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奥地利“文学教皇”弗里驰的长篇小说《石上青苔》讲述二战后两位年轻文人争夺古堡女继承人的爱情故事，多被误读为奥匈帝国的挽歌。本文从文化复古主题观照小说，认为作品通过现代宫廷恋歌的政治寓言重演文化复建的闹剧，在厚描哈布斯堡神话中揭穿神话，彰显作家批评奥地利第二共和国滥用传统文化资源、涂抹隐匿纳粹历史的立场，表现了弗里驰对奥地利战后重建阶段文化政治气候的拒斥和警示，同时也体现出作家从哈布斯堡文化传统中抽绎出民族价值的理想，以此鞭策和提升民族自信，实现了文化反思与现实批判融合的创作意图。

关键词 弗里驰 《石上青苔》 哈布斯堡神话 文化传统 文化复建

奥地利诗人、小说家盖尔哈特·弗里驰（Gerhard Fritsch，1924—1969）是当代德语文学的杰出代表。他曾担任文学期刊编辑、主编、出版人、评论员和文学奖评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奥地利保守僵固的文化环境中积极推介先锋实验作品，扶掖新人，在新老两代作家之间搭建桥梁，参与并决定性地塑造了奥地利第二共和国（以下简称“第二共和国”）的文学图景，享有奥地利“文学教皇”的称号。

盖尔哈特·弗里驰与《石上青苔》

图片源自Yandex

弗里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返回维也纳后以反思战争的诗歌步入文坛。长篇小说处女作《石上青苔》（Moos auf den Steinen，1956）使他跻身于名作家之列，揽获了包括奥地利国家奖在内的众多奖项。小说围绕一座破败的巴洛克式城堡展开。二战后，年迈的城堡主、奥匈帝国男爵苏奇和他的女儿尤塔以及忠诚的老仆孤寂地生活在城堡的断壁残垣间。从战俘营返乡的剧作家梅尔曼想和尤塔结婚以获得城堡的支配权，然后利用媒体的宣传运作，将城堡改造成文化旅游中心。尤塔抵触这种改造和梅尔曼的追求，苏奇则出于对女儿前途的考虑同意将城堡全权委托于梅尔曼。不料作家带来的朋友佩特里克，这位并不热衷于改建城堡的潦倒诗人赢得了尤塔的芳心。梅尔曼威逼利诱佩特里克放弃尤塔未果，备感挫败，弄出一场荒唐的自杀闹剧。然而就在改建计划有望开展时，佩特里克在城堡外的乡道上被卡车夺去了生命。朋友的丧生令梅尔曼内心受到巨大震动，他决定放弃改建计划，文化重建的闹剧就此画上了休止符。

小说借由通俗的三角恋故事，以现实主义杂糅象征的手法，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地利的一种社会氛围：人们崇慕哈布斯堡时代的显赫与美，力图通过修复历史遗迹来复兴传统，但在政治与社会生活发生巨变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复古潮流必然折戟。小说甫一面世即受好评，并被改编为电影。同时代的作家艾森赖希评价道：“这部小说是成长起来的一代的一部重要散文成果（Prosazeugnis），因为作家继承了奥地利文学的伟大传统：把传统本身作为问题和表现的对象。”这一评论充分肯定了《石上青苔》的成就，也体察到了弗里驰对传统的探讨中包含省思与批判的深意。

但是，对于《石上青苔》，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评论观点，即认为这部作品是一曲“哈布斯堡世界的挽歌”，表达了期待“倒退回旧奥地利的高峰”的情感，“弗里驰以他的小说处女作为奥地利人的生存哲学做出的巨大努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石上青苔》成了向哈布斯堡神话供奉的祭品”。“哈布斯堡神话”是意大利籍日耳曼语学者马格里斯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文学史概念，指奥地利19、20世纪的作家由于无法胜任新世界的要求，逃避到哈布斯堡文化传统中进行精神寻根的自觉或不自觉行为，现已演变成关于奥地利的一个文化史术语，得到了广泛认同。这个古老帝国的神话洞穿整个奥地利文化场域的情感氛围，成为公众社会生活中一个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根据马格里斯的观点，神话肇始于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被迫放弃称号，只保留奥地利皇帝的头衔时。哈布斯堡家族丢失了德意志领导权，继而寻找生存的另一种基础以保持统一的凝聚力，“给人替代品、出路和一开始便具有的秋日特征的印象”。作为哈布斯堡帝国一百余年的权力工具和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撑，神话的神奇之处在于，尽管它在奥匈帝国灭亡后失去了政治和社会的根基，“哈布斯堡神话（却）并没有连同帝国一起覆没，而是进入了它最令人印象深刻并且相当有趣的阶段”，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统摄了文学，表现在反复出现的题材、形象、价值观念和“对失去的时代无法克制的渴望和追寻”上。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君主制秩序的题旨，并不是“简单地唤起过去”，而是“归入一个古老的传统——将奥匈帝国真实的历史改头换面……因为描写的这个社会覆没后的状况具有逃避和回避现实的特点，正如哈布斯堡神话的特点一样。”

笔者以为，既往对《石上青苔》的评论多为作家精心编织的哈布斯堡旧梦的感伤情调所迷惑，对作品微妙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未能给予充分关注。本文从第二共和国的“受害者”论调切入重建时期哈布斯堡神话的复兴，依循“时代发展”和“爱情寓言”两条路径考察作品对哈布斯堡神话的诠释与消解，以及弗里驰对于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以期纠正评论界对作家的窄化和矮化，并希冀对20世纪50年代奥地利文学的进步与批判面向有所发现和补充。

