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图阿雷格族作家易卜拉欣·库尼曾旅居苏联、波兰、瑞典等多个欧洲国家，现居西班牙，属典型的阿拉伯流散作家。库尼是阿拉伯现代文学著名的“六十年代辈”代表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拜火教徒》于2000年1月被阿拉伯作家协会选为“20世纪百部最佳阿拉伯语小说”，2008年荣获阿联酋谢赫·扎耶德图书奖。库尼在世界范围内也备受赞誉和认可，曾荣膺瑞士文学最高委员会奖（1995年）及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2006年），并于2015年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库尼“以一种不同于阿拉伯传统叙事话语的写作”，在阿拉伯当代文坛独树一帜。他的作品常取材于图阿雷格民族文化记忆，以沙漠书写为线索，将现实、想象、象征与隐喻完美地融为一体，“对历史和人性展开极具深度的讨论”。

易卜拉欣·库尼，图片源自Yandex

《天使，你是谁？》出版于2009年，是作家后期的重要作品。利比亚图阿雷格人马西欲为其子尤杰尔丁起一个本民族姓名，却受限于当时的国家律法不能如愿，尤杰尔丁被迫沦为“无名之人”，马西也被剥夺身份证明。面对挫败，父亲选择回归沙漠寻求慰藉，而儿子则打算炸毁民政处捍卫自己。小说的末尾，马西为自己未能捍卫本族传统而陷入绝望，为“恢复失去的沙漠精神”，他在夕阳下杀死了儿子。本文从图阿雷格人姓名背后的民族文化隐喻入手，将利比亚社会文化历史研究与小说解读相结合，考察库尼对利比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认同以及伴随的政治身份与利益变迁的思索。

对于《天使，你是谁？》这部小说，“名字”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也是作品情感动力的来源。小说伊始，马西在儿子出生后去民政处申请为其子登记一个图阿雷格姓名——尤杰尔丁，然而，当时的利比亚法律规定，公民的姓名只能从国家姓名最高委员会规定并得到伊斯兰教认可的阿拉伯语名字当中选，任何非“颁布的名字”皆禁止登记在各类身份证明文件上。正因如此，民政处工作人员听闻马西的要求后不可思议地望向他，“仿佛从他的回答中读到了他对惯例与国家权威的蔑视”。只有一位名叫纳齐的职员接受了他的申请，但此后便消失无踪。马西坐在长椅上等待进展，焦灼难耐，终于鼓起勇气询问，但职员们的答案是千篇一律的“明天”，语气“掺杂责备、怪异、嘲讽、鄙夷”。有好心人建议马西重新开具出生登记表，为儿子改一个阿拉伯姓名，以便顺利登记，但马西十分固执，不愿意放弃，认为“名字就是身份”，“即使登记处的法规允许，也绝不愿意更换姓名”。

《天使，你是谁？》，图片源自Yandex

从尤杰尔丁出生到成年，马西在为儿子获取载有图阿雷格姓名的合法身份证明的道路上一直奔波，却始终未能如愿。他的妻子因此郁郁寡欢，撒手人寰。儿子尤杰尔丁也难以理解父亲的坚持，离家出走。小说中更具戏剧性的一幕，是马西的执拗惹恼了民政处负责人，在多次要求他放弃登记民族姓氏无果后，民政处索性以涉嫌伪造证件为名收回了马西本人的身份证明，因为“法令不允许给类似这样的名字颁发身份证明，即使身份证明持有者有一千个人为他作证”。父亲马西就这样成了另一个“无名之人”。

