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从英国名媛到“爱尔兰共和传奇”：罗丝·达格代尔的皈依者狂热
李元，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展演别处的世界：〈赵氏孤儿〉英国改编版中的东方主义与剧场要素》（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4年第2期）。
白金汉宫最后一次元媛舞会，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可以说直到那一刻她的人生尚符合父母期望，还算不上“非凡”。受60年代欧美政治激进主义特别是1968年学生运动影响，罗丝于1971年辞去大学教职，抛售她在劳埃德的家族股份，搬入伦敦东北部托特纳姆（Tottenham）工人阶级贫困社区，开始致力于救助接济穷人，被称为“托特纳姆的天使”。此外，身为教师的她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由此接触到来自北爱尔兰的学生，开始对爱尔兰共和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她奔赴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考察，亲历当地天主教徒的抵抗斗争，终于在1972年“血腥星期日”刺激下义无反顾地投身爱尔兰共和运动，并选择武装斗争路线。她积极寻求与临时爱尔兰共和军（the 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Army）的联系，往北爱尔兰走私枪支，同时也彻底与家庭决裂，于1973年带领工人阶级出身的男友沃尔特·希顿（Walter Heaton）去自家庄园偷盗，为组织筹集资金。后两人被抓获，接受审讯，法官认为罗丝是受到希顿蛊惑、胁迫，因此判处希顿六年监禁，而判罗丝缓刑两年，当庭释放，声称她“不可能再犯了”。法官的判断显然失误了，因为罗丝接下来更加决绝、大胆地再犯了。
1974年初，罗丝告别英格兰，搬到爱尔兰的多尼戈尔郡，并在同年策划、主导了两起耸人听闻的大案。一月上旬，她与新任男友、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埃迪·加拉格尔（Eddie Gallagher）劫持一架直升机穿越边境，飞到北爱尔兰蒂龙县的斯特拉班警察局上空投掷炸弹，炸弹落地后未能引爆，未造成任何伤害。罗丝和加拉格尔成功逃脱，被英国全境通缉，但仅四个月后，他们与两名同伙手持AK-47自动步枪闯入爱尔兰南部威克洛郡阿尔弗雷德·贝特爵士（Sir Alfred Beit）的拉斯博罗庄园，将贝特爵士夫妇及家仆制服并绑缚，对着贝特高喊：“资本主义的猪！”短短十几分钟内，他们抢走贝特家族几代人收藏的19幅名画（包括弗朗西斯科·戈雅和约翰内斯·维米尔的作品），今日估价约1亿英镑。这便是震惊世界的拉斯博罗劫案，被公认是历史上最大的艺术品劫案。罗丝等人以摧毁名画要挟英国当局满足正在监狱绝食抗议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政治诉求。爱尔兰出动大量警力进行搜捕，很快在科克郡的一个乡村小屋抓获了罗丝。罗丝因此扬名国际，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罗丝在庭审中慷慨陈词，宣称自己“自豪而纯洁地有罪（proudly and incorruptibly guilty）”（Vermeer：190）。她被判处九年监禁，关押在爱尔兰利默里克监狱，并在狱中产下她与加拉格尔之子鲁艾瑞（Ruairi）。
1974年对罗丝的通缉令，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服刑六年出狱后，罗丝定居都柏林的工人阶级社区，在被儿子称为“鞋盒”的斗室陋屋中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Heiress：195）。她被新芬党（Sinn Féin）和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正式接纳，积极参与各项事务，尽显其文韬武略：一方面为新芬党周报《共和报》（An Phoblacht）撰稿，后又与第三任男友吉姆·莫纳汉（Jim Monaghan）一起管理新芬党教育部；另一方面作为义警以粗暴手段铲除都柏林的毒贩，同时与莫纳汉合作，为组织研制各种武器、炸弹。1998年《耶稣受难日》协议结束北爱尔兰冲突后，罗丝支持新芬党的决定，赞成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爱尔兰统一问题。21世纪初，她依然活跃在新芬党内，参与各项社会运动和讨论，甚至到七十多岁时仍坐着轮椅参加游行。
2024年3月18日，罗丝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所养老院去世，结束了充满戏剧性的一生。英语世界各大主流报刊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卫报》《爱尔兰时报》等纷纷发布讣文，盘点她的人生。上一次罗丝占据欧美报刊头条还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她的故事是时髦青年转变为激进分子的典型案例，引发了广泛讨论：一位英国富家女如何成为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一位高知女性为何行事如此鲁莽，如此崇尚暴力，几近亡命之徒？媒体对她的报道长期停留在各种八卦和花边新闻上，以“不情愿的元媛反抗父母”“被男友激化的可怜富家女”等标题吸引眼球。直到2020年后，才相继有两部传记和一部电影问世，试图更细致地再现罗丝的生平。
罗丝的故事确实复杂而有趣，涉及20世纪60年代革命思潮、艺术犯罪、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左翼政治等多种话题，但最重要的当属她为之奉献一生的爱尔兰共和事业。罗丝历经七八十年代的北爱尔兰动乱、90年代的和平进程及21世纪初的政治危机，她与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及新芬党的关系不可小视。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曾是爱尔兰共和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已解散，但其政党新芬党如今却是爱尔兰最大的政治党派，在北爱尔兰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作为一名上流社会的英国女性，罗丝为支持爱尔兰共和军所作的努力是否得到组织的认可？她的国籍、阶级、性别以及行事风格是否被组织接纳？她秉持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念与爱尔兰民族主义是否相容？这些问题无疑关涉爱尔兰共和军与新芬党内部组织及理念的演变，与爱尔兰共和运动及当代北爱尔兰政治格局也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照析读罗丝的两部传记，探讨两名作者如何追踪罗丝的革命道路，如何搜集材料建构出两个不同的罗丝形象，在此基础上揭示并探讨她的皈依者狂热以及她与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新芬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关系。
对于作家而言，传记可能是最令人畏惧的文体之一。让-保罗·萨特在小说《恶心》中借主人公罗昆坦之口表达传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传记作者“纯粹想象”的作品，与所谓的传主没有任何可验证的相似之处：“传记是小说，但却没有小说赋予作者的那种自由”。换言之，传记需要叙事技巧，但又没有小说创作的自由，这对于写作者来说的确是煎熬。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有同感，她曾受托为朋友、画家兼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撰写传记，整个过程令她极其沮丧，在《传记的艺术》（1939）中，伍尔夫感叹，小说家是自由的，而传记作者是受束缚的：
