日。陈西滢10日抵达剑桥，萧乾在火车站接到客人后就陪他去自己在国王学院的住处。陈西滢进房间后外面的景色扑面而来，“窗外是对了克莱尔学院，隔开一片大草场”。剑桥的游客总是会隔了剑河眺望那块大草坪后面的国王学院教堂和克莱尔学院建筑的一侧，那是现在年轻人说的打卡地。笔者导师属于克莱尔学院，他二层楼办公室的两扇大窗户就对着那片草坪，左侧则是国王学院教堂的正面，与萧乾住过的房间遥遥相望。

第二天（11日）上午，陈西滢约见了好几位知名人士，向他们了解剑桥郡面向大众的新式教育。“一时前回到萧乾寓。中午他约了他的导师乔治·瑞兰兹及经济学者琼·罗宾逊夫人同餐。”瑞兰兹是英文系讲师，著名的莎剧导演。陈西滢与他谈到当时的英国文学，瑞兰兹并不看好。后者曾是英文系讲师利维斯的学生，与国王学院的凯恩斯等人同为剑桥艺术剧院的董事。陈西滢是这个剧院的常客，只要去剑桥，不会错过那里的电影和戏剧演出。

琼·罗宾逊夫人生前是20世纪最出色的女性经济学家，有人认为她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不无政治因素。果然，她见到陈西滢立即提出尖锐的问题，陈西滢寸步不让，晚上在日记里给她定性：

两人谈得不投机，瑞兰兹最后打圆场，倒很得体。陈西滢身为中国官方派出人员，为政府说话或解释当时国民党的政策以及在教育界的做法，自然是他的责任，不然在他的上级看来他就有辱使命了。他如果出自真心为蒋介石的独裁辩护，对方（和现在的读者）听起来不免有点刺耳。他用的比喻（英国公费生提倡法西斯主义）也偏于极端，完全无视英国各种人士（包括英国共产党）对当局的严厉批评。一年后丘吉尔的保守党在大选中失利，应该给他上了一课。不过他敢于反击英方进步人士的批评，还举出草坪上的指示牌“只许院士行走”（fellows only）在英国行得通、在中国行不通的例子，强调中国学生太散漫，不完全是强词夺理。这天傍晚，陈西滢与人有约：“七时哈隆教授来。他是捷克人，现在是剑桥的汉学教授。他从前在哥廷根。没有到中国。英文也说得不好。人很诚恳，也很退缩。他今晚请我在国王学院餐厅吃饭。院长谢泼德博士来后，他即招我与他同走。”这位哈隆教授就是季羡林先生《追忆哈隆教授》一文的主角，他来自苏台德地区，在哥廷根大学是受到歧视的，到了剑桥也没有人脉。陈西滢用了“退缩”一词形容他，可以玩味。陈西滢与英方人士交谈，倒是从不“退缩”，一听到对方指责国民党和蒋介石，总是竭力辩护。

那几天陈西滢接连会见、拜访大人物。12日傍晚，他与萧乾去见当时负有盛名的费边主义思想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拉斯基多年前就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陈西滢听过他的课：“我们进去后，我说我是他的老学生。他说还记得我的脸，好像十五年前在学校。我说不是十五年，而是近二十五年了。他的样子老了，头发渐稀，但没有秃，也没有白。仍是小胡子，阔边眼镜。鼻子上有毛，耳朵里也有毛。”拉斯基是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如果不是死得太早，会在英国政坛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天（13日）下午，陈西滢去见国王学院的约翰·黑沃德：

末一句话后面的文字从略。黑沃德去世后留给国王学院图书馆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托·斯·艾略特的文稿。艾略特与他秘书瓦莱丽结婚前，曾与黑沃德在伦敦合租一套公寓。

那天晚上，陈西滢在国王学院用餐时遇到一位与拉斯基对立的思想家，同样来自伦敦经济学院，当时的影响力还非常有限：“坐我对面的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哈耶克博士。”陈西滢是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生，肯定会与餐桌对面这位有点受冷落的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说起这段经历。这一年3月，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这本名著在凯恩斯主义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英国是难觅知音的。那时凯恩斯还健在，正处于上升期的琼·罗宾逊夫人在剑桥经济系比较强势，加之战时分配体制强化了政府作用，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和关于未来的警告在普通英国人听来像是天方夜谭。福利社会的蓝图《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由战时内阁财政部长贝弗里奇主持，在1942年就撰写完毕。报告设计了为全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战后逐步全面实施。哈耶克的基本思想与福利社会基本出发点水火不相容，去美国成了他的必然选择。令人遗憾的是陈西滢大概并未听闻哈耶克这本著作，哈耶克也不可能不顾社交礼仪，主动向这位客人大谈自己的“学术成果”。笔者猜想，拉斯基和哈耶克同时在剑桥，是不是有什么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讨论？

