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连阅读了15到20部现代西方(主要是美国)科幻作家的作品后，我产生了一种明确而强烈的欲望：要提出自己的未来图景构想，以艺术化的方式描绘未来，与这些在哲学和社会学层面站不住脚的作品截然对立……因此，促使我将这一久远构想付诸实践的，纯粹是一种论战的冲动。面对那些描绘毁灭性世界大战导致人类灭亡，或鼓吹资本主义将统治银河系数十万年的科幻叙事，我渴望以不同文明友好接触的理念与之抗衡。由此，“巨环”(我最初为小说拟定的标题)的主题逐渐成形。但随着创作的深入，未来人类本身成为书写的核心。

从这番话可以看出，叶弗列莫夫关于未来人类的美好构想，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冷战背景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在文明演进逻辑上的意识形态分野。《仙女座星云》同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时间机器》(1895)存在论战。叶弗列莫夫曾公开表示：“我的小说与威尔斯的个别作品存在论战，尤其是他的《时间机器》，那部作品悲观地描绘了人类‘衰退’和退化的图景。当然，我不仅与威尔斯论战，还向他学习了科幻创作的技巧和艺术。特别是他的《神秘世界的人》(1923，这是我最推崇的威尔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仙女座星云》的‘出发点’。”

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通过描写主人公操控时间机器穿越时空，对未来人类进行考察，揭示了人类文明在公元802701年的悲观图景。由于环境过于安逸，地表栖居的埃洛伊人虽保持着新古典主义的美学特征，体态纤长、肤色苍白、举止优雅，但其认知能力却明显退化，几乎丧失了劳动机能：“地上世界的居民由于过分安全的环境已开始慢慢退化，身材、力量和智力日渐衰退。”而深居地下的莫洛克人“就像人们在生物博物馆里看到的保存在酒精里的虫子和动物，颜色灰白，触手冰凉，令人恶心”，他们在维系地表族群埃洛伊人物质供给的同时，实施着以后者为食的暴力反噬。对此，有学者曾明确表示，在《时间机器》相互对立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中，未来“人类的身体退化危机是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的隐喻，也是威尔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及唯技术论的发展观的反抗”。

乔治·威尔斯与俄文版《时间机器》封面，图片源自Bing

相较于威尔斯对阶级分化和人类退化的悲观逻辑和讽刺批判，《仙女座星云》中的人类进化范式蕴含着明显的历史进步论和人道主义色彩。“新人”既代表着生物有机体的完美形态和人类对自我进化进程的科学操控，也反映出作家消除阶级对立的社会理想。到了巨环纪元，处于进化金字塔顶端的“新人”拥有着精力充沛的健康身体和可调控的心理力量。他们成功掌握了能量调控、化学重组、辐射干预及生物节律激活等科学技术，能够系统性消除生物进化遗留的病理学隐患，清除“人机体中的相互矛盾的生理结构”这一“衰老和疾病的根源”。与此同时，通过科学技术对不同优良基因的选择性组合，地球人类不断朝着更加完美的方向发展。因此，在未来地球人身上可以看到不同的种族特点：达尔的祖先是俄国人，穆文保留着非洲人的血统，科学家卡姆·阿玛特是印度人的后裔。这种基于群体遗传学的优生策略，不仅将生物进化重新定义为可调控的技术过程，更将技术提升为突破人类生物局限和种族界限的解放力量。

此外，在叶弗列莫夫构建的未来世界中，劳动形态的革新与阶级差异的消弭构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双重表征。巨环纪元的“人们可以随时变换工种，迅速掌握另外的职业，无止境地丰富劳动内容，并在这样的劳动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满足”。例如，画家卡尔特·桑曾在赤道非洲森林站进行过为期三年的艺术创作实践，之后转任邮政快艇机械师职务，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服务于大西洋海域的工业化作业系统，主要负责为漂浮于巨型金属筏体之上的捕鱼工厂、蛋白合成工厂及盐业加工设施提供邮件递送服务。这种从艺术创作到技术岗位的无障碍切换，既体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消除职业壁垒后形成的复合型劳动形态，也展现出劳动者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当劳动者能够自由转换职业，并不断拓展劳动维度时，劳动本身已从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状态，即劳动者与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及他人相疏离的境况，转化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产品回归劳动者的集体所有，劳动过程转化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本质在创造性实践中获得全面复归。与劳动形态转变紧密相关的是传统阶级结构的变化，巨环纪元的社会结构不同于《时间机器》中二元对立的阶级压迫形态，而是呈现为以经济委员会为核心，通过科学咨询网络(悲欢科学院、生产力学院、未来学科学院、劳动心理生理科学院)与另一核心机构宇航委员会协同运作的新型组织模式。