马西始终无法理解：作为一个图阿雷格族人，他的儿子为何不能像他自己一样合法地获取一个本民族姓名？对于“无名之人”这一问题，需要把整部小说放置在利比亚的历史中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正如福柯所言，“个人不是一个在权力中被牢牢抓住的预先给定的实体。正相反，个人，包括他的身份和特性，都是权力关系行使于身体、多样性、活动、欲望与力量所制造出来的产物”，社会身份与认同是由权力生产且具有历史性的。首先，“由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局限，非洲的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是由不同的部落或部族发展而来”，其内部结构十分复杂。正因如此，部落、民族与家族等始终是困扰北非阿拉伯国家构建的障碍。独立前，利比亚由费赞、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三块地区组成，地区间多有沙漠阻隔，曾被腓尼基人、希腊人等统治，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被意大利人殖民，但三块地区从未形成过统一的政治实体，小说中提及的图阿雷格人多生活在利比亚费赞地区西部沙漠中，与其他两个地区的人交流极少。三块地区基本由地方部落或部落联盟单独为政，而且，“以血缘关系和共同祖先凝结而成的家族和部落，以及伊斯兰传统始终是处理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和依据，致使利比亚在历史上有部落而无国家（statelessness），呈现出‘碎片化’的政治地理特征”。据统计，利比亚有不少于140个部落，按照民族谱系可分为阿拉伯谱系、柏柏尔谱系和包括图阿雷格族、图布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谱系。各部落语言、习俗、文化差异极大，矛盾冲突不断。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部落大约有30个，但真正处于政治、文化主导地位的只有三个阿拉伯部落联盟。

1951年，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强制整合在历史上属于不同文化圈的三块地区，人为划定国家边界，利比亚在联合国决议下正式建国，成为一个典型的“人造国家”。在1950年利比亚国民议会的讨论下，大部分省份都赞同建立一种松散的联邦关系，利比亚成为一个君主制联邦国家。在当时，伊德里斯国王因为国内90%人口为阿拉伯人，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确立为“国家认同构建的标志”，但此时的“阿拉伯化”政策并不带有强制性。利比亚1954年颁布的《国籍法》遵照国际惯例，把血缘和地缘结合起来作为认定公民身份的依据，规定生于利比亚，或虽生于境外，但在宪法公布时已在利比亚常住不少于十年，或父母双方任一方出生于利比亚，便可获取利比亚公民身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马西获得了身份证明，因为“根据当时法律的规定，只要有十二个见证者”证明他长期居住在利比亚，他即可获取合法的身份。

利比亚君主政权软弱，且无力处置新生国家面临的种种困境。1969年，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九月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在卡扎菲看来，只有完全消除民族差异才能保证国民对国家的绝对忠诚，由此逐渐推行强制民族同化政策，走上了全面“阿拉伯化”的道路。1980年，利比亚《国籍法》进行了调整，明文规定“护照与国籍总管理局向阿拉伯人发放利比亚国籍”，“满足以下条件的阿拉伯人即可获得利比亚国籍，第一条是成为阿拉伯人”，这意味着利比亚少数民族必须剥离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民族属性，只能以归化的阿拉伯人的身份获取利比亚公民资格。对语言的认可、接受、使用是塑造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卡扎菲政府因此大力发展和普及阿拉伯语，“规定所有广告和护照只能用阿拉伯语书写”，一切身份证明都不能以非阿拉伯语名字进行登记。小说中的尤杰尔丁因为保留本民族姓名无法登记入籍，马西随后也被剥夺了利比亚国籍，失去了工作和一切生活来源。

卡扎菲时期对于阿拉伯身份的强调，与利比亚当时内外交困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自20世纪50至60年代阿拉伯各国纷纷独立以来，以整个阿拉伯民族发展与复兴为主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得以发展。卡扎菲本人深受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醉心于建立一个以利比亚为中心的横跨亚非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在阿以战争中惨败，阿拉伯各国政府和民众出现了沮丧情绪，阿拉伯民族主义大大受挫，阿拉伯各国领导人转而侧重于谋求本国发展，这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因此，20世纪80年代，卡扎菲又更多地“将目光重新聚焦于利比亚国内，着力构建利比亚的民族意识”，旨在通过强制国民阿拉伯化来塑造利比亚国家认同，试图通过强制手段构建一个在语言、文化、思想、身份上统一的利比亚，在利比亚国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库尼的小说《天使，你是谁？》再现的正是利比亚这一段独特的社会历史。

库尼的早期作品如《月蚀四部曲》《金砂》《泣血石》等，故事的场景均为图阿雷格人世代生存的沙漠。然而，《天使，你是谁？》这部小说“与读者熟悉的沙漠气息截然不同”，它将关注视野从沙漠转向了城市。