在传记和小说之间有一个区别——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传记是依靠朋友和事实的帮助完成的；而小说的创作没有任何限制，除了艺术家出于自己认为合理的原因而选择遵守的那些限制。这是一个区别，并且有理由认为，过去的传记作者不仅发现了这个区别，而且发现它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区别。
如果说作家对传记写作心存畏惧，那么新闻调查记者和职业调查员可能有不同的感受。本文聚焦的罗丝的两本传记分别是安东尼·阿莫尔于2020年出版的《偷走维米尔的女人：罗丝·达格代尔的真实故事与拉斯博罗艺术品劫案》（The Woman Who Stole Vermeer: The True Story of Rose Dugdale and the Russborough House Art Heist，以下简称《偷走维米尔的女人》）和奥德里斯科尔2023年出版的《女继承人、反叛者、义警、投弹手：罗丝·达格代尔的非凡人生》（Heiress, Rebel, Vigilante, Bomber: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Rose Dugdale,以下简称《非凡人生》）。阿莫尔和奥德里斯科尔都不是职业作家，前者是美国研究艺术品盗窃的专家和反恐专家，同时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福克斯新闻等媒体提供关于安全与恐怖主义问题的专业分析；后者是爱尔兰新闻调查记者，为《纽约时报》《卫报》和《爱尔兰时报》撰稿，还曾经是移民和刑事案件律师。两人都有调查、破案的背景，也都有敏锐的分析推理能力，都曾基于工作经历和兴趣来创作非虚构作品。这两本传记出版时间仅相差三年，都引起热烈反响，收获了各大媒体的赞誉。然而，与奥德里斯科尔的作品相比，阿莫尔的传记显得单薄许多，这也与伍尔夫提到的传记创作的局限（依赖朋友和事实）有关。
阿莫尔现任波士顿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美术馆的安全主管及首席调查员，主要职责是寻找该馆于1990年3月18日被盗的13件艺术作品。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世界上最大一起艺术盗窃抢劫案由一名女性领导完成，遂产生浓厚兴趣，随即写成这部非虚构作品。从研究者的角度看，这本传记貌似非常严谨扎实。如阿莫尔所言，他花了三年的时间研究，参考了几乎所有关于罗丝的记录、访谈、报道和纪录片，三百多页的传记有六百多条注释。然而，稍微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罗丝在阿莫尔写作的时候仍然在世，但传记的叙述都是基于二手材料，没有任何对罗丝及其亲友的一手访谈，这显然是一种缺陷。
《偷走维米尔的女人》，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赫敏·李在谈及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关系时指出，19世纪的英语传记大都遵循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观念，即与传主亲密接触过的人所写的传记才有价值和意义，因此那时期的传记常常由家人撰写。尽管20世纪以后是否与传主有私人关系已不再被视为传记作家的优势或必要条件，但缺乏一手访谈仍然是一个问题。阿莫尔也意识到这一点，并毫不讳言他所遭遇的困难。在2018年动笔之初，阿莫尔通过一名与罗丝关系亲密的联系人向她传达采访的意愿，但中间人回复说，罗丝需要得到共和派的许可，而他们拒绝了。阿莫尔分析，他作为美国“反恐专家”“调查员”的身份让他们对这个外来者十分紧张，认为与他合作会对共和派构成威胁。中间人解释，一些年长的共和派人士可能因接受采访而面临被捕的风险（Vermeer：235）。这显然指向美国波士顿学院贝尔法斯特项目（The Belfast Project）所引起的政治风波。
2001年，在爱尔兰研究方面实力雄厚的波士顿学院启动一个学术研究性质的口述历史项目——贝尔法斯特项目，旨在对北爱尔兰冲突双方，即爱尔兰共和军和忠诚派厄尔斯特志愿部队（UVF）的核心成员进行采访，并将采访资料加以归档和保存。波士顿学院承诺在受访者去世前对采访内容严格保密，因为1998年北爱尔兰和平协议达成后，原本被监禁的共和派和忠诚派准军事人员被提前释放。对此，共和派没有什么异议，但忠诚派并不满意，要求对过去的暴力行为进行调查、清算。在两名受访者去世后，贝尔法斯特项目领导人、著名记者艾德·莫洛尼于2010年出版《来自坟墓的声音：两个人的战争》（Voices from the Grave:Two Men’s War）。莫洛尼在前言中介绍，这本书是波士顿学院项目的第一个成果，将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布伦丹·休斯（Brendan Hughes）与忠诚派准军事组织成员大卫·欧文（David Ervine）的口述并置，可以“窥见一个迄今为止隐藏的世界，带来引人入胜且有价值的见解”。他还预告，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公布。尽管该书遵守承诺在受访者死后面世，但其中涉及1972年发生的一桩绑架谋杀案，该书出版时案件尚未被破获，此案还牵连到1983年开始领导新芬党的资深党魁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因而引起北爱尔兰警察局高度注意。警察局以美英《相互法律援助条约》为依据，要求查看波士顿学院的采访记录。尽管波士顿学院进行了法律程序上的抵抗，但最终不得不将记录移交给美国法官，法官评估后决定将其交给北爱尔兰警察局。经过几年的调查，一名共和派受访者因涉嫌谋杀被捕，亚当斯也被拘留并接受问讯。尽管那名受访者因年事过高没有上庭受审，亚当斯也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但贝尔法斯特项目从此备受争议。
阿莫尔显然了解上述背景，完全理解罗丝谢绝采访的态度。他强调，罗丝一向谨慎，仅接受过少数简短采访，而且内容往往都是泛泛而谈，缺乏深度。（Vermeer：8）在这种先天不足的条件下，阿莫尔充分发挥了作为艺术品盗窃专家兼畅销书作家的专长，将叙述的高潮部分放在20世纪70年代轰动一时的名画抢劫案上，并尽可能地描述了罗丝的成长及其选择的道路。阿莫尔的主旨是驳斥媒体长久以来为罗丝塑造的刻板印象，如“被宠坏的叛逆富家女”和“被工人阶级男友影响”等，试图从思想和智识的层面证明罗丝的激进主义完全是出于自主选择，而“绝不是谁的简单帮凶，也不是谁的跑腿女孩，她是自己行动的设计师，自己政治信念的缔造者”。（Vermeer：4）这一观点在阿莫尔对罗丝抢劫名画的叙述中得到了清晰展现：
她冷静而迅速地在装饰豪华的拉斯博罗宅邸内穿梭，运用她的知识挑选那些最著名和最有价值的画作。加拉格尔和其他随行的打手根本不知道该拿哪些画，哪些不妨留下。罗丝向他们指出了最好的画作，他们按指令将较大的作品从画框中取出，并且直接带走较小的作品。正如阿尔弗雷德爵士所说：“那个女人……是整个行动的领导者，并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Vermeer：164）
罗丝等人盗画后现场，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这样的描述画面感十足，像是2024年上映的电影《巴尔的摩》中的一幕，影片主要呈现罗丝抢劫名画的过程，其中的暴力、名画、逃亡、抓捕等元素引人入胜。然而，拉斯博罗劫案是否可以定义罗丝漫长的一生？她此后的生活和革命道路又会如何展开？除去与男友的战斗情谊，她与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阿莫尔没有深入探讨，幸而三年后，奥德里斯科尔的传记出版，把阿莫尔未能完成的拼图拼完整了。