苏联著名科幻研究者阿·费·布里季科夫在其著作《俄苏科幻小说》中提到，叶弗列莫夫在向他提及美国作家埃德蒙·摩尔·汉密尔顿的《群星之王》(1949)时表示：“我欣赏其精妙的情节构思——汉密尔顿能让你从头到尾都处于紧张状态。我看到了一位非凡的天才，他能够自由地描绘星际世界的宏伟画面。然而，同样令我惊讶并深感不满的是，这位极具文学天赋的科幻作家竟无法想象出一个与他所生活的现实不同的世界。”俄罗斯学者弗·维·科米萨罗夫认为，叶弗列莫夫笔下的未来世界是汉密尔顿西方式未来构想的“对立面”，在《仙女座星云》中，叶弗列莫夫超越西方科幻小说中太空殖民的帝国逻辑，实质上与《群星之王》进行了一场有关意识形态的对话。《群星之王》的主人公约翰·戈登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他在科学力量的帮助下与2000个世纪后的银河王子交换了身体，并意外卷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阴谋与国家冲突。在未来，伴随科技的进步，地球人类成功迈向星际空间，并在多个星球上建起殖民地，但是由银河帝国、黑暗世界联盟与边缘星国相互制衡的星际王国并未走向统一，而是处于一种“星际无政府状态”，长期面临战争和冲突的威胁。同为未来世界，叶弗列莫夫在《仙女座星云》中构建的巨环世界则是一个消弭国界、阶级与私有制的和平的“全行星共产主义文明”社会。通过巨环信息共享网络，地球人类与外星文明形成了文明共同体。对于地球人类而言，“到新世界去的飞行，不是为了寻找和发现某些无人居住的、偶然自行存在的行星，而是人类沿着整个银河系有意识地一步一步的前进，是知识和生命美的胜利进军……”这两种宇宙社会模型从侧面反映出西方科幻小说与苏联社会主义科幻小说的显著差异：资本主义科幻文学侧重于借助灾难和危机叙事确证自由竞争秩序的“自然性”，而社会主义科幻则试图通过光明的理想社会想象论证人类进步的必然性。

埃德蒙·摩尔·汉密尔顿与《群星之王》封面，图片源自Bing

除此之外，两位作家的意识形态对话还体现在对未来人类特征的不同构想上。在《群星之王》中，2000个世纪后银河帝国里的未来人类仍然保留着人性的弱点：好战、私欲、贪婪等，这些人性特征仍是对“过去现实”的照搬。相较之下，叶弗列莫夫笔下的“新人”则表现出对人性进步的乐观态度，具有尼采的“超人”特征。《仙女座星云》中，人类通过基因优化，实现情感与理性的绝对统一，彻底摆脱个人的生物性欲望桎梏；主人公们不再受个人利益驱动，而是以“宇宙伦理”为行动准则。彼时，地球人的道德准则已突破个体生命的局限，升华为对宇宙文明的责任。“新人”将自己的幸福与全人类和全宇宙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你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可以经得起事业中这些变化的考验，这些事业上的变化也就组成了个人的幸福。”他们自愿将孤独的星际航行视为生命意义本身，即使深知自己注定葬身深空，却依然共同协作维系飞船运转，以便能将基因记忆与科学数据封存为后世所用。

两位作家在外星生命的构想上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汉密尔顿在《群星之王》中构想的外星生命是形态各异的类人怪物：“一位蛙形凸眼、满身绿鳞的类人生物；一名生有鸟喙的猫头鹰脸羽翼人；还有两个通体漆黑、肢体过多的蛛形身影。”叶弗列莫夫则在《仙女座星云》中描绘了与人类相似的美好的外星文明形态：“这是座用深红色岩石雕成的女人雕像，她扬着头，如痴如醉，双手伸向火焰般的天空。她完全可以算作是一位地球的女儿，她与我们的人类完全相同之处，以及雕像的惊人美丽，都是十分激动人心、活似地球雕塑家理想的体现。在她身上、面部和身体的每根线条，都代表了力量和灵感的结合。光滑的红色岩石塑像，从内部散发出一种奇妙的、神秘的、迷人的生命火焰。” 在叶夫列莫夫看来，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物，其形态具有高度广泛的适应性：既能承受复杂环境的压力，又具备与之匹配的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若外星生命具备智慧，其身体结构也必然与人类类同。由此，不难看出叶夫列莫夫在生物进化问题上的“趋同进化”观点与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二、《仙女座星云》中“新人”的社会关系本质

