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苏联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作为革命之子，将通往真理的实践视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对资产阶级的“性”的战胜。在普拉东诺夫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无产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情欲之间的对话与博弈被投射在两极化的女性想象之中，同时他也流露出反思自己早期理想主义作品的倾向。本文以《切文古尔镇》和《基坑》两部作品为例，考察普拉东诺夫文本中革命禁欲主义话语的形成过程、蕴含的矛盾，以及他对女性形象的双重塑造，以此观照他的精神世界，并理解他在苏联文学史中的独特地位。

关键词 普拉东诺夫 乌托邦 女性 二元论 意识 性

出生于世纪之交的苏联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1899—1951）于十月革命的浪潮中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作为革命之子，他以红军的身份深入国内战争前线，以报纸为武器宣传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作为青年诗人，他通过与亚·亚·波格丹诺夫（А. Богданов）和尼·费·费奥多罗夫（Н. Фёдоров）等哲学家的对话，构筑起宏阔的宇宙乌托邦思想。然而，作家早期的理想主义激情却在“纪事性的革命小说”《切文古尔镇》（Чевенгур，1926—1928）中受到阻滞，一种反思性的声音时时溢出文本，忧郁和讽刺的语调在后来的中篇小说《基坑》（Котлован，1929—1930）中达到了顶点。普拉东诺夫逐渐成为苏联文学的“反符号”，后来更是以“阶级敌人”的身份一度处于文学界的边缘。

《切文古尔镇》和普拉东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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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东诺夫身份的这一巨大落差，可以在他思想中的矛盾之处寻得直接的关联。作家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初便已呈现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即把真理的实现视为无产阶级的“意识”战胜资产阶级的“性”的过程，两种观念的碰撞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又进一步衍生为对女性形象的两极化的塑造，即情欲化的女性角色和去除了情欲和性别特征的、作为信仰象征的女性人物。本文力图梳理普拉东诺夫作品中革命禁欲主义话语的形成过程及蕴含的矛盾，以解释他被苏联文学主流抛弃的根源，并由此重新审视他在20世纪苏联文学史中的独特地位。

作为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的作家，普拉东诺夫最初进入文化界是由沃罗涅日省的党委干部莫洛托夫介绍并培育起来的。纵观普拉东诺夫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以波格丹诺夫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化派（Пролеткульт）对其影响甚深。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艺术宗旨可以概括为“劳动的集体主义”，这种新的艺术风格依赖于一个被组织起来的“共同的心理公式”，最终表现的是“前所未有的物的客观存在、机械化的人群和没有任何内心的和抒情东西的、令人震惊的、开放的宏伟境界”。普拉东诺夫早期的诗歌创作便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的直接体现。以夸张、宣传口号式的语调表达对改造旧世界、征服全宇宙并建立起无产阶级自由王国的渴望，是诗集《蔚蓝色深处》（Голубая глубина，1922）的重要主题。以《献给宇宙》（“Вселенной”）一诗为例，普拉东诺夫认为共产主义所掀起的是一场宇宙革命，无产阶级用“意识”（сознание）战胜宇宙、复活死者，以“新的光芒”代替“疲惫的太阳”，而与之相对应的前提则是无产阶级用机器的力量完成对自我的重塑。诗歌充满了“锻铁炉”“炽热的引擎”“锤子”等意象，这些机械不仅占据了宇宙的中心，同时也与无产阶级塑造“钢铁心脏”的理想构成了内在的关联。在普拉东诺夫看来，由共同的机械化劳动所组织起来的有纪律的工人群体是一种“最高的人格类型”，每一位共产主义者都应该是工厂车间这一生产领域的“大师”，也就是说，个人和劳动是同体的，个人是熔在钢铁洪流里的一节链条，而个人的摧毁和个性的死亡将诞生出一个新的有机体，也就是群众的生命，这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