《金砂》，图片源自Yandex

小说中的两个“无名之人”马西父子听闻身份可疑者会被政府逮捕关押、驱逐出境，父亲马西感到“失去了一切在城市中生存的方式”，决定卖房离开，回归如天堂般、能够恢复民族身份的沙漠；而儿子尤杰尔丁认为名字与民族身份的特殊性“是他被城市否认的原因”，“对于‘尤杰尔丁’这一不堪名字的固守是绝对的愚蠢”，这也导致他决意放弃民族身份，开始自称杰利，这是一个纯阿拉伯语名，意为“勇敢”。对于父子双方的不同选择，读者很容易将原因单纯归结为成长地点的差异造成两代人对本民族认同程度不同。马西自幼随父亲在沙漠中放牧，饱受图阿雷格民族文化的熏陶，对本民族文化一直保持强烈的认同；而尤杰尔丁从小在城市中生活，从未接触过本民族文化，对其理解相对薄弱。然而，如果将父子的遭遇和选择放置在利比亚国族构建的大背景下审视，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少数民族面对民族同质化政策采取的应对方式通常有两种：第一种如尤杰尔丁一般，放弃自身的民族属性，融入同质化浪潮中。小说中，不少图阿雷格人为了获取利比亚公民身份，不惜放弃最为重要的民族标识——本民族姓名，前往医院以“口误”等理由修改出生登记的名字，使其符合国家姓名法的要求。第二种则是像马西般自诩为民族文化的守护人，对民族文化保持绝对忠诚。小说中，尤杰尔丁被人嘲讽“弃儿”，与人发生争吵，被带去警察局。在警局因拿不出身份证明，尤杰尔丁被以偷渡罪拘留。马西为救出尤杰尔丁，找到了假冒国家石油勘测公司代理人的文物盗窃犯，利比亚人巴伊。巴伊自称可以把尤杰尔丁救出来，还自诩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马西父子获取民族名字，前提是马西同意为石油勘测公司担任沙漠向导。马西答应了他的要求，巴伊于是通过行贿把尤杰尔丁救了出来。给巴伊引路途中，马西带上了尤杰尔丁，并特意带他瞻仰了图阿雷格代代传承的民族圣物——神石。图阿雷格族神石位于沙漠山麓偏僻河谷处，是一块与众不同的巨大光滑石头，上面不仅雕刻着图阿雷格族文字和先辈的训诫，据说图阿雷格族信奉的生育与婚姻女神塔尼特也曾在上面留下神谕。马西激动地告诉尤杰尔丁，神石是图阿雷格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沙漠的奥秘”，失去民族神石就如同失去了民族身份与根基，他让尤杰尔保守秘密，不要将神石位置告知他人。但尤杰尔丁却不以为意，认为它只是普通的石头，完全否认神石的神圣性，甚至当他发现巴伊对神石极其感兴趣后，打算伙同巴伊走私神石。

父与子的两种态度，是利比亚人民对于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两种立场的缩影。利比亚独立后，以伊德里斯为代表的部落传统势力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仍占主导地位，没有意识到塑造国家认同对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更不能完成利比亚国民‘现代人’的自主心态”。卡扎菲上台后，认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实现利比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他下令实施简单粗暴的民族同质政策，意在培养利比亚国族意识。卡扎菲的威权主义政策显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部落联系开始松散，部落宗派主义思想受到了控制，国家意识有所增强，“当被问及他们的身份时，许多利比亚图阿雷格人首先强调他们的国家归属，然后才是他们的民族身份，例如，‘我是利比亚人，我是图阿雷格人’”。

另外，利比亚有90%以上是沙漠和半沙漠干涸地区，据统计，1954年，仅有25%的利比亚人住在定居点，但到1973年，这一比例已达到69%，在1984年达到了78%。这说明，在卡扎菲时期，城市化发展十分迅速，利比亚许多贝都因人接受城市定居生活，这也包括马西父子。

