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伊甸之东》是斯坦贝克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由于它对圣经叙事的明显挪用，论者多倾向于对其进行“非政治化”解读，认为它旨在探讨具有普世意义的善恶之选。这样的解读并未揭示作者的真实意图。本文以小说中的伊甸园幻象为切入点，从三个层面考察小说文本与相关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联：首先讨论小说如何将故事发生地萨利纳斯河谷作为人间天堂的象征之地；其次将小说书写的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的历史，解读为花园神话的双重破灭；最后指出该隐神话在影射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黑暗现实的同时，也是冷战初期政治现实的隐喻。作为斯坦贝克文笔生涯重要转折期的作品，这部小说在表征策略上避免直接介入政治现实，明显有别于作家三四十年代以意识形态为显著特征的写作。这既是斯坦贝克在冷战初期特殊政治气候下为洗脱“红色”嫌疑不得已而做出的改变，又是他注重实验性创新性的文学实践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 约翰·斯坦贝克 《伊甸之东》 花园神话 该隐神话 政治隐喻

《伊甸之东》(East of Eden，1952)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篇幅最长、“最雄心勃勃、最为复杂”的作品，但它问世后很长时间未能像《人鼠之间》抑或《愤怒的葡萄》那样广泛流行并获得美国文学经典的地位。2003年6月，美国当红黑人明星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在脱口秀节目中称《伊甸之东》是她最喜爱的经典作品之一，这可以说是这部小说获得过的“最高赞誉”。在此之前，除了在其出版之初和根据其部分内容改编的电影发行后引起短暂强烈反响外，《伊甸之东》几乎一直被大众忽视。小说面世之时，它似乎承载着人们对斯坦贝克的一种急切却不切实际的期待。由于这种期待未能得到满足，评论界便迅速抓住其所谓的“短板”横加指责，比如，曾经对斯坦贝克几乎所有作品都报以赞赏的《纽约时报》虽对《伊甸之东》“善恶之选”的主题大加赞赏，却暗示其被“过度夸张的情节所损害”。早期评论对《伊甸之东》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在其出版后20年间，很少有学者愿意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甸之东》缺乏学术关注的情况开始大有改观，其作为斯坦贝克经典作品的地位已得到确认。有论者甚至断言，斯坦贝克研究的“聚光灯将会缓慢但确信无疑地从《愤怒的葡萄》转向《伊甸之东》”。

约翰·斯坦贝克，图片源自Yandex

作为“撞响斯坦贝克生命交响乐之和弦的‘大部头’”，《伊甸之东》如作家自己所言，在“方法、形式、格调、语境”方面都极具“创新”性。斯坦贝克写作这部小说时，正值他文学生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期。在《愤怒的葡萄》取得巨大成功和引发激烈争议十余年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写作需要彻底变革。除了个人遭遇外，当时社会变迁的影响也是促使作家进行变革的重要因素。这部斯坦贝克自称“用尽所有招数”写成的作品，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与其先前作品明显不同。由于小说中“直接而明确地重述亚当和夏娃以及该隐和亚伯的故事”，研究者普遍认为其主旨是探讨作为个体的人在面对善与恶时是否能“做出正确的抉择”。这种“非政治化的”解读既未充分考虑到《伊甸之东》与它表征的时代以及与它创作的时代之间的复杂关联，又未顾及小说中那些有关“西部拓居、内战、印第安战争、华盛顿的政治运作和现代化影响下城乡生活”的描述。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斯坦贝克的“重要作品中以各种变体和表现形式占据重要地位”并最终在“《伊甸之东》中臻于成熟的伊甸园幻象”为切入点，通过对小说文本与相关社会历史语境之间互动关联的考察，解读这部“刻意为之的象征性作品”，以揭示它对美国政治现实的隐喻意涵。

斯坦贝克是以书写萨利纳斯河谷，即所谓的“斯坦贝克之乡”而著名的作家，可是将整个河谷都纳入其中的作品却唯有《伊甸之东》。这部小说的创作渊源可上溯到差不多其问世之前20年。早在1933年，斯坦贝克就宣称自己想讲述整个河谷的故事，希望它能成为“世界之谷”。对后来那些一心推销萨利纳斯河谷娱乐项目的人来说，世界之谷可谓一个十分诱人的概念，可是在斯坦贝克那里，世界之谷所暗示的意义则与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地方”概念相关。

