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诗，英国利兹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文学与家庭空间。近期发表的论文有“‘Why do we need to know what time it is?’：Queer Temporality and the Gothic Home in Shirley Jackson’s We Have Always Lived in the Castle”（载American Gothic Studies，1.2［2025］）。本文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欧［2022］792）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 雪莉·杰克逊的哥特小说《邪屋》讲述了寻求归属感的艾琳娜受邀前往以灵异现象著称的山庄参与研究，并经历一系列离奇事件的故事。本文从20世纪文化批评与空间批评的视角切入，讨论《邪屋》对哥特小说传统叙事模式的改写。《邪屋》把一个典型的哥特宅邸塑造成兼具恐怖与温暖特质的家宅空间：山庄既是父权制与婚育文化的具象体现，也隐藏颠覆这些秩序的潜能。艾琳娜对山庄从恐惧到依恋的心理变化展现了冷战时期美国单身女性对传统核心家庭理想的偏离与反抗，也揭示了个体在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时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 雪莉·杰克逊 《邪屋》 哥特小说 家庭空间 美国核心家庭

引言

哥特文学研究者查理斯·L.克劳在《美国哥特文学史》的开篇中称：“要理解美国文学和美国这片土地，研究哥特文学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美国人恐惧和禁忌欲望的创造性表达。”作为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惊悚小说家之一，雪莉·杰克逊（1916—1965）在作品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二战后及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的集体焦虑，如日常生活中潜伏的群体性暴力、女性在职场和家庭角色间的挣扎，以及民众对核战争的疑惧等。杰克逊研究者沃尔夫特指出，杰克逊笔下那些紧张不安的女性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中期美国女性的普遍困境：“她们在二战时进入职场，却在战后承受着重返家庭的社会压力”，被迫在个人自由和父权秩序之间艰难斡旋。通过黑色幽默和哥特叙事，杰克逊将看似寻常的家庭空间转化为暗流涌动的危机场域，巧妙呈现了女性在承担家务和育儿负荷之下的复杂情感世界。正因她的作品深入触及战后美国妇女关注的核心议题，琳达·瓦格纳-马丁甚至把20世纪50年代称为“属于杰克逊的十年”。

雪莉·杰克逊与《邪屋》第一版封面，图片来源：Bing

杰克逊的传记作家法兰克林如此概括杰克逊对哥特文学的革新性贡献：她既延续了霍桑、爱伦·坡、亨利·詹姆斯等男性作家的哥特叙事传统，又以女性视角开创性地重构哥特叙事，运用经典意象和主题探索女性复杂的生存境遇。《邪屋》（1959）正是这一开创新叙事的典范。这部小说融合了阴森的宅邸、闹鬼、死亡等经典哥特元素：痴迷于超自然现象研究的蒙太古博士租下因闹鬼传闻而空置许久的山庄，邀请具有“通灵”潜质的人参与调查，其中包括在父亲去世后经历“石头雨”的艾琳娜，自称拥有心灵感应能力的西奥多拉，以及山庄的继承人、浪荡子弟路克。叙述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展开，在逐一介绍人物之后，叙述渐次聚焦艾琳娜的主观体验：由于过去独自承担照顾病母的职责，她渴望冒险和新生活，因此不顾姐姐一家的反对毅然前往山庄；尽管这座宅邸的诡异氛围与不寻常设计令她不安，但随着时间流逝，她渐渐对山庄产生好感甚至留恋不已。同伴们难以理解艾琳娜对山庄的依恋，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失控和癫狂。最终，艾琳娜驱车撞上门前大树，以死亡的方式永远“留在”了山庄。