普拉东诺夫的宇宙乌托邦思想诞生在俄国革命的思潮中，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仅取决于能否最终消灭资产阶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实现无产阶级意识的锻造。“意识”这一绝对抽象的概念，是普拉东诺夫对革命主体的特质的重建，他所赋予“意识”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劳动观念，是以崇拜机器的姿态摧毁个性，也是完成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一种基本前提和核心要素。十月革命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资产阶级势力的威胁，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便体现为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在现实中红军彻底击败白军。普拉东诺夫曾深入内战前线，他是红军军用列车的副司机，也是铁道兵部队的士兵。除了一线的作战以外，普拉东诺夫还以报纸作为武器，积极地宣传无产阶级的意识及其优越性，以此作为瞄准资产阶级的“步枪”和“刺刀”。不过，普拉东诺夫也辩证地指出，无产阶级虽然是未来宇宙的中心，但他们毕竟是从资产阶级的腹中分娩而出，二者是“兽崽”（звереныш）与“野兽”（зверь）的关系，因此对革命主体而言，首先要完成的便是对自身“深刻而尖锐的痕迹”的净化和救赎，也就是要与过去的历史作斩断，消除资产阶级的遗留问题。

柯伦泰，图片源自Yandex

随着十月革命前弗洛伊德的理论在俄国的传播，性和婚姻问题同样也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关注。早期布尔什维克领袖亚·米·柯伦泰（А. Коллонтай）的“杯水主义”所带来的性的革命，遭到了列宁的反对，他认为对性的问题的过分关注事实上是对资产阶级道德的一种“伪装的尊崇”，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离。普拉东诺夫对性的问题的看法也呼应了列宁的观点。在《无产阶级文化》（“Культура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1920）、《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1920）、《头脑的斗争》（“Борьба мозгов”，1920）等评论文章中，普拉东诺夫把“性”（пол）看作一种“令人不安的致命的激情”，是资产阶级的“旧灵魂”，性欲和繁衍是资产阶级为了对抗死亡的威胁而发展出的最高的“幸福”。普拉东诺夫这一观点承袭自俄国思想家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哲学，后者认为对性欲的满足将从根本上切断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联结，而人类的生育行为将最终阻断先人在宇宙间的复活。独特的贞洁观和宇宙乌托邦的构建关联起了普拉东诺夫与先辈费奥多罗夫之间的对话，而普拉东诺夫对后者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则在于强调了无产阶级的新的意识，即无产阶级的灵魂将同性欲这一“古老的野兽”作出斗争。

对普拉东诺夫而言，既然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是诞生自资产阶级的旧灵魂，那么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塑造，就必然意味着革命主体对自身性欲的净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作家讨论了由小说《白痴》（Идиот，1868）所改编的戏剧演出，在随后的评论中进一步把剧中的两个角色梅什金公爵和罗戈任分别解读为意识的世界与性的世界的化身，二者共同作用于女主角纳斯塔西娅的身上，而这位近乎分裂的女性就是痛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他是两个对立世界的受难者。早在1912年俄国未来派的宣言中，为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陈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未来派扔出了“现代生活的轮船”。普拉东诺夫则把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打捞起来，在这个“微不足道的”“不确定的”作家身上，他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身陷其中的意识与性的混乱对抗。在普拉东诺夫看来，《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所代表的正是新的无产阶级，而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基督的灵魂便象征着无产阶级的意识。

《白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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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等同于基督的教义，早在苏联文学家、文学评论家阿·瓦·卢那察尔斯基（А. Луначарский）等人所发展起来的“造神说”（бог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当中就有过类似的论断。普拉东诺夫把卢那察尔斯基视为代表光明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和“街垒炮火的歌手”，并一度迷恋于后者的造神说。这一产生并传播于20世纪初的哲学思潮依据费尔巴哈的学说，主张将宗教情绪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从而创立一种没有神的社会主义新宗教。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原理，造神说受到“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格·瓦·普列汉诺夫（Г. Плеханов）的批判，然而它却从侧面点明了俄国革命内部的某些宗教元素。普拉东诺夫虽然很早就加入了革命的阵营，但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许多作家一样，他时常在作品中使用一些宗教意象和宗教语言。在《基督和我们》（1920）一文中，普拉东诺夫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加以“神化”，称他们为“绝望之子”，提出正是无产阶级怀着炽热的愤怒和叛逆继承了耶稣基督的神圣事业，并将带来新的神启和新的约言，从而重新建立起一个自由王国。