叶弗列莫夫的“新人”与俄苏经典文学中的“新人”书写同出一脉。俄苏经典文学的“新人”塑造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对“新人”形象的高度关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提出：“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即新的生产关系呼唤并催生“新人”。这种“新人”与“新型社会”辩证概念的提出，为“新人”的文学书写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在俄苏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实践和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1863)通常被认为是俄苏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新人”的小说。小说塑造了19世纪60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这一“新人”群体，回应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贵族与平民知识分子围绕俄国社会未来走向问题的激烈争论。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条件下，描写“新人”，即时代先进人物的任务日益迫切地摆到了俄国进步文学面前。于是，以拉赫梅托夫为代表的“能够采取果断的革命行动的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即真正的‘新人’”，取代了19世纪上半叶奥涅金型的贵族自由主义者式的“多余人”，为俄国人民提出了“怎么办”的具体方案，极大地鼓舞了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运动，列宁就借鉴这部小说的标题撰写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2)这一政治手册，论述了革命者先锋队在工人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性。此后，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家们接连塑造了巴维尔和尼洛芙娜（高尔基《母亲》）、莱奋生及其周围的群众（法捷耶夫《毁灭》），以及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无产阶级“新人”典型。这些无产阶级、共产党人、集体主义者等“新人”形象，回应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不同社会需求，承担着确立理想社会关系和劳动道德的文化功能。从俄苏文学“新人”形象的“发生”与演变中不难发现，“新人”不仅是一种文学形象类型，更是一种社会理想，它最独特的文学功能在于能引导人们按照“新”的历史信念、政治斗争学说和道德品格来创建“历史”。也就是说，“新人”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和浓重的理想性。同苏联文学的整体创作传统相一致，20世纪60年代科幻文学的主要任务同样是塑造由“新型社会关系”锻造出来的具有“新审美内涵”的“新正面英雄”形象。布兰迪斯和德米特列夫斯基强调：“苏联作家不像资产阶级作家那样满怀梦想地奔向未来，他们不仅把未来与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联系起来，而且把未来与包括人类意识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的最深刻变革联系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思想激发了我国作家的创作热情，引导他们的作品朝向积极向上、富有人文精神的方向。这一切在叶弗列莫夫的小说《仙女座星云》中得到了最生动、最完整的表达。”因此可以说叶弗列莫夫的“新人”构想继承了俄苏文学中的理想人格传统。

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怎么办？新人的故事》封面，图片源自Bing

在“解冻”思潮中，1956至1958年间苏联科幻小说的创作整体上仍然受到“可能性边界”的限制。而《仙女座星云》创作于1955至1956年间，其出版恰逢1957年初“解冻文学”思潮闸门逐步收紧。在这一时代语境下，叶弗列莫夫虽成功挣脱了“近景幻想”原则的枷锁，但也始终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和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向心力”的牵引。一方面，《仙女座星云》中“新人”形象的“积极正面”特质，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长期以来塑造“新人”的传统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相较于解冻时期大多数作家对斯大林时期的反思、对个体命运的人道主义书写，以及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叶弗列莫夫既未沉溺于对历史创伤的批判性解构，也未急于为现实困境提供简单化的解决方案，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要思想基础，试图站在更为遥远的未来建构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型，并以此对赫鲁晓夫时期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反思”氛围作出回应。