电影《巴尔的摩》，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奥德里斯科尔的《非凡人生》共21章，前12章叙事主线基本与阿莫尔的传记重合，讲述的主要事件包括罗丝出生、受教育、20世纪70年代两件大案、法庭受审、狱中产子以及与加拉格尔的狱中婚礼。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叙事重心不是名画抢劫，而是案发后的审判及罗丝的狱中经历（第7至12章）。传记后半部分（第13至21章）则详细讲述罗丝于1980年出狱至2020年这40年间在爱尔兰为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和新芬党所做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其历史背景是北爱尔兰冲突正在逐渐解决。如果说《偷走维米尔的女人》围绕罗丝在70年代的案件展开，致力于将其塑造为一名独立自主、执着（甚至偏执）、崇尚暴力的革命女性，那么《非凡人生》着墨更多的是她的下半生以及她与所效力的组织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在更大的历史画面中呈现罗丝更多元的面貌。
《女继承人、反叛者、义警、投弹手：罗丝 • 达格代尔的非凡人生》，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如前所述，伍尔夫等作家都认为撰写传记比创作小说困难，不如后者自由，著名传记作家、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姆斯则从另一种角度谈到传记的问题：
如果没有任何传记是“最终版”的，如果每个人生故事都可以无休止地被重述和重新解读（现在有超过10部关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传记，30部关于约翰逊的传记，200部关于拜伦的传记，400部关于希特勒的传记），那么，一个人生故事如何才能避免过时、被无情地取代，甚至最终被遗忘的命运？这种自我毁灭的过程在小说中是没有等同之物的。
的确，新事实的出现会削弱旧版传记的权威性，霍姆斯因此提出比较传记学方法：通过比较早期和后期传记在事实、形式、风格、意识形态和美学上的差异来探究传主的声名如何变化，社会风尚、道德、价值判断标准如何迁移。
尽管阿莫尔与奥德里斯科尔的传记出版时间相差仅三年，难以体现时代变迁，但两者在材料（事实）的掌握、叙事形式和风格上的差异仍然值得比较。显然，奥德里斯科尔能够接触到传主，采访罗丝及周边重要人物，包括儿子鲁艾瑞、三任男友、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一些成员以及当时办案的爱尔兰警察（其中一些人物为保密使用化名），更接近约翰逊博士所定义的理想传记作者。为什么奥德里斯科尔做到了阿莫尔未能做到的采访呢？虽然他没有公开提及原因，但在书中他写到，在调查罗丝的过程中，他了解到自己家族反殖抗英的传统：祖先参与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土地战争；祖父在1919年加入爱尔兰共和军，于1920年运送炸药炸毁了斯卡里夫警察局（Heiress：319）。很有可能因为奥德里斯科尔的爱尔兰人身份以及家族的共和传统，他才赢得了罗丝和其他人的信任和部分坦诚，从而弥补了阿莫尔传记的诸多漏洞。
例如，阿莫尔传记讲到罗丝的求学经历，但没有解释她为何从牛津毕业后去美国读硕士，又为何在伦敦贝德福德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从哲学转到经济学专业。《非凡人生》则给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因为罗丝向奥德里斯科尔坦白了她在牛津与导师彼得·阿迪（Peter Ady，1914—2004）教授的一段隐秘的同性恋情。彼得是一名非常迷人的女性，出生并成长于缅甸，其家族在那里拥有公司，她在当地接受了很好的本科教育，随后回英国深造并在牛津任教。因为与缅甸的联系，她的研究专长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及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Heiress：22-25）。换言之，在后殖民思潮尚未盛行的50年代，彼得就已关注独立后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如何在经济上仍然被发达国家剥削的问题。《非凡人生》以第二章“秘密的爱”和第三章“秘密”来追溯彼得对罗丝的巨大影响：罗丝去美国霍利奥克山学院攻读哲学硕士学位，作为助理跟随彼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英国政府海外事务部工作，随后攻读博士学位这一系列经历都是在彼得的建议下展开，大部分时间她们也处于热恋中。
彼得对前殖民地经济状况的关注在罗丝思想中埋下反帝反殖和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但当时的罗丝并没有走向激进暴力的革命道路。她与彼得分手后，在伦敦托特纳姆贫民区遇到希顿。希顿曾在海外服役，目睹过英军在马来西亚的暴行，退役回国后充满朴素的阶级仇恨和反殖冲动，不断向罗丝讲述英国的战争罪行。他质问：为贫苦老妇支付燃料费当然很好，但这能推翻那个把英国穷人送去外国打仗的制度吗？他对罗丝说：“你需要更进一步的行动。”（Heiress：50）除去彼得和希顿，奥德里斯科尔还详细讲述了罗丝与两名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男友的恋情。传记写作对恋爱关系的处理存在风险，正如乌苏拉·坎顿所言，通过浪漫经历解读传主可能会陷入窥淫癖或哗众取宠的“揭露”之中，与八卦杂志类似。然而，细读文本，罗丝的这几段恋爱对她的思想和行为具有直接重大影响，可谓塑造了她的人生道路。这些线索也推翻了阿莫尔传记对罗丝掌握绝对自主性的断言，还原了罗丝所处时代的复杂关系。正如《出版人周刊》在介绍《非凡人生》时总结：“通过采访达格代尔及其同事，奥德里斯科尔捕捉到了她的复杂性格，并详细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激进政治环境及其运作程序（如制作炸弹的详细描述）。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北爱尔兰动乱历史的迷人窗口。”
但《非凡人生》的长处也衍生了一个问题：这部传记是否会像贝尔法斯特项目一样，因暴露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活动而引起北爱尔兰警方注意，引发他们介入调查？据《贝尔法斯特电讯报》的一则报道，这部传记虽然尚未引起警方关注，但代表北爱尔兰冲突受害者的联合派公益组织呼吁根据该书中罗丝的证词逮捕她，因为她在提升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制造能力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奥德里斯科尔在访谈中也提到此事，但他认为，如果执意追查、清算几十年前的问题，那么北爱尔兰的政治系统可能会面临崩溃，因为许多在任官员都参与过不可告人的活动。放下过去，面向未来，这越来越成为旧时冲突双方的共识。
1977年，罗丝在爱尔兰利默里克监狱服刑时，她在牛津求学时的老师默多克已功成名就，被认为是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哲学家之一。默多克在那一年给伦敦的爱尔兰大使馆写了一封信，恳请大使为罗丝提供高质量书籍。默多克早年同情爱尔兰共和运动，人到中年后转而支持联合派，痛恨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暴力行为。默多克认为，对于罗丝这样有智识的人，被剥夺读书学习的机会是“额外的可怕的惩罚”。她在信中写道：
不用说，我对她［罗丝］的行为和观点深恶痛绝，我既没有给她写信，也没有见过她，并且也不打算这样做。然而，我认为失去严肃的阅读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因为任何“改变心意”的希望都在于反思的可能性。如果她能写作和思考，将来或许还有一些希望。现在，她只能读惊悚小说，与未受教育的爱尔兰共和军女士们为伴，这样她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心怀怨恨的城市游击队员。（转引自Heiress：173）