《伊甸之东》封面及1955年影版剧照，图片源自Yandex

地方因素一般都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这是因为“个体的自我发现过程常在与地方的关联中得到实施”。在政治地理学领域，地方可以被设想为一个关乎“当地人”、“地点”和“地方意识”的问题；它“将自然因素、社会关系和意义(精神、思想、符号)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在地方之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地方被更笼统地界定为“人们使之变得有意义的空间”，并因此逐渐成为一种属于“社会构建”的概念。也就是说，地方可以用来描述从大到国家、小到房间角落的不同规模和大小的空间。在这种意义上，一个地方可以包含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种感官刺激，每一种感官刺激都受到“乡土、宗教、政治身份”以及“其他文化动因”的影响。地方之所以对理解文学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就在于“所有的艺术都蕴含其产生之地的地方精神”。所谓地方精神，通常指特定地点的特有本质和特征，由其自然环境、文化历史和人际互动等因素塑造而成，是“比地理意义更神秘的概念”。地方精神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非物质性，它使得一个地方与众不同，往往能唤起其栖居者的归属感、怀旧情绪等，可以理解为镌刻在其栖居者心灵中的情感和文化印记。

研究者普遍认为，对斯坦贝克及其作品的考察，必须考虑“他出生于萨利纳斯河谷并在此长大成人这个事实”。萨利纳斯河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县，素以“富饶肥沃”而闻名，是“花园在作家想象中占据突出位置”的原因所在。斯坦贝克“从童年时代起就对这个河谷世界的地方精神特别敏感”，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受到这里独特的地方精神的滋养，觉得整个河谷都溶于自己的血液之中。关于自己的生长之地，作家于1933年给出版商的信中有如下描述：“我的故乡不同于世上任何其他地方。它似乎是一个孕育神奇之地……我生于斯，我的父亲亦是如此。我们的躯体来自它的土地——我们的骨骼来自我们自己群山的石灰岩，我们的鲜血是由这片土地的果汁蒸馏而来。我现在要对你说，我的故乡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地。”这些文字虽然朴素，却饱含斯坦贝克对自己故乡的深厚情感。

在斯坦贝克的虚构作品中，萨利纳斯河谷不仅具有地理意义，更蕴含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象征意义。如果将其视为加利福尼亚乃至美国整个西部边疆的缩影，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西部边疆曾象征文明重建的希望，是“具有神话力量的应许之地”。这正是源自圣经《创世记》的花园神话(或曰伊甸园神话)与边疆神话存在关联之处。诚如一位论者所言，“假定在边疆之外有无限多的肥沃土地在等待人们去开发，这就是‘自由土地’这一概念在第一批移民进入密西西比河谷后一百年间所具有的含义，也是‘花园神话’的思想基础”。随着西部边疆逐步被开发，西进运动也成为社会进步的象征。基于这一观念，西部常被视为“美国梦”的同义语。然而，在斯坦贝克生活的时代，作为西进运动“逻辑终点”的加利福尼亚，已不再承载重新开始的理想。随着边疆的关闭，这片早已被人类的贪婪污染的所谓“应许之地”，留存的“只不过是虚幻而痛苦的梦想”。斯坦贝克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不仅在作品中反复表达这一观念，且通过逐渐远离故乡的生活表明自己的态度。可以说，他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怀揣对应许之地的憧憬，然而一旦他们踏上那片土地，就会发现那里非但不如期望般美好，而且还令人失望、危险丛生。

萨利纳斯河谷，图片源自Yandex

斯坦贝克的小说通常以对自然环境的生动描写开篇，这些描写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过许多其他作家的小说”。如作家在创作《伊甸之东》时于《小说日志》中所言，“我想详细但却非面面俱到地描述萨利纳斯河谷，以便能产生一种真情实感。描写应该有景有声，充满活色生香，但是却用简单的语言写出来”。在《伊甸之东》中，萨利纳斯河谷既是所表现的对象，又是小说叙事得以实现的地理空间，其开篇部分对这片河谷的全景描述及诠释，对理解它的这种双重属性至关重要：