纵观全文九个章节，艾琳娜与山庄这一哥特家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叙事的核心。与其他访客不同，她与山庄的关系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其一，长年累月的看护工作和对家庭的单向付出使她极度渴望亲密关系和归属感，这为其随后将山庄视作为家园埋下伏笔；其次，正如评论家卡恩指出，山庄把艾琳娜“单独选中作为命定的居住者”；最后，她与山庄的动态关系打破了传统哥特小说的固有模式：不同于多数在哥特家宅中竭力逃离的角色，她并未将山庄视为压抑之地，反而主动与之建立亲密联结。艾琳娜逃出原生家庭转而在山庄寻求庇护的轨迹，折射出20世纪50年代美国边缘群体处境——在婚姻与生育被神圣化为女性天职的语境中，未婚未育的女性试图在压力中寻找出口，“闹鬼宅邸”竟成为获得安慰的替代空间。杰克逊借山庄将冷战时期单一化家庭范式产生的压迫具象化，通过哥特叙事展现了个体对归属感的另类探索。

一、无家者的困境：

艾琳娜对核心家庭的反抗

在小说开篇，杰克逊便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艾琳娜的生存困境。她寄居于姐姐家中，非但未能获得家庭的温暖，反而长期被忽视。在过去十一年里，她受困于照顾年迈母亲的重任：“她不记得自己成年后有过真正的快乐；她与母亲相伴的岁月是围绕着小小的愧疚和小小的责备、持续的疲惫和无尽的绝望而建立起来的。”母亲去世后，她的姐姐嘉莉、姐夫和他们五岁的女儿明妮成为艾琳娜仅剩的亲人，但他们并不顾及她的情感需求。当艾琳娜提出想驾驶自己出资购买的汽车前往山庄时，嘉莉坚称妹妹把车开走后会给家庭造成不便：“试想看明妮生病了？万一我们找不到医生而且需要上医院去呢？”当艾琳娜拒绝时，嘉莉进一步坚持道：“我敢肯定，我正在做母亲认为最好的事情。母亲对我充满信心，当然不会批准我让你到处疯跑，去天晓得哪里，还开着我的车。”在嘉莉看来，妹妹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更像是自己监护下的、没有自主判断力的孩子。通过扮演家长的角色，她试图让艾琳娜将家庭的集体利益置于个人意愿之上。

对艾琳娜而言，前往山庄象征着摆脱当下家庭生活的契机。她回想自己“日复一日地摆好碗筷，硬着头皮洗那些脏兮兮的衣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坚信有一天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而蒙太古博士的邀请正好为她离家提供了理由。然而，嘉莉一家却坚决反对，怀疑蒙太古博士筹划的是“未婚女性不宜参加的野蛮仪式”。嘉莉的反对代表了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核威胁阴霾的笼罩下，家庭生活成为国家与个人稳定的代名词。正如美国历史学者伊莱恩·泰勒·梅所言，“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自给自足的家庭坚守着对安全的承诺，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对富足与自我满足的遥想平台”。以婚姻为基础、子女为中心的核心家庭与郊区住房相结合，构成了当时的理想家庭模式，这种家庭观强调女性扮演“持家者”的角色。大众传媒鼓励适龄女性将生活重心放在家庭，美化并传播母亲和妻子形象，同时给偏离这一标准的群体贴上“不道德”的标签。嘉莉认为艾琳娜理应优先考虑家中的孩子——因为孩子在核心家庭文化中占据绝对中心地位。她对妹妹山庄之行的担忧，也折射出社会对未婚女性潜在越轨行为的约束意图。然而，艾琳娜前往山庄的决定体现了她对这些社会规则的反抗。在早期的小说手稿中有一段艾琳娜的内心独白：“嘉莉希望我结婚，出于一些令人费解的原因。也许她发现自己婚后的生活是如此的糟糕，而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能对我做的坏事。”由此可见，艾琳娜无法理解嘉莉顺从的传统家庭生活，她希望另辟蹊径，寻求新的人生轨迹。终于，在一个清晨，趁姐姐一家仍在熟睡，艾琳娜悄然驾车离去。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离开，更是对核心家庭模式和社会期待的挣脱。