《石上青苔》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八年。战胜国尚未从奥地利撤军，第二共和国还未获得主权，国家仍旧笼罩在战争的阴云和不幸中，首都维也纳“黑暗的小巷中，还总能看到被炸毁的房屋瓦砾”。俄国驻军中尉瓦西利耶诧异地发现，这里的人“过着一种他看不懂的生活”，“人民没有力量，没有计划去理性地重建、更好地规划”。他无法理解，那些“据说曾经受人煽动”的老百姓为何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他”并不欢迎，甚至报以“仇恨”。借俄国士兵的视角，弗里驰抛出了一个关于奥地利究竟是“被解放”还是“被打败”的历史问题，直指第二共和国历史撰述的虚伪与藻饰。

1943年《莫斯科宣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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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奥地利官方便一直援引1943年《莫斯科宣言》规定的“受害者”概念，声称奥地利是从纳粹德国铁蹄下“被解放”的。第二共和国建国后竭力塑造无辜且无害的“受害者”形象，树立明显区别于纳粹德国的民族身份，目的是遮掩多数奥地利人曾经自愿加入大德意志帝国的历史，抹消二战中他们作为纳粹帮凶的共同责任，从而消除战胜国对奥地利重新与德国联手的顾虑，增加同战胜国谈判的政治筹码。而哈布斯堡帝国恰可为这一政治主旋律提供合适的文化外衣，因此，第二共和国的文化政策力主接续哈布斯堡王朝的文化传统，强调文化中的世界主义态度。在这样的文化气候下，“奥地利复兴运动”应运而生，文化界人士纷纷盘点哈布斯堡思想文化遗产，建构关于独立国家的本质的思想，树立奥地利的自我意识，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在随后的冷战局势下，多民族的旧奥地利被视作统一的欧洲的范例，有利于强化处于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奥地利的民族自信。人民党文化顾问汉斯·潘特在1946年的一次讲话中直言：“我深信精神的力量，坚信我们这个外部权力手段这样匮乏的小国将主要借助于它丰富的文化成就在世界上赢得荣誉……奥地利精神的文化成就是奥地利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时间，文人纷纷著书立说，把哈布斯堡辉煌盛世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音乐、戏剧、电影竞相回归哈布斯堡历史题材，致力于向世人展示和谐美好的国家形象。战后奥地利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将国家谎言——受害者神话变形为一度式微的哈布斯堡乌托邦神话，使后者在文化生活中复兴。

《晚夏》与《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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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马格里斯的研究，哈布斯堡神话的起源和塑造，要追溯到19世纪。在他看来，从第一位检视哈布斯堡世界的19世纪剧作家格里尔帕策到二战后仍活跃于文坛的小说家多德勒的众多奥地利作家，都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对帝国繁盛时期文化生活的眷恋向往。施蒂夫特的小说《晚夏》（Der Nachsommer，1857）制造了一种唯美、忧郁的怀旧气氛，作为哈布斯堡神话的标志——“庄严的秋日与残阳温暖的余晖”，弥漫在整个奥地利文学传统之中；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1942）中深情地回顾了帝国童话般的理想图景；约瑟夫·罗特则将帝国乡愁发挥到了极致：“一种残忍的历史意志摧毁了我昔日的祖国，奥匈帝国。我爱这个祖国……过去我爱这个祖国的美德与优点。今天，在它逝去和消亡后，我连它的缺点和不足都爱。”在文人深情的笔触下，哈布斯堡王朝呈现出疆域辽阔、政治开明、国泰民安、民族和睦的世界强国形象。日耳曼语专家维斯点明，哈布斯堡神话是一种远离现实的虚假意识，历史性地被建构出来充当排斥现实的政治工具，奥地利人被其意识形态的魔力所俘获，身不由己地与之发生认同。

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驰即凭借文学编辑卓越的感知力和判断力敏锐地察觉到，一方面，哈布斯堡历史遗存作为指代已消逝的哈布斯堡社会的文化符号，扎根于奥地利人的深层意识，与战后复古时代的精神诉求产生了共鸣；而另一方面，蜂起的文化复旧运动已经蜕变成一种姿态，并不能真正地传承文化，反将毁灭历史，加速传统的枯竭。他在《维也纳日报》发表文章说：“所有领域内总体上受到赞誉的是旧的、传统和‘伟大的遗产’，真正了解它的却极少。”值得注意的是，马格里斯冠以“哈布斯堡神话”之名加以解析、批判的奥地利作家群中并不包含弗里驰，弗里驰的遗物中也没有证据表明二人此前相识或有书信往来。唯一有迹可循的思想碰撞发生在1966年，弗里驰担任主编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文学期刊《文学与批评》第三期上刊发了马格里斯阐释自己理论的文章。在哈布斯堡历史和文化批评这个问题上，生活在阿尔卑斯山山麓两侧的文学家和学者隔空产生共鸣，小说《石上青苔》摹写时人对哈布斯堡过往的盲目崇拜和滥用，与马格里斯本意解魅的“哈布斯堡神话”有着惊人的贴合度，但小说出版时间领先马格里斯近十年，足见弗里驰思想的先行性和深邃的洞见。在《石上青苔》的创作前后，“哈布斯堡神话”这一概念虽还未出现，但对于哈布斯堡时代的怀恋已然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现实，这正是我们需要谨记的小说创作背景。