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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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拉东诺夫的革命理念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现实中的斗争，可更深层地反映为意识与性这两组观念之间的对立，而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是服从于机械化劳动的工人群体，是一个共同的意识的拥趸，他们以宗教般的热忱净化自身的性欲，消灭资产阶级遗留下的痕迹，投身全宇宙的共产主义事业。俄国革命的巨大能量及其对真理的宣示，契合了普拉东诺夫从波格丹诺夫和费奥多罗夫那里继承而来的宇宙乌托邦思想，这一思想建立在对个性的摧毁和对性欲的消灭之上。而苏维埃政权在内战期间所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同样催生了革命者对禁欲主义道德原则的自觉拥护。战争、饥荒、贫困，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是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巨大考验。对普拉东诺夫来说，严峻的现实是加速实现共产主义的契机，战时共产主义的模式在一种极端的条件下发动集体之力，工人群体的能动性被大大地调动起来，他们最终合力摘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普拉东诺夫自身的乌托邦理想。在他看来，“燃烧的绝望”将凝聚为无产阶级集体的意识，成为推动共同事业的希望，无产阶级将燃烧自己的身体，以维持革命的火焰，换取未来的光明的共产主义。

普拉东诺夫的乌托邦思想植根于俄国革命的土壤，孕育于这一时代浪潮的无产阶级在意识与性的对抗中逐渐定型为禁欲主义的革命者形象，这些形象基本构成了普拉东诺夫未来文学创作中的主要人物。禁欲主义的话语统领着作家2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主题，而隐藏在这一话语背后的二元论也开始展示出它的张力，意识与性的矛盾在作品中展开。普拉东诺夫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在之后的文本实践中呈现出自身的悖论性内核，而革命的禁欲主义话语也受到了始终保持着沉默的来自“性”的一方的挑战。

在《未来的十月革命》（1920）一文中，普拉东诺夫探讨了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即劳动的意义，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由于没有强烈的情欲所造成的负担，它更有可能实现所有的目标”。在普拉东诺夫看来，无产阶级由共同意识的牵引组成了一个充满向心力的劳动集体，而性作为一种过去的灵魂，它把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男性紧紧地束缚在与女性的亲密关系之中，进而阻碍了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因为女性能唤醒性欲，或者说女性就是性欲的化身，所以女性和性欲往往被革命的话语共同排除在外。普拉东诺夫2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延续了早期的意识与性的对抗，而革命的禁欲主义观念也使得作品中的女性往往与性的语义直接挂钩，意识与性的对抗在新的文本语境下逐渐转变为一种平行的对话关系，普拉东诺夫乌托邦思想的内涵也由此增添了新的维度。

《切文古尔镇》是普拉东诺夫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小说以主人公德瓦诺夫受命在俄国大地上寻找新出现的共产主义作为开端，塑造了一批“为了使思考一致而抛开生活多样性”的“怪人”：以殉道者罗莎·卢森堡作为“未婚妻”的军官科片金，身穿铠甲居住在半地下室里的“革命卫士”帕申采夫，自以为建立起共产主义的切文古尔革委会主席切普尔内伊，这些人物无一例外都是革命的禁欲主义者，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试图构建起无性的身体。但是，性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显然还未彻底地解决，对女性或隐或显的渴望被糅合进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之中。以切普尔内伊为例，十一位革命者在切文古尔进行了一场共产主义的试验，对主席切普尔内伊来说，切文古尔作为一个男性共同体，性的存在是不合法的：