在艾琳娜的想象中，舒适的独居生活取代了夫妻-孩子的核心家庭模式：石狮取代人类成为情感投射对象，自给自足的封闭空间规避了不必要的社会活动，而她和老妪作为被照料者和照料者的关系则是她与母亲之关系的反转。伴随故事的推进，艾琳娜进一步强调自己对私密家园的渴望。在经过一个被夹竹桃树围起来的广场时，她忍不住停下，想象自己是拥有魔力的公主，通过念出神奇的咒语“进入一片旁人无法找到的世外桃源”。随后不久，当路过一个隐藏在花园里的小村舍时，她甚至差点定居下来，因为这个地方既隐秘又安全：“我可以独自生活在这儿，在这片玫瑰花丛后面，不会有人发现我，我会在凉爽的傍晚生火，在自己的壁炉边烤苹果，我会养白猫，我会为伤心的少女调制爱情药水。”通过不断构建自己心中完美的日常生活，艾琳娜逐渐塑造了理想中的自我。她幻想成为会施咒的公主或是能制作魔药的女巫，而这些角色都拥有一个共同点：遗世独立，离群索居，能依靠自身神秘的能力构建出一个远离尘嚣的乌托邦。

二、山庄的召唤：

艾琳娜对另类家庭体验的探索

初到山庄时，艾琳娜感受到强烈的不适和排斥感。站在大门外时，她犹豫再三，不禁反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大门高大又沉重，坚固地镶嵌在穿过树林的石墙上。即使在车上，她也能看到挂锁和铁链，铁链缠绕在铁栅栏上。在门的另一边，她看到路在继续，两边是寂静、黑暗的树林。”当她鼓起勇气打算进入庄园时，看门人达利对她进行盘问阻挠，仿佛她是一个擅闯禁地的入侵者。被放行后，她驱车抵达宅邸，感到自己的手“因紧张变得冰冷，到处摸索着想掏出一根香烟，随即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在体内低语：离开这里，离开”。然而，当艾琳娜踏上通往室内的台阶时，竟感觉山庄“一直在等待她的到来，邪恶且富有耐心地等着她”。这种矛盾的体验预示着她与山庄之间复杂且微妙的关系：表面排斥与深层召唤并存。

随着艾琳娜在山庄居住的日子渐长，最初的不安逐渐被对这个神秘空间的好奇与一探究竟的冲动所取代。如罗伯茨指出，山庄完美地“再现了艾琳娜早期的所有幻想，尽管是以一种哥特的方式”。山庄的防御性——坚固的大门、环绕的森林以及守门人达利——让人联想到她途经的房子：隔绝外界的百叶窗、夹竹桃林，还有守在门外的石狮。艾琳娜坦言爱上了此地的隐秘感：当西奥多拉提出房屋的设计师应该把山庄建在山顶时，她反驳道，“如果它在山顶上，每个人都能看到它了。我赞成把它藏在原处”。在她的幻想里，一个管家般的老妇人负责照顾她的日常起居饮食，确保她的健康。在山庄，这个角色由达利太太担任：她厨艺精湛，能做出美味的蛋奶酥和蜜桃酥。值得注意的是，当艾琳娜和其他伙伴参观山庄的厨房时，她忍不住夸赞：“这厨房很漂亮。但在我母亲家，厨房又黑又窄，做出来的饭菜一点味道和颜色都没有。”通过这一对比，杰克逊暗示了山庄之于艾琳娜的非凡意义：某种程度上，它超越了自己压抑且乏味的原生家庭，为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因此，在山庄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当艾琳娜躺在床上回顾一天的经历时，她感慨道：“真奇怪，这所房子如此可怕，但在许多方面却又如此舒适——柔软的床、宜人的草坪、温暖的炉火、达利太太绝妙的厨艺。”可以说，山庄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宜居之家，却符合艾琳娜对理想家园的设想，成为她成年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既满足了她远离人群的愿望，又提供了物质上的滋养。