弗里驰对奥地利文化传统与现实问题的关切，寄托在《石上青苔》故事的发生地黑水城堡内。小说开篇便营造了一个仿佛时光停滞的睡美人童话世界：一辆颇有年代感的贵族马车在杂木横生的野径上行驶，任车上的乘客如何催促，它都依着自己的步伐，将读者的视线缓缓拉向黑水城堡所在的马尔希菲尔德平原：“蒙上面纱的太阳太过古老地挂在布满根茬儿的田野。九月的午后布满蛛网。”作品描绘的荒原，不是由当下的光所照亮的鲜活的风景，而是古老残阳映照下的“秋日风光”。

弗里驰细致地描摹城堡及其周围的环境，遣用荒远、静谧的边地风光及秋日、黄昏等忧郁唯美的意象，营造低徊惆怅的意境，诗意地构筑了远离人世纷扰的“哈布斯堡原乡”，使读者恍惚以为，小说家在复刻哈布斯堡繁荣与衰落的梦境，为“哈布斯堡神话”赋形。小说中的城堡兴建于18世纪，因帝国伯爵对土耳其和普鲁士的显赫战功而建造，正是在这一时期，奥地利国家权力在哈布斯堡治下达到巅峰。然而19世纪中叶以降，哈布斯堡王朝国运日衰，一战后湮灭在历史的洪流中。城堡历经第一共和国的混乱、纳粹的强权统治和法西斯战争浩劫，已然褪色坍圮，小说写道：“这就是黑水城堡。一座废墟，一些窗户空着或用木板临时封住，屋顶的许多瓦片碎裂残落。中翼高出的屋顶桁架露出了它的椽子，像一具骷髅展示它的肋骨。衰败。在被世界遗弃的地方，一切过往缓慢而忧伤地破碎。巴洛克式外立面暂且将一切固着在一起。即使垂死，风格都是最后的法则。”这是黑水城堡在作品中的首次亮相，日暮黄昏的哈布斯堡时代遗存依稀映发帝国荣光，亦折射出奥地利社会衰弱、文化价值坍塌、被世界政治舞台抛弃的现状。

即使处于无可挽回的衰败之中，黑水城堡仍具有忧伤的美，存留着几许昔日的贵族气质，在“阵地军营和出租屋的时代”执拗地维护它最后的尊严。沉郁的城堡大厅内，撑起天花顶的大理石柱完好且光彩夺目，造型繁复的巴洛克式烛台和镶金的宴会厅大门无声地讲述旧日的繁华；荒草萋萋的庭院花园里，仿美泉宫里原型的古希腊神像遍生苔藓，印满岁月的沧桑。作家运用拟人、象征、通感、暗示和夸张等手法，让人与自然彼此感应，为哈布斯堡神话“无法真正死去的过去的噩梦”赋魂。无论小说描写的护卫在城堡步道旁“贫穷且骄傲”的高大刺蓟，抑或“沉没于孤独与缄默”的水边蒹葭“高贵的长矛”，“气定神闲”的旧式马车，都以一种悲壮的酸楚，做出要求生存的微弱抵抗。

城堡的主人，奥匈帝国男爵、铁皇冠勋章骑士苏奇的命运浓缩了个人与民族的悲剧记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部队解散，他入赘黑水躬耕避世。二战的炮火将城堡摧为丘墟之后，他为了女儿尤塔决定将城堡交给梅尔曼，自己搬去黑水河畔的茅舍隐居，以退守个人世界抵御重建时代的裹挟。尤塔则向媚俗的未婚夫显示她“悲伤且高傲的外立面”，她反感梅尔曼的聒噪、造作的夸夸其谈，更厌恶他的重建计划。她想的是，“即使垂死，风格都是最后的法则”。这里的“风格”，也就是“哈布斯堡神话”唯美的幻影，被弗里驰加以推演，转喻奥地利人在世事动荡中绝不屈服、坚守尊严的理想主义精神传统。

小说的抒情意味和审美趣味，难免给读者一种错觉，即作家诗意地回味过去，抒写对往日辉煌的“乡愁”，意图再造“哈布斯堡神话”。然而，随着叙事的发展和细节的铺陈，作家一反怀旧笔调，写实与反讽发展成小说的主导方向。一场迟至的雷雨过后，绘有巴洛克式壁画的大厅天花板轰然坍塌，神话蜃景遽然消散，读者被重新拉回到现实面前。这种看似有情实无情的叙写，在厚描神话中消解神话，给人以反思的启示。

小说依托秋日浅淡的伤感渲染历史的落暮。残破不堪的黑水城堡“看上去仿佛死灭了”，被尤塔称为“幽灵之家”。梅尔曼的朋友佩特里克看见它时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这座城堡正慢慢地沉入泥土。底层的窗户高出地面的部分仅余几掌宽。并不全部来自1945年战争影响的裂痕，贯穿整个中间建筑，这个中间建筑看起来尚且能在它的自控和威严之间保持和谐……飞檐的两侧矗立着两座方尖碑，其中一座没有尖了。”装饰性的方尖碑既是权力的阳刚象征亦是墓碑，见证了哈布斯堡帝国的灭亡和奥地利的雄风不再。作家又借助不同人物的眼睛，工笔描写这座城堡气数将尽的征兆：墙体“不时掉落的特蕾西亚黄的灰浆”，“踏坏的地砖上的森森寒意”，“墙壁呼出地下室般潮湿的霉味”，“墙面的霉菌、硝石腐烂”，“天顶油画上残失双臂的狄安娜女神像”，都在反复预告，这座残迹将随时倒伏于尘土中，它所象征的哈布斯堡过去也将一同归于泥土。