曾经熟悉的学生沦为阶下囚，恐怕所有老师都难以接受。默多克曾计划写一本关于罗丝的小说，但因消息被媒体泄露而作罢（Heiress：173）。她把罗丝加入爱尔兰共和准军事组织的原因归于停止思考和阅读，这一体现高级知识分子的思维习惯的论断是否客观准确？当然，默多克并不是唯一困惑的人。奥德里斯科尔和阿莫尔在传记中都试图以青年时代的叛逆为起点追踪罗丝激进的革命道路。罗丝母亲家教严格，要求女儿按上流社会的那套礼仪规范行事，比如晚餐时身着礼服、佩戴白色长手套、对客人行屈膝礼等（Heiress：15）。但这些陈腐规矩不至于造成童年创伤，罗丝在访谈中说起童年都是美好的，父母对她“非常关注”，童年“太棒了……骑马、运动、钓鱼、射击等”。
1958年，17岁的罗丝被母亲逼迫参加白金汉宫的元媛舞会，这一延续了两百多年的舞会是英国贵族和富裕家庭最重视的社交仪式。由于参加人数激增，王室感到鱼龙混杂，难以掌控，因此宣布当年为最后一次，这使得上流社会的母亲们蜂拥而上，非让女儿跻身其中不可（Vermeer：16）。罗丝对此非常厌恶，称元媛社交季是“可怕的婚姻市场，你被当作商品出售”（Vermeer：18），因而以此为条件，要求父母支持她去牛津大学念书。罗丝的大学学业并不出色，但社团活动很丰富。1961年，她与一名女同学伪装成男性闯入牛津大学辩论社，抗议该社团只允许男性加入的规定。这一行动被伦敦主流报刊广泛报道，她们继续抗议，终于在第二年迫使辩论社打破维持140年的传统，允许女性加入（Heiress：32-35）。奥德里斯科尔认为，正是这种直接行动取得的正向反馈让罗丝意识到，只要胆子足够大，行为足够极端，就会带来改变。
1961年罗丝在牛津大学女扮男装闯入辩论社，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两位传记作者都捕捉到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氛围，特别是1968年学生运动对罗丝的影响。阿莫尔在《偷走维米尔的女人》第三章“一名六八运动者”（“A Soixante-Huitard”）中写道：“在1968年这个划时代的年份，达格代尔快步迈向她从学者到活动家的全面转变。”（Vermeer：39）罗丝回忆道：“那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那是学生革命的时代，是巴黎五月事件的时代，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时代……当时整个世界已经一片喧嚣。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都在进行革命运动……世界看起来似乎可以改变，并且很可能会改变。”（转引自Vermeer：39）1967年，罗丝在贝德福德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那时的学院是左翼学生运动中心，不断有静坐示威活动。身为教师的罗丝当年27岁，比学生大好几岁，但仍积极参加各种运动，还赴古巴考察（Heiress：42-43）。
1970年，英国学生运动的重心转移到曼切斯特大学，罗丝在那里遇到一群来自北爱尔兰的学生，得知当地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正在反抗英国政府。罗丝回应说：“从一个英国女人的角度来看，这里是一个殖民地，而他们正在使用军队来维持这种权力。这就发生在你家门口，对岸的贝尔法斯特。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投身其中。”（Heiress：45）这一契机很快到来，那便是1972年在北爱尔兰伦敦德里发生的“血腥星期日”事件。受60年代美国黑人非暴力民权运动启发，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从1967年起组织了一系列和平游行，但经常遭到忠诚派暴徒和地方警察的袭击。1972年1月发生的“血腥星期日”事件成为北爱尔兰问题的转折点，许多天主教徒认为非暴力抗议无效，年轻人纷纷加入临时爱尔兰共和军，贝尔法斯特、伦敦德里等地房屋频繁被烧毁，街头上筑起堡垒，到处都是燃烧后的黑烟。罗丝与希顿从电视上看到这番景象，希顿激动地高喊：“现在开战了！”从那天起，罗丝找到了斗争的方向，正式开启支持爱尔兰共和运动的旅程。正如奥德里斯科尔总结：“对本来就迷恋激进混乱的罗丝而言，北爱尔兰突然成为她渴望社会变革的一个答案。”（Heiress：53-54）
英国《观察家报》的一篇书评肯定了奥德里斯科尔在传记中重构罗丝一生的努力，但认为他未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一个有英国背景、享有特权、魅力非凡且智慧超群的人——她曾撰写过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硕士论文——会以如此的热情投身于爱尔兰共和暴力”。这个问题极难回答，既要考虑社会环境，也要考虑个人心理。
从社会环境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起，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成为十分盛行的理念，艾普利·卡特指出60年代流行的直接行动模式包括静坐抗议、占领行动、公民抗命和拒绝服兵役等。罗丝一向推崇直接行动，并有自己的思考。1972年，她写了一篇文章，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她周围的社会动荡联系起来：“学生们公开向美国资本主义及其遍布全球的权力触角宣战”，“现在他们在街头争论经济学”。她指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等自由知识分子的观点——社会的一切弊病都可以通过理性辩论下的民主决策来克服——被学生们抛弃了，因为书斋产出的观点并不能带来真正改变，“越南战争不会因为罗素或乔姆斯基发表了更明智的见解……而停止”。值得注意的是，直接行动可以是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那样的非暴力抗议，也可以是暴力、破坏和武力对抗。卡特认为，直接行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取决于每个特定事件的政治背景和周围的氛围。罗丝的直接行动显然是暴力的，其原因除社会环境之外，还需借助心理分析的方法来理解。
赫敏·李曾指出，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后，几乎每个传记作者都感到有义务探究传主的性、疾病、梦境和童年等议题。她总结道，自1920年以来，精神分析传记（psychobiography）一直盛行，有时还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或社会学数据，将研究对象放在“沙发”上，将其行为归纳为某种模式。尽管关于罗丝的两部传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传记，但都多次使用“狂热”“热情”等词（zeal，zealotry，fervor，fanatical，fanaticism）来形容她。罗丝天生富有激情，表演欲极强，总是引人注目。阿莫尔描写70年代初她在托特纳姆社区帮助穷人递交福利申请时，总是一脚踢开门，用拳头猛击桌子，对着被吓坏的公务员颐指气使。罗丝曾对一个办事员说，当革命到来时，“你将第一个被碾成尘土”（Vermeer：82）。80年代，罗丝在都柏林以义警身份缉毒时，也表现得同样强硬。她在海洛因贩子的家门口组织抗议活动，让人们站出来公开指认，还带着队伍闯入可疑分子的公寓，搬走所有的家具，分发给当地居民（Heiress：209）。多年后，奥德里斯科尔去采访躺在养老院病床上的罗丝，想以一个轻松的问题开始，就问她：“你这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是？”年近80岁高龄的罗丝回答：“我想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是在斯特拉班投掷炸弹。是的，那是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真正处于事件的中心，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这种感觉可以说是过电般的兴奋（electric feeling）。”（Heiress：77）这种兴奋、这种持续一生的狂热，除了性格禀赋使然，还有其他原因吗？
爱尔兰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菲茨罗伊·福斯特在《非凡人生》的书评中写道：