然而，山庄最初并非为了满足女性的需求而建造。在研究小组入驻之际，蒙太古博士向其他三人介绍起山庄的历史。蒙太古博士指出，屋子的装潢和室内陈设都与一般规矩平整的建筑不同，因为休·克雷恩“按照自己的想法亲自设计了山庄”，并希望它“能让他的子孙享受舒适和奢侈的生活”，成为自己向公众炫耀的资本。如福柯所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山庄的每一个角落都体现了克雷恩的绝对意志，会客室尤为突出。尽管山庄延续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原则，把会客室划分为“重要的女性空间，用作女性家庭成员的日常阅读、写作、社交之处”，但房间的中心位置却被一尊诡异的大理石雕像占据。众人对雕像主题莫衷一是，西奥多拉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全家福，你们这些傻瓜。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中间那个高个子、没穿衣服——老天爷啊！那是老休，他正在为自己建造了山庄而沾沾自喜，他的两个随从仙女则是他的女儿”。随后，蒙太古博士补充道，雕像“被精心设计并打造”，自山庄竣工之际便摆放在此，且甚得克雷恩的欢心。由此可见，山庄自创立起就被赋予维护与巩固父权秩序的功能，克雷恩自居不可挑战的家庭权威，而这一观念也通过空间布局被具象化。

此处的描写呼应了美国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著名短篇《黄色墙纸》（1892）对育婴室“病态”“几近令人作呕”的呈现。育婴室是子嗣繁衍与家族延续的象征，据19世纪文化研究学者丹吉所述，理想的育婴室应当“明亮、通风良好、令人愉悦，并且足够宽敞能容纳孩子在里面自由地嬉戏玩耍”。然而，山庄的育婴室终年不见天日，墙上动物郁郁无生，仿若困兽，无一不透露出对生命繁衍的拒斥。可见，尽管克雷恩期望山庄见证家族兴盛，育婴室的长期闲置却指向其愿景的落空。

育婴室的颓败与上一任继承人、克雷恩大女儿密切相关。克雷恩小姐“由衷地热爱山庄，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家”，但她终身未婚未育，而是从山庄外的小镇带回一个女孩作伴并度过余生。克雷恩小姐去世后，山庄被这位女伴承袭，这一做法却激怒了克雷恩的小女儿。虽然女伴在法庭上赢得了山庄的合法继承权，她仍不断受到另一位克雷恩小姐的骚扰和来自社会的舆论攻击。最终，不堪忍受的女孩在山庄的塔楼上吊自尽。克雷恩小姐和女孩的生活还凸显了一种超越血缘与婚姻的家庭形态，女性间的相互依存作为维系家庭的力量为未婚女性提供了保护。这一先例深刻影响了艾琳娜，使其相信自己也能够在此获得归属，并将山庄变为自己的家。因此，在小说结尾，当身为山庄继承者的路克和试图扮演专家宣示对山庄所有权的蒙太古博士劝说艾琳娜离开时，她愤然反抗，强调道：“这里的规矩不是他们定的。他们不能把我拒之门外，或嘲笑我，或躲着我；我不会走，山庄是属于我的。”

对艾琳娜而言，山庄不仅让她发现传统家庭以外的生活形态，更解放了她长期被压抑的自我。在进入山庄之前，她的生活几乎被母亲全面占据。她“总得和妈妈呆在一起”，每晚要为母亲朗读“两个小时的爱情小说”，直到对方入睡，她才能独自进行单人跳棋的游戏。这种以照料母亲为中心的生活抑制了她的个性表达。在四人入住山庄的首夜，艾琳娜突然意识到：“我是一个多么完整而独立的个体，拥有只属于我的特质。我讨厌龙虾，我喜欢在睡觉时向左侧卧。我正拿着白兰地酒杯，它是我的，因为我在这里，我在使用它，我在这个房间里拥有一席之地。”这段独白标志着她主体意识的苏醒，也表明山庄为其提供了建构自我认同的空间。