这段斯坦贝克笔下“最富有诗意的”文字，一方面是对地形地貌、自然风光的客观描述，另一方面则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地理空间个性化、浪漫化的评述，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东部与西部的鲜明对比。两道山脉合抱之中的河谷，包含着欧洲移民对北美大陆的殖民史。在《伊甸之东》中萨利纳斯河谷就相当于是“这整个国家的微观世界”(JN：63)。从小说开篇的景物描写和随后叙述者对萨利纳斯河谷历史的回顾中，可以感受到早期美国拓荒者灵魂深处的西进动力。斯坦贝克在此暗示的是，两种极端对立的情感“源自人的内心深处，代表人的意识中某种深邃且必然的力量”。东部与西部的对比深化了这个地方的象征意义，“一明一暗两道山脉”更是“象征性地勾勒出河谷中善与恶的斗争”，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

《小说日志》封面，图片源自Yandex

据《伊甸之东》的叙述者所述，居住在萨利纳斯河谷的移民多半是穷人，但也有不少在别处变卖家产来到此地的富人。前一种人的代表塞缪尔·汉密尔顿是以斯坦贝克外祖父为原型塑造的人物，属于美国文化想象中“长期充当花园神话主人公”的那种“身强力壮的自耕农”。他和妻子原本是北爱尔兰不怎么富有的普通农民，他们于19世纪70年代跨越大西洋经美国东部来到西部。“按照惯例”，他们加上尚未出生的孩子最初只领取到四分之三平方英里“贫瘠干旱”的土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农场，后来随着九个孩子相继诞生，农场也持续扩大到“1760英亩”。(EE：9)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亚当·特拉斯克则是另一类移民的代表，他手中有钱，买下这里最好的土地准备改造成花园，以“开始新的生活”(EE：13)。这两种类型的移民也有某些共同特质：“他们相信自己、尊重自己作为个体的价值，因为他们毫不怀疑自己是有价值、有道德潜力的个体——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将自己的勇气和尊严托付给上帝，然后又反过来从上帝那里获取回报。”(EE：12)

《伊甸之东》中人物的活动轨迹随故事情节的进展呈现两个不同方向。一个方向是第一代移民先后来到萨利纳斯河谷的农耕区建立农场，为的是在这片原本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自由追求幸福和实现天性。另一方向是第一代移民及其后代后来相继离开农场，来到河谷下游的萨利纳斯市乃至河谷以外的城市，形成与先前方向相反的迁徙。反向的两次迁徙，既构成《伊甸之东》的叙事框架，同时又具有文化象征意义：一方面，它象征自1607年开始的西进运动；另一方面，它也象征边疆关闭后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美国人进入城市和走向东部的过程。西进运动代表着对新资源的探索和对荒野的驯化，这一进程在1890年美国宣布西部的未开发土地不再允许自由开垦后告一段落；而后续的城市化、工业化迁徙，则可以视为西进运动的反转，即美国人为寻求工作机会和新的生活机遇进行的逆向迁徙。

斯坦贝克在《小说日志》中写道，《伊甸之东》“可以恰当地称为历史而非小说。虽然它的形式非常紧凑，但是我意在使它看起来具有历史的无形性”(JN：23)。这充分说明《伊甸之东》是与《愤怒的葡萄》一样的历史小说。只不过这一次斯坦贝克讲述的不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而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期间的历史。对于这段以技术进步和社会巨变为显著特征的历史时期，史学上称为“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19、20世纪之交，“美国人见证了标志着一种崭新现代性的惊人的快速变迁”，“这个时代的积极推动力，在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城市，以及丰富的工业产品和服务业中显而易见”。然而，正如马克· 吐温与查尔斯·华纳合著的小说《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1873)所表现的那样，19世纪后期也是美国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分化加剧、腐败现象泛滥的时期。正因如此，美国社会在镀金时代面临的诸多危机便在世纪之交催生出以“旋风似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为标志的所谓“进步时代”。为了艺术性地书写这段历史，斯坦贝克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互为补充的叙事视角以及超越时代的“元小说元素”，既实现了“对美国基础神话以及美国西部神话的去神秘化”，又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对这一特定时期之“无形”历史的构建。