在都市人梅尔曼看来，古堡和它所在的荒原“索然无味……人的双脚在里面都能睡着”，和梅尔曼相反，浪漫诗人佩特里克沉醉于平原的“旷然静默”，仿佛发现了他的精神原乡，“只是外面的钻井台有些干扰”。突入画面的钻井台，连同后文“如星丛般不停歇的汽车”等工业社会意象，承载着弗里驰的现代历史意识，揭示所谓世外桃源在现代性视野当中形如末世的风光，不着痕迹地消蚀着神话的魅影：

此处提到的雄鹿是当地仅存的一头，这无疑是哈布斯堡神话的隐笔。华丽的鹿角使它在外国占领者看来有着“缓慢的、侯爵般、帝王般”非凡的气度，成为俄国中尉梦寐以求的对象。然而呦呦鹿鸣所喻指的不可遏制的工业时代发展势头打破了田园牧歌的幻境。结合作家对梅尔曼这类时代精神代表的嘲讽，可以推测，现代性的长驱直入也许令作家情感上不适，但并不妨碍他正视历史的步伐。在高速向前的时代，苏奇和他的城堡暗喻的哈布斯堡昨日世界是破碎的、过时的，只能依靠神话的光环勉强维持，终将被历史淘汰。

依循众人的目光和回忆，弗里驰不断皴染战争留下的刺目伤痕，审视被遮蔽的法西斯年代，反衬哈布斯堡迷梦在战后的虚无缥缈，目的同样是消解神话。小说人物无一幸免于战争的摧残。佩特里克和梅尔曼都是在高中毕业后即被送上战场，两人相识于莱茵河畔的美国战俘营，一起熬过了每天只能分到几块饼干的饥饿岁月，其后他们历尽艰难返回家乡维也纳，“目睹并经历了《废墟故事》里能很好利用的素材”。佩特里克热爱马尔希菲尔德的蛙鸣和蟋蟀声，只因这声音不绝于缕，“是唯一不会被炸弹硬邦邦的噪音噤声的生命。即使总体战也无法击毙青蛙和蟋蟀”，这样的声音曾经在俄国战场上支撑着佩特里克求生的意念。战争给佩特里克造成的伤害体现在他遇到俄国中尉时的应激反应：“他感到当时留在大腿上的伤疤在灼烧……他必须使劲回忆，战争真的在几年前就结束了。”同样活在战争阴影中的还有尤塔。党卫军在最后阶段将城堡用作掩体与盟军交火。为躲避炮火，尤塔被家人藏在农场的地窖里，党卫军把伤员也安置在那里。眼看兵败，党卫军炸毁了城堡的生活物资，丢下尤塔和伤员仓皇逃窜。结果城堡的男仆被苏军炸死，伤兵被带上地面“解决”，尤塔则被关在地下室，“发生了后面会发生的事情，就在她的青年时代被烧毁的时刻”，“我再也没有走出过这个地窖”。

对于战后满目疮痍的家园，小说着墨甚多。城堡被暴力破坏的栅栏、农舍斑驳的弹痕、被炸掉屋顶的教堂，乡村好似无人之境，只剩“战后的荒草”和“烧焦的残垣”。城堡里被士兵用刺刀挑去眼眸的先祖肖像仍挂在原处，因为“人要忍受的，比目睹没有眼眸的画像更多”。“忍受”一词写照战后普遍的心态。幸存者不单要忍受家园破碎、民生艰难、国家贫弱的苦况，还要承受战争带来的伤痛。佩特里克所在部队的中尉在1945年战死，“留下中尉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小女儿在褐色的东普鲁士的某个地方”；附近村庄日前去世的一位老妇，她的儿子再也没从战俘营回来；黑水河的船夫同样经历了失亲的创痛：“自从只剩他一个人之后，他就变得性格古怪。他的妻子和儿子在战争结束时死了。”

作家显然要向读者表明，城堡的坍塌并非单纯由于岁月销蚀，也是纳粹出卖和战争破坏的结果。当梅尔曼高呼黑水城堡是“我们伟大的过去的象征”时，他忘记了城堡也代表了纳粹的过去，恰是这段历史导致了文化传统的丧失。他毫不顾忌，在战争的人间惨剧后修复城堡，对于尤塔这样被纳粹出卖、被战争摧残的人意味着何等伤痛。在缄默、遗忘的时代语境中，弗里驰着意翻检被消声的过去，抚摸伤痕，要求“目明心盲”的奥地利人正视本民族的纳粹历史，抛开跳过法西斯历史续接早前时代的妄想。