山庄不仅成为艾琳娜探索自我的场所，更推动她勇敢寻求与他人的情感联结。在前往山庄的路上，艾琳娜不断反复吟诵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中的台词“情人相会，旅途终结”，可见她内心对亲密关系十分渴望，山庄正好为她提供了建立情感联系的机会。在抵达山庄的第一天，西奥多拉成为了艾琳娜最依赖的朋友。由于房间彼此相连，二人从相识始就发展出深厚的姐妹情谊：她们一起探索偌大的山庄内部，相约在花园野餐，并如孩童般在房子附近的溪流漫步嬉戏。西奥多拉更是亲昵地把艾琳娜认作自己的表姐妹，她大胆而奔放的性格深深感染了内向的艾琳娜。西奥多拉不仅是玩伴，更像是引导者，帮助艾琳娜尝试新鲜的体验。随后，艾琳娜将西奥多拉视作潜在的伴侣，试图复制克雷恩小姐及其女伴的生活模式。人文地理学家布朗特和道林指出，家“既是物理空间又是情感空间”，由人们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塑造而成。换言之，家是情感与依恋在特定地点的凝聚过程，是个体与空间之间互动所建构出的意义场域。山庄不仅为艾琳娜提供了探索自我的空间，更成为她实践情感依恋、重构“家”的意义的重要场域。

三、杰克逊哥特家宅的悖论性

在小说的中后部分，研究小组在山庄内频繁遭遇超自然现象；屋内的时间仿佛脱离钟表与日历的节律，悖逆自然规律的幻象接连出现。这些现象令艾琳娜不安，却又使她沉醉其间，并由此加深对山庄的情感依赖。这种异常的心理状态与山庄的建筑特征形成对应：蒙太古博士在四人入住时提及，山庄大部分区域“都轻微地向中轴倾斜”，楼梯与门廊均呈现非水平状态，最终“所有的偏差加起来导致了房子整体的扭曲”。山庄偏离中心的布局折射出艾琳娜的认知性倾斜和有限视角，这一类比关系延续了美国哥特文学中建筑作为人物心理隐喻的传统，爱伦·坡《厄舍府的倒塌》（1839）和霍桑《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正是典型例子。杰克逊在创作手记中明确指出，“艾琳娜正是房子本身，艾琳娜完全是扭曲（distorted）的，如同房子一般”。但与坡和霍桑笔下阴森压抑的宅邸不同，杰克逊的山庄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恐怖事件的载体，又是艾琳娜的精神庇护所。当传统哥特故事的主人公竭力逃离恐怖家宅时，艾琳娜却发展出反常的依赖，从山庄中获得安全感，并将山庄视为最终归宿。艾琳娜对山庄的依恋不仅体现出恐惧与依恋如何在扭曲的空间中相互缠绕，更改写了“逃离家宅”的经典哥特叙事范式，成为杰克逊哥特叙事的显著特征。

萨勒姆地区殖民时期“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图片来源Bing

在《邪屋》中，哥特家宅的悖论性在时间维度展现得尤为显著。通过消解线性时间秩序，山庄为艾琳娜提供了抵抗“社会时钟”的避难所。当研究小组众人发现“在山庄，时间在慵懒地流动”时，四人逐渐丧失对日期的感知，且谁都无法确定自己在此居住了多久。西奥多拉提议使用原始的计时方式，例如在木棍上刻记号或是堆放石子，而艾琳娜却将这种时间秩序的瓦解视为解脱，她表示自己“已经无法想象山庄外的世界”。这种差异源于艾琳娜对照顾病母岁月的创伤记忆：“那些浪费了的夏日究竟做了什么？我怎么能如此轻率地度过？我真是太愚蠢了。”文艺理论家哈尔伯斯坦指出，西方主流文化将人一生的发展轨迹想象为从“危险、无序的青春期”迈向“理性、稳定的成年期”的单向渐进过程。这种时间观在青少年与成年、稚嫩与成熟之间设置了等级化的二元对立，并赋予后者更高的价值，迫使个体依序完成社会规定的人生事件。而与世隔绝的山庄却为艾琳娜提供了喘息之地，使她得以享受时间停缓的惬意，让她感受到拒绝主流成长叙事的“愉悦”。