《镀金时代》封面，图片源自Yandex

《伊甸之东》第一部主要追寻亚当在“镀金时代”后期东游西逛的足迹，意在用没有明确目标的流浪表现年轻一代无所追求、精神萎靡、青春蹉跎的人生经历。年少时，亚当和父亲、继母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弟查尔斯生活在自家农场，他因受到父亲偏爱常遭查尔斯打骂，有一次差点丢掉性命。父亲一心培养他，强行送他参军。在骑兵部队服役期间，他曾违背自己意愿参加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波针对印第安人的军事行动。可是十年军旅生活既没有培养出他的责任感、使命感，也没有让他获得任何谋生能力。亚当两度服役，期满退役后又在外游荡多年。他返回家乡与留守农场的查尔斯相聚时，才得知父亲已在华盛顿去世并留下数额惊人的遗产。亚当不安于农场生活且很难与查尔斯和睦相处，便经常借故外出旅行。后来有一天，来自马萨诸塞州某个小镇的凯茜气息奄奄爬到他家门前。他不顾查尔斯反对接纳她，悉心照料她并娶其为妻。可是新婚当晚，凯茜却用药物让他沉睡，自己爬上查尔斯的床头。小说中的“镀金时代”就在这种荒唐不堪的场景中落幕。

与亚当的经历相比，小说中更能体现镀金时代拓荒精神以及其“金玉其表败絮其中”本质的，是着墨不多的塞缪尔和赛勒斯，汉密尔顿家族和特拉斯克家族的家长。作为汉密尔顿家族首代移民，塞缪尔是开垦处女地的能手，可是在贫瘠缺水的土地上他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得沦为有钱人的帮手。赛勒斯是东部特权阶层的代表，当兵仅六个月便拖着半条假腿回来。这位生性豪爽、放荡的列兵回来时已身染淋病，以至于刚生下亚当不久的妻子被传染后羞愧自尽。他编造从军经历，让人以为他是“林肯最亲密、最暖心、最可靠的朋友”(EE：18)，并且凭借在报刊上发表的军事文章逐渐成名，最终到华盛顿成为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负责人。靠谎言和机遇上位的赛勒斯是个利欲熏心之徒，他不仅试图利用职权为第二次入伍的亚当安排“锦绣前程”，甚至还贪污巨款中饱私囊。他的谎言和罪恶直到他死去都没有败露，人们将他当作英雄顶礼膜拜，为他送葬的车队有半英里长，甚至副总统也亲自参加了其葬礼。(EE：63)赛勒斯的人生经历表明，马克·吐温所谓“最近溜进我们政治中的令人羞耻的腐败”在当时十分普遍，甚至影响到联邦的每个州和所有疆域。