按照切普尔内伊的阶级观念，女性的美已经随着资本主义一同成为过去式，新社会只能接纳那些丧失了性吸引力的女人。也就是说，切文古尔需要的是无性别差异的群体，他们以彼此之间的相似性和同质性构成一种“阶级的爱”。不过，切普尔内伊对女性的态度显然是分裂的。因为在切文古尔的十二位居民中，还有唯一的女性克拉夫久莎，她是切普尔内伊口中的“女战友”，而他对这位“女战友”的想念是充满情欲的，他甚至试图在河水里洗去身上那股“丑恶的情欲”。切普尔内伊对此深感困惑，他不理解性的冲动为何在已经实现共产主义的切文古尔还会存在。对他而言，旋风式的革命经验自动净化了他的身体，既然屠杀了所有敌对阶级，放逐了一切有产者，终极的理想社会已经到来，那么属于过去时代的“女人的爱”怎么可能出现在他的身上？

切普尔内伊没有解决这一悖论。与其说克拉夫久莎是女同志和女战友，不如说她是切文古尔人的“公共伴侣”，是他们“共同欢乐的原料”，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些男性革命主体内在欲望的投射。克拉夫久莎和革命投机分子普罗科菲尽情享受肉体的欢愉，借肃反的名义私自霸占有产者的个人物品，而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帕尔芬·罗戈任之间隐秘的姓名关联（克拉夫久莎的父名为帕尔芬诺夫娜），不禁使人怀疑她是罗戈任的精神之女，他们同样都被性的世界所主宰。虽然克拉夫久莎的存在是边缘的，但她却决定着切文古尔的命运。作为这座乌托邦城的实际掌控者，普罗科菲对革命的阐述直接“取决于克拉夫久莎的情绪”，小说最后，二人住进了布尔什维克之家，将之视为“自己的家庭”，整座城市都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切普尔内伊没有想明白的问题，他另一半的现实人格普罗科菲却以行动表明了切文古尔革命的本质。最初的十二位居民之一的克拉夫久莎作为性的化身，始终存在于这些极度压抑的革命者内心，是他们消失的欲望的赋形。普拉东诺夫在作品中剖开了革命禁欲主义话语内部的悖论，他的自由之城切文古尔在被外部的军团攻陷之前，就已经毁于它内在的欲望之中。

对于革命骑士科片金来说，罗莎的殉道者形象不仅象征着最高的革命理想——他永不休止地前进，“像斩草一样”除掉资产阶级敌人，他的革命事业是以罗莎作为信仰的指引的；但与此同时，作为骑士所保护和为之效力的对象，罗莎也以一个具体可感的女性形象出现在科片金的情欲化想象中，两种不同的形象交织在一起，被共同包裹进了科片金的革命话语之中。如果说罗莎是以死去的圣尸形象显示其在场性、传递革命精神，那么科片金的圣尸信仰则在一种恋尸癖中变形为对女性的肉身崇拜。而那匹名为“无产阶级力量”、似乎能读懂科片金的情欲心理的战马，某种程度上也是科片金的躯体的延伸，体现的是他的无意识和欲望。事实上，作家在开头就已经交代了这位骑士的革命理念：“科片金给他们放假两昼夜去看妻子，他认为，军事上打败仗是由于士兵失去妻子造成的。他想建立一支带家眷的部队。”科片金试图把性纳入革命理想，同时也给自身的情欲对象“穿上思想意识完美的新娘礼服”，殉道者罗莎的女性身体变成了科片金平衡自身情欲苦闷的媒介，而革命的神圣性也由此消解。