卡扎菲，图片源自Yandex

但利比亚的现代化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对内，卡扎菲通过威权手段将经济体系集中控制在一人之手，并且对权力与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没有身份的少数民族没有分配资格，在这一过程中，被排斥或遭受损失的利比亚人怨声沸腾。对外，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卡扎菲“试图构建一个以利比亚为中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代替现有的世界体系”，这一构想缺乏现实基础，因此，“随着全球化一步步深入，利比亚长期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的后果日益严重”。利比亚与美国的外交关系陷入僵滞，并接连受到美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利比亚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石油生产与出口——受到严重打击。面对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利比亚部分军官策划政变，宣告卡扎菲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梦想破灭，这也促使卡扎菲不得不180度大转弯，回归利比亚传统的部落等级制，谋求政权稳固。“再部落化”本质上是依靠一派打击另一派的执政策略，其恶果一方面是官场裙带关系严重，据统计，1993年，70名主要官职成员中，有39个来自卡扎法部落；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偏激，有些少数民族如图布族的公民资格干脆被取消，被逐出利比亚国土。

回到小说里，在新的强制性民族政策下，马西觉得城市已容不下像他这样的少数民族，于是告诉尤杰尔丁，他打算卖掉房子，回沙漠放牧。尤杰尔丁从睡梦中惊醒，坚决反对：“不要告诉我你打算回沙漠”，“还打算让我跟着你回去”！他嘲讽地叹了口气，怀疑马西精神出现了问题，才会如此疯狂，让他移居到他活不下去的沙漠，而父亲则严肃反驳他：“在一个不承认你的城市，你又能做什么？”“不管你愿不愿意，你永远是沙漠之子，在你身体里流的永远是沙漠的血液！”尤杰尔丁手指父亲，愤怒到了极点：“这一民族身份对我下了死刑，简直是作茧自缚……少数民族名字和其他名字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的名字非要是‘尤杰尔丁’，为什么就不能是‘杰利’！”他怒吼道：“我永远也不会去沙漠的！”父子俩不欢而散。此时，父子双方均发觉，他们面临的并不是简单的姓名问题，还涉及姓名背后的权利与发展问题。尽管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利比亚人，但却因少数民族身份在现代化城市中无处可栖，无路可走，他们对自己的发展和国家前景的预判是悲观的。

马克思认为，“人即使不是政治动物，至少也是社会动物”，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人。由此观之，马西和尤杰尔丁的立场与选择不同，与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相关。马西从小在沙漠地区生活。如果把小说家的生长地费赞沙漠视为马西家乡的原型，那么，读者就不难理解马西的想法：这一地区人口占利比亚总人口比例极低，对于利比亚这个一夜之间建立的国家，马西并没有什么感情，他更愿意守着自己的家园，不求变化。换言之，父亲马西相信，回归沙漠就能实现自身的利益。

卡尔·马克思，图片源自Yandex

国家认同并非想象的产物，而是个人与国家互动的有机产物。在利比亚走向现代化发展，沙漠环境受到破坏后，马西为了生存不得不转移到城市，不得不办理利比亚国民身份证明。尽管他被迫卷入国家现代化进程，但他对自己是一名“利比亚人”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这一点在他登记姓名时的固执上已透露得十分明显了。因此，在利比亚的发展进程中，他实际是以民族认同和部落认同为主的老一代利比亚人的代表。而这一代许多人都认为现代化摧毁了民族的根基，破坏了沙漠居住环境，他们内心对现代化发展是抗拒的。

尤杰尔丁则不同。他自幼在城市中长大，称自己是城市之子，不愿回沙漠，而且，他作为年轻一代相比父辈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大大增强。尤杰尔丁融入现代化潮流的主观意愿非常强烈，但身为少数民族，他从小就无法获取身份证明，没有上学资格，同街区居民得知他的民族身份，认为他是“被国家抛弃的人”，歧视他，向他扔石头，出口谩骂，导致尤杰尔丁长期躲在家里。长大后，尽管尤杰尔丁自称“杰利”，但办理身份证明必须出示医院开具的出生登记表，而他的登记表上写的是“尤杰尔丁”，马西拒绝更换名字，这就导致他依旧是没有身份证明的人，还一度被控偷渡罪遭到拘留。在城市中被边缘化的感觉不断发酵，使他逐渐对国家丧失信心，给了极端主义思潮可乘之机。对于已经对国家完全失望的人而言，“秘密组织成为时代的信仰”，“每户家庭都有这样一个可怜的后代”选择加入秘密组织。