《伊甸之东》大部分篇幅是从第二部开始的有关进步时代的叙事。不过小说文本不仅略过了进步时代的大部分时段，而且从表面上看，其所讲述的故事与“美国历史上最充满活力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时期”亦无太大关联。当然，透过小说中人物生活方式的变化，不难感受到历史潮流的奔涌和世事变迁。第二部开始时，亚当带着父亲一半的遗产和将自己的农场份额低价转卖给查尔斯而获得的财富，携同凯茜前往西部。与西进运动高歌猛进时期乘坐四轮马车前往西部的拓荒先辈不同，他们是在那些描述美丽富饶西部的广告和宣传品引导下，从纽约搭乘横贯北美大陆的火车来到萨利纳斯河谷的。经过细心考察后，亚当买下河谷腹地原本属于西班牙贵族后裔的一片农场，欲将其改造成花园，以便和妻子享受田园生活。然而，亚当的美梦很快化作泡影。凯茜生下双胞胎儿子之后不久便离家出走，到萨利纳斯市的妓院重操旧业。亚当自此一蹶不振，再也不提将农场改造成花园之事。他将孪生子迦尔和阿伦交给中国厨师老李照顾，自己整日生活在恍惚之中。十年的时间一瞬即逝。转眼到了1912年，亚当到萨利纳斯市参加塞缪尔的葬礼，然后来到已身为妓院老鸨的凯茜处，与其进行最后切割。此后，他仿佛获得重生一般，不仅买了时兴的福特牌汽车，而且还关心起儿子们的成长。他在萨利纳斯市买下房子，将农场出租后举家搬进城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亚当到县征兵局任职，负责审查入伍人员资格，他“努力、诚实而伤心地”从事这项工作，因为他觉得自己“输送到军队去的年轻人等于是被判了死刑”。(EE：520)1915年底，处于青春期的迦尔渴望父爱，便借钱从事战时大豆期货投资，欲把赚得的大笔金钱当作感恩节礼物送给父亲，但是亚当认为钱的来路不够光彩，拒绝接受。迦尔将此归咎于父亲对弟弟阿伦的偏爱，一气之下带着从斯坦福大学回来过节的弟弟去见凯茜。阿伦不堪接受母亲是妓院老鸨的现实，遂虚报年龄参军奔赴欧洲，结果战死沙场。亚当闻讯，突发中风去世。故事至此戛然而止，进步年代的叙事就此画上句号。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初，虽然大规模的西进运动已成历史，但美国最西端的加利福尼亚依然对移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人们相信它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应许之地，任何人都可以去那里“重新开始”。此外，自从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开通，旅行的便利以及作为该州最大土地拥有者的铁路寡头为吸引劳动力而散布的“极具诱惑力的广告”，也是吸引移民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重要原因，虽然很多时候这种迁徙最终都成为“得不偿失”的赌博。根据《伊甸之东》的叙述，亚当带着凯茜于世纪之交来到萨利纳斯河谷，这是告别“那个腐败的世纪”、翻开“新篇章”的标志。(EE：130)在这种意义上，亚当从康涅狄格州前往萨利纳斯河谷之旅，可以理解为进步时代的“美国亚当”向西迁徙的象征，其目的地就是他从未真正抵达的“伊甸园”，而他将农场改造成花园的想法，则是已经镌刻在美利坚民族心底的花园神话的具化。这意味着在无所事事多年之后，亚当终于在即将迈入中年门槛时找到人生前进方向，梦想着要像无数西迁的前辈那样将花园神话变成现实。正如他对帮他踏勘农场水源的塞缪尔所言：“我要把这片土地改造成花园。你要知道，我的名字是亚当。” (EE：169)这番话既表达他对美国亚当的认同，又是对花园神话影响力的彰显。在美国的历史语境中，花园神话与西进运动密切相关，表达了美国人在西部建立农业乌托邦的田园理想，其实现的先决条件是可以自由开发的肥沃土地。有论者指出，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神话比“美国亚当穿越无穷无尽的子午线”的神话“更强大”：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伊甸园般的乌托邦”，在那里他可以想象自己“摆脱了自然的限制、社会的负担、历史的含混”。在美国主流文学作品中，美国亚当这一形象常被描绘成“一个从历史中解脱出来的个体，他欣然摆脱祖先的束缚，不受任何影响和牵制”，是“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我驱动的个体”。

美国学者E.E. Callaway论证《圣经》伊甸园的位置在佛罗里达州，图片源自Yandex

斯坦贝克笔下的亚当堪称“美国文学中最鲜明的亚当形象”，他因“盲目拒绝看清邪恶而毁掉或损害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与塞缪尔不同，亚当并不缺少实现花园神话的物质条件。他买下的农场土地肥沃且地下水源丰富，加上塞缪尔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的支持，实现花园神话对他而言本该易如反掌。然而，亚当却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他来到西部时，支撑花园神话的田园理想已经遭到城市化、工业化的无情碾压；再就是他建造花园的目的是取悦凯茜，而凯茜却视花园神话为精神控制。亚当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为自己构建的虚幻世界里；当初他在悉心照料凯茜、仁慈地满足她每一个需求时，就已经把尽力照顾她视为自己毕生的目标。正如故事叙述者所言，“无论凯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都让亚当感到自豪”；“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一幅美丽而温柔的画面，一个甜美而圣洁的女孩，珍贵得难以言表，纯洁且充满爱心”。(EE：133)由此可见，亚当的问题在于他太过沉迷虚幻世界而无法面对现实，即便是凯茜用枪打伤他并决绝地自我放逐，也没能让他清醒过来。