切文古尔人荒谬的共产主义试验，以及科片金等人对革命的重新诠释，都进一步凸显了小说的讽刺色彩，作品的主题似乎也偏离了作家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因而，当普拉东诺夫把《切文古尔镇》的手稿寄给联邦出版社后，对方却指出小说“对革命的描写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同样，高尔基在看完手稿后也认为作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妨碍了小说的出版。尽管普拉东诺夫坦言自己“完全是怀着另一种感情写作”，是“真心诚意地试图在小说中描写共产主义社会的开端”，但是小说中对革命失败的预言却似乎驳倒了他做出的辩护，也违背了他创作的意图。那么，如何理解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倾向的转变？普拉东诺夫的陈辩是合理的吗？回溯作家早期的乌托邦思想，无产阶级以钢铁般的集体意识战胜来自资产阶级的性的残留，这也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是建立在禁欲主义原则上的一种自我否定，对普拉东诺夫而言，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带刺的真理”，抵达这一真理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普拉东诺夫捍卫他的乌托邦思想，无条件地拥抱这一真理，以“绝不和解”的姿态摒弃任何“真理的碎片”，这种极度的热忱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切文古尔人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甘愿舍弃自我，以最贫瘠的物质生活实现同志式的亲密无间，为了表明信仰的坚定，他们甚至还在屋顶上插起了一面“风吹不动的铁旗”。然而，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出现打破了意识所占据的绝对话语权，她们的存在提示了被一再湮没的“性”的声音。由此，小说的主题也呼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两个世界的对抗。普拉东诺夫把《切文古尔镇》作为二元论思想的延续，在文本中既呈现了革命者的集体主义劳动以及他们主动的禁欲行为，同时也给了女性形象一定的表达空间，在她们身上投射着革命主体的“旧灵魂”，她们既是外化的情欲，也是资产阶级的性的象征。因而，小说着重表达的是意识与性的对话，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对这部作品两种不同方向的解读，而高尔基提出的“抒情的讽刺”的著名论断，便是对小说双重性内涵的准确概括。

从作家赋予《切文古尔镇》主人公的姓氏“德瓦诺夫”（Дванов，词根два是数词“二”的意思）一词可以看出，这一人物的身上延续着作家自身的二元论思想，他既属于过去的性的世界，同时也是意识的世界的坚定守卫者，这种矛盾的身份体现在他对待同村女孩索尼娅的态度转变之中。德瓦诺夫从国内战争的前线回到家乡，曾经的小女孩索尼娅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一年来索尼娅已经长大了，尽管吃的并不多；她头发的颜色变深了，体态也变得端庄稳重了，在她面前使人顿生羞愧之心。”当德瓦诺夫注视着索尼娅的深色头发和成熟的女性体态时，他一定感受到了自己心里的那只“野兽”和它的致命的力量。当寂静混沌的黑夜打破了白天整饬的幻象，被刻意压制的东西悄悄浮现，德瓦诺夫身上“那健壮起来的激奋的生命力”使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仍然被性的世界所统治着，而他那个把温暖的气息输送到冻土带从而生长出大树、氤氲着水汽的梦，或许正暗示着德瓦诺夫试图在革命的理想中重新唤醒欲望的元素。不过，随着他和革命骑士科片金一同展开寻找共产主义的漫游，意识的世界重又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德瓦诺夫相信他在切文古尔找到了共产主义，他加入这些人中间，为孤独的老人修补漏水的屋顶，发明“日光机”把阳光变成电，为了让切文古尔人有更充足的食物，摆脱非劳动的“太阳系生活方式”，他还动手建起了人工的灌溉工程，他像基督一样通过无私的忘我的劳动“把自己的身体分给他们”。正是这种围绕意识所展开的集体主义劳动，让德瓦诺夫彻底忘记了索尼娅的存在，为此他甚至感到庆幸：“有一段时期他曾从索尼娅那里获得生活的温暖，他本来可以至死把自己幽禁在一个人的狭小天地中，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自己那未能实现的可怕生活，他可能永远待在这种生活中，犹如待在一座倒塌了的房屋里。”德瓦诺夫的身上有二重性，他和科片金一样，意识到了自己处在两个对立世界的边缘，但他没有采取科片金式的杂糅，而是毅然决然地逃离了性的世界。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普拉东诺夫称《切文古尔镇》描写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开端”，因为小说所着重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在朝向真理之路中和自我博弈的过程。在普拉东诺夫看来，性欲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自然属性，它遗传给了无产阶级，流淌在他们的身体之中，而《切文古尔镇》之所以要突显性的维度，把情欲化的女性形象纳入革命话语，是为了搭建一个前提，在两个世界的对话并存中，展现革命主体的不同选择。他们可能会像普罗科菲一样，彻底向性的世界倒戈，最终摧毁切文古尔；也可能像科片金一样，试图融合并化解二者的矛盾，但最后往往把自身变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他们也许会像德瓦诺夫一样，不断地感受到自我身上的双重性，然后在意识与性的博弈中坚定地站在意识的一方。所以说，普拉东诺夫呈现在作品中的只是一个开端，它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对意识的逐步确认和一点一滴的塑造，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对旧灵魂的净化和对性欲的完全摒弃。普拉东诺夫意在强调乌托邦思想在实践过程中的所有荆棘和坎坷，这也是通往真理的一条必经之路。