达格代尔仿佛是小说中的人物——或许是多丽丝·莱辛的《好恐怖分子》或亨利·詹姆斯的《卡萨马西玛公主》中的角色。正如叶芝的缪斯莫德·冈一样，爱尔兰极端民族主义为她提供了一个拒绝自己英国上流社会身份的舞台……达格代尔会欣赏冈的野心，后者曾计划在英国军舰的煤舱中安放炸弹，并在蜜月期间侦查刺杀爱德华七世的机会。
书评结尾处，福斯特再次强调，罗丝的故事“展示了爱尔兰如何成为实现英国人幻想的能量场，而这种现象尚未结束”。福斯特的这个观点其实来自他在1993年出版的论文集《帕迪与潘趣先生：爱尔兰与英国历史的联系》。该书考察了在几个世纪的殖民和移民历史中那些身处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个人的命运。其中有一小撮人非常特殊，他们是反向移民，即移民到爱尔兰的英国人，福斯特称他们为“边缘人”，是“从殖民中心向爱尔兰迁移的文化或政治掮客（cultural or political brokers）”，他们将爱尔兰视为其实践道德理想的舞台：
很早以前，心怀不满的英国人就利用爱尔兰来寄托他们在家乡难以承受的梦想、想法或不安全感；年轻的雪莱就是一个经典例子。这样的人通常是与英国社会格格不入的，常常是保守党人、激进派、社会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这是一个少数但引人入胜的现象，连接了像……安东尼·特罗洛普、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莫德·冈这样奇特的组合：为了简便起见，他们可以被称为……边缘人。
在福斯特看来，这些依靠爱尔兰来填补他们生活空缺的边缘人在20世纪初的革命时代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他们在爱尔兰找到了英格兰缺失的革命身份和革命潜力。福斯特将这些人与以赛亚·伯林分析的19世纪中晚期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多余的人”（superfluous men）相类比。他们通常是贵族阶层出身，但转向了更自由激进的思想和行动模式，如伯林所说的“站在所有新事物、进步事物、反叛事物、年轻事物、未经尝试事物的一边，站在即将出现的事物一边，无论是否有彼岸的陆地……他们是生活在旧与新之间的中介人物，介于即将逝去的生活和引人入胜、危险的新时代之间”。
如果说俄罗斯传统中的“多余的人”一般都是男性，那么英国的“边缘人”则男女兼有。福斯特罗列的人物中最为突出的有莫德·冈（Maud Gonne，1866—1953）、厄斯金·柴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1870—1922）、艾德·德·布拉卡姆（Aodh de Blacam，1891—1951）和康斯坦斯·马克维奇（Constance Markievicz，1868—1927）。柴尔德斯曾是英帝国的拥护者，参加过第二次布尔战争，在一战中是皇家海军军官，获得过杰出服务勋章，但在1908年开始支持爱尔兰自治，逐渐转变成执着狂热的爱尔兰共和主义者，最终因反对《英爱条约》而被处决。布拉卡姆原名休·布莱克，采用了Aodh de Blacam这个爱尔兰语笔名，为出版爱尔兰民族主义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文化守护者。两名女性边缘人——冈和马克维奇——也极富戏剧性。冈是一位英国名媛，出生于英格兰，但在爱尔兰度过大部分成年生活，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她还将女性权利与民族独立运动结合，创建了爱尔兰妇女协会（Inghinidhe nahÉireann）。冈在1903年皈依天主教时告诉叶芝：“我在世界上唯一憎恨的东西就是大英帝国，因为我认为它是撒旦的外在象征……以这种形式，我庄严宣告放弃英国国教，并宣告对英国的憎恨。”
马克维奇也出身英裔爱尔兰贵族家庭，曾在伦敦和巴黎的艺术学校学习，回到都柏林后，受当时剧场文化和激进政治的影响，很快成为革命先锋，1908年加入新芬党，创办爱尔兰童子军。她崇尚暴力，参加了1916年起义，并射杀一名警察，因性别原因没被判处死刑，被判终身监禁。叶芝名诗《1916年复活节起义》描绘起义者群像，对马克维奇这样描写：“那个女人大白天/办事凭愚昧的好心肠，/到晚上则与人争辩/直到嗓门嘶嘶响。”马克维奇怪诞出格的言行常被叶芝等人嘲笑，甚至有战友称她为“疯子”。1921年，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代表爱尔兰赴伦敦签署《英爱条约》，因为对北爱尔兰问题妥协而备受民族主义者批评。马克维奇猛烈抨击柯林斯，说他是机会主义者，并声称自己应该被派去谈判，因为她是叛逆者，有一个英国母亲，了解英国人的思维：“正是因为我体内那滴肮脏的英国血液，我了解英国人——这是事实。”
上述四位把爱尔兰作为方法的英国“边缘人”都是爱憎分明、性格执着的狂热分子。伯克·威尔金森于1985年撰写传记《皈依者的狂热：厄斯金·柴尔德斯的生平》，与罗丝的两部传记相似，也大量使用“狂热”等词汇，并援引温斯顿·丘吉尔对柴尔德斯的评价：“以更甚于爱尔兰人的坚定态度支持爱尔兰事业。”传记主题“皈依者的狂热”原指宗教意义上的皈依。刘易斯·兰博在《理解宗教皈依》中深入探讨这一现象的心理动因，指出宗教皈依是人类应对自我意识困境的一种方式。通过皈依，个体可以获得某种终极价值感，同时，加入一个团体并认同一种哲学可以提供养育、指导和行动的框架，为生活赋予秩序和意义。
宗教社会学者普遍认为，皈依者通常比那些从小就在教会中长大的人（cradle members）对信仰更加忠诚、狂热。这个观点在欧洲宗教文化中还有一个依据，即扫罗皈依基督教的故事。在新约《使徒行传》第9章中，扫罗原本是基督徒迫害者，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强光从天而降，耶稣的声音问：“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这一启示经历促使扫罗皈依基督教，改名为保罗，成为基督教最有影响力的使徒之一。“保罗模式”通常喻指突然、深刻的信仰或身份转变，带有非理性色彩。
当然，在宗教之外，“皈依者狂热”也被用来形容那些对新信仰极度忠诚的人。福斯特在谈到柴尔德斯的转变时指出，这个“帝国的宣传家”在1919年经历了“保罗式的皈依”，成为新芬党的宣传部主任，最后坦然面对行刑队伍，慷慨就义。对此类现象常见解释是，“重生”的信徒愿意以各种方式热情地代表他们的新宗教，以证明其皈依的合法性。
若以此角度来观察罗丝，虽然她没有像柴尔德斯那样殉道，但也充满皈依者狂热。奥德里斯科尔在《非凡人生》中虽然没有使用这一术语，但也表达了对罗丝执念的感慨。他坦言，从家族传统来看，他自己才是那个应该用炸弹来实现爱尔兰统一的人，而不是罗丝。但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冲动，因为“强迫一百万愤怒的新教徒融入一个天主教占多数的国家，这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罗斯在她截然不同的背景下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Heiress：319）。
两位传记作者都提到，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曾浏览罗丝在互联网社交平台脸书上的账号，发现她的签名照片并不是自己的相片，而是那幅她在20世纪70年代抢劫的维米尔名作——《写信的夫人和她的女仆》（Vermeer：8-9）。这个细节，再加上她自认向斯特拉班警察局投掷炸弹是一生最美好的一天，说明罗丝并不认为这些行为可耻，反而引以为豪。奥德里斯科尔曾在访谈中指出：“为什么她觉得必须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来证明她的激进主义，答案可能在个人心理，这一领域的探索要复杂得多。”这里再次指向心理分析。相关研究发现，对于新皈依者来说，创造认同感的尝试可能会使他们夸大自我刻板印象，做出过分的承诺。