“理想的开拓者之父”塞缪尔的死，终于让亚当彻底放下虚幻的花园神话。他试图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不仅投身于现代社会消费大潮，还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贸然投资蔬菜冷藏运输，结果几乎败光家底，最后因心爱的儿子死于战场而走向人生终局。如果说亚当来到西部追求不合时宜的花园神话失之于其目的的虚幻性，那么他融入时代走向城市的反向迁徙也不得善终，则是因为这种反向迁徙的目的实际上是花园神话的一个镜像。这就意味着以“精心打造的历史性”为重要特征的《伊甸之东》，在讲述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历史的同时，从两种不同的方向诠释了花园神话的覆灭。这一诠释的社会批判意义在于，它既揭示了花园神话的虚幻本质，又暴露了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寡头资本虚假宣传的严重危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凯茜都是败坏花园神话、导致亚当人生悲剧的关键人物。

从斯坦贝克的整个创作生涯来看，《伊甸之东》是“他自30年代初以来一直思考的有关人类和人际关系的道德观之焦点”。故事叙述者在第四部的开篇说：

上述文字表明，《伊甸之东》重在彰显善恶之间的抉择，这种抉择的必要性在前文引述的小说开篇象征性的描述中业已确立。这部小说“最引人入胜的特质之一”，便是“将圣经《创世记》中该隐与亚伯的故事移植到美国西部”。小说书名亦来自这个故事：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生下该隐和亚伯两个儿子，该隐出于嫉妒杀死亚伯；上帝为惩罚该隐令其漂泊流浪，于是该隐离开上帝，去往伊甸园东边的挪得之地；上帝为让他免遭伤害，便在其身上留下标记。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是“定义西方文化的神话之一”，因此具有“非凡的持久性和广泛的吸引力”。不过，斯坦贝克挪用这个故事，是为了“将其作为衡量我们自己的尺度”(JN：104)，也就是说，作家意在将这个故事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关联起来，并用它作为现实生活的镜子。

珀尔·怀特与电影The Perils of Pauline《宝琳历险记》，图片源自Yandex

在《伊甸之东》中，该隐与亚伯的“戏码”先后发生在特拉斯克家族两代人身上。不过，查尔斯和迦尔虽曾作恶，但都算不上真正的邪恶之人，因为他们在道德上尚有可取之处：查尔斯很看重与亚当的兄弟之情；迦尔也因带阿伦去见凯茜后悔不已。善与恶的道德抉择在他们那里乃是自由意志的一种体现。虽然可以认为作家意在通过善与恶的抗争“揭示居于美国梦核心的道德模糊性”，但这也许并非斯坦贝克的最终意图。他在写作中一度打算用“该隐标记”(Cain sign)作为小说标题(JN：83)，说明该隐式人物(Cain figure)对理解《伊甸之东》非常重要。根据小说的叙述，查尔斯和凯茜的额上都有“该隐标记”，前者是在自家农场干活时被铁棒砸中所致，后者是被其以前的老板兼情夫爱德华兹毒打后留下的。如果说亚当到加利福尼亚之前的不如意与查尔斯有很大关系，那么小说第一部结束时查尔斯与凯茜的苟合，则可以解读为查尔斯将自己的该隐身份让渡给凯茜的象征，因为该事件之后，他就从叙事中彻底消失，直到多年后传来他的死讯。凯茜既是夏娃又是该隐的混合身份将原本“相互关联的”花园神话和该隐神话合成一体，是“对整个小说的象征性结构起关键作用的人物”。