普拉东诺夫在俄国革命的时代语境中发展出了以无产阶级的意识对抗资产阶级的性为中心的乌托邦思想，而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则进一步呈现了二者于对话之中的艰难博弈，这一博弈的过程同样也清晰地反映在作家对其笔下女性人物的双重塑造之中。女性作为性欲的象征，是革命主体内心性的世界的投射，同时，她们也接受了来自意识的世界的想象，是乌托邦理想的化身，两种矛盾的身份实则体现了无产阶级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在《关于驾驭光与认知电力的文化》（1922）一文中，普拉东诺夫论述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性质，他把性欲所统治的资产阶级文化向新文化的过渡，视为一场从“扔向野兽的石块”到由贝阿特丽切所引领的宇宙重建革命。对性欲这一“古老的野兽”的战胜将实现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更新，而相应的女性形象也出现了质的转变，但丁笔下信仰的化身贝阿特丽切成了普拉东诺夫的新世界中理想女性的象征。

在普拉东诺夫的早期创作中就已频频出现了“未婚妻”这一形象，最典型的是中篇小说《许多有趣的东西的故事》（“Рассказ о многих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ах”，1923）中的“里海未婚妻”，作为乌托邦世界的理想女性，她的身上没有情欲，“她是一个干净的空罐子——世界的太阳将力量注入其中，使她拥有思想、灵魂和语言”。就像她“月亮般的身体”承接的是来自太阳的光辉，她的空白为男性主体输出自己的意志提供了条件。“未婚妻”叙事的来源可以追溯至俄国民间故事的文学传统。勇敢、善良、充满智慧的男主人公，经受重重考验拯救了美丽纯洁的未婚妻，两人最后缔结婚姻，组建家庭。在这些神奇故事中，未婚妻们往往被动地等待着自己命中注定的英雄，她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突出理想的“未婚夫”的男性形象。传统的“未婚夫与未婚妻”的叙事元素在普拉东诺夫的乌托邦书写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而作家在这一时期和玛利亚·卡申采娃从相识相爱到结婚生子的个人经历，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未婚妻”这一女性形象的理解和认同。札记《在旷野中》（“В полях”，1921）记录了普拉东诺夫对未婚妻玛利亚的强烈相思和孤寂心境，他强调了“未婚妻”之于自我生命的重要性：“每个人在世上都有未婚妻，只因如此他才能够活着。”与之相对应的观点则出自其笔下人物之口：“已婚之人——对朋友和社会而言——都是次品。”也就是说，对于乌托邦世界的男性主体而言，他们需要的并非现实中朝夕相处的妻子，而是一个遥远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未婚妻”，她无限抽象的形象因为接受了男性主体的意识这一内涵的填充而成为未来的新世界的代表，与此同时，通过不断地与之靠近，男性主体一再确认意识的绝对价值，摆脱性的世界的主宰，在双向的互动与重复叙事中，完成对主体性的更新和凸显。