在整个70年代，罗丝还没有被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接纳，她的支援行动更多是一厢情愿，甚至让组织感到尴尬。罗丝在爱尔兰共和军领导层那里既是笑柄，又是潜在威胁，他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个英国富家女可能是间谍（Heiress：76）。在此情况下，罗丝便采取更狂热极端的举动来证明她的忠诚。这也可以解释她实施的两起大案（投弹和名画抢劫）为何如此鲁莽、草率，不像是高知女性所为，也许她渴望被捕、坐牢，以此向组织递交投名状。罗丝数次被捕时都表现得慷慨激昂，她满面笑容、左手高举握拳的形象在各大媒体传播，正如阿莫尔所言，她“把被捕当作荣誉徽章来佩戴”（Vermeer：89）。
1974年罗丝庭审出来后的招牌手势，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当然，罗丝的狂热并不局限于对爱尔兰共和主义的皈依，也存在于她对自己阶级的背叛、对工人阶级的皈依，后者是罗丝信仰中的马克思主义维度，只不过在践行时既有真诚和也有表演性质。例如，她抛弃贵族小姐的作派和教养，从行为举止、服装到语言、口音无不模仿工人阶级革命者，她的一位朋友曾评论说，罗丝的言谈充满“老左翼的行话，仿佛费边社的小旧册子”（Vermeer：105）。与希顿交往时，她甚至竭力忍受其酗酒和家暴，认为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Vermeer：93）。
罗丝与工人阶级男友希顿，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罗丝与家庭的决裂是彻底的，两本传记都提到父母对她的爱与宽容，希望她能“迷途知返”。《非凡人生》记录了她与父亲之间动人的信件和互动。达格代尔上校曾写信给她：
在我的一生中，我经历了两次战争，我知道这个国家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并且还在继续改善。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像你这样聪明的人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将一个阶级的人归类为正直或不正直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我相信我们的家族为改善英国的生活做出了贡献……尽管我已经给了你所有我能给的钱，但如果你回来，你总会受到欢迎。（Heiress：62）
面对父亲的理性和温柔，罗丝仍坚持带人偷盗父母的庄园。被捕后，她在法庭上对证人席上的父亲说：“我爱你，爸爸，如果有任何危险威胁到你，我会挡在你和危险之间。但我恨你所代表的一切。”（Heiress：65）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她与兄弟有一定联系，但她坚决阻止自己的儿子去英国见外祖父母，在对儿子的培养上，她极力强调天主教和爱尔兰语这些典型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元素（Heiress：196-197）。
福斯特在其带有集体传记性质的历史著作《鲜活的面孔：爱尔兰的革命一代，1890—1923》中指出，传记对革命历史研究是一种有效补充，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思想同样重要，人们可以通过个人传记以及他们的理论来观察革命过程。罗丝的故事无疑可以帮助我们观察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内部组织及理念的演变。
依据《非凡人生》，在20世纪70年代，罗丝并没有被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接受，而是被视为可疑分子或是笑柄。1972至1973年，她频繁前往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试图与临时派取得联系，向他们提供武器，但遭到冷遇。当时临时派的资金和武器主要来源于美国和南爱尔兰政府。事实上，罗斯与临时派的唯一联系似乎就是男友加拉格尔。肖恩·奥哈根在为《非凡人生》撰写的书评中总结，罗丝一直被那些“特立独行的男性准革命者”（maverick male would-be revolutionaries）所吸引。的确，希顿、加拉格尔和莫纳汉都是像她一样的狂热分子。希顿入狱后不久，罗丝便遇上加拉格尔，开始了他们的战斗情谊。加拉格尔在爱尔兰共和军组织里是以疯狂和大胆知名的异类，常常不顾领导层的意见而自行其是，因而获得了“疯埃迪”的绰号（Vermeer：199）。他很像剧作家马丁·麦克多纳在《伊尼什莫尔的中尉》（The Lieutenant of Inishmore，2001）中塑造的疯子帕德雷克，是爱尔兰共和军组织厌恶和畏惧的角色。1974年，罗丝在加拉格尔怂恿下实施了斯特拉班投弹案。尽管有一名临时派成员帮助制作炸弹，但爱尔兰共和军并未批准过这次行动。（Heiress：79）
如果说投弹案是向英国领空发起挑战的象征行为，那么拉斯博罗艺术品劫案则与1973年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制造的爆炸案有关。20世纪70年代，临时派除在北爱尔兰袭击英国军队、忠诚派准军事组织之外，还把目光转向英格兰本土，尤其是伦敦。他们认为，英格兰公众对爱尔兰发生的死亡事件反应不大，但对本地袭击反应强烈，正如这次爆炸案的主要成员玛丽安·普莱斯所说：“爱尔兰人的死似乎无关紧要”，所以为了使武装斗争成功，就必须“将其带到英国统治的核心”。（Armed：163）
1973年3月，多洛尔斯和玛丽安·普莱斯姐妹带领另外两名临时派成员在伦敦引爆4枚汽车炸弹，导致1人死亡、250人受伤。普莱斯姐妹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女战士代表。在传统的爱尔兰共和军序列中，男性通常主导暴力和武装战斗，女性则承担照料和看护工作。普莱斯姐妹打破了这种性别分工。被捕入狱后，她们为争取政治犯身份，像所有男性成员一样进行绝食抗议，忍受了长达二百多天的强制喂食（Heiress：86）。普莱斯姐妹的事迹被媒体大肆报道，惊动了英国政府，以至于时任工党内政大臣的罗伊·詹金斯表示：
［普莱斯姐妹］是可以被塑造成爱尔兰烈士的那种人：两个年轻、苗条、黑发的女孩，虔诚却又致力于恐怖主义。我想到了1920年科克市市长特伦斯·麦克斯威尼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绝食致死时所引发的暴力反应。如果一名市长，同时也是学者/诗人，能引起如此大的报复浪潮，这些充满魅力的爱尔兰姑娘的死亡后果是无法估量的。（Qtd. From Armed：164）
普莱斯姐妹的行为激励了很多人，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也乐于宣传她们，罗丝因此决定通过抢劫名画来迫使英国政府同意她们的要求。这次行动如同投弹案一样，显得十分幼稚、鲁莽：其一、他们照例没有与组织沟通，是独狼行动；其二、抢劫的名画归贝特爵士私人所有，并不属于英国政府，无法达到胁迫目的；其三、普莱斯姐妹并不赞同这样行为，她俩委托父亲发表声明，敦促盗贼归还画作。（Heiress：102）因此，罗丝的投名状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为爱尔兰政府和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带来了困扰。对爱尔兰政府来说，史上最大一起艺术劫案竟发生在本国，无疑是一大尴尬。（Vermeer：170）对后者而言，面对如潮的新闻报道，临时派认为罗丝的行为纯属添乱，转移了人们对绝食抗议的关注，而警察为追捕罗丝一行人在全国设置的路障也干扰了他们的工作。（Vermeer：185）临时派高级官员达菲·奥康奈尔（Dáithí Ó Conaill）急于与罗丝撇清关系，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明确表示：“达格代尔博士不是共和运动的成员……她位于边缘。”（Heiress：106）