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和法西斯战争撕开了神话的绮丽幻梦，那么弗里驰对冷战时期奥地利尴尬处境的着笔则进一步驱散了神话的盛世梦幻。作家安排人物沿多瑙河畔散步的段落，在爱情叙事中糅合历史反思，将陷入欧洲对峙前沿的第二共和国与哈布斯堡历史引为对比，反讽横贯欧洲的超民族理想在当下的不堪一击。在苏奇的回顾中，马尔希菲尔德平原历来是兵家之地，在成为哈布斯堡王室领地后才暂获安宁，“房屋都被涂上黄色，为了它们在雨天也看起来令人愉悦……这是一个伟大文化温和、意满的傍晚黄色调”。佩特里克总结道，而今的黑水城堡是标刻东西军事分界线和多瑙河历史经纬的“坐标原点”，尤塔则黯然称此地为“一个被遗忘的空洞的中心，只有幽灵出没”。一行人中，唯独梅尔曼意志昂扬，誓要“重新填充空洞的中心”。他的豪言引起苏奇的感怀，“这边和那边曾经都是奥地利”。四人对话透露战后社会不同的观点立场，苏奇动情地留恋哈布斯堡的神话，佩特里克是苏奇余音的回响，尤塔代表迷失、怀疑的战争一代，行动派梅尔曼则体现官方在经济向好端倪加持下的乐观主义迷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心”一词，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将第二共和国定位为美苏冷战前沿中立国的“中心”，被作家一语道破其虚空本质：夹身于两大集团间，实力已被架空，文化价值观空虚，前路充满不确定性。就连欧洲最重要的水上通道多瑙河也被斩断，生命之河沦为“死水”，暮色中奋飞跨越河界的飞蛾“绝望地”溺毙于水中央。作家冷眼审视冷战格局下的奥地利，讽刺态度昭然若揭。弗里驰的文化批判，整体内敛含蓄、耐人寻味，流露出敲触禁忌的讥讽之意。古老、神秘、华丽、神圣的哈布斯堡神话之魅在作家细腻蕴藉的笔致下渐次消隐、褪去了光华。

在奥地利人的心头，盛世消亡和二战带来的灾难，与他们对哈布斯堡过去的自豪和想象交织在一起，凝结成历史重负，影响着奥地利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弗里驰洞悉这一社会心理事实，坦言创作《石上青苔》的初衷：“我要在《石上青苔》中把无法修复但也不能推至一边，或排斥、遗忘的过去的废墟摆到那些所谓保护传统和伟大过去生命力的嗡嗡乱语声面前。”在弗里驰看来，当时的修复热潮浅薄可笑且注定失败。通过在作品中演绎复建闹剧和爱情寓言，作家嘲讽了所谓拯救文化遗产的喧嚣表象，表现出了艺术家的清醒认知。作为首位将奥地利自我意识危机形诸文字的作家，他在小说《石上青苔》中将国民形象定位于哈布斯堡神话的迷信者和演绎者，小说中作家和诗人争夺旧贵族小姐青睐的爱情故事，神合于中世纪“宫廷诗人”对贵族女主人的爱慕，也是战后尚古的文化风气的缩影。两位“宫廷诗人”被刻画为闯入城堡的强盗和误入森林泥沼的救美“英雄”，分别象征在商业、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复古和虚妄的怀古避世风尚，暗示了弗里驰既反对功利化滥用传统，又反对将传统理想化的立场倾向。

企图重建黑水城堡的商人作家梅尔曼和尤塔之间，自始至终存在攻击和反抗的紧张关系，这是讽喻文化复建侵扰伤害文化的暴力本质。二人相见时，梅尔曼做戏般地用奥匈帝国吻手礼向尤塔致意，“因为她的嘴避开了他”。后来他以拥抱示爱，遭到断然拒绝，“尤塔突然从他的抓捕中挣脱”（Zugriff），“她用尽全力挣脱”。频出的“剧本”意象对剧作家酷似军事占有的爱情表演多有揶揄： 

梅尔曼赠给尤塔的一套奥匈帝国国旗那种黑黄颜色的时装，在尤塔看来，无异于“旧象征的新样式”，“穿上就像一个蠢丫头”。她抵触这套服装，反对外来文化资本将她规训为哈布斯堡活化石。小说开宗明义地将梅尔曼定义为商人作家：“出售电影剧本”，“又做了笔利润丰厚的生意”。而他充当美国文化的代言人，可以从他“带着美国叔叔的微笑”、他言语里夹杂的英语词如“广告宣传”，还有他招摇的瑞士名牌手表、高级皮箱中体察出来。当梅尔曼得到男爵许可，踌躇满志地要“拯救多瑙河明珠”时，尤塔换上女伯爵的华服，用身体行动宣示她的“王者”继承人身份，并提议进行换装游戏。她分给佩特里克一套奥匈帝国轻骑兵制服，变相地肯定了他的帝国后裔身份；而为身材臃肿的梅尔曼预备的女仆外套，则是对这个暴发户的嘲弄。被激怒的梅尔曼两次将她推倒在地。尤塔和佩特里克“私奔”归来后，梅尔曼再次对尤塔动武：

至此，梅尔曼原形毕露，他对尤塔的所谓爱情，和强盗粗暴掳掠文化遗产别无二致。小说多处描写客房的油画上对宁芙女神目露贪婪之光的强盗，这一画面，是梅尔曼形象的逼真写照。将仰慕者对传统的崇拜等同于盗匪掠夺战利品，当年在战争中那群践踏、毁灭文化传统的兵匪竟然和在战后为了满足私欲大拆大建古迹的文化精英属于同一群人，颠覆了历来的“骑士美德”，堪为作家审视当下功利的怀古风潮后惊人的发现。