这也是科片金所奉行的“罗莎=未婚妻”的革命公式的基本内涵，只不过科片金把情欲化的想象也投射在了罗莎身上，从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那么，就普拉东诺夫的乌托邦思想而言，女性如何同时承载两个对抗的话语的作用力？如何解决两个不同的世界集中在女性身上所造成的矛盾？这种矛盾会不会像罗莎之于科片金一样，最终导致革命意志的涣散？在普拉东诺夫看来，正如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兽崽，女性同样也属于被性欲统治的旧灵魂，但是她们身上存在着救赎的希望。女性以孕育新生的母亲的身份，分娩出拯救宇宙的无产阶级，在帮助乌托邦世界的主体实现更替的同时，她们自身也将完成由“野兽”向“未婚妻”形象的转变。在《世界的灵魂》（1920）一文中，普拉东诺夫延续了古老的女性灵魂充溢于世界的观点，他认为“女性通过认识自身来认识宇宙，通过认识宇宙而成为宇宙的灵魂”，也就是说，女性以其未来的母亲身份实现了对自身肉体的救赎，新生的无产阶级将携手神圣的贝阿特丽切一同重建宇宙，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

《基坑》，图片源自Yandex

普拉东诺夫的女性观作为其乌托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篇小说《基坑》中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呈现。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是20年代末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苏联国内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在革命的理想激情和共产主义钢铁精神的鼓舞下，苏维埃新人积极投身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建设潮流。小说以寻找真理的主人公沃谢夫，串联起了为建造一座容纳所有无产阶级的大厦而永远处于挖掘中的基坑，以及由积极分子带领开展富农清洗运动的集体农庄这两个不同的时空。《基坑》中的空间形态是模糊的，作家有意省略了任何具象化的背景描写，以此象征一个更为广阔的存在意义上的空间。当挖土工人们以集体主义的圣徒般的自我牺牲精神，为象征未来的小女孩娜斯佳盖起遮风挡雨安居乐业的高楼时，娜斯佳的母亲在另一个没落的布满残骸的世界里死去，作家甚至没有赋予她名字，只把她当作过去的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象征：“如今她仰面躺着……两条裸露的长腿由于疾病和无处栖身而长满了野兽般浓密的汗毛——某种古老的返祖力量使死者活着的时候就变成了浑身长毛的动物。”她在性的世界的废墟中主动地宣布了自己的死亡，而她留下的最后的“遗产”娜斯佳，却凭借革命的觉悟成为未来大厦的居住者，她将享有“社会主义这份嫁妆”。

虽然《基坑》所表达的主题仍延续了作家早期的二元论乌托邦思想，挖土工人们以拒绝女性和性欲的姿态为未来的一代提供永恒的家园，但是意识在他们身上的表现似乎不再那么旗帜鲜明，它是游移的、徘徊的。整部小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无论是大厦的工程师还是所有的建造者，他们都强烈地预感到，未来的大厦将建立在他们的白骨和坟墓之上，就像娜斯佳的母亲只能以尸骨和遗骸的形式陪伴在女儿的身边。作品中流露出的忧郁和悲观的情绪在《切文古尔镇》中就已初露端倪，如果乌托邦理想的实现必然要以摧毁资产阶级的“性”的世界作为前提，那么在《基坑》中，普拉东诺夫则设想了一种最具悲剧意义的可能，未来的无产阶级主体是不是只能和娜斯佳一样，守着母亲的尸骸，生活在工人用汗水和劳动甚至是牺牲自己建造起来的大厦里？一直到小说结尾，这座大厦始终没有建起来，而基坑却成了埋葬娜斯佳的坟墓。在小说的后记中，普拉东诺夫似乎认为有必要对小说的悲剧结局做出说明，他写道：“作者可能错了……但是发生这样的错误仅仅是因为对某种钟爱的东西过于忧虑了，因为失去了这种东西就等于毁灭了过去的一切，也毁灭了未来。”作为革命的亲身参与者，普拉东诺夫清楚地知道为了实现最高的理想需要付出怎样的鲜血和代价，他讽刺那个不具名的积极分子的“冒进”和官僚作风，怀疑像工程师这样不切实际的伟大空想。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潮流是不是偏离了真理的方向？革命的果实会不会就此毁于一旦？普拉东诺夫把他对现实的反思真真切切地融入这部小说当中。但同时也需要指出，普拉东诺夫的反思绝不是置身事外的，因为小说中的这种荒谬行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他早期的乌托邦思想中生发出来的，意识与性的二元对立在逻辑上的推演最终极有可能发展为现实中的“冒进”和“空想”。作家像他笔下的主人公沃谢夫一样，寻寻觅觅，上下求索，真理究竟何在？小说中唯一的希望的象征娜斯佳，她小小的尸体睡在由“永恒的岩石”凿成的棺材里，被安放进了“虫钻不进，树根伸不进，热气透不进，冷风吹不进”的墓穴之中，普拉东诺夫在这里实践了早期乌托邦思想中复活死者的理念，正如费奥多罗夫所指出的：“只有在任何手段都不能恢复生命或一切自然界存在的手段，一切人类所能发明的手段均已用尽时方可称为真正的死亡。”普拉东诺夫在对娜斯佳尸体的保存和处理中寄托了对她重获生命的期望。就像娜斯佳的名字（Настя，Надежда的简称，代表希望和信仰）所暗示的，死亡的意义正在于复活。