西方文学中反复出现的该隐式人物通常表现为三种不同形态，其中一种“代表令人憎恶之他者”的，被称作“怪物该隐”(monster Cain)。凯茜便属于这一种，她一生可谓“作恶多端”：十岁时引诱男同学进行性实验；上中学时设计令其拉丁文老师自杀身亡；十六岁时放火焚烧深爱她的父母并伪造自己的死亡；隐姓埋名做妓女并成为妓院老板情妇；枪击丈夫并抛弃刚生下两周的儿子；毒死视她为心腹的妓院老鸨费叶并取而代之；将原本口碑不错的妓院变成西部最臭名昭著的妓院；以性虐待和侮辱手段对有权势的男人实施勒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凯茜代表一股在世间肆虐的黑暗力量，是某种黑暗原则的化身。她是在命悬一线、需要保护的情况下，才违背自己意愿嫁给亚当并来到萨利纳斯河谷的。即便在亚当兴致勃勃要为她建造花园之时，她的心也从未在那里驻留。叙述者说道：“我已在脑海里勾勒出凯茜的模样：她安静地坐着等待分娩，住在她不喜欢的农场里，和一个她不爱的男人一起生活。”(EE：184)这似乎可以作为她后来断然抛弃家庭的某种合理解释，然而，在这种表面的合理性背后却隐含着作家书写这一人物行为的深层次动机。

《伊甸之东》中有较大篇幅描述妓院的组织运行模式及妓女生活。据叙述者所言，妓院不仅存在于美国东部，还与教会结伴来到西部。在萨利纳斯市，三家妓院都聚集在一条街上，虽然没得到公开认可，但是人们都能容忍其存在(EE：218)。讽刺的是，妓院的前老鸨费叶还因经营出色，“成为不断发展的萨利纳斯市一个可靠的、受人欢迎的公民”(EE：221)。在故事发生的进步时代，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卖淫业亦呈快速发展势头。当时人口过十万的城市和许多小城镇至少会有一个红灯区。人们认为，卖淫业很可悲，却又是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进步时代大部分时间，城镇的卖淫业不仅得到默许，还常将市政官员、政治机器、警察牵扯在内，与贿赂和腐败网络紧密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卖淫业曾一度成为城市服务业高度专业化的象征并得到了社会接纳。不过，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这种过去的“必要之恶”到20世纪初已成为“社会之恶”，其公开存在是“系统性社会危机的不祥征兆”。《伊甸之东》中对卖淫业的描写，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影射进步时代的某些黑暗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美国文化中花园神话日益特殊化的一种评注”。当然，《伊甸之东》中卖淫业情节的意义并非止步于此。要理解卖淫业叙事更深层次的喻意，还需要探寻小说诞生之时的战后文化，因为它反映的是那个社会与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女性在公共事务中的权力突然衰落，核心家庭的理念要求她们回归家庭相夫教子。战争期间，美国女性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填补服兵役的男性留下的岗位空缺，在各个行业为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就有人将青少年的犯罪和堕落与职业母亲对孩子的忽视联系起来，认为女性的爱国职责“不在工厂前线，而在家庭前线”。战争结束后，随着男性从战场归来并迅速抢占女性的工作岗位，要求女性回归传统角色的呼声日益强烈。50年代的美国更是以女性被困在令人窒息的性别角色之中而著称。与40年代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需求和60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相比，50年代是女性权利被深度抑制的十年。整个50年代，一种有关女性气质的迷思控制着美国人的想象，正如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所言：“女性的奥秘表明，女性的最高价值和唯一承诺乃是实现她们自己的女性气质。”这种迷思产生的文化土壤，是当时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男性气质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带来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的情形下，家庭似乎提供了一个远离外界危险的、安全的私人港湾。这种家庭生活以某种方式与外交政治相互映射，是当时美国奉行的“遏制”政策的直接产物。在这种意义上，核心家庭概念与《伊甸之东》中亚当所痴迷的花园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是为女性设计的温柔陷阱，也即弗里丹所谓“舒适的集中营”。

贝蒂·弗里丹与《女性的奥秘》封面，图片源自Yandex

《伊甸之东》的叙述者声称，他讲述的是“我的国家过去50年”的历史(JN：88)，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关乎“20世纪美国的历史，尤其是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历史”。斯坦贝克创作这部小说之时，美国经历了战后经济繁荣、消费文化兴起，正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紧张气氛的时代。冷战初期，美苏的核军备竞赛导致美国社会充斥着恐惧与敌意。面对核威胁时代来临的现实，美国人感到无能为力，普遍沉浸于家庭生活、宗教信仰和物质享受之中。随着好莱坞最终接纳“冷战”思维，各种类型的电影都被调动起来服务于国家政治，一大批“反共电影被炮制出来”，表现出“一种对局外人、未知事物、‘他者’神经质的迷恋”。科幻电影则更加出格，经常讲述基因变异的怪物和外星入侵者给地球带来灾难的故事，而这些怪物和入侵者通常代表“来自内部抑或外部的共产主义颠覆威胁”。