宁芙女神，图片源自Yandex

弗里驰对新时代的“旗手”梅尔曼极尽嘲弄地加以描写。为谋取私利和满足虚荣的雄心，“新保守主义者”梅尔曼用“叫卖贩子的嘴皮子”向苏奇和文化界名流鼓吹他的改建蓝图，冠冕堂皇地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在边疆展示真正的奥地利精神”。当建筑师从战后资金、人力短缺的角度劝他放弃时，他如此自白：“我要投两百万到这个废墟里。要是仔细想想的话，真是疯了。我要修复自然衰落的东西，以铁腕手段唤起过时的东西的新生，一种闪耀的生命。我想要公共资金，我想提升文化生活。”野心勃勃的言语暴露了他鲁莽自负、不切实际、流于表面的文化态度。这个“膨胀的小丑”，讲话像“社论”，“右边裤兜里随时揣着西方国家的永恒价值，左边裤兜里装着最摩登的虚无主义的空话”，是二战后奥地利假大空的时代精神化身，弗里驰借梅尔曼这个人物形象将文化界浮夸、浮躁的功利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弗里驰多次撰文批评奥地利浮夸、空洞、表里不一的文化传承：“‘伟大的遗产’，奥地利的节庆发言人的赞誉如铸铁配给定量一样”，“往往赞誉得过于夸大”，但实际上，“市民品味直至今日都是稳定的、有生命力的传统，比节日、纪念日时（由自豪吹嘘的胸脯）召唤来的‘伟大的遗产’有生气得多”。

然而，《石上青苔》的主题并不仅限于表达对“装腔作势的”、“穿背带裤的普罗米修斯”的讽刺，其批判锋芒直指奥地利官方的文化政策导向，因为究其根本，官方倡导复建哈布斯堡文化传统，其目的在于掩饰奥地利在二战中的罪责。弗里驰在小说起首即交待梅尔曼的家庭背景，由此切入对奥地利浮皮潦草的去纳粹化运动的揭露：

梅尔曼的父亲逃往纳粹堡垒，以便来日享受新政府的红利。如此荒谬的故事在战后的奥地利比比皆是。奥地利的去纳粹化运动敷衍了事，地位不高的纳粹分子受到相对严重的冲击，精英骨干们则毫发无损，继续把持权力。对于奥地利文化政治的这种特点，当代作家梅纳泽有精辟的评论：“奥地利这个国家的现实是这样构成的，即一切都不断地被它的反面所抵消，总体上只是虚拟地作为人们想看的东西存在。奥地利隔断自己和历史的连接，却又试图靠它的博物馆性质过活。”喧闹一时的文化复建通过伪造第二共和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连续性，将二战后世界人民对奥地利的政治期待引渡到文化生活，确证第二共和国的合法性，即新奥地利继承了传统的最好的东西，同时变相地隐匿了国家的纳粹前史，免除了应当承担的战争罪责和反思义务。弗里驰无疑对这种机制洞若观火，在《石上青苔》中倾力揭露文化复古的荒谬。

对于爱情故事的另一主人公，敏感、安静的浪漫诗人佩特里克，弗里驰也秉持审慎的批判意识，意在以这一形象讽刺“哈布斯堡神话”在当下的不合时宜。佩特里克对尤塔的爱恋同样无关男女情爱，而是始于他被城堡优雅、神秘、感性、颓废的美感所触动，佩特里克如此自嘲，“你热爱高贵，即使它在美丽中幻灭，你这个廉租屋里的美学家，情感丰富的无产者。”佩特里克初见尤塔便心生浪漫情愫，想用诗性的大词倾吐自己灵魂的诗意：“他想说大地的力量，或他现在感受到，这座城堡也有生命和力量——但他只能对陪同他的女士点头示意，以一种他认为已经表达了一切的方式。”他对自然的挚爱和对城堡无功利的诗性审美想象，使他迅速赢得了尤塔的好感。这份脱胎于神话想象的心动升级为他要“将尤塔从梅尔曼那里解放”的英雄主义情怀，并在尤塔倾诉了自己遭受的战争创伤后达到顶峰。然而他实际上根本担负不起解救尤塔于困厄的重任。弗里驰笔下的佩特里克，是表面温良儒雅的哈布斯堡子民，实际却懦弱、迟疑，耽于想象，缺乏实干精神，“还没战斗，他就放弃了”。而战争经历和战后不公的社会现实更使他消极颓丧，只顾眼下的生存，无暇考虑未来——“一个资本极少的赌徒，他就这样坐在人生的小赌轮旁边，总是准备好，放弃”。因此，他回绝尤塔要跟他去维也纳开始新生活的请求，并不令人意外。佩特里克的命运折射了战争幸存者的普遍境遇——由于战争创伤的阴影而被社会边缘化。从象征层面来看，佩特里克想要解救尤塔——封建文化的继承人，含有抢救传统文化的深意。但弗里驰深知在战后置身于现代工业文化的凌人盛势下，复辟封建文化何其虚妄。佩特里克被来自现代的车轮碾碎头骨，喻示工业时代已经切断了回返过去的道路。这个骨子里带着旧欧洲浪漫的现代社会局外人只能在黑水城堡的精神世界一隅找到他的归宿，最终也永远地安息于此。