普拉东诺夫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消灭进一步引申向意识与性的对立，在之后的文本实践中作家呈现了革命主体在两个分裂的世界中的苦苦博弈。在此过程中，女性的形象也从性欲的具象化转变为代表信仰的理想女性，这一质变隐含在她们作为母亲的身份之中，她们将孕育出新生，实现对旧灵魂的净化。同时，对男性主体而言，来自女性的内生式的救赎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二元分裂的创伤，在象征的意义上，女性的存在为他们提供了摆脱悖论和理想困境的希望。不妨把《基坑》中的这段话作为普拉东诺夫思想的一个隐喻性表达：“木板墙上挂着一只乡村款式的钟，它借助没有生命的钟摆的重量不紧不慢地走着。为了安慰每一个看时间的人，钟面上画了一朵玫瑰花。”钟的意象反映的是理性的钢铁精神，作为无生命的工具，它均匀的滴答声仿佛是机械化的集体劳动的节奏，而玫瑰花则是一种抒情的诗意的点缀，它似乎可以平衡冷漠的钟表时间对人和世界的机器化。对普拉东诺夫笔下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象征女性的玫瑰花不仅是信仰的指引，正如科片金把罗莎（Rosa），亦即玫瑰（rose）视为革命事业的“未婚妻”，与此同时，女性还提示了一种救赎的可能，就像玫瑰以它柔和轻盈的姿态分散了对钟面的注视，在男性主体所构筑的与女性的想象关系之中，她们也将以孕育希望的新的形象抵达宇宙的唯一真理。

作为“俄国革命的参与者和宣传者”，普拉东诺夫在这一充满“幻想与希望的土壤”中形成了充满革命精神的乌托邦观念，理想主义的激情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普拉东诺夫把对真理的追求形象化地表达为意识与性的对话和博弈，并把这种博弈进一步地投射到对女性的两极化想象中，由此呈现出的巨大张力使得作品进入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解读方向。从“革命之子”到“阶级敌人”，普拉东诺夫身份的转变与悲剧性的命运并非出于他对理想的背叛，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他对理想的坚守，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才让他看清现实中的弊病，并一再反思以二元论为中心的乌托邦思想的问题所在。

康德认为，人性之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普拉东诺夫却在革命的历练中保留了对人类创造新世界的希望。在他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中，仍然闪现着早期乌托邦思想的痕迹。“作为一个被自己的阶级所否决但内心中仍然同它在一起的人”，普拉东诺夫以理想的指引和坚持不懈的笔耕支撑起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的“抽屉”文学也在漫长的等待后终于迎来了属于它的最公正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