陈西滢1944年另一次剑桥之行是在三个多月以后。1944年9月4日，他坐火车北上约克，参观了大教堂，再去达勒姆游览、演讲；9月7日经纽卡斯尔，晚间出席中国学生会的一场辩论，议题为《西方文明正在退化并已快速分裂》，正反双方打了个平手。9月9日，陈西滢经彼得伯勒和伊利到剑桥，两天后去三一学院拜访罗素，与他谈国际局势和战后世界格局，比如美苏如何划分势力范围。至于太平洋战争，罗素预测“美国必不让日本保留海军，宁可多打一年”。9月12日陈西滢在剑河上撑船，应该是在下午，这天晚餐，他应邀作客剑桥唐宁学院，去拜访克罗斯·威廉斯。这位威尔士人擅长打板球，在唐宁学院读的本科，长期任钦定中小学督察，陈西滢走访一些教育机构，想必经他介绍。陈西滢也有了解剑桥英文系之意，当时唐宁学院主修英国文学的学生在校一级的考试中成绩优秀，为学院争得荣誉。威廉斯特地再约了该学院的一位英国文学导师参加正式晚宴，并把陈西滢介绍给他：

采访录下的最后一段文字讲的是利维斯的夫人奎妮·多萝西·利维斯（Queenie Dorothy Leavis，1906—1981），《细察》杂志的编辑之一。钱锺书先生早在《中国文学小说史序论》（1933年）中就指出，读者的多寡不足以评定作品的优劣，接着用括弧插入两句：“关于读者多寡之问题，请参考Q. D. Leavis: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一书。虽颇嫌拘偏不广，而材料富，识力锐，开辟一新领域，不仅为谈艺者之所必读，亦资一切究心现代文化者之参照焉。”作为20世纪英国最出色的女性批评家之一，利维斯夫人的贡献是被低估的。她生有三个孩子，家务繁忙，并未加入某个学院，或被聘为英文系的教师，但她协助利维斯编辑《细察》，做出默默无闻的贡献，在剑桥享有一种特殊的声誉。剑桥大学出版的三卷本《奎·多·利维斯论文集》（Q.D.Leavis: Collected Essays），标题分别为《英国小说的英国性》（The Englishness of the English Novel，1983）、《美国小说以及关于欧洲小说的思考》（The American Novel and Re. ections on the European Novel， 1985）和《宗教争论的小说》（The Novel of Religious Controversy，1989）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她在小说研究领域的成就。她论奥斯丁小说和书信的一系列论文的品质，不在任何人之下。

写了陈西滢这两次剑桥之行，意犹未足，再啰嗦几句收尾。

1944年9月21日，陈西滢带了刚到伦敦的方重、范存忠和张汇文去见由教育部派往英国任“留学生监督”的王景春，后者在美国担任过同样的职务，有资格比较两国的异同。陈西滢写道：“他（王景春）说英国人在许多地方，真可佩服。如战事发生时期儿童疏散，一点点的小孩子大批到车站，送出去，有条不乱。民众领面罩，都是义务职员在帮忙。英国人说他们是在胡乱应付，在他看来，决不是胡乱应付。”这里说的是英国二战时实施的“吹笛人行动”（Operation Pied Piper），将以儿童为主的350万城市人口疏散到乡村和海外英语国家。听者心里会想，其他国家即使想得出这样的计划，也是难以推行的，首先父母绝对放不下心。

方重那时从武汉大学来，要去剑桥三一学院访学。陈西滢赴英前，方重、戴镏龄、费鉴照三人曾约他一起早餐。戴镏龄回忆：“陈先生离校前，我和方先生及费鉴照（已故）只在乐山的滋美斋乡馆请他吃早点以当饯行，不过每人清茶一杯，三鲜面一碗，大家都觉得满意。”这次方重来英，与范存忠和张汇文在伦敦漫游数日后各奔东西。陈西滢跟方重约好，9月29日同坐某班火车去剑桥，并通知了剑桥方面。不料那天方重误了车，陈西滢则按时抵达，月台上一位“身材高大的白发老人”在迎接客人，他以为陈西滢就是正在翻译《坎特伯雷故事》的中文译者，于是两人交谈起来。这位长者是三一学院院长、著名史学家乔·麦·特里威廉（G. M. Trevelyan，1876—1962）。他们在车站等候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方重盼到了，三人一起坐上小汽车去三一学院。特里威廉礼数周到，安排方重入住大庭院里紧挨院长寓所的套间。

这一年，特里威廉面向大众的《英格兰社会史》在英国终于出版了，比美国版晚了两年，原因是纸张短缺。现在这本书怕是很过时了，以前是印了再印的。笔者在复旦上学的时候，就听到孙骊先生一再向本科生推荐。他还油印了特里威廉的文章《克里欧，一位缪斯》（“Clio，a Muse”），与我们一起逐句阅读。

《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1943—1946》中的很多人，离我们并不遥远。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4年第2期“文化研究”专栏，责任编辑萧莎，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萌 张文颐

排版：王雨璇   终审：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