当西奥多拉将野餐幻象视为恐怖现象而逃离时，艾琳娜却“不明白为什么要跑”。通过他人与艾琳娜的反应差异，杰克逊揭示出同一场景如何因主体经验的不同而被赋予相反的情感色彩。对西奥多拉而言，幻象是令人畏惧的超自然侵扰；而对艾琳娜来说，它却是情感慰藉，与她那成年后单调无色、充斥着琐碎家务的日常相比，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画面显得鲜活且温馨。此外，尽管这个场景令人联想到过去住在山庄中的克雷恩一家，它与艾琳娜本人也产生了联系，因为她身上正穿着一件与幻象中孩童相似的红色毛衣。当艾琳娜跟随西奥多拉逃离时，她以为自己“会被野餐垫绊倒，担心会不会踩到那只小狗”，由此可见，她把自己想象成幻境中备受父母关怀的孩童。通过回溯式时间体验，山庄回应了艾琳娜对庇护与安全感的渴望，以及她内心对线性时间和以两性婚姻为归宿的未来的抗拒。

尽管身处客厅，艾琳娜却以近乎全知的感官洞察了山庄的每一个角落。叙事通过多重听觉意象将房屋刻画为和人一样的生命体：门“悄无声息地关上”如肌肉收缩，灰尘的“轻轻飘动”与木材的“逐渐老化”则被赋予了持续代谢的生命特征。艾琳娜对房屋内部微小声响的敏锐感知，标志着她与山庄的精神联结已深入肌理。随后，她甚至听到了来自房子深处的声音，它就像儿童轻快的歌声，仿佛要艾琳娜作出回应：“他们都听不见；她兴奋地想；只有我能听到。”当他人将山庄视作灵异场所时，她却在此体验到被呼唤的亲密感。至此，艾琳娜确信她与山庄的联系达到了全新维度——山庄对她而言不再是恐怖的他者，而是能够回应她、接纳她的存在。

在小说最后一章，通过艾琳娜的视角，杰克逊把哥特家宅的悖论性表现到极致——怪异中夹杂着温馨、欢愉中伴随着恐惧与危险。艾琳娜于深夜悄然离开卧室，注意到“走廊上一片昏暗，仅有夜色隐隐照亮楼梯”；她想，“真有趣，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栋不用担心晚上发出声音的房子，至少没人知道是我在”。恍惚间，她似闻亡母呼唤，敲击房门惊扰众人，并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退回孩童心境，将他人视作“捉迷藏”的同伴；她“紧紧地抓住门把，大笑着，直到眼泪流出来；他们真傻啊，她想，我们多容易就骗到了他们”。当她躲避至山庄塔楼、克雷恩小姐的女伴的殒命之处时，这个被过去死亡阴影笼罩的空间竟呈现出反常的温情：“这里一点儿也不冷，反而带着一种深情的温暖。”杰克逊用隐晦但带有情色意味的措辞暗示了人与屋的融合：“在她脚下，石头地板轻柔地移动着，摩擦着她的脚底，四周柔和的空气触动着她，撩拨着她的头发，飘过她的手指，轻柔的气息吻过她的嘴角。”艾琳娜已把山庄视为欲望的对象，在不断往上攀登的过程中，她意识到塔楼“高高耸立于穿过希尔斯代尔镇的道路上，经过一座鲜花围绕的白房子，经过神奇的夹竹桃，以及那两只石狮子”。此刻，艾琳娜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山庄与早前想象中的家园完美重合，她终于确定这里就是她苦苦寻找的家： “我回家了，她想，我到家了，我到家了。”同时，她欣然发现：“时间现在已经结束了。”在她攀上塔楼平台后，面对众人的劝阻，她才恍然意识到“塔楼的高度让她眩晕”，开始无助地向他人求援。直至路克出手相助，她重返平地，才发现“她刚刚站过的地方是那么得高不可攀”。当蒙太古博士等人询问她攀登塔楼的理由时，她坚持称自己是“要来找本书看”，企图为失控行为寻找合理借口。艾琳娜后知后觉的慌乱表明，她的行为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做出的。然而，她又把自己的夜游经历描绘成一场充满刺激和愉悦的冒险，有时候，她甚至愿意将自主权交给山庄：当山庄因不明原因产生强烈震动，而众人纷纷以为房子因幽灵骚动而濒临倒塌时，艾琳娜曾无助地默念，“我受够了，我要放弃我对自己的所有权，我要放弃自己了，它想要什么都可以”。

结语