叶弗列莫夫的“新人”整体上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展开。叶弗列莫夫本人在同布兰迪斯和德米特列夫斯基交流时曾表示：“在立志写一部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未来社会科幻小说之后，我吸收了我们的现代性，但并没有像外国科幻小说和我国文学作品中通常描绘的那样，把它机械地转移到未来，而是相反，把它转移到过去，并从过去开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推导出未来……但对于《仙女座星云》……我把我们的现在视为遥远的过去……”在小说中，作家构建了一个超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状态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借小说中的历史学家薇达之口，叶弗列莫夫向读者介绍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历史：以阶级分化与意识形态对抗为特征的“分裂世界纪元”、从政治分裂过渡到全球统一政权的“和平团结纪元”、实现全球性生产与消费优化改革、人类生活质量大幅提升的“共同劳动纪元”，以及实现“全行星共产主义文明”的巨环纪元。不难看出，分裂世界纪元——那时“大大小小民族处于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敌视中，因而被各个国家所隔开”——对应的应是叶弗列莫夫所处的冷战背景下苏联和西方社会的对峙状态。这一设定映射了冷战时期苏联与西方的对峙格局及其历史局限性，而社会的进步则意味着人类必将超越民族隔阂与意识形态对立，迈向统一与合作。正如《仙女座星云》中所描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基于对抗和封闭的世界秩序最终被突破，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团结、理性和共同进步基础上的巨环纪元：

在巨环纪元，人类将进入一个以追求知识和创造力为核心、超越私有制与阶级对立的世界。那时，历史研究不再聚焦于暴力和统治，而是着重探讨人类如何通过思想和实践的结合，实现自我的完善与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大多数经典文学中主人公在革命历程、战争洗礼和社会建设过程中逐步蜕变为“新人”的成长型路线，叶弗列莫夫试图将“业已完成”的理想“新人”群像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俄罗斯学者列·盖·菲什曼曾指出：“叶弗列莫夫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臻于完美，他们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有着坚定的信念。他们的现在充满了创造力和喜悦，其未来可能伴随斗争和艰巨的任务，但几乎不会因对自身或事业的失望而感到迷茫。”而这种“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人”诞生于共产主义文明的物质与制度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正如薇达在描述人类社会历程时所言：“不消除贫困、饥饿和繁重艰苦的劳动，并进行经济的根本改革，那么按照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社会变革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经济改革要求有极其复杂的生产和分配的管理制度，而且没有对每一个人的社会意识的教育，经济改革也是不可能的。”可以看出，叶弗列莫夫将经济改革与“新人”社会意识的塑造视为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辩证过程。在社会到达共产主义形态之前，人类处于“技术性”社会，其发展依赖“机器、住宅、食物和娱乐”等物质条件，只有摆脱这种“物依赖”，“只有当共产主义到来之后才终于走上完善人自身的道路”。叶弗列莫夫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提出的人类社会的第三种形态高度契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人类社会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最初是个人对共同体的直接依赖，随后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而最终的发展方向则是以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共同生产能力作为社会财富基础的自由个性。叶弗列莫夫在小说中着重描绘了社会从第二种形态向第三种形态的过渡，他所塑造的“新人”正是在第三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下，实现了马克思所言的“自由个性”。

分裂世界纪元的人类社会仍存在对“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分，他们“利用复杂机构将自己希望保存的珍宝保护起来”，竭力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外界侵犯。而巨环纪元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扬弃了私有财产后，精神文明被“新人”视为最高追求，科学、艺术和文学取代金钱成为社会最珍视的财富，人类的精神境界也由此得到提升，浪漫主义精神被视为社会结构合理性的必要组成部分。于是，人类身上过剩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会转化为探索新事物的动力，并激发对生活现象的更高期待，使个体超越平凡日常，追求更深层次的精神满足。此外，叶弗列莫夫还设想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沟通方式——超越语言的第三感官系统。未来，语言的复杂性、修辞的繁复乃至言语的双关修饰都会逐渐消失，人类的交流将趋于直接、透明和高度精确。这种设定不仅是对未来社会信息沟通方式的一种想象，也体现了叶弗列莫夫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化愿景，即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仅不存在物质资料私有制，信息的隔阂与误解也将被消除。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和优化了“新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例如食物的合成化，使人类进一步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这种科技进步不仅满足了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还为个体的身体改造提供了可能，使人的寿命得以延长，并赋予“新人”更强健的体质，以适应未来宇宙探索的需求。在这一社会结构下，“新人”培育成为一项集体的社会任务，并被纳入未来共产主义的教育体系。叶弗列莫夫在小说中强调，“新人”的成长不仅依赖社会环境的变革，也需要与新型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教育模式。因此，合理组织的集体教育成为培养新人的唯一正确途径，社会不再容忍随意而不系统的培养方式。作家明确指出，每一个未能接受良好教育的人都被视为社会的失败，反映出大集体的责任缺失：“培养新人，这是一项细致的工作，需要个别对待和极其谨慎地处理。社会满足于马马虎虎、无计划培养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候把某些人的缺点只归罪于个人的天赋遗传性能。现在，每个教育不好的人都是整个社会的耻辱，都是一个大集体的痛心错误。”而“只有由经过专门训练和挑选的人对孩子进行集体的教育，才能创造出我们社会的人”。在“新人”培育方面，叶弗列莫夫还着重强调身体与精神的辩证融合，认为精神力量必须建立在强健、充沛的体魄之上，否则其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扭曲。正如小说中的心理学家爱芙达·娜勒所言：“如果心理力量是由健康的、精力充沛的身体所激发的，那才是正确的。”因此，未来社会将按照不断完善的社会和心理发展规律来组织个体生活。在这一框架下，人际关系建立在对责任、美与知识的追求之上，社会制度则围绕提升全人类的幸福感而设计。例如，小说中未来人类设立的“悲欢科学院”专门研究人类情感的发展，以确保社会成员能够在和谐共生的环境中实现自我提升和幸福。