斯坦贝克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文化心理，并将其有机地融入凯茜的形象塑造中。《伊甸之东》反复强调凯茜的所作所为令人费解。在她首次出场之前，叙述者称，如果说“错乱的基因抑或畸形的卵子”能够“产生身体畸形的怪物”，那么它也会导致“精神的畸形”。在叙述者看来，她的长相看似“清白无辜”，实际上却是“大自然设下的隐蔽陷阱”。(EE：73)凯茜被认为是“美国文学中最令人难忘的肮脏和奸诈的人物”，她很小时就懂得，“性欲及其伴随而来的全部渴望、苦恼、嫉妒和禁忌，乃是最使人们伤脑筋的冲动”(EE：75)。尤其可怖的是，“凯茜的性爱武器给几乎与她有过交集的每个男性都造成伤害”。她对别人没有丝毫仁爱、善良、信任之心，除了与男人的性接触外，她与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真正的联结。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将控制他人当作能给生活带来秩序的唯一方式。被爱德华兹识破身份并遭其毒打几乎致死，是她仅有的一次身处“逆境”。但是很快，她就故伎重演，用假象骗过前来调查她被打案情的治安官，并弄得亚当对她神魂颠倒。她将“黑暗暴力”带到人间天堂萨利纳斯河谷(EE：146)，把美国亚当在应许之地建立理想社会的梦想打得粉碎。从斯坦贝克对凯茜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他意在使这个精神畸形的怪物与冷战语境下好莱坞科幻影片中的基因怪物产生关联。这充分表明《伊甸之东》并非如其表面看起来那样无涉现实政治。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伊甸之东》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征二战后的冷战偏执情绪。它围绕着以郊区中产阶级富裕生活为样板的核心家庭概念设置情节，将抛弃丈夫和幼子的凯茜塑造成病态的叛逆者，作为“20世纪中叶被某种渴望所煎熬的美国女性”的典型代表。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将斯坦贝克笔下“女性的需求和感情与她们被分配到的有限文化空间”之间的冲突理解为两个“偏执狂”大国在冷战初期对立的象征，那么凯茜所暗指的对象也就不言自明。这充分表明，《伊甸之东》的表现手法极为隐晦，它将圣经叙事中的善恶选择主题加以引申和改造，赋予其隐喻现实政治的功能。

斯坦贝克笔下的萨利纳斯河谷不同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在福克纳那里，虚构多于真实，但是斯坦贝克童年记忆中的风景，则是真实多于虚构。对作家而言，地方精神的重要性不在于对特定地方的描述，更在于将其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能力。由于冷战初期政坛的风云变幻以及二战后斯坦贝克内心的变化，他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接受崇尚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逐渐从一种对生活的集体主义愿景转向关注植根于传统观念中的创造性选择、个体意识和遗产传承等普世价值观”。与之相适应，斯坦贝克的审美思想和创作手法也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伊甸之东》中，他在小说形式上努力创新的同时，将亚当的悲剧人生置于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用该隐神话既影射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的黑暗现实，又隐喻20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风云。这种在小说文本中避免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的表征策略，与斯坦贝克三四十年代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写作存在天壤之别，是他在冷战初期为洗脱强加于他的“红色”嫌疑而不得已做出的改变。这虽然造成其创作生涯中显而易见的断裂，使他倾力“再续辉煌”的希望在有生之年化作泡影，却是他以实验性、创新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实践的生动体现。《伊甸之东》的创作过程既是斯坦贝克追溯美国西部扩张和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也是他自己在生活中离开西部毅然决然地走向东部的过程，更是他将对故乡的情感转化为隐喻现实政治的文学虚构的过程。不过，也许连斯坦贝克本人都始料未及的是，他童年记忆中曾引发无限遐想的“世界之谷”，到了他的文学虚构中竟然成了让他弃若敝屣的“伊甸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