马西和尤杰尔丁父子俩都是“已经失去了一切，对什么都不会感到害怕的人”，马西认为“不应该考虑如何改变国家现实”，尤杰尔丁则认为“捍卫自身是获取姓名的第一步”，他选择通过激进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最终，在马西邻居孙子的陪同下，尤杰尔丁顺利加入秘密组织，筹划炸毁民政处。青年一代为抗议被边缘化的处境而选择暴力抗争，在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并不少见。例如，2000年，利比亚柏柏尔人当中的年轻一代就因民族语言、姓名等政策限制，无法融入现代化发展，爆发动乱。因此，尤杰尔丁实际上是利比亚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堕入极端主义的代表。

《天使，你是谁？》出版两年后，利比亚内战爆发，而少数民族和部落被挤压是引发这场战争的深层原因，包括图阿雷格族在内的备受压迫的各少数民族全都加入了反对卡扎菲的战争。小说叙述马西和尤杰尔丁父子因姓名诉求而遭遇的悲剧故事，显示小说家库尼对彼时矛盾重重的利比亚社会状况有清醒的洞察。小说惨烈的结局，透露出他对利比亚的现实及未来的思考。

马西从沙漠里回来后，曾怀着希望前往巴伊办公处询问身份证明。但巴伊却像民政处员工一般，一再告知他要保持耐心，马西再次陷入失望。紧接着，一重打击之上，又加上了一重打击：担任此次沙漠行程的司机纳齐出于对马西的同情，告诉他尤杰尔丁带着巴伊偷走了图阿雷格神石。而纳齐正是在小说开篇受理马西名字的民政处职员，他因为受理申请被开除。得知巴伊偷走神石的消息，马西带刀前往巴伊办公室却未见到人。他前往报警，却反遭警察嘲讽，沙漠民族丢了一块石头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构成盗窃。

最终，马西得知，这一趟沙漠之旅从头到尾就是阴谋，“石油公司代理证是伪造的文件，勘探公司也只是偷取文物的掩饰牌”，巴伊只是利用他的民族身份偷盗文物，他实实在在成为了这次交易中的牺牲品。压倒马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尤杰尔丁的一再背叛。邻居孙子告诉马西，尤杰尔丁并不害怕马西知晓他参与神石走私的事，因为他相信不论他怎么做，马西都不会惩罚他。

马西来到尤杰尔丁的住所，没有数落他，而是沉默了许久。尤杰尔丁也沉默无语。夕阳下，父子并排走在小道上，默不作声。步行至城市中仅存的一株缘生决明木——图阿雷格人的民族神树前，父亲停住了脚步。“尤杰尔丁也停住了，就好像他与父亲已事前约定，就好像他在响应民族号召与民族启示。”在神树前，马西毫不犹豫地取刀，挥刀，“响应永恒法则的号召”，杀死了尤杰尔丁，鲜血向神树喷溅，尤杰尔丁临终前呜咽道：“仿佛我是节日的祭品。”

尤杰尔丁意识到自己对父亲与民族的双重背叛后，起先打算炸毁民政处作为捍卫自己的报复行动。此时，他已醒悟，即使他遵从国家意志放弃民族身份，也无法挣脱不被承认、没有前路的困境。甚至炸毁民政处也无济于事，其结果只能是招致国家对本民族更严厉的镇压，民族歧视、身份丧失仍将长期存在。正是想到这一点后，他陷入了彻底绝望，做好了用生命向马西、向民族谢罪的准备。

事实上，在卡扎菲政权下，像尤杰尔丁那样放弃民族文化的路径是行不通的。利比亚不少图阿雷格人“虽然出身和血统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组成成分，但由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好处和优势……他们接受了阿拉伯穆斯林民族国家的完全同化，并接受了自己作为‘南方阿拉伯人’的定义”，但完全接受同化并未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由于民族不被承认，至今仍有大量图阿雷格人没有身份证明，在利比亚社会备受排挤。

马西杀死尤杰尔丁，从他的信仰层面来看，是对图阿雷格族口口相传的神圣法规《安锡》中“献祭”仪式的再现——“寻求缘生决明木庇护的沙漠精神的归复只能依靠巨大的祭品”。《安锡》“是宗教出现前的智慧之书”，记载着图阿雷格族的历史起源与文化信仰。但耐人寻味的是，库尼特地在小说中多次强调，《安锡》现已失传。其言下之意是提醒读者，如今流传的《安锡》神圣法规只是一种想象的产物，由“现在的民族智者将其归到圣书《安锡》中”。