此外，叶弗列莫夫认为“新人”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他在小说中反复强调，社会的命运取决于个体自身，而个体的道德状态又直接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的命运只取决于他们自己，社会成员的道德状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发展成什么样，社会就是什么样。”因此，只有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整个社会才能迈向理想的未来。有学者认为，叶弗列莫夫的“辩证法指的不仅仅是历史的三段论式递演，还有道德的理想状态，即在永恒的矛盾中保持微妙的平衡与和谐，仿若在刀刃上行走而不堕入两旁的深渊”。在一段对话中，达尔提到：“我一贯希望艺术的方向应当在于征服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反映对世界的感受。”画家卡尔特则高喊着同意道：“但是有一个保留条件！就是不仅指外部世界，主要应指人类感情的内心世界、人的培育以及对各种矛盾的理解……”这段对话体现出叶弗列莫夫对人类进步的深刻洞见，即真正的文明发展不仅依赖科技创新，更需要道德精神的同步发展。对此，有学者曾指出，叶弗列莫夫“从精神层面对苏联官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补充”，作家强调社会建设在追求物质进步的同时也应当注重人类精神和道德的提升。由此，追求精神和道德完善的“新人”与苏联当时大力追求经济和科技飞跃的宏大目标形成互补。詹姆逊曾将《仙女座星云》中的共产主义世界描绘为“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冒险向宇宙空间的投射”，但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诸多政策进行调整，以及太空科技热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叶弗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毋宁说是对寻求斯大林时期替代方案的社会诉求的回应，即“具有人的面孔”的共产主义。

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图片源自Bing

对于叶弗列莫夫而言，“新人”不再诞生于革命动荡或阶级斗争，也不再出现在生产车间和集体农庄，而将成长于宇宙空间。在小说中，作家将“新人”塑造成共产主义背景下的宇宙伦理主体和精神载体：“现代的地球人类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它的思想已经超越出银河系本身的疆界，传播到了宇宙中其他星系岛上。”作家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从阶级斗争转变为人与时间的抗争：“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每一个新时期进展得都比前一个时期快。人类驾驭自然界的能力开始以巨人的步伐前进。”在这样的社会中，“新人”不再受限于物资匮乏或社会矛盾，而是致力于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人们最终将战胜时间，或者说战胜空间，掌握在任意时间内跨越任意空间的本领，以统治者的步伐迈向广袤无垠的宇宙空间。”而未来人类的宇宙探索不仅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精神进化的象征。在叶弗列莫夫的笔下，向宇宙拓展是一种“前进运动”，是“必然的发展规律”，探索未知、建立新的宇宙基地，是对后代的责任。小说中的“零场”实验就生动地展现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即个人的选择不再仅仅关乎自身利益，而是对人类整体的进步负责。科学家穆文在试图实现光速飞行的“零场实验”失败后表达了自己对战胜时间的看法：从青年时代起，千百万被神秘时间所征服的无名人士的坟墓，如何引起他自责的感受……如果他不努力在人类和许多近邻世界的全部历史中去实现战胜空间和时间的这一步，不在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树起第一个路标，他是多么于心不甘。由此可见，未来“新人”具有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历史使命感和代际责任感，他们将宇宙探索视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事业。