普莱斯姐妹，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罗丝的“边缘”地位在入狱后逐渐改变。她在狱中生下儿子鲁艾瑞后不久，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为孩子举行了受洗仪式，临时派核心成员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ness）成为鲁艾瑞的教父。（Heiress：135）1980年罗丝出狱后，定居都柏林，开始为新芬党周报《共和报》撰写文章并协助印刷。该报是共和派政治表达的喉舌，创刊于1970年，在20世纪80年代罗丝工作期间，几乎所有报道都聚焦于当时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在狱中的绝食抗议。（Armed：115）罗丝废寝忘食地工作，有时每天工作达20小时，只领取微薄的薪水。此时罗丝与共和运动的联系终于“正式”起来。她让儿子加入爱尔兰共和军童子军，接受共和派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如奥斯德里科尔所言，她不再是特立独行者，而是忠诚的追随者，“乐于在这个庞大机器的齿轮中工作”（Heiress：194-198）。
北爱尔兰历史学者理查德·英格利希指出，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与新芬党是同一个运动两个紧密联系的部分，力量此消彼长，但一直相辅相成。许多知名人物如亚当斯、麦吉尼斯等都兼具军队和政党职务。20世纪7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的军事行动是主导，但从80年代开始，新芬党的重要性逐渐增加，但共和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武装斗争与选票政治相结合的。（Armed：244-245）。因此，不难理解罗丝在为新芬党效力的同时，也参与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她代表爱尔兰共和军介入都柏林的缉毒运动。爱尔兰学者芬坦·奥图尔在《我们不了解自己：1958年以来的爱尔兰个人历史》中提到，80年代都柏林的“海洛因流行病”成因复杂，包括经济困境、国际毒品贸易活跃、本地犯罪团伙猖獗以及缺乏有效的毒品预防和治疗措施等。吸毒成瘾成为爱尔兰年轻一代面临的严重问题，很多家庭的孩子因吸毒过量死亡。由于当时都柏林警察办案不力，一些孩子父母请求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帮助，罗丝于是成为缉毒先锋。（Heiress：200-201）由此看出，尽管共和派在爱尔兰政府和群众中并没有受到太多欢迎，但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奥德里斯科尔在传记中提到，老百姓经常光顾新芬党办公室，希望他们能帮助解决邻里之间的琐碎纠纷（Heiress：222）。
1985年，罗丝认识第三位男友、临时派的传奇人物吉姆·莫纳汉。1987年，罗丝与莫纳汉组织出版了汤米·麦克凯尔尼（Tommy McKearney）的《历史问题》（Questions from History）一书。由于该书对爱尔兰历史关键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对共和主义叙事发出质疑，引起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不满。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教材和出版物触及临时派的敏感神经，这也是他们与正式派分裂的根本原因（Heiress：215-223）。
历史学家英格利希对爱尔兰共和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传统进行过深入分析。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就是社会主义者，他将共和斗争视为革命性的阶级斗争，立足于唯物主义解读爱尔兰历史，认为爱尔兰问题是社会问题，爱尔兰人民长期以来对抗压迫者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争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源的斗争。与此相对，另一位领导人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 Pearse）则是从不受经济关系影响的精神角度来解释爱尔兰历史。皮尔斯和康诺利是1916年起义的两大巨人，但在起义政治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前者而非后者（Armed：12-13）。在二三十年代的爱尔兰共和军中，以佩达尔·奥唐奈尔（Peadar O’Donnell）和乔治·吉尔摩（George Gilmore）为代表的一部分成员也试图将社会主义与爱尔兰共和主义结合起来，认为被压迫民族（爱尔兰）对抗压迫民族（英格兰）的斗争与爱尔兰内部被压迫阶级与压迫者之间的冲突密不可分。英格兰是为了经济利益统治爱尔兰，而维持这种统治的机制是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在爱尔兰对共和理想有真正信仰的人是工人阶级（Armed：48）。六七十年代的正式爱尔兰共和军（Official IRA）也奉行社会主义，试图团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工人阶级反对英国和资本主义制度（Armed：89）。社会主义思想在临时派的年轻成员中也颇受欢迎，但年长的成员因为天主教信仰而坚决反对。天主教在许多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对他们而言，天主教在背景、文化、语言、身份认同力方面具有无法取代的凝聚力，受其影响的保守主义一直压制组织内的左倾方向，亚当斯也是保守主义的一员。（Armed：129-131）
罗丝从不掩饰她的左翼立场。20世纪70年代在伦敦救济穷人时，她希望能团结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爱尔兰共和事业，但很快发现他们大多忠于国家和女王，根本不可能加入爱尔兰的共和阵营。1987年，罗丝与莫纳汉在教育部组织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触怒新芬党，因此遭到排挤，于1989年退党，1998年才重新加入。（Heiress：231）
尽管被新芬党冷落，罗丝与莫纳汉在爱尔兰共和军中却举足轻重，因为他们一直在研发各种武器。爱尔兰共和军对武器研发要求严格，规定制弹者亲自试验成功后才能投入使用。莫纳汉和罗丝通常在梅奥郡的一座农场进行测试，那座农场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成为爱尔兰共和军武器测试基地。他们服从命令，只要组织需要，就会立即奔赴农场工作。（Heiress：223-225）。据《非凡人生》记录，他们研制的武器对爱尔兰共和军在80年代末、90年代的活动起到重要作用。比如，莫纳汉研制的迫击炮弹被认为具有很好的宣传效用，媒体会认为发射这种炮弹意味着常规战争而非恐怖主义活动。此外，爱尔兰共和军的炸药及其原料主要来自美国、利比亚等国，但数量有限，莫纳汉和罗丝利用农用机械部件和化肥等研制出威力强大的新型炸药。1991年5月，这种炸药在格伦安兵营外引爆，导致3名士兵死亡，11人重伤。次年，又被用于伦敦市金融区，造成3人死亡（Heiress：231-257）。他们研制的最著名的武器是一种名为“饼干发射器”的肩持导弹发射器，使用消化饼干来吸收发射之后的后坐力。这一武器现被陈列在伦敦切尔西的国家陆军博物馆。研制武器应该是罗丝在革命生涯中真正具有威胁性的行为，正如奥德里斯科尔所说：“罗丝·达格代尔没有直接杀人，但她间接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
《非凡人生》的最后六章将罗丝和莫纳汉的活动与20世纪90年代北爱尔兰和平进程、21世纪初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解散、解除武装的过程交织起来。在他们研发武器的同时，新芬党、忠诚派民主统一党（DUP）、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之间的政治斡旋从80年代后期就开始秘密进行，到90年代逐渐明朗。大卫·麦基特里克和大卫·麦维亚在《理解北爱尔兰问题：北爱尔兰冲突史》结尾处指出：“如果政治家或人民要从北爱尔兰问题中得出一个中心教训，那就是合作是创造新的更好时代的关键。”该著作记述了新芬党领袖亚当斯、社会民主与工党领袖约翰·休姆、忠诚派民主统一党领袖伊恩·佩斯利、英国首相约翰·梅杰、托尼·布莱尔、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等政治家的妥协、让步和合作。其中亚当斯在北爱尔兰问题前期支持武装斗争，后来却成为引导爱尔兰共和军摆脱暴力、走向新型共和政治的关键人物。当他在90年代初开始频繁使用“和平”一词时，许多人并不相信他的话，因为当时爱尔兰共和军的武装袭击还在进行。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了他的诚意。经过艰难的谈判，1998年《耶稣受难日协议》最终达成：除非未来在公投中大多数人投票支持爱尔兰统一，否则北爱尔兰将继续留在英国。协议还决定逐步释放冲突双方的囚犯，成立一个权力分享的议会，由联合派和共和派共同组成执政联盟。