《古兰经》，图片源自必应

即使说马西实施的“人祭”是图阿雷格族的原始祭祀仪式，那么，最迟在公元7世纪图阿雷格人信仰伊斯兰教时，人祭就已被视为一种愚昧、落后的非人道仪式，宣告废除。尤杰尔丁在死前呜咽“节日”一词，实际正是伊斯兰教据易卜拉欣献祭所确立的宰牲节。在《古兰经》中，安拉命令易卜拉欣杀子献祭，易卜拉欣同意献祭，其子伊斯玛仪也并无反对之意。但最终，上帝用羊取代了伊斯玛仪。显然，此处隐含了小说家对马西杀子行为的批评。

库尼在自传《夜行者》中写道，在他笔下，“献祭”是为了复活、新生与思想的更新，祭品总是动物。但在小说《天使，你是谁？》中，马西却选择了实实在在的人祭。小说此前多次用“民族后裔”“民族后代”等词描述尤杰尔丁，表示有民族后裔才有民族的希望。尤杰尔丁的死亡显然与作者的意愿相悖。在一次采访中，库尼表示，这一代年轻人是绝望的一代，但他们应该也必须为自己的合法权利采取正确形式的斗争，只有努力恢复利比亚的多样性才是正确之道，因为“利比亚在精神层面上一直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是一个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民族融合的国家”，利比亚青年不应该在绝望中寻求死亡。而马西杀子后，“先辈崇拜的太阳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夕阳染血般的光亮照在了充满血的刀刃上，似乎在挥手道别”。这意味着，标榜“民族文化守护者”的马西，以儿子的鲜血和生命将民族文化推向了封闭与消亡。换言之，在库尼看来，在当今社会，马西对民族文化“纯粹性”的追求是不足取的，民族的发展与未来无法通过回归和固守沙漠来实现。

综上可见，小说以父子的“人祭”作为高潮，暗含着小说家对父子双方选择的否定，而这一立场归根结底又指向了作者对利比亚未来的思考。对于利比亚来说，融入全球化与现代化这两股浪潮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利比亚少数民族或多或少被阿拉伯文化同化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库尼看来，在国家构建和发展中，利比亚始终未能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来处理其多民族、多部落的关系；而利比亚要实现现代化发展，就应当全面审视个人之间、各民族之间以及个人、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从利比亚多元文化特性出发，又要将利比亚作为一体进行考量。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后，库尼曾说：“现在不是英雄主义时代，而是责任的时代，利比亚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需要借助知识分子，利用一切经验来建设革命打开的新世界的大门。”这一“责任”的表达早已在《天使，你是谁？》中得到阐述。

库尼在《天使，你是谁？》中描写了利比亚卡扎菲威权主义与利比亚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后者历经的苦难。小说出版时，利比亚与欧美国家的关系仍较为紧张。那么，一个问题产生了：库尼是否有意贬低母国利比亚的形象，以换取西方国家对他个人的支持？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库尼，它也是许多阿拉伯流散作家面临的质疑：为获得西方读者更广泛的认可，他们有没有屈从西方人的阅读口味，在写作中有意“自我东方化”？

就《天使，你是谁？》这部作品而言，笔者认为，库尼的小说借用利比亚神话、文化隐喻等民族遗产，来探究利比亚人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他对祖国利比亚深沉的爱与期许。如果因为库尼写了利比亚图阿雷格人的苦难，就认定库尼“自我东方化”，显然是对作家不公允的指责。

阿拉伯文学评论家塔尼亚·西塔布认为，库尼通过援引、改写、空间转化、民族神话等叙事策略，创造了辉煌的文学成就，为阿拉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库尼多年来笔耕不辍，《天使，你是谁？》乃是其深沉思考的典型展示。对于第三世界多民族国家而言，如何平衡民族与国家身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库尼以冷峻和清醒的笔调叙述利比亚少数民族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遭遇，呈现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对于广大面临相同历史任务的多民族国家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