三、《仙女座星云》中“新人”的科技伦理立场

解冻时期，苏联在太空探索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突破。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在同年将小狗“莱卡”送入太空，使其成为首个进入太空的动物。1959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艘星际探测器“月球1号”，而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又完成了人类首次太空飞行。这些太空成就不仅重新塑造了美苏冷战时期的科技竞赛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仙女座星云》与这一时期积极探索太空的时代精神相呼应。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随着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叶弗列莫夫决定大幅缩短书中“全行星共产主义文明”的实现时间，以呼应当时迅猛发展的航天科技进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苏联时期，《工业经济报》曾批评叶弗列莫夫在《仙女座星云》中宣扬技术官僚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批评脱离叶弗列莫夫本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作立场，忽视了其未来世界中科技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此，曾有学者指出，在苏联文学史上，《仙女座星云》首次严肃地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的图景，生动地展示了苏联时期精确科学的理论问题与唯物主义哲学重要议题的紧密联系。近年来，有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论证，指出叶弗列莫夫致力于构建未来政治体系模型并规划其发展路径，形成了以科技浪漫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组织方案，这一理想社会的浪漫化想象建立在高度理性化的科技基础之上，表现为对崇高目标的浪漫主义追求和对科学手段的理性认知。从上述研究中不难看出，叶弗列莫夫笔下的科学技术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形式出现的，因而不妨将巨环纪元的社会模式称作“共产主义-科技浪漫主义社会”，其特点在于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与“新人”理性思维塑造的同步发展。

左图：首个进入太空的动物小狗“莱卡”，右图：人类历史上第一艘星际探测器“月球1号”，图片源自Bing

叶弗列莫夫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显著特点在于对科技发展的大胆设想。在未来，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实实在在地融入社会生产体系中，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关键力量。小说详细描绘了巨环纪元人类在数学、医学、航天、地理等多个领域取得的科技成就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改造。在数学领域，人类推导出双极数学和阴影函数；在太空探索方面，形象接收机突破通讯壁垒，成功接收到外星文明的图像信息，使人类最终融入宇宙“巨环”。随后，人类借助翻译机器，实现了跨星系交流。在气候与地理领域，人类通过科技手段对地球环境进行了改造，“悬挂于两极上空的人工太阳”和“可供人类呼吸的人工大气层”极大改善了地球生态。此外，人类还削减了第四冰川时期形成的极地冰盖，改变了全球气候，减少了季节性干风，几乎杜绝了飓风等灾害性天气。那时，南极大陆的四分之三冰雪已融化，成为资源富集的矿藏宝库。人们成功修建了贯通南极大陆的螺旋线大铁路，挖掘巨型运河、切开山脉，以此平衡全球水文和气候循环，甚至曾利用介电质永动水泵对亚洲高原的沙漠进行灌溉。在食品生产领域，食品产能提高数倍，人类实现了粮食充足供应，许多新开发的土地变得适宜居住，温暖的内海被用于养殖富含蛋白的水藻。同时，人类还从煤炭中提取各类激素和维生素。小说主人公薇达随身携带的“食饼”便是由易消化的蛋白、糖分，以及混合维生素、激素和提神剂合成的压缩营养品。在医疗领域，生物技术的突破显著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从共同劳动纪元起，我们已能活到一百七十岁，而现在已证明，三百岁也并非极限”。总之，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新人”步入了一个高度发达、资源充裕的共产主义理想世界。