从90年代亚当斯倡导和平解决北爱尔兰问题，到2007年和平时代到来，其间一些共和派成员持反对态度，他们感到被背叛了，多年艰苦的战斗被辜负。当年在伦敦制造爆炸案的玛丽安·普莱斯认为《耶稣受难日协议》是彻底的失败，愤然离开了临时爱尔兰共和军。（Armed：315-319）还有一小撮鹰派分子分裂出来，组建了“真实爱尔兰共和军”（the Real IRA）。依据《非凡人生》的记述，罗丝始终与组织保持一致，支持新芬党的各项决定。与普莱斯相反，罗丝认为北爱尔兰和平协议是新芬党取得的重大胜利，她赞同亚当斯的观点，认为爱尔兰统一可以通过民主政治实现（Heiress：282）。曾经鲁莽、偏激、好战的罗丝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她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例如，她在2008年参与阻止壳牌石油公司在爱尔兰农场修建天然气管道的运动；还经常批评新芬党变得过于中产阶级等。（Heiress：303-312）
晚年的罗丝，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罗丝·达格代尔的葬礼于2024年3月27日在都柏林格拉斯尼礼拜堂举行。在风笛声中，她的儿子鲁艾瑞和其他人抬着盖有爱尔兰三色国旗的棺木缓缓进入。新芬党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包括亚当斯，都出席了葬礼。前新芬党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马蒂娜·安德森在致辞中回忆了达格代尔从“特权背景出身到成为共和斗争核心”的旅程，并表示：“罗丝的遗产将永远与爱尔兰的自由斗争交织在一起。”新芬党议员安格斯·奥斯诺达宣读悼词时称：“罗丝对当权者来说是个谜。他们无法理解，有人会为了帮助大众而背弃特权。”奥斯诺达还表示，达格代尔与英国人柴尔德斯一样，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爱尔兰“英雄”之一。鲁艾瑞的教父麦吉尼斯已去世，他的儿子在互联网社交平台X（前推特）上发布罗丝照片悼念她，称她为“共和传奇”。
罗丝葬礼，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罗丝最终得到爱尔兰共和派如此高的评价并不奇怪，一是她的确为共和事业贡献了一生；二是讲好她的故事有利于新芬党的形象。与此同时，英国媒体的讣闻报道仍集中在叛逆贵族和艺术品劫犯等吸引眼球的叙事上，且不乏“恐怖分子”的标签。最尖锐的批评来自社交媒体，不少人指责爱尔兰官方媒体以及电影《巴尔的摩》美化了她。一名女士在X上写道，她的妹妹死于一次爱尔兰共和军袭击，她表示罗丝“不是反叛女英雄”，而是“一个恐怖分子、炸弹手和凶手。想想她所有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像她那样自然死亡”。
对罗丝的评价如此两极化，主要原因在于她与爱尔兰共和军的关系。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是否是恐怖主义组织？作为成员的罗丝是否是恐怖分子？对此，大众媒体、民间和学界均无定论。爱尔兰共和派拒绝将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定义为恐怖主义，而称其为对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抵抗斗争”“军事行动”和“战争”；而共和派之外的观察者则往往称爱尔兰共和军是“恐怖主义组织”“世界上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群体”等。
美国学者蒂莫西·沙纳汉在《临时爱尔兰共和军与恐怖主义的道德》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他首先指出，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本身就充满争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超过一百种定义。因此，讨论具体组织或现象前，需就恐怖主义的定义达成共识。沙纳汉提出的定义是：“恐怖主义是为了推进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经济或宗教议程，通过对目标群体进行战略性的无差别伤害或威胁，以影响受众群体成员的行为，从而有利于该议程的推进。”基于此，他认为，应该区别对待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行为，而不应简单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例如，在民用建筑、酒吧、火车站进行的无差别炸弹袭击是典型的恐怖主义行为；但对军事基地、政府部门的袭击以及1979年刺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表亲路易斯·蒙巴顿勋爵的行动则不属于此类。
北爱尔兰新教徒家庭出身的学者英格利希所著的《武装斗争：爱尔兰共和军历史》被公认为此领域的杰作。他在书中对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进行了更为平衡和温和的定性：“‘游击战’这一术语或许最能贴切描述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动，因为它既体现了战争的严肃性，又突出了准军事斗争的不规则性和小规模特征。这一术语避免了明显的价值判断，例如‘恐怖主义’这样的标签，更加中立和不带偏见。”（Armed：381）英格利希既通过分析指出临时派的暴力大多毫无益处，给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带来痛苦，但又批驳了那些对其“随意、狭隘的谴责”（Armed：384）。这种平衡、理性的态度值得借鉴，对罗丝的评价也应如此，需兼顾多重因素，包括她所处的时代、复杂心理、亲密关系以及工作关系等。诚然，她与福斯特笔下那些把爱尔兰当作舞台的英国“边缘人”一样，有典型的皈依者狂热和表演性人格，然而，罗丝也有动人之处：对革命信仰的坚持、改变世界的热情、对穷人的慷慨、对学生教育的投入、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以及对战友的赤诚。奥德里斯科尔在《非凡人生》结尾处这样总结罗丝的双重面貌：
罗丝的狂热在我们最后的采访中依然显而易见。正是这种狂热促使她放弃了大部分财富；与埃迪·加拉格尔合作，参与了“问题”时期最壮观、最堂吉诃德式的共和行动；在监狱中隐瞒怀孕；在都柏林街头与毒贩斗争……以及投入多年时间开发武器，导致无数死亡和受伤，伤亡者不仅包括英国军队，还有平民。
如果说狂热是她的常态，那么她对他人的吸引力也是如此。在我为本书采访的几十人中——托特纳姆的同事、利默里克的狱友、克隆达尔金的学生——没有一个人质疑过罗丝的真诚和善良。（Heiress：320）
在狂热的理想和具体的生活之间，罗丝既有令人不安的残酷又有异乎寻常的善良。相应地，我们对她、对那些英国的“边缘人”、对爱尔兰共和运动的看法也应该具有多重维度的认知。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5年第2期“区域研究”专栏，责任编辑：萧莎。前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https://www.nssd.cn/）可免费下载全文。
责编：王纪睿 校对：郭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