弗里驰在小说中对功利化修复古迹的厌恶，对奥地利当局滥用传统文化资源服务于政治诡计的坚决摒弃，可在他本人的经历中获得佐证。20世纪50年代，弗里驰与友人同游马尔希菲尔德，曾造访过类似黑水城堡的遗迹，也萌发过抢救的想法，但转念即放弃，因为他无法忍受古迹静穆的气息被缺乏文化灵魂的“影院巴洛克”伪古典建筑破坏。而这却是重建时期由官方推动的营销策略，奥地利人民党教育部长德里默尔在1962年的讲话中如此强调“表面文化”的重要性：“国家的物质生活要求代表性的文化主义。文化宫殿的大理石外立面在塑造大众民主的政治意愿时比为了解决学校的紧缺问题而对砖瓦的迫切需求更有说服力。”弗里驰对奥地利“表面文化”的批判浓缩于小说中的一场集体文化复建的闹剧中。新闻、影视、文艺和政界名流应梅尔曼之邀莅临城堡，共商改造与“点燃奥地利文化的温和之光”的盛举。是夜，城堡上下欣喜若狂，在久违的欢乐中按照上流社会的礼仪接待贵宾，仿佛旧欧洲的文化沙龙复活了。名流纷纷向尤塔献媚，觥筹交错间现实的痛苦、隔阂似乎统统消失，“没有人说出自己的真正所想，人们不是在言说，而是在社交”。在场者无不沉浸于哈布斯堡回光返照的迷离氛围中，唯独佩特里克冷眼旁观，脱口而出“所有复辟都将失败”。用“复辟”（Restauration）替换“修复”（Restaurierung）字眼的文字游戏，不乏刻意地将读者导向第二共和国利用文化复建掩饰其纳粹本性的策略。佩特里克的惊人之语瞬间令四下鸦雀无声，然而很快又喧闹起来。这一细节可谓神来之笔，精确地捕捉到人们“但愿长醉不复醒”，以空洞言辞掩饰浮面化文化复古的社会心理。这是对文化政治选择性盲视的辛辣讽刺和警示，兑现了弗里驰“必须借助于梦从过去的迷梦中觉醒”的文学主张。

利希特布劳，图片源自Yandex

在法西斯主义依旧故我的奥地利，男爵的犹太作家朋友利希特布劳为哈布斯堡神话做了又一注脚。这位哈布斯堡君主国时期的成功作家，即使侥幸从法西斯迫害中逃脱，仍流落为失去亲人、朋友、事业、生存保障等一切存在意义的流离失所者。他逃亡归来，满腔热望返回家乡维也纳，却发现在“反犹主义的故土”，自己流亡者的身份丝毫未变。路人恶毒的议论“这人当时也从他们的箅子里漏了”，将奥地利反犹主义的面目展露无遗。照旧霸占他居所的纳粹官员遗孀“脖子上的十字架并未阻拦她将这寓所雅利安化”，勾连大屠杀历史，烛照流亡归来者无所归依的凄惨境遇，给民族文化传统和认同意识补充了法西斯主义的维度，是奥地利以文化复建掩饰自己纳粹本质的最佳明证。著名文评家汉策尔指出：“像弗里驰1956年发表的小说处女作那样明白地讲述大屠杀幸存者在奥地利1945年后的棘手状况，在50年代的文学中是鲜少读到的。”作家以冷静、节制的叙述披露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阴魂不散，与20世纪50年代的主流话语逆向而行，发出吁请民族反思自审、承担历史和未来责任的最强音，体现出作家的社会良心和勇气担当。

关心民族命运的弗里驰反对以形式主义的方式修复传统，更多地思考从精神层面传承优秀的文化。他认为，在奥地利刚刚走出生死考验的重要时刻，作家需要发扬传统文化的积极一面，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在小说《石上青苔》中，他塑造了帝国遗民苏奇的形象，代表战后迷茫的奥地利人树立起民族价值观信仰。这一塑造寄托了作家对民族走出迷途的期望，为饱受创伤的国家提供奋然前行的伦理势能。

苏奇属于哈布斯堡“老龄化文化”的典型的文学形象，非常贴近马格里斯指认的哈布斯堡神话作品中的帝国遗民人物形象。他祖籍波希米亚，祖上因军功被哈布斯堡皇帝擢升为贵族，出身与哈布斯堡超民族帝国的大一统政治呼应。他曾经想要创作一部重现帝国辉煌的民族史诗巨著，半生沉浸于回忆和素材的积累，却因为洞明时代大势终不可逆，小说最终只停留在标题《石上青苔》上。苏奇充分体现了奥地利人沉静、认命、缺乏行动力的性格特征，这种消极、僵化的人生态度注定了他被时代抛弃的命运，但作家将其塑造为温良人性和人文精神的代表。苏奇赞同尤塔帮助村民收获土豆，主张通过劳动获得尊严，坚信内心的坦荡远胜外在的虚荣；尽管他一生见证诸多沉沦，却坚信人性，视仁爱宽容为义务并劝诫后辈保持谦卑、忠诚和正直，“即使你们因此而失去一些人生中所谓美好的东西”。苏奇在时代沉浮中淡泊笃定、遗世独立，面对梅尔曼这类“豪强”霸凌仍心怀博爱、理解、宽容，他作为追求完整人性的新人道思想典范，替作家传达了奥地利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涵。