未来“新人”兼具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思维和深厚的人文素养，他们不仅精通科学知识，还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对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形象的塑造始终是苏联科幻文学谱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叶弗列莫夫也不例外。例如，小说中的科学工作者深知自己的职业会缩短寿命，仍然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大多数认真的工作人员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只能活到可能寿命的一半。据我理解，医学无法医治，只好禁止工作。但是谁会为了多活几年而放弃工作呢？”“像外层空间站的工作人员啦，宇航员啦，恒星飞船发动机厂的技术人员啦，当然还有我们。我们活不了正常寿命的一半时间。那有什么办法，但是活得有趣！”这种为人类科学事业献身的人道主义和科技浪漫主义精神融汇在“新人”进化的整体历史过程中。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苏联学者们纷纷开始为控制论“正名”，试图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探讨控制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涵盖社会信息管理、医疗事业和公民健康、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一股控制论热忱，在叶弗列莫夫的笔下得到了生动展现。小说描绘了一系列先进的科技设备，如电子藏书器、存储信息的“记忆装置”、星际语言电子翻译机、自动控制的逻辑机器、立体电视电话机，以及按照有机体生长原理工作的胚胎机等。这些“控制论机器”存在于“新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例如，小说中描绘的一种专门用于木材加工的巨型机器，生动地展现了科技对解放劳动力的重要作用：“在森林黝黑的深处，在舒适的林中空旷地区，隐藏着建筑在金属柱桩上的房屋和蜘蛛样的巨型机器，这些机器可以将八十米长的树干服服帖帖地变成成堆的圆木或板材。”这类自动化机器承担了大量社会必要劳动，使得人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艺术、科学、哲学等创造性活动中。这种人机协作关系展现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超越资本逻辑、以科技促进人类解放的人文主义愿景：科学技术(机器)作为人类的科技义肢，能够“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虽然未来“新人”的工作由“控制论机器人”辅助，但叶弗列莫夫并未将机器塑造为全能的类人生命。在小说中，人类的恒星飞船上安装有负责全部操作过程的“MHY”式小型计算机，但“在操纵室内仍然需要有值班领航员，何况在如此漫长的路程中，飞船不可能完全精确地一直沿着航线飞行”。而当“坦特拉号”宇宙飞船遭遇引力场危险时，电子机器能够感知危险并自动启动发动机，但无法自主决策：“飞船的电脑代替了处于半昏迷状态的主人进行着搏斗。然而电脑没有什么远见，它不能预见复杂的后果，也找不出异常情况下解脱出来的办法。”这一描述表明，尽管计算机可以辅助人类，但最终仍需要人的智慧和决策来应对突发状况。同样，在其他生产工作中，机器也只能为人类分担部分工作，例如在“进行考古挖掘时，机器还不能包揽全部工作，最后阶段的工作还要靠人的双手来完成”。对此，有学者认为，在叶弗列莫夫构建的未来世界中，既不存在对人类本质的根本性重塑，也未涉及自主人工智能的出现，更遑论类似“技术奇点”理论所描绘的那种超越并支配人类理性的人工智能。叶弗列莫夫在人机关系设计中恰恰强调的是机器的辅助性质。这一点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吻合，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机器是人的智力的产物和延伸，机器作为“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在人机关系中，主体只能是人，而机器作为人的创造物，仅能充当客体，人与机器的主客体关系不可颠倒。作为一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特点便是相信人类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这种对人类自身的乐观主义态度深刻影响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深深渗透在叶弗列莫夫对未来“共产主义-科技浪漫主义”社会的构想之中。

换言之，叶弗列莫夫这种乐观构想有其历史成因和时代特色。一方面，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随后的几十年内，苏联科幻创作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人类学乐观主义”传统，也即科技浪漫主义传统，展现出对人类必然进步和借助科学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乐观情绪。这同列宁的电气化计划、原子项目、自然改造项目和宇宙项目密切相关，也与苏联共产党纲领提出来的美好社会愿景密不可分。而叶弗列莫夫作为20世纪20年代成长起来的苏联知识分子，在经历过革命、内战和相对自由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之后，同这一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理想所吸引，为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成就所震撼，在整体上对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持高度信心。《仙女座星云》便是这一情绪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随着后期苏联当局的政策同目标之间的错位，苏联科幻作家们开始对当局描绘的美好未来产生怀疑，但他们质疑的对象并非共产主义理想本身，而是通往该理想的具体建设路径。因此，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伴随着停滞时期的到来，科幻作家们开始对苏联社会建设的道路进行反思，科幻文学中也由此出现了大量探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是否合理、共产主义如何实现，以及文明启蒙是否符合伦理道德等叙事声音。叶弗列莫夫的科幻小说《丑时》就涉及相关探讨。

叶弗列莫夫强调，真正的科幻创作不仅是对前人理念的继承与变奏，更应融入作家本人对现实世界的深入思考和对未来可能性的大胆探索。他认为，科幻作家不应满足于简单重现前人已有的幻想图景和模式，而要致力于探索独特的思想，尝试表达自己对时代的全新见解。《仙女座星云》中的“新人”构想便是这种创作理念的重要体现，承载着复杂的时代意涵，表现出与西方科幻的意识形态论战、对“解冻”浪潮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回应，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文学书写等。在作家后续的文学创作中，“新人”与古希腊精神、神秘主义、瑜伽哲学等思想观念产生了更为紧密的融合，成为对苏联官方“新人”概念精神与道德维度的反思和补充。随后，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在科幻“新人”的构想问题上同叶弗列莫夫产生分歧。但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叶弗列莫夫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立场，而《仙女座星云》的“新人”也成为苏联科幻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理想人物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