苏奇的道德原则与奥地利传统文化的人性伦理观一脉相承。比德迈耶尔时期的作家施蒂夫特就曾在哈布斯堡大一统的背景下发出过克己、中庸、正义、理智、顺应天意的“温和法则”道德感召。小说中，镌刻在城堡地下墓室的帝国伯爵墓志铭“愿主怜悯他的灵魂，如他那般，以奥地利方式（Modo Austriaco），仁慈、宽厚地对待穷人和他的敌人。他死得最为英勇也最谦卑”，将仁爱、宽容、勇敢、谦卑的品格确认为“奥地利方式”，凸显弗里驰寄望于阐发传统道德理想来提振民族精神的创作意图。倘若结合二战后犹太人在奥地利的现实遭遇，弗里驰依托传统创造的这一“奥地利民族性”表述的变体的合理性便可堪怀疑。但弗里驰显然是有意为之。且看苏奇带领梅尔曼和建筑师参观黑水城堡先祖墓室的片段。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距离奥地利精神气质最远的梅尔曼率先发现这一碑铭，这个“没有灵魂”的庸人仔细辨识研读墓志铭，深受感动。然而就在梅尔曼认识到自己“急功近利”时，他的赞助人、报业大亨沙勒巴赫发来一封信，又让他的思绪回到改造城堡“伟大行动”上。他想到此时正与尤塔私会的佩特里克，“他唯一的朋友，一个在他眼里唯一无害的人，正在破坏全盘计划”，于是这个整部小说中最为负面的人物便向佩特里克发起控诉：“这就是奥地利方式”，把佩特里克夺取朋友未婚妻的行为与民族精神特质画上等号，在讥讽的张力中拷问奥地利民族性这一构筑物的虚假。紧随其后的环境描写“墙壁发出霉菌的臭气”，幽幽地代替作家指斥这种陈腔滥调。由此可见，弗里驰对官方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蒙蔽性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尽管如此，弗里驰还是借苏奇之口提出了人道精神理想，为奥地利未来的发展编织了正直、勇敢、宽容、真诚的道德愿景，客观上起到了呼应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也许就是《石上青苔》长时间能在误读的基础上获得好评的一个原因，反映了弗里驰作为国家知识精英在文化与社会批判立场上耐人寻味的两难。作家试图揭露奥地利官方话语中虚假的民族精神，却出于文化使命感和对优秀传统价值的认同，强化了理想化的奥地利形象和国族特性，变相地响应了官方话语。作家的这种时代局限性，源于1955年《国家条约》签署前奥地利所处的内外历史语境。在经历了自己酿成的法西斯战争灾厄，国家实力骤降，主权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奥地利面对国际世界，既自卑，又有追赶的欲望。然而永久中立的立国之本使它必须隐忍含藏，在世界舞台上保持温良和顺、欢乐自足的形象。鉴于此，弗里驰提出的民族价值愿景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可以缓解、调和第二共和国建国之初的诸多矛盾。弗里驰一贯注重作品的伦理价值，曾指出，“真正的”文学的价值首先是“内容的伦理性”，其次要有美学依据，“阅读的高潮”就在于这两方面的融合。“只有当内容和形式协调一致时才能产生艺术品，此外原本还有第三点，即作家的人道思想。”

故事终了，梅尔曼幡然悔悟，松开了攫取文化的手；他的赞助商沙勒巴赫意识到，让利希特布劳在报纸上撰文发声胜似最为昂贵的修复，而他们之前的复辟计划本身就是一种亵渎；尤塔转向质朴的乡村劳动生活，尽管未来仍然不确定，但践行了一条依靠勤劳与博爱以求得生存的务实道路。“人在途中仿若流水。但为他们照亮的光，却不单是坟墓的”，小说结束语为主人公也为民族未来点亮了另一盏照亮前程的灯。

小说标题《石上青苔》作为统摄全文的意象，喻指萦绕于奥地利人心间的哈布斯堡记忆：

滤镜下的记忆覆盖了业已消失的真实的过去，映照马格里斯指陈的“哈布斯堡神话”，“时代总是以一种娇柔、神奇的铜绿来美化那些被它吞噬的东西。”尽管记忆之苔幽微得杳无根基，但那抹柔绿若隐若现，铺示着不可忽略的生命力，透露出弗里驰对文化传统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认识到哈布斯堡辉煌过去对奥地利人、包括对他这一代战争迷失者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求真和进步论的历史意识要求，他也与盛行的伪传统主义保持着距离，并站在现实主义立场批评当局者利用文化传统掩盖历史、操弄意识形态的做法。这种徘徊在对传统的感怀和对欺骗性保护的拒绝之间的两难，呈现为《石上青苔》别具一格的传统意识症候，促发作家在传统的人性伦理和美学价值中求证民族价值的愿景，为传统文化找到了一个出口；而他对战后物质匮乏、精神低靡、沉默遗忘、法西斯主义残留的全景透视，镜照“哈布斯堡神话”的假象，洞穿被遮蔽的法西斯过去，向自我催眠的怀旧者发出了直面现实、铭记过去的吁求，透露出作家立足现实的批判意识。

作家诊断民族心理痼疾和净化民族心灵的努力，彰显奥地利现当代作家探讨遗产、质疑错误机制的文化大国后裔特有的精神气质，奠定了取得国际成就的奥地利当代文学侧重历史反思与文化批判的艺术底色。从神话祛魅的视角研读这部作品对哈布斯堡神话的复现与解构，把握作家通过现代宫廷恋歌的政治寓言对文化复建的讽刺，可对第二共和国建国之初的文学样貌产生不同的认识。在弗里驰诞辰百年之际，重读作品是向文